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的由来

译者按:本文章作者是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石川三四郎。如果了解过明治思想史的读者大概不会感到陌生。石川三四郎一生都致力于无政府主义的事业。不论在战前还是战后，都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立场。同时，他在自己的独特经历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独特理论。尽管这也带来了其他同志的非难，但无论如何，石川三四郎在日本无政府主义的地位是举足轻重。因此在这里重新简单介绍石川三四郎的生平是有必要的。

石川三四郎生于1876年5月23日、埼玉県児玉郡山王堂村(現在的埼玉県本庄市山王堂)。本庄小学校高等科毕业后、在茂木虎次郎的劝说下于1890年上京，在茂木和他的友人橋本義三等居住的房子里作为看门人，并居住了大约一年。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之后搬到福田友作的居所，并随着他辞职退出同人社一起回到家乡。同年因为与兄弟的埼玉硫酸事件有关被捕。之后再次上京，寄宿到福田的新家。因为福田家家计贫困，再次归乡，在室田村的小学充当临时教员工作。虽然因赤痢一時归乡、他还是以临时教员的身份工作了两年左右。因为没有通过中等教员鉴定教试，再度上京。1898年在亲朋好友的学费援助下得以到東京法学院入学。

在校期间、通过海老名弾正的本郷教会，接触到基督教、毕业时接受洗礼。1901年7月从東京法学院毕业、放弃高等文官試験、在堺利彦和花井卓蔵的斡旋下加入发行『万朝報』的报社撰写文章。日俄战争爆发前夕，一直主张非战论的《万朝报》一变而为开战论者。因此，内村鉴三、幸德秋水和堺利彦于1903年（明治36年）10月退出该报。11月15日幸德与堺组成平民社，创办《平民新闻》（周刊），主张非战论和社会主义。石川三四郎也加入其中。在『平民新聞』和『直言』等发表过多篇评论。平民社在第1次桂内閣川期间遭受压制、『平民新聞』反复遭到官方禁止售卖。石川、幸徳等人也因此反复遭到罚金和囚禁。1904年11月6日，他在『平民新聞』发表了「小学校教師に告ぐ」，批判国家主義教育。

1905年（明治38年）1月，为庆祝《平民新闻》一周年，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以此契机，幸德等人被逮捕，印刷设备被没收，导致《平民新闻》停刊。在平民社解散后，石川受到木下尚江的邀请，创办了持有基督教社会主义立场的《新纪元》杂志。在这个时期，他与田中正造一同行动，致力于解决足尾铜矿鉱毒事件。这个时候他还撰写了《日本社会主义史》。石川撰写的《日本社会主义史》连同秋水的补充在1907年1月20日至3月24日刊登在《平民新闻》上。

1906年（明治39年）6月，从美国返回的幸德提倡劳工的直接行动，石川停办了《新纪元》与幸德合流，随后在1907年（明治40年）1月，石川与幸德共同强行创办了《日刊・平民新闻》。然而该报仅三个月后便停刊。此外，为阻止日本社会党的分裂，他在第二次大会上加入，并与堺一同被选为干事。

1910年（明治43年）5月，大逆事件期间，因为在事件前在杂志《世界妇人》上发表的文章，他被判禁闭和罚款，留押至7月28日，被释放后再次被拘留并接受家宅搜查，但最终无罪释放。在1911年（明治44年）1月18日，幸德等24人在大审院被判处死刑，石川于同年1月21日，判决执行前三天，在东京监狱与幸德见面。1912年（明治45年）翻译出版了《哲人卡彭特》。徳富芦花为其作序，并介绍了石川本人

石川受到大逆事件的巨大冲击，获得了比利时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前往了欧洲。他在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地与卢克里一家、爱德华·卡彭特等人建立了友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遇到了一些困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回到了日本。

1921年（大正10年）10月，在前往欧洲的船程中，他在箱根丸上结识了侯爵德川义亲。回国后，他在东京电铁田端的崖上的长屋中生活，翻译了《埃利兹·卢克里》和《社会运动史》。这个时期，他被雇佣为徳川的女儿的法语家庭教师。此外，他还在家中开设了法语课，高田渡的父亲高田丰曾一度作为学生参加。

1923年（大正12年）9月，在关东大地震后不久，他被田端警察署拘留，但在德川的帮助下被释放，由于身体虚弱，而且在东京存在危险，他被转移到了北海道八云町的德川农场进行休养。在1924年1月返回东京后，他参与了清浦内阁时期德川的贵族院改革方案的起草。

在大杉栄去世后，他成为日本无政府主义的中心人物之一。1927年（昭和2年）成立了共学社。1929年（昭和4年）创办了杂志《Dynamic》。

石川在満洲事变前后，许多无政府主义者陷入了农本主义等问题中，他尖锐地批评了満洲事变，并坚守了无政府主义的立场。石川将民主翻译为“土民生活”，主张独特的土民生活和思想，强调扎根于大地，理想化农民和合作社自治的生活和社会。然而，他与权力保持一定距离，注重基层自治，这与农本主义不同。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他还进行了东洋史研究，这也是他独特的历史观的一部分。

战败后，他写了《无政府主义宣言》，组织了日本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他主张同情和支持昭和天皇，虽然受到左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谴责，但从石川原本并不属于传统的左翼或右翼范畴，而是一个拥有独特逻辑和思想的人来看，他在战时的抵抗和战后的天皇支持都是基于一贯的独特感性和思想。

一、思想的起源

日本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始于何时，若追溯其思想渊源，将会追溯到相当早的时期。在西方，第一个使用“无政府”一词作为理想社会称号的人是蒲鲁东（1809年-1865年），他后来被誉为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1814年-1876年）未在其运动中使用“无政府主义”一词，而是选择了一个被现代无政府主义者们视为不起眼之辈的名称——“社会民主同盟”。

最初将“无政府共产主义”一词使用起来的人据说是在巴枯宁去世后流亡瑞士的埃利塞·雷克呂斯（Élisée Reclus）（1830年-1905年）（据Nettlan博士所述）。他是一个备受尊敬的无政府主义者。然而，对此人产生巨大影响的是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威廉·戈德温，他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表了《政治正义论》。

在日本，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党的名字受到尊敬和同情，并开始宣传，始于平民社时代。被称为宗教无政府主义者的托尔斯泰以及无政府共产主义巨擘克鲁泡特金的肖像画明信片与马克思和拉萨尔的一同发行，而且同时都得到类似的关注和对待，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态。然而，无论如何，研究会等场合还是会讨论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当时马克思主义被视为主要思想。我在《平民新闻》上发表的《给小学教师的告白》（小學教師に吿ぐ）这篇拙劣的论文时幸德在被起诉，他对这篇文章里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稍有非难。那时，《共产党宣言》被视为最重要的经典，幸德还未完全摆脱马克思的影响。总之，任何思想都没有坚实的现代派别基础。

然而，回顾明治时代的思想史，可以发现无政府主义的平等主义思想相当早就被注入了日本的思想界。大约在明治5年或6年（1872年-1873年）左右就已经试图评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加藤弘之在明治8年开始写作的《国体新論》。虽然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不同，但其基于纯粹的天赋人权说，主张极端的平等主义，在当今甚至不允许介绍其中的段落和句子，表明其强调平等。被认为是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最初文献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于明治10年（1877年）由服部俺翻译，此书加上副楣臣和中村正直等名士的题字或序文，可以想象其在日本的引介具有重要性。尾崎行雄于明治10年（1877年）翻译了斯宾塞的《社会静态学》，并以《権理提綱》为名出版。这本书是西方无政府主义者喜欢引用的著作。斯宾塞的著作于明治14年（1881年）再次由松岛刚翻译为《社会平权论》，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也于明治15年（1882年）以《民约译解》为名由中江兆民先生翻译并公开发表。这些书籍是当时大量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著作中的代表，当时这些著作零散地引入了日本的思想界。

二、東洋社會黨

这样的思想倾向在社会中蔓延开来，一个名为“东洋社会党”的团体在九州岛原崛起。阅读其纲领，不仅令人感到有趣，更是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它公然展示了纯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然而，虽然有些人可能批评其过于空想、不科学，但与今日在各个领域暴露无耻、毫无羞耻之处的各种无产阶级政党相比，或许我们无法体会这些思想是多么原始和纯粹。

接下来我将一一介绍当时青年变革者们的意气和思想，以及他们建党的情景和其纲领。（引自《日本社会主义史》（平民新闻））：东洋社会党是由日本人樽井藤吉、赤松泰助等人发起，在肥前岛原兴起。明治十五年（1882年）五月二十五日，在该地的江东寺召开了一次会议。几百名出席者意气风发，就党名进行激烈争论，有人提议成立"立宪急进党"，有人主张取名为"突飞党"，议论纷纷。最终，通过了原案的党名“东洋社会党”，随后确立了党则。如下所述（以下显示原文加粗）：

第一章　綱領

第一條    我党以道德为言行的准则。

第二條　我党主张平等。

第三條　我党以社会公众的最大福利为目标。

第二章　手段

第四條　我党应该通过解释纲领的主旨来进行游说和演讲等活动。

第五條　我党应该发行平易的日文杂志和中文杂志，努力把我们的主张宣传到中国和朝鲜地区。

第三章盟約

第六條 我们的党员应相互宣誓如下：我与诸君团结在这个社会党，共同实现我们党的目标。诸君与我一同加入这个社会党，并不是因为我吸引了你们，也不是因为我引导了你们。而是因为诸君的道义心与我道义心相合，我们共同协力成为一个整体。诸君编制了我党的规章制度，这是我内心深处所铭记的。也就是说，这些党规是我与你们参与制定的。诸君啊，这些党规是我表达精神的公示，因此，我发誓要遵守这些党规，不受他人的毁誉所束缚。我还要努力与富有道义精神的人建立亲和关系，让我们的党变得更加伟大。我要以亲和作为扩展我们党的宗旨，决不寻求敌对的言行。

然而，即使在亿万兄弟中，如果有人妨碍我们的党，我愿意以自己的身体捍卫我们的党。我将我自己交托给东洋社会党，也就是将我自己交给了诸君。这也是对道义的交托。我不能通过意志控制我的（原文省略）。我所奉行的是唯一的道义，道义也不受我意志的控制。我的精神即是道义。我发誓将其铭记在心，并向诸君展示。

第四章 組織

第七條 我党定名为东洋社会党

第八條 我们的党是一个心心相印的团体，不使用会长或创立者等称号

第九條我们的党是影响整个社会的组织，因此不设立总部和支部。仅出于方便的考虑，可能会附加“东洋社会党”何国何郡部等的名称。

第十條 我们的党有时可能在各地召开集会，但必须事先在前一次会议上预约开会的事宜。

第十一條 会议入费由出席者自行负担。

虽然名称为『社會黨』（社会党），但其精神实际上是纯粹的无政府主义。它明确宣称了类似于戈德温和蒲鲁东思想的原则，如以道德作为行为准则，主张平等，以社会公众的最大福利为目标。在其盟约中，强调不会谁引导谁，而是相信大家的道义心和自己的道义心相互协调合作。在"組織"章节中，明确表示不使用会长或创立者等特定名称，也不设立总部和支部，这明确表明了自由联合主义的观点。

而且，在添加了“努力把我们的主张宣传到中国和朝鲜地区。”的内容中，是不是也表现了国际主义的思想呢？在盟约中宣誓“如果有人妨碍我们的党，我愿意以自己的身体捍卫我们的党。”仿佛就跟读了巴枯宁的《革命道义》（？）一样。

更进一步地，“我所奉行的是唯一的道义，道义也不受我意志的控制。我的精神即是道义。”仿佛就像麦克斯·施蒂纳在其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写道的：“真理、自由、人道和正义，除了要求你们振奋精神并为它们效劳外，还要求其他什么吗?”（《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 第4页）“当你相信真理的时候，你不再相信自己。你成为一种奴隶。你成为一个中迷者。只有你自己才是真理。事实上，你高于真理。”（？）的那样。

虽然不清楚樽井藤吉、赤松泰助等是否阅读过施蒂纳、蒲鲁东或戈德温的著作，但可以想象，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运动的论述已经与其他社会思想混合在一起，渗透到了日本的思想界中。

有关『東洋社會黨』的内容，这里引用了木村毅先生在《日本社會主義史》（社會問題講座）一书。据其记载，山路愛山氏和吉野作造氏对该党的看法与笔者的观点有所不同。引用了关于山路氏的段落，内容如下：

“在世上，有披着羊皮的狼，也有穿着狼皮的羊。如说起类似东洋社會黨这样的名字，名字听起来可能有些可怕，但实际上它只是一种和平主义者，这是当时三十三四岁的壮年樽井藤吉提出的构想，他只是一个穿着狼皮的羊罢了。”（《独立評論》明治四十一年五月号）

山路氏在这方面的漫谈表现出了相当缺乏理解和错误的。把樽井先生说成是一位“只是一种和平主义者”，而并非社会党等人物等等的此类言论，甚至从一般无知的人的角度来看，山路爱山等人也必须被认为是过于不了解情况的人。比起社会党，世界上认为更为可怕的无政府党的创始人是什么样的人？

巴枯宁起初，克鲁泡特金和雷克吕斯等人，实际上都是稳和亲切的理想家。巴枯宁虽然是"总破坏"的宣传者，但徒劳的暴言和暴行在他看来是不可取的。他的"总破坏"指的是对宗教教条、道德教条、传统专制政治、阶级经济结构等的彻底破坏，主要涉及思想层面。克鲁泡特金在谈到关于汝拉同盟的回忆时提到了巴枯宁，他说：米歇尔（巴枯宁的小名）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谈话中。然而，这并不是作为领袖的名字，即作为法律化了其人意见的领袖的名字，而是作为同僚之间以友好的心态，用爱来谈论的个人朋友的名字，他们常常提到他的名字。巴枯宁的影响，与他的道德人格相比，他的知识权威的影响非常少，这是我最感动的地方。也许在谈论无政府主义或汝拉同盟的态度时，我从未用过'巴枯宁这样说过'之类的措辞，仿佛以此来解决问题。”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理解巴枯宁是多么温和的人。此外，克鲁泡特金和雷克吕斯的情况更加值得一提，他们曾听取过社会学权威德·格勒夫博士（博士是这两位的亲近朋友）的意见。博士曾说过：“正是依靠着这两位（指克鲁泡特金和雷克吕斯），即最和平、最人道的、甚至不容许一点暴力行为的这两位，无政府主义的教理得以发展。实际上，这两位在我一生中的相识中，是我所遇到的极端友善的人。阅读他们的合著，聆听他们的言语，会让人感觉自己正在变成善良的人。这实际上是基于他们对大自然的深厚热爱，尤其是对人类的天性和尊严，以及对整个人类（甚至是最堕落的人）的深切关爱而产生的。”(de Greef—-Eloges d’Elisee Reclus --p•33)正因为这些充满人类友爱的人，才能够活出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吧。虽然并非在比较樽井氏和雷克吕斯等人，但作为和平理想家的樽井藤吉怀抱无政府社会思想，确实是理所当然的，毫不令人难以置信。

此外，吉野作造先生说过：“今天所谓的社会主义不仅一点气味也没有，而且完全没有政治色彩。虽然名称表明志向遍及东洋全体，但更像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团体，不应该被视为其他。”“更准确地说，应该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 ”（引自《新旧时代》）

虽然我们不能确定横井是否后来成为了国家社会主义者，但东洋社会党纲领中所表现的思想与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相去甚远，正如之前所述，它更接近于纯粹的无政府主义。根据吉野先生的记述，“樽井氏是大和国的人，出生在木材商的家庭，没有接受正式的教育，但却是一个富有独创性的天才，能够深思熟虑。... 他并不是受到西方社会主义的影响。之前他曾去上海游玩，并与一位传教士会面，像往常一样谈论了他的抱负。传教士告诉他，这是西方所谓的社会主义主张，于是他才决定在自己的运动中采用这个名称。”尽管没有确凿的记录表明他们从何处学到了将“社會黨”翻译为社会党，但考虑到当时日本的思想氛围，他们是否受到了卢梭（Rousseau）或斯宾塞（Spencer）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目前尚无法确定。然而，可以合理推测，他们可能受到了当时流行的一些西方思想家的影响，尤其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从而在选择翻译名称时受到了一定的启发。

在明治十五年，有三种关于俄国虚无党的翻译书出版，但他是否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它们的影响呢？无论多么富有创造力的天才，也需要受到先前的天才的影响或启发，才能开始发展自己的思想。从"东洋社会党"的纲领来看，明显可见它并不是仿照西方的社会党而制定的。它恰恰深入贯彻了最理想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我将这个《东洋社会党的纲领组织》作为日本最重要的无政府主义文献之一，在明治四十年的《（日刊）平民新闻》中引用于《日本社会主义史》一书中，而今天对此的确认更加坚定了这一观点。当时，在欧美诸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尚未兴起，相反，在俄罗斯发生了所谓的虚无党运动，而在西欧则出现了巴枯宁派国际主义的运动，这是一个猛烈的时代。法国里昂爆发了大规模的疑狱（案情不明、证据不充分、一时难于判决的案件），克鲁泡特金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被判重刑；美国芝加哥爆发了罢工，五名无政府主义者被判处死刑；俄罗斯的亚历山大三世被炸弹杀害，这些都是当时发生的事件，成为了在欧美国家传播的事件。

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在当时热切追求欧美事务和知识，对自由权利运动充满热情的日本志士和年轻人中传播开来，他们的血液因此沸腾，这一点我们现在可以轻易地想象得到。

三、民友社

东洋社会党在成立的同时就被禁止，因此可以说对日本的思想界影响不大，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了解这些思想已经在日本社会中萌发的事实，对于认识历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在日本社会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业发生了。那就是创办了杂志《国民之友》的民友社所从事的事业。

民友社是在明治二十年（1887年）由德富蘇峰创立的，而《国民の友》从第一期开始就刊载了亨利·乔治的文章，并广泛传播了“社会主义”的文字和思想。有时连载讨论俄国虚无党的文章，有时报道欧洲社会党五月一日运动的实况，有时提及国际社会党大会的通信，仿佛是在看社会党的机关刊物一样。特别是当时在中江兆民门下学习的学生，此时也在法国巴黎的酒井雄三郎，在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七月为同志所赠送的题为《五月一日的社会党》的通信，无疑是关于欧洲最早的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运动的报道。在那个时候，法国无政府主义女神Louise Michel。（路易丝·米歇尔）等人的活动也在进行中。民友社不仅仅通过杂志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还通过发行单行本宣传。比如出版了Edward Carpenter（爱德华·卡彭特）的著作《Civilisation: its cause and cure》的译本，标题为《文明的弊及救治策》。此外他们还出版了一本名为《现时之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卡彭特的思想是卢梭式的自然思想，进一步深化为无政府且共产的社会思想，具有更为深刻的哲学洞察力。这本书在日本被翻译出版的时间很早，相对于英国出版原书来说并没有很长的时间间隔，我认为间隔可能不到一年。

西洋思想如何迅速地传入日本，现在看来令人惊讶。在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十二月，日本首次召开了国会。在当时，甚至更早，传闻有人将携带炸弹进入议事堂。当时，法国巴黎发生了无政府主义青年布耶的事件，他在议会投掷炸弹，导致许多人伤亡，这一事件传到日本后引发了担忧，担心会有模仿者出现。或许是由于这种传闻，才引发了一些骚动。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年，身处自由党志士等人进出的家中，听到这样的谈论，尽管还是个孩子，但也感到很兴奋。

四、平民社時代

然而，社会问题和劳工问题逐渐开始在先觉者之间进行讨论。但是，思想的倾向更加温和与实际，不再像过去那样出现纯粹的思想运动。在明治三十年（1897年）的《太阳》杂志上，昔日东洋社会党的创立者樽井藤吉发表了题为《国有银行论》等文章，这也可看出情况。日清战争之后，由于经济急剧变化，社会问题变得尖锐，劳工运动开始兴起，但这只是极为渐进的改良主义。于是，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并在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开始出版了週刊平民新聞。平民新闻的发行机构——平民社的成员当时仍然聚集在广泛的社会主义思想下。而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团体显得相当杂乱。

之后，他们对日俄战争的反战立场，表现出了和平主义的姿态，这样做得到了托尔斯泰和其他基督徒的同情，这具有重大意义。托尔斯泰的反战主张通过平民新闻刊登，能够窥见当时的情况。其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著名的人物被介绍的同时，克鲁泡特金和威廉·莫里斯等人他们以深切钦佩也得以介绍，这种情况在当时也是很有影响力的。莫里斯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著作《News from Nowhere》和国家社会主义者贝拉米的《Looking Backward》都曾经由堺枯川翻译成日文。

幸德的笔下，撰写了拉萨尔（费迪南德·拉萨尔）的传记，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似乎有点奇怪。尽管平民社存在这样的情况，但在其社员中也有像久津见版村这样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久津见氏曾多次与平民社的年轻成员进行关于个人无政府主义的讨论，他的思想很可能承袭了施蒂那（Max Stirner）或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思想传统。他曾经在某个时候给平民新闻投稿一篇文章，在其中说道：

“（前略）... 我的理想，可能会比诸君理想的世界更加幸福，甚至比现实更加美好... 我希望每个个体都能达到一种状态，即所有人都拥有完全的自由。”

“我确实怀抱着这个理想看待现在。今天处于一个介于动物和我理想中的个体之间徘徊的半人半兽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战斗的世界。因此，我不得不在这个半人半兽的状态上寻求我完全的自由。也就是说，我要发挥我的力量与其他半人半兽们战斗，努力获得我完全的自由。如果可能的话，我将成为英雄。如果有能力的话，我将成为富豪。如果不行的话，我会以一管笔来嘲笑这个世界，过着超然冷静的生活。即使在战斗中失败，也宁愿饿死而不怨恨。然而，我不愿意满足于社会所称的公平分配，而在我完全自由的发展上停滞不前。”

虽然尼采的思想在这之前就被诸如戸张竹风等人介绍过，但像蕨村这样彻底并不多见。岩野泡嗚成为半兽主义的倡导者则是之后的事。蕨村的著作《无政府主义》是当时的作品，作为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想史的文献，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这之前几年，烟山专太郎先生的优秀著作《近世无政府主义》已经出版，但烟山先生可能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的名著今日已经绝版了。

平民社解散后，我在木下尚江和安部磯雄两位先生的领导下经营着"新纪元社"。当时，我在杂志《新纪元》上发表了针对由堺利彦等人组织的"日本社会党"（1906年2月成立）的相当长的批评。我并没有明确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反而更多地是从我的宗教心态来看待政党。对我来说，我今天仍然持有与之相同的观点，实际上，我现在也在对各种工人政党使用相同的批评方法。标题是《与堺兄讨论政党》。那时虽然尚未实行普选制度，也没有议会运动，但我认为政党组织的心理状态与今天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我在下边摘录了我一小部分的文章。

“堺兄足下，我在接受您的建议时，如同与您谈论。以政党作为社会改革手段并不如你所认为的那么重要，特别是在革命主义运动方面，常常会带来危害，很少能够产生有益的作用。”

“想来，政党并非是振兴人民中的改革活力的道路，而更像是已经振兴起来的人心的一种调和和统合的手段。实际上，改革的活力并非仅仅依靠党的议会代表的决议而产生，也不仅仅是由于党员的众多而产生的真正活力。实际上，鼓吹改革的活力只存在于点燃人民内心的新的火种中，而点燃这个火种就是宣扬，宣传通过言论、通过行动进行，这就是宣扬......”今天来看，可以说“仅仅因为多数投票而产生的活力，并非真正的革命的活力”。单纯追求多数投票时，政党会陷入堕落。”

“堺兄足下，我愿意大胆尝试与兄长们一起讨论你们一直提倡的'革命'与政党的关系。我认为，今天所谓的政党无法真正实施'革命'，我无法想象这一点。因为'革命'不是预言，也不是示威活动，而是直接的实践，行动，存在于政治上，涉及现存政治组织的颠覆...”

“大兄应该也会有同感，革命是一项稍显苛刻的事业，是坚定的、有男子气概的行动。如果一个男子对革命充满憧憬，却将精力花在世俗的小手段如政党运动上，那将是难以忍受的。政党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革命，但政党的运动常常以形式化的多数决定为基础，生气勃勃地，在一声惊雷间完成天翻地覆的雄图，这种情形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

“稍微回顾政党的发展，实际上政党往往反而镇压革命，而革命则反过来引发政党的纷乱。根据我心中隐约的记忆，近代政治制度的起源在英国，可能是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那个时候，正是宗教革命逐渐缓和的时期，政党似乎在激发更多争执，但实际上却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缓和。更进一步看法国革命，政治运动反而为革命带来混乱，而个人的活动却在其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中略』

“堺兄足下，我希望进一步深入讨论你们的政党运动，你们在政党纲领中宣明了应该在'国法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我认为这是因为你们担心政府和世人会认为他们的政党是革命党。作为政党主义，固然有一点应该受到批评的地方，但我并不否认这一点。然而，如果能够在国法范围内逐步前进，我们应该不会看到你们的日本社会党与山路等人的国家社会党分离和对立的理由，至少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上，合作是没有不便的。”（明治三十九年 1906年）

怀有宗教情感，渴望社会改革的我，并不对世界上的政治运动或政党运动产生兴趣。另外，在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讨论的阶级斗争理论方面，我在『新纪元』杂志上主张一种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不同的阶级斗争观点。

五、 幸德秋水的思想變化

第一平民社解散后不久，幸徳秋水于明治三十八（1905年）年十一月前往美国。他以旧金山为中心，在美国努力向当地日本人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特别在奥克兰成立了"社会革命党"。然而，幸徳在隔年夏季回国后，他的社会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之前的混乱状态中脱离出来，变得更加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在明治四十年（1907年）二月五日的《日刊平民新闻》上，幸徳亲自发表了一篇名为《我的思想变化》的长文，其中内容如下：

“我要坦白地承认，我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手段和方针的意见自从前年入狱时稍有变化，特别是去年的旅行之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现在回顾几年前，我感觉自己几乎像是另一个人。......我要坦白地告诉大家：'通过普选和议会政策无法真正实现社会革命的目标。要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除了依靠团结起来的劳动者直接的行动之外别无他法。我当前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如此。......”

"现时的议员如果加入社会党，有人说他们都会变得真诚，因为他们都是真心诚意的，不会违背民意。确实，如今日本的社会主义者都是真诚的。......但是一旦社会主义势力壮大，获得选举中的多数席位时，那时标榜社会主义参选的候选人必然不再是今天这些真诚的人，实际上为了自己的名誉、权力、利益，甚至只是为了争取一个议席，心怀不轨的政客会加入社会党。因此，许多当选者将是最富有的、铁面冷血的、擅长赢得人气的人。......"

“退一步说，假设在普选下，选举确实公平进行，适当的议员被选出来，而这些议员总是真诚地代表民意，那么这样做是否能够让我们实施社会主义呢？马克思的国家，拉萨尔的国家（原文就是如此：マルクスの國たり、ラサールの國たる獨逸）——德国在普选下最初只选出两位同志，之后经过三十多年才增加到八十一人，这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艰苦斗争，结果仅因为一纸解散令就毁于一旦，看来多数投票者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啊。”

“宪法会被中止，普通选举权会被剥夺，议会会被解散，当社会力量在议会中不受约束时，专横的权力阶级必然会采取断然行动。德国就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唯一的选择就是劳动者的直接行动。然而，劳动阶级平时不注重自身的团结训练，因此不能立即采取直接行动，……”

“欧洲的社会党中，大多数人厌倦了议会的无益表现。大陆国家的社会党与劳动阶级一直存在着分歧。……劳动阶级追求的是‘获取面包’，而不是政权。不是法律，而是食物。所以对人民来说，议会几乎没有什么用处。……”（省略）

“诸位同志们，出于以上的理由，我认为我们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未来应当停止采取议会政策，而应当以团结劳工的直接行动作为手段和方针。”

幸徳秋水怀着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变化思想参加了日本社会党大会，与主张议会政策的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大会最终达成了承认双方观点的妥协决议（直接行动派和议会政策派）。然而，由于这一结果，日本社会党立即被解散（1907年2月，日本社会党被取缔）。随后社会主义者之间爆发了各种争端，彼此进行恶言相向和诽谤，导致了分裂的局面。幸徳秋水称病回到了他的家乡土佐，并专心翻译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

在此之前，由于日刊平民报的文章问题，我被判刑入狱一年多。我在监狱里的一部作品《虚无之灵光》虽然被我出狱后立即出版，但还在印刷厂里的时候就被全部没收，出版资金也被禁止了。在我在巢鴨监狱的时候，大杉荣等人似乎倾向于无政府主义。这可以从明治41年（1908年）6月，我发起并在神田锦辉馆举办山口义三的出狱庆祝会时，大杉荣、荒畑寒村等人带来了挂着"无政府共产"字样的红旗来装饰会场就可以看出。所谓的"赤旗事件"就是在试图挂起这面红旗并在街头游行时与警察队发生冲突，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在这次事件中，堺、大杉、山川、荒畑等人被拘捕入狱，而我也因为另一起违反新闻法的事件被入狱，暂时关押在千叶监狱。幸徳秋水等人的"大逆事件"也是在这段时间发生的。我刑满释放后不久就遭到家居搜查，同时被警视厅传唤接受整夜审讯，但最终未被起诉。在这次"大逆事件"中，有24人被连坐，其中12人在明治44年1月（1911年）被执行死刑，另外12人被判无期徒刑。

被执行死刑的人包括：幸德传次郎、奥宫健之、森近运平、内山愚堂、大石诚之助、松尾卯一太、古川力作、宫下太吉、成石平四郎、新村忠雄、新见一郎、菅野须贺。

获得减刑特权的人包括：高木显明、飞松与次郎、坂本清马、崎久保誓一、冈木颍一郎、武田九平、三浦安太郎、冈村寅松、小松丑松、佐佐木道元、峰尾节堂、成石勘四郎。

自幸德等大逆事件发生以来，政府对于我们社会运动者的压迫变得极其严酷。甚至一般社会中的不理解之人也开始将我们视为毒蛇蝎子般的存在。在此事件发生两年后，我离开了日本，展开了漫长的流浪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