为了自由我不后悔 下

在一楼大厅大门口，我看见不停有警车、消防车、救护车、通信车和应急车等车辆往地下停车场里开，京广中心附近的道路上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有很多交警、警察和便衣在执勤，国家对外国领导人尤其是超级大国美国领导人提供的安保待遇超出我之前的想像，为了达到重要外宾在华访问期间万无一失的终极目标可以调动尽可能多的人力物力资源。

这时听到旁边一位年轻警察问道，“美国佬大过年的怎么选这么个破地？折腾我们来这里吹冷风，继续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这些地方不好吗？”一位类似小组长的中年警察一边回复他一边神秘地用手指了指楼上，“上面是美国佬的间谍机构，美国佬来这里和人接头呢。”听到这里，我只有苦笑，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因为接触的信息和立场利益不同，人与人之间的想法和观念会很不一样。

不一会儿，王克勤先生在两位助手的陪伴下从大门走了进来，我上去寒暄，我说“王老师你好，我在2008年读大学的时候听过你的讲座。”当时一位新闻系的学姐毕业之后在北京做记者，她邀请王老师去学校开讲座，那次讲座讲了整整一下午，同学们都听得入神，王老师主要讲述了他在调查记者生涯中遇到的各种压力和困难。

王克勤说，昨天北京警察找他见面，他估计警察是想阻挠他参加此次活动，当天他担心被警察阻拦，没有回家也没有去办公室，住在外面，今天早上直接从外面过来的。恐惧深深地笼罩着这片土地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

一会儿，何志先生来了，负责安检的警察认识他，他带着我和王克勤先生，经过一楼类似机场登机那样极其严格地安检后进入电梯。

最后在会谈场地，共有我、王克勤、马晓霖、王冲四人参与此次讨论，胡舒立女士没有来，原因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参加这样的活动会带来麻烦，容易被打上勾结境外敌对势力及其头目的政治标签。

2010年夏天，我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作为外来进京务工人员，刚来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财经》杂志旗下的财经网当记者，那时胡舒立刚离开《财经》杂志创办《财新》杂志，在工作中有些时候会听见一些年长的同事讲述当年的工作情况，有一次选题会有位领导就说舒立在的时候经常讲《财经》杂志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我走出京广中心28楼的电梯门，通过几位美国亚裔军人的安检后，我在美国中心的座位上坐下，我顿时感觉自己暂时安全了，至少在走出这个门之前人身是安全的，可以自由发言，所以我就马上在网上发文，希望能得到关心互联网自由的网友们提供宝贵意见和建议，把更好更丰富的信息和观点带到活动里。

我在网上发文：感谢美国驻华大使馆的邀请，一会我将和美国国务卿克里先生一起就互联网自由等问题进行交流，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谢谢。不一会就收到了全球各地网友的各种问题。

当天北京也是个雾霾天，通过美国中心的窗户往外看是灰蒙蒙的一大片，看不清楚城区街道的具体样貌，当时还有人在打趣说不知道克里先生是否会戴口罩进来。在活动开始前，工作人员调试好会议桌上的话筒和同声传译耳机，一切准备就绪，大家都在等待克里先生的到来。

上午9点过，克里先生等人抵达会场，和四位博主一一握手简单寒暄，大家都坐下之后，时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莎琪女士开始主持会谈，会议室里有外交官、保镖和媒体记者一共几十人，会谈时外国记者们的摄像机摄影机不停地响，会谈一开始克里先生做了一段简短的谈话，大意是互联网自由很重要，钦佩在自由受限的环境下工作和努力发声的博主们，接着就是博主们轮流提问。

在活动过程中，我看见克里先生西装外套上戴着美国国旗的徽章，想到200多年以来，尤其是二战反德日意法西斯和冷战对抗苏联极权主义以来，许多人类为了自由和正义，反对专制独裁流血流汗甚至付出最宝贵的生命，美国作为实力最强大的老牌民主国家为全球各地争取民主自由的进步人士提供道义上的支持，民主国家数量在过去200多年中也在慢慢变多，德国日本意大利和一些东欧国家现在都已经实现民主化。

不到一个小时谈话结束后，克里先生和大家合影留念。据美国外交官介绍这次活动是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劳工局主办的，时任代理人权助卿泽雅女士也在活动现场，过段时间美国国务院会公布此次活动的对话实录，但后来一直没有公布，可能是考虑保护发言者的人身安全。

有关部门最终还是得到了这次活动的全程对话录音，参加活动时马晓霖坐在我的旁边，我看他一直在用苹果手机录音，其他人有没有录音我不太清楚。后来2014年6月初，我被腾讯解聘不久，警察找到我远在贵阳的父母调查我，妈妈接到电话时听说是警察找她调查我，就紧张得说不出话，以为我又要被抓。

最终在与我家人面对面的谈话过程中提及他们已经掌握此次活动的全程对话内容，他们有点惊讶我在面对外国领导人发言的时候虽然年纪轻轻，却居然不紧张。因为在他们的经验里，如果部长或者更高级别的领导要接见某位基层干部，有关部门要提前精心组织彩排，严格审查发言稿，顺利通过之后才可以去见领导。

活动结束后，我和王克勤、王冲一起坐电梯下楼，一楼大厅已经恢复原来的状态，只有几个人在正常进出，临时设立的安检处和警察便衣已经撤离。我们三人一起坐地铁10号线回家，在路上他们说他们两人的言论都是建设性的。

在惠新西街南口地铁站我就先下车了，到家之后我就去睡觉了，之前几天晚上都没有睡好，尤其是14号晚上，活动的前一天晚上，几乎没有睡着，躺在床上就在想机会越难得，舞台越大，我自己身上的责任就越大。在严酷肃杀的环境下，在公共场合简单直接地说出心里一直很想说但不敢说的话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我这样的平民来说机会很难得，这一生也许不会再有第二次，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和那些没有机会去到现场发声的同胞特别是政治受难者和家属们，我愿意付出代价。

在这样重要的国际场合，如果不能直接坦率地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我自己会后悔一辈子，也配不上自己和同道们所遭受到的种种磨难，更是会被统治者瞧不起，觉得中国人都是贪财怕死之辈。

即便遭受命运巨棒的鞭打，人会变得伤痕累累，但每个人都有资格选择不臣服于命运，和受压迫受束缚的同胞站在一起，拒绝谎言，说出真相，积极抗争，对抗不公不义，守望相助，在绝望中探寻希望，因为有意义地活着才有可能得到最终的解放和救赎。

到了下午，有几位朋友发信息给我，他们看了国外媒体对此次活动的报道，表示有点担心我，我说我暂时还正常的，不用太担心，谢谢关心。

当天晚上和几位好友一起聚餐，吃完饭回到家一直到第二天凌晨2点，时任腾讯网总编陈菊红要求我写一个情况说明，我当晚写了一个简短的介绍发给她，她转给马化腾等腾讯公司总办成员讨论具体怎么处理此事。

2012年6月起，我在腾讯网财经频道当编辑，主要工作是写经济评论和财经新闻，依靠腾讯平台数以亿计的活跃用户，每篇文章有少则几十万人多则近千万人的阅读量。后来有人告诉我，早在2013年底北京公安就找到腾讯网领导说我反对宪法，要限制使用。

2014年2月16日，周日，腾讯网新闻频道值班编辑接到指令:新闻办请各网站查删“美国国务卿克里会晤4名中国网络大V谈‘互联网自由’”的相关报道文章。我以为这事在国内基本也就过去了，后来发现我确实有点天真了。他们在网站值班编辑工作群里开始讨论此事，当时在知春路希格玛大厦腾讯网的办公室里，公司网络是可以不用翻墙直接访问推特、Facebook、Google、YouTube等网站的，他们直接可以在办公电脑上看到外国媒体的相关报道。

2月17日，星期一，参加活动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时任腾讯网财经频道副总监高军说目前我写的财经评论文章需要用其他同事的名义发表，因为原来发布的文章链接上带有我的腾讯微博链接、头像照片以及名字。

与此同时，作为网络编辑值班发布财经新闻时所用的后台工作账号也不能再用我自己的，也需要使用其他同事的，这样，在腾讯网媒的各个平台上我的名字和头像均被“消失”。然后我需要等腾讯公司和有关部门协调出处理结果之后，再对我的工作做调整，不排除让我离开，让我做好心理准备。

2月17日，腾讯微博把我列为敏感词，我的微博帐号虽然还能登录发言，但搜索我的名字已经无法显示结果。相关页面变成“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那段时间在微博上每天都有至少几百个账号留言骂我，印象最深的是它们反复说我是汉奸卖国贼、挟洋自重和应该以叛国罪判我重刑。

2014年至2016年期间，我多次在推特发文邀请来华访问的克里先生在百忙之中抽空到我家里做客，再次交流互联网自由等共同关心的话题。2019年8月我也因为所发推文被抓被关被判刑。即使在坐牢期间，我仍抱著世界能被改变的信念，以道德致胜看起来虽然缓慢，但却是用真实改变世界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