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2014年9月，英国著名苏俄史学者、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教授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出版于2007年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以下简称《耳语者》）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理想国译丛”中的一种被引进国内，引发知识界的强烈关注。

因为这部书“所关注的正是最为广泛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在心灵，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时期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著作。”所以，早在它的中文版出版之前，国内已有徐贲《邂逅口述史，发掘口述史：苏联的人民记忆》（载《读书》2009年第1期）和余敏玲《斯大林政权下的私领域》（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4 期）两篇书评对其进行介绍，而且基本都是正面评价，肯定费吉斯在史料收集和保存记忆方面所做的学术贡献。

今天又读到了郭于华教授的书评《极权统治的民情基础》,推荐给诸位书友。

极权统治的民情基础：读《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郭于华

郭于华

这是一部特定时期私人生活的记录，许多个人和一个又一个家庭的经历以故事方式呈现出来；这是一部斯大林时代的口述历史，作者成为各样普通人讲述的收集者、记录者和研究者。近五百位受访人成为讲述的主体，他们看似琐碎微小的讲述如涓涓细水汇成那一特定时代宏大叙事的洪流。

讲述曾经的过往，并非轻而易举或自然而然，原因是讲述作为人的表达行为、也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从来受到权力的干预和控制，在极权统治下更是受到严酷的钳制。正如一位讲述者所说：“我们从小就学会了闭嘴，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另一位讲述者则追忆道：“经过3年的逃亡生活，我和姐姐已习惯于沉默不言，不会说话，只会耳语。”（p120）恐怖统治造成的持续性恶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个沉默而顺从的民族——人们学会了缄口不谈自己的过去，至爱亲朋之间也不谈；孩子从小就受到教诲，避免祸从口出。整个苏维埃社会全由耳语者们组成。不难想象，要在死亡和发声之间做出选择，沉默者和耳语者遂成为国民的绝大多数。

在斯大林时代，人们不仅不敢交谈，更很少有人会冒死亡或流放、劳改的风险留下文字记录，书信、私人日记等当然也难以存在。甚至为了生存，人们对所经历的一切不是选择记住，而是宁可遗忘或者有意涂抹遮掩，比如隐瞒出身、改变简历，夫妻之间相互回避家庭历史等等。正因为如此，在那个时代成为过去之时，相关历史材料的搜集，特别是口述历史的访谈、记录、整理、分析才尤为重要和具有社会学研究的价值。

一、大恐怖与大恐惧

据有关统计，斯大林统治下的1928年到1953年，约有2500万人受到苏维埃政权的迫害，约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苏联总人口估计为2亿，这意味着平均每1.5户家庭即有1人！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死于饥荒和战争的。“他们的人生遭遇到惊心动魄的摧残”（p4-5）。枪决、酷刑、流放、劳改、剥夺财产和株连家人成为家常便饭；无论党内党外，无论老弱妇孺，无论精英平民……迫害是普遍的。

作者辟专章呈现了大恐怖（1937—1938）年代苏联的政治生态，恐怖成为大规模、持续的社会氛围。作者描述到，对不同政见的反斯大林派别进行清洗是大恐怖的主要理由；面对大规模的抓捕和处决，在普遍性的恐惧中，布尔什维克精英们似乎显得更为消极被动。他们中的大多数接受党在思想上的灌输，他们有着向党证明自己清白的深层次渴望，因而很容易放弃任何试图抵制的想法（256）。这或许是被成功改造的表征？显而易见，恐怖是改变其心智的主要原因。相形之下，一些“没有文化”的普通人反而更明白。

无论如何，所有人在大恐怖之下都须学会沉默和耳语。“因为嘴快而受害”的教训太多了，所以必须学会“保持沉默”和“窃窃私语”。家庭逐渐生成了谈话的特殊规则：运用迂回的语言；以暗示的方式来表述想法和意见；让孩子管住嘴和保持“不知道”。逐渐地人们丧失了讲真话的能力——“社会正在变成一个耳语者的社会”（267-270）。

“耳语者的社会”形成的机制值得分析。

首先，在恐怖弥漫中，通过意识形态灌输，人们普遍接受了“人民公敌”思维：任何人，无论至爱亲朋，还是同事战友，甚至老革命、老领导都有可能是人民公敌。这种阶级斗争思维导致了人们对敌友的判断并不基于事实，其做过什么，说了什么，与自己的关系如何都不是依据，而唯党和领袖马首是瞻。即使有人怀疑是冤假错案，那也肯定是下面的人弄错了，而最高统帅是永远、绝对正确的因而不可质疑。

如此，家庭里、社会中必然是亲情丧失、友情疏离，子女背弃家庭，亲子关系断裂，夫妻情感沦丧，朋友情意不存；其突出表现就是举报人无处、无时不在，所有人都有可能举报他人，所有人也都有可能被举报。作者在开始就说明了“耳语者”所包含的两种含义：一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私语的人；二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人。举报（告密）行为也来自不同的心理动机：有自愿举报和非自愿举报之分；前者是希冀得到奖赏得到好处或公报私仇，后者则往往是受到威胁，出于自身安全而不得以为之。举报是迫使所有人作恶的机制，不仅会使有良心者受到内心的折磨，而且使举报者在作恶过程中日渐丧失良心。很多人会背离人之常情而宁愿相信：举报是爱国行为和爱国义务（276）。此种行为会污染所有的心灵，让所有人手上沾血，在大恐怖中变得冷漠麻木，这是对人性的泯灭，也是极权统治最为污浊和邪恶之处。正如经历者事后反思到的，“让我们直面那个时代吧，你不能原谅的，不但有斯大林，还有你自己。也许你什么错事也没做，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但你已经习惯于邪恶。……当你周围的人被枪决、打死或突然销声匿迹时，你却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281）

进而，在个性和人性丧失的同时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也在失去，取而代之的是党性、阶级性、集体性。互不信任蔓延至整个社会：亲人互不信任、相互离弃甚至相互揭发，人们似乎只相信国家是公正的（318），国家所为是合理的，于是被捕和被杀不依据证据，被捕和被杀本身成为罪证。虽然也存在相信自己的亲人、寻找和救助家人、亲属的情况，但通常发生在那些成长于斯大林时代之前的祖父母一代人当中。（340-350）

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党性与阶级性对人性的取代影响了不止一代人的行为与思想。比如，青年人要加入组织，因为“我再次感到，自己从属于一个庞大的我们”（365）；尤其对那些出身不好的年轻人，加入共青团象征了从“人民公敌”的孩子到“苏维埃公民”的过渡——这成为“普遍的生存策略”。入党更是如此，对许多积极入党的人而言，并不一定相信它的意识形态，而是出于非常现实的考量，比如想转移他人的猜疑，既保护自己的家庭，也有助于自己的职业生涯，期待一个较安全较好的前景。于是，许多人过着“双重生活”；更有许多受害者仍然无比热爱着施害的政权。一个家庭被驱赶的富农孩子的话很有代表性：“相信斯大林的正义，使我们更容易接受处罚，并带走我们的恐惧”。

当所有人必须在放弃生命和放弃良知之间做出选择，即选择死亡还是选择无耻时，其实是无可选择。

二、重塑心灵与重构社会

极权统治对人心和民情的治理除了以强制和暴力造成政治恐怖氛围，还必然诉诸于人们的头脑，即通过意识形态灌输改变人们对常识常理的认知和传统宗教信仰，以达到被统治者精神上的服膺。这种改造与统治是全方位的，从经济生活到社会生活，到私人空间乃至人们的精神世界，无所不至，无远弗界。

1、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哪怕是有限的）经济，以暴力方式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奠定极权统治经济基础的必由之路。1930年中央计划配额要剥夺的富农家庭达100万（约600万人口）；后又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提高到所有农户的3%至5%；而在各地具体执行时为迎合上级还故意超额。[1]人们描述了集体化这一苏维埃历史上巨大的转折点：在农庄集体化运动中，“富农”被捕劳改，全家被驱逐流放，所有财物被充公，常常只给被驱逐家庭一小时收拾长途旅行的行装，只允许带少量衣物；当他们扶老携幼离开家乡时，没人走近，没人告别，因为人们心存恐惧。这些被驱赶到“特殊居住地”富农们在恶劣环境中大规模死去，1931至1932年的冬季死去的就有几十万人；许多人去往古拉格劳改营并从此销声匿迹。

驱逐了富农的村子则挂上红旗，表示已经集体化：作为村庄公共空间的古老的教堂被推倒，拆下的木材挪作他用，大钟被取下拿去熔化……。这意味着宗教信仰被无神论取代，以造成只能追求生存的原子化的民众；数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家庭农场、独立的村庄、教堂、农村市场均被摧毁，村落社区、亲属和邻里关系无法维系。而这种声称必能带来进步的“消灭富农”、“集体化”导致的却是“从未有过的懒散。房屋、庭院、围栏一片颓圮”。农民和整个国民的饥饿状态一直持续着，不难理解，这是私有财产被公有化的必然结果，这是“通往奴役之路”。

2、对私人领域的消灭，是集体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的必要过程。实现“集体人格”，需要“砸碎私人生活的甲壳”，即铲除作为“孕育反革命分子危险温床”的私人空间。对私人生活的全面占领和监控，让个人几乎完全透明，难以保留任何隐私的缝隙。家庭则被视为儿童社会化的最大障碍，家庭消亡遂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之一。

一对父女的故事是这一过程的真实写照：叶丽萨维塔的父亲，谢尔盖.古谢夫在1917年时任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父女上一次见面是12年前女儿只有5岁的时候；这次重逢驱使女儿走向父亲的动力却是饥饿：

“古谢夫同志，我需要你。”他转过身来，显得很疲惫，因睡眠不足而双眼通红。

“我在听，同志！”

“古谢夫同志，我是你女儿，给我3卢布，我要吃一份午餐。”

也许，他已筋疲力尽，听到的只是我对3个卢布的索求。

“当然，同志。”古谢夫说，探手入口袋，掏出一张绿色的3卢布钞票。我接过钱，向他表示感谢，用它买了一份午餐。（即使如此，女儿从未亲近过父亲）

这对父女的故事受到列宁的喜爱，成为一个生动表现布尔什维克牺牲个人、对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传奇。符合了斯大林所说的“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不应也不能拥有家庭，因为他必须将自己的一切献给党。”（14-15）

在居住策略上，布尔什维克以“掺沙子”的方式改变原有的居住格局，以加速家庭的解体。具体作法是强迫富裕家庭出让自己的住房给城市贫民分享。布尔什维克认为，迫使人们住进共用公寓，可让人们在基本思想和行为上更趋向于共产主义，因而设计和建立“新型住房”的共用公寓（公共的洗衣房、澡堂、餐厅、厨房、幼儿园、学校等），目标是敦促大家从“私人家庭转向集体生活”（20-22；186-197）。而现实中这种转向确实发生了：在共用公寓里，隐私难以保持，家庭失去了对孩子的掌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往往不堪一击，被共用公寓的共同原则所取代。许多人切身感到“自己的思维偏向‘我们’，而不是‘我’。”（182-197）

布党对私人生活的直接干预明确体现在1918年的婚姻和家庭新法上，其框架旨在“促进传统家庭的崩溃”。这种干涉实际上导致大幅增长的随意婚姻，以及世界上最高的离婚率（1926年是法国或德国的3倍，英国的26倍）。家庭和社区的关系、性道德等，都变得松弛。（22）

3、以发展速度和经济成果确立合法性。数年的大规模流放和劳改营造就了“囚犯经济”，在消灭富农、取消市场经济和私人生活领域的同时，是“万马奔腾”迈向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扔掉俄罗斯古老落后帽子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计划中的矿产，农垦，运河，地铁，钢铁厂，水电站等大型国家工程的建造需要大量劳动力和设计、技术人员，于是大规模逮捕和流放造就的“囚犯”成为古拉格系统的经济所需，这些无偿劳动力成为砍伐木材、修建道路、建设各类设施——成就社会主义伟业的主力军（120-124），这也颇具讽刺意味。

首都的建设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美好生活的见证和人们对未来的美好预期。“莫斯科迅速扩展，从1928-1933年首都人口从200万增至340万。数以百万计的人，梦想就是搬入莫斯科。在苏联，莫斯科是权力、财富、进步的中心”（160）。除首都莫斯科外，各种辉煌的建筑和城市的扩展都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征，它们光鲜亮丽，美轮美奂，但人们看不到的却是它们的基础，那是用千百万人的生命奠基的。各类工程、项目当然离不开科技专家的作用，但即使是科学家和专业技术人员也只能是被利用的劳力、工具；因而他们的命运也必然是在利用中被清洗，在清洗中被利用。

在“五年计划”中的疯狂努力、“突击”生产、要求实现目标后再做休整等一系列短期行为，向人们召示“共产主义不遥远”，可以“飞速奔向未来”。于是，在想象中“即将”和“现在”都已经分不清了；人们宁愿“接受对未来的憧憬，需要采取一定的姿态，使自己能够顺利滑向与政权的合作”。（202）

甚至战争也成为凝聚人心、成就对国家忠诚、对党和领袖信任崇敬的理由。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牺牲和艰苦卓绝、特别是最终胜利的结果“证明”了领袖和政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同时却掩盖了其极权统治与法西斯内在本质的同质性。这是军事上的取胜，也是征服心灵的胜利。

上述社会主义实践加意识形态强制，以一种理想方式重构了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对人与社会的改造从方方面面着手，几乎没有空白：文学成为极权统治的婢女，“就像一只鲜活的银狐，走进了皮草店”（204-206）；书籍、杂志等各类出版物教导读者“《重新做人》”；教育机构更是要办成“共产主义学院”；甚至劳改营中，除了暴虐迫害，也会用相对较好的物质待遇收买少数人如一些科学家和专业技术人员，使囚徒成为合作者、奉献者。科学家帕维尔.维滕贝格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古拉格远远超越监狱营本身，它是苏维埃工业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也是锻造统治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的大熔炉。（220-226）

用物质手段加上意识形态手段将人们分成并使其认同不同的等级——“人民公敌”，可以改造转化利用的群众，积极分子，“无产阶级新精英”等。作为执政阶层的新精英，只要政治上相信共产主义，捍卫苏维埃制度，可以保留原有的文化品位，亦可享有特供体系提供的“幸福生活”；革命禁欲主义是针对其他人的，优裕和奢侈才是精英的品格（168-181）。

“大转变”和“大恐怖”创造了以人与国家关系来定位的“新社会”：摧毁了维系家庭和社区的关系，改变了人们相互间的信任和忠诚，代之以阶级关系和阶级思维，从而实现对社会的再造。人们都学会了编造自己的阶级身份，或文饰自己的履历，使之显得更像“无产阶级”。通过树立榜样等方式，国家意识形态“植入千百万人的脑子”——“与亲人之爱及其他个人关系相比，对国家的忠诚则是更为高尚的美德”（133-134）。在当时的俄语词典中，举报（donos）被定义为一种（揭露非法行为的）公民美德（47）。青少年受到鼓励举报亲属以表现对国家的忠诚。显而易见，迫害和洗脑必然导致异化，恐怖制度下的生活给人心和人性带来深刻影响，亲情的断裂和人性的毁灭造成难以记述的人间惨剧：亲属之间的相互举报，以及愤怒的人们杀掉亲属中的告密者；在党的鼓励下，人们相信任何人都可能躲在假面具后面，“看，人民公敌到底是什么嘴脸，有的甚至伪装成父亲”。而在背离亲情的同时，党和斯大林代替了父亲。

正像一位1927年作为托派被开除的布尔什维克领袖所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早已把自己的个性彻底融入党的集体之中，愿意做出必要的努力，抛弃自己的意见和信念……如果党有需要，他愿相信，黑是白的，白是黑的。”（45）

也如安东尼娜的回忆，妈妈总说：“当你与狼一起生活时，就必须学会狼的习性！”（157）

三、“解冻”之后，能否“归来”？——反思之难

经历了大恐怖（1937-1938）和大恐怖余波（1938-1941）的苏联人民，因战争的需要，迎来了被领袖称作“我的兄弟姐妹们，我的朋友们”，“为生死攸关的斗争而团结起来的整个苏维埃国家的战争”时期。许许多多人们为这一称呼的改变“感动得热泪盈眶”。（405）人们为保卫祖国而战，“前线生活让人迅速亲近”，军事比主义更为重要。即使是“人民公敌”的子女，如愿意或胜任战时急需的工作，背景和履历也不再是一大障碍；家庭出身可以被视而不见，作为富农子女的安东尼娜感到“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全凭自己的能力来取得进步”（444-458）。同时，宗教信仰，言论自由，社团复兴等有所松动，“战争变成了一种净化”（462）。人们似乎不难感受到，战争时期极权有松动迹象，而极权统治之恶甚于侵略战争。

在取得战争胜利的1945年到1953年（战后的小恐怖时期），最高统帅斯大林却很快排除了政治改革的可能，他直接挑明：苏维埃制度不会有任何缓和。战后的冷战时期，军队和党的领导层中又推行了新的大清洗，所谓“自由”的改革派成为敌对的权力中心；甚至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军事英雄例如朱可夫元帅也遭到整肃（486-488）。古拉格的人口再度增加，虽然1945年特赦释放了许多人，但5年后又收进了100多万新的囚犯。

人们在继续戴着面具生存：“虽然不相信党及其奋斗目标，却认真执行它的各项命令”，“掩饰一直是苏俄必要的生存技能”，“人们已习惯于在公共场所故作姿态”，“戴上面具的艺术能耐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人们继续着举报“人民公敌”，监视、汇报他人的私人生活和个人意见，……正是在各种各样的“平庸之恶”（阿伦特语）的行为中，人们将自己变成了“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

这些普通的人们，努力使远大“理想”与现实冲突能够调和自洽。这些苏维埃公民也会奋起抗议物品的短缺和供应不公平，抱怨腐败和低效，并将之归罪于新官僚的特权；然而同时他们又忍辱负重，期望自己能亲眼看到共产主义乌托邦。这种努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帮助维持了苏维埃政权。辛勤劳动，勇敢作战，必要的牺牲是为了明天的回报：“享受美好生活”（198）。在战后，人们痛苦地意识到：“我们是否真正明白，我们拯救了祖国俄罗斯，同时也拯救了斯大林政权？……在自家的极权主义和希特勒的版本中间，我们宁可选择前者。”（470）

在大恐怖和恐怖余波之后，被塑造的惯习依然强韧。反犹主义的持续；排外的民族主义高涨；以政治运动方式肃清西方影响。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正是生活于这一时期：在对异己作家、艺术家进行批判时，人们仍然相互举报、陷害。他们本可以选择不发言，不出席会议，或者假装生病，但却在控制松动时仍然保持顺从的惯习。例如，作者花费不少笔墨描述的著名作家西蒙诺夫，他仍要“证明自己的忠心耿耿”，奉命写作，奉命批判，一方面参与斯大林政权的镇压，另一方面又往往承受良心的责备，这种冲突几乎把他摧毁（525-543）。

“迫害和参与者的作为，都植根于无孔不入的对斯大林政权的顺从——即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定义所在。”（524）

1953年斯大林病逝，标志着其时代的结束。独裁者对本国人民乃至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他死了；然而肉身死亡并不一定意味着其统治模式和精神遗产的终结。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国家结构，也不在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人们慢慢都会习惯于痛苦”（523），习惯于顺从，甚至习惯于邪恶。这种惯习造成了所谓“后极权时代”的许多特点。

书的第八章名为“归来”，指斯大林死后的大赦之举——100万囚犯从劳改营获释，这大约相当于古拉格人口的40%。但是当人们从劳改营归来、从流放地归来、从孤儿院出来时，许多人却发现再也回不到从前，回不到家庭亲情友爱中了。在多年的恐怖之后，作为人的本质属性的社会关系——邻里、社区、村庄、教堂，都已被破坏或削弱。虽然家庭仍是社会中的稳定单元，是人们可信赖和依靠的唯一关系，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回归家庭。分离时年幼的孩子完全不记得、不认识自己的家人；长期没有在家庭中生活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家庭”；亲人之间因价值观不同或性情改变而疏远彼此的，甚至相互心存怨恨的，都很难重建亲密关系。归来者身心俱损，无法与亲人交流，出现一些囤积食物、偷窃物品等怪癖行为和暴力倾向，导致亲人之间缺少信任。受害者与举报者之间更是无法相互面对，“他们从没想到，那些幽灵还能借尸还魂，来找掘墓人算账。因此，在平反时期，他们变得恐慌失措”。（611）

三十多年极权统治的持续，使人们在回归时存在着能寻找回来的与找不回来的东西，人们因长期的恐惧和痛苦而选择沉默、遗忘和麻木，几乎是必然的。

“解冻”，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坚冰的融化和人们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复苏。记忆依旧冰封雪藏，坚忍和沉默仍是应对过去的常见方式。（624）

在所有的极权主义社会，压抑自己的创痛记忆，选择遗忘，已被广泛视为受迫害者的心理自卫。但在苏联，斯大林的受害者更有特殊缘由忘却过去。后斯大林时代没人知道赫鲁晓夫的解冻能够持续多久，很快回到镇压也有可能。而事实上，解冻是短暂和有限的。对斯大林迫害的讨论不可导向对整个苏维埃制度的批评。而1964年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之后，解冻戛然而止，审查制度变得严格。人们再一次压制自己的记忆——拒绝谈论过去——在表面上加入苏维埃忠诚而沉默的大多数。

反思之难，首先难在极权统治的完整性，它全面而深入地占领各个领域和人们的内心世界，几乎没有空白；其造成的后果也必然是难以轻易摆脱的。人们的社会世界和精神世界被毁灭，恢复起来谈何容易。例如，卫国战争胜利被用来展示政权自身的合法性和人民的忠诚，这形成对公共记忆的操纵。

反思之难，也难在极权统治带来的无法摆脱的恐惧；恐惧具有遗传性，人们深知健忘是生存之道，有意识地回避（否认）创痛，回避政治成为本能的防护之举。虽然精神病学的研究表明：开口说话对创伤的受害者颇有疗效，沉默持续越久，受害者越有可能觉得自己已被秘而不宣的记忆围困和压垮。但是如不能战胜恐惧，记忆和治疗便无从开始。

反思之难，还难在加害、被害的集体性特点，作恶成为普遍平常的事。斯大林时代各级参与施害者达数百万人，其后他们继续过着“正常”生活：他们“不知情”，“只是奉命行事”，很少直面自己的罪责，当然也不会思考在极权体制下个人应承担的道德责任。而官方正统叙述也提供了另一种安慰，即让受害者相信他们的牺牲是为了集体的目标和成就，让人们感觉到自己参与了实现苏维埃理想的斗争，自己的人生因此获得肯定，从而接受所遭遇的苦难（662）。如此个人与家庭的苦难淹没在国家理想的幸福和骄傲中。作为个人，受害者（施害者）往往对自己的经历缺乏清晰的概念，也没有结构框架或政治背景理清头绪。于是，他们搁置自己的独立回忆，让书籍（被操控的集体记忆）代替自己说话。（661）

简而言之，反思之难，难在那个时代留下的精神遗产——每个人心中的斯大林主义。直至当今，仍有人怀念斯大林及其时代，领袖，强人，英雄；努力工作，建设成就，治安良好等等，成为因对现实不满而形成的美化记忆。通过记忆、讲述、反思和批判走出一个时代的暗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亲历者的讲述，可以让倾听者在一定程度上感知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态，体验人们的心理脉搏，并更为深入地思考作为统治基础的（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民情。苏维埃时代的民情即平庸之恶，平庸之恶与极端之恶相互建构，互为因果且加速推进灾难性的进程，造成举国性悲剧，人性泯灭，道德沦丧。

即使在普世之光照耀之时，在极权躯体的倒塌已然发生之处，其腐烂发臭的遗体和污染还将长久地存在，且极难清除，因为它诉诸固有的人性之恶。

2019年4月2日

[1]从1929到1932年，被逐出家园的至少有1000万“富农”，98页。

徐贲：邂逅口述史，发掘口述史：苏联的人民记忆

发掘口述史材料、做口述史研究是要有一点运气的。有两个比喻可以说明这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运气”。一个是刻舟求剑,另一个是灯下寻物。一个人在船上把剑掉到河里,在船上划了一道印子,希望能在船停下的时候,按照这道印子在河里捞回失剑。另一个人在黑夜里丢了物件,在有路灯光的地方来回寻找。有人问,你为什么老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他说,因为这里是唯一有光亮可能看见遗物的地方。刻舟求剑和灯下寻物的二位,一位肯定找不到失剑,另一位极可能找不到遗物。但是,如果他们运气好,正因为他们留意去找了,他们也许能找到失物之外的东西,比失剑或遗物更有价值也说不定。

做口述史研究的也许会先跑档案馆或图书馆,因为那里是有灯光的地方。他也可能先找寻著名历史人物的后代,那些已经故去的著名人物乃是历史长河上行舟的刻痕。但是,除非做口述史的有一点运气,他用这两个方法所做的搜寻未必会给他带来实质性的结果。《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下称《耳语者》)的作者费格斯(Orlando Figes)是一个有“运气”的人,他在书的后记中说,要不是因为运气,他根本不可能写成这本书。但是,不管他的运气多好,要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肯花心思寻找的人,他照样做不成他想要做的口述史。

费格斯的“运气”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费格斯还是一个研究生,他到莫斯科去做关于苏联革命和内战的历史研究,很想能找到对这段时期有直接回忆的人。他认识了一个叫泽尼娅(Zhenia Golovnia)的女子。泽尼娅的母亲奥克沙娜对费格斯讲了一些她家在二十和三十年代的往事,并把他介绍给十来位“出生在和平年代”,也就是一次大战之前的朋友,大多是些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费格斯拜访了她们,但他那次运气不太好。这些老太太有的在苏联内战时年纪太小,什么也记不得了,有的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仍然心有余悸,就是记得什么,也不敢深谈。费格斯没有找到他想要寻找的东西,但却在寻找过程中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他发现,那些保留在普通人家庭中的记忆与苏联官方的历史叙述很不相同。

一九九一年,费格斯再次思考有没有在苏联做革命和内战时期口述史的可能。这一次,他的运气来了,主要是有了天时之利。一九八九年苏联政体变更之后,一下子涌现了一大批对斯大林式极权统治下生活的回忆录。费格斯下意识地感觉到,并不是能回忆的人都已经在积极回忆,许多人还在观望。他们害怕斯大林式的统治死灰复燃,找他们秋后算账。现在回想起来,九十年代初确实是可以做苏联口述史的黄金时期,随着普京时代的威权主义回潮,许多俄国人又恢复了他们沉默不语的老习惯。九十年代,那些涌现于后苏联初期的个人回忆很多谈的是人们如何受到压迫和迫害,遭受了什么惩罚,又如何平反。这些回忆很少触及人的内心深层伤害、亲人好友间的背叛和出卖、破碎的人性和人情,而恰恰是这些深层伤害,彻底而持久地塑造了斯大林式统治下人民的国民性。

又过了十年。二○○二年当费格斯再次回到他的口述史计划时,他觉得已经有点晚了。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时进入成年的那一代苏联人已经老了,这让费格斯感觉到时间的紧迫。要通过普通家庭和个人的内心生活去了解斯大林时期的统治,这已经是他最后的机会。他为《耳语者》而采访、接触的人们,平均年龄是八十岁。从二○○二年开始,到二○○七年做成《耳语者》这部口述史之前,至少有二十七位(大约占他访谈人总数的6%)已经逝去。

费格斯的口述史搜寻开始时很像是前面提到的“灯下寻物”。他寻找材料的场所是国家和公共档案馆,他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一些有关家庭生活的私人书写,再追寻这些线索找到那些把书写材料捐献给档案馆的人们。费格斯的寻找令他非常失望,“在信件、笔记、日记、回忆录堆里的漫长寻找最终没有什么收获,书写的材料往往字迹潦草、难以阅读,就算找到了一些零零碎碎有用的东西,也很难从中得出什么结论。这些档案馆材料几乎没有一点是最后用到《耳语者》中的”。

在档案馆寻找资料的同时,费格斯也走访了一些有关系的人家,听他们讲述斯大林时期的故事,并询问是否有私人材料可以提供给他的口述史。这些接受访谈者朋友传朋友,竟然成为费格斯研究工作最有效的方式。受访者的热情超过了费格斯的预期,他们给他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家庭回忆、信件、笔记和其他宝贵材料(有的想把这些材料卖给他)。费格斯的许多俄国朋友和助手更是为他联络关系和收集、整理材料,帮助他做成了一个外来研究者几乎不可能做成的事情。

他最早的那位俄国朋友泽尼娅是一位电影工作者,她不仅把自己的家庭材料提供给费格斯,而且还把她为自己电影收集的材料与费格斯分享。这些材料包括她采访前劳改营犯人和看管时收集的访谈和文件。更为重要的是,泽尼娅介绍费格斯认识了亚历克赛·西蒙诺夫。亚历克赛是电影导演,也是著名苏联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儿子,更是一个积极争取人权和新闻自由的社会活动家,一九九九年担任莫斯科捍卫公开透明基金会的主席。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个人往事成为《耳语者》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部分,因为亚历克赛提供了特别详尽丰富的材料。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口述史要靠一点什么样的“运气”。找人要找得巧,找到的人不仅要知情,记得许多往事,而且还要有讲出来的意愿和能力。

亚历克赛·西蒙诺夫为费格斯开启了他父亲极为丰富的档案材料,许多私人材料都是从未向研究者公开过的,有的材料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家人都不知道的。这些材料给西蒙诺夫家庭成员带来了非常痛苦的回忆,因此,二○○五年十月,监管委员会决定在二○二五年之前不再开放此档案的材料。

从亚历克赛那里,费格斯还了解到亚历克赛的母亲泽尼娅·拉斯金娜(Zhenia Laskina)家的许多事情。这些事情都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正式传记中完全不曾提及的。拉斯金娜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第二位夫人,犹太人。康斯坦丁抛弃拉斯金娜,疯狂追求女明星谢罗娃（他在“二战”时最有名的诗篇《等着我吧……》就是为她写作的),并在“二战”后斯大林反犹时期(一九四六——一九五三)对拉斯金家人的困境置之不理。亚历克赛在母亲于一九九二年去世后,写了一部回忆他父母的回忆录,收集了拉斯金娜家族的丰富材料,正是这些材料帮助费格斯从口述史的角度为读者描述和再现了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这个历史人物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耳语者和隐秘的历史

在俄语中,“耳语者”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指出于恐惧和被人偷听而压低了声音,第二个意思是指在别人背后窃窃私语地告密,耳语成为斯大林时代日常生活的特征,整个苏联社会都变成了这个或那个意义上的“耳语者”。

《耳语者》是一部揭示普通苏联人在家庭中隐秘想法的历史。这部历史是在零零碎碎的口述中构建起来的,因此不可能呈现一个完美的、有始有终的结构。这些零零碎碎的口述具有拼贴画那样聚零为整的揭示作用,“把它们放在一起,便可以从中看到一幅前所未有的景象,那就是普通苏联公民生活在斯大林专制下的内心世界”。这是《耳语者》与许多关于斯大林残酷统治历史不同的著作：“许多(历史)著作都是描述恐怖的外部现象——逮捕、判刑、古拉格式的囚禁和杀害,而《耳语者》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统治下个人或家庭生活的著作。在斯大林统治下,在拥挤的共同公寓中……一家人挤在几个或者一个房间里,隔墙就能听到别人说话,这时候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当国家把法律、监视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触角伸向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所谓的私人生活指的又是什么?”

成千上万的普通苏联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一方面觉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对苏联制度有离异感,一方面又努力自我调节,在这个制度中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许多个人尽管家庭成员中有的饱受迫害,但自己仍然努力进步,争取入党、入团。在对待家庭中的“人民敌人”时,普通的苏联人在信任他们所爱的人和相信他们所怕的政府之间经受了各种内心挣扎和道德煎熬。他们有的痛苦,有的麻木。“在斯大林统治的道德真空中,人要怎样才能保持人的感觉和感情呢?那些塑造成百万人生活的是怎样的生存策略呢?是沉默、谎言、友谊和背叛,还是道德妥协和曲意迎合?”

经历了斯大林恐怖统治的苏联,几乎没有家庭不留下它的印痕。据保守估计,从斯大林获得党领导权的一九二八年到他去世的一九五三年,大约有两千五百万人受到过政治迫害。这两千五百万人中,有的被枪决,有的成为古拉格的囚犯、特殊圈禁处的“富农”罪犯,有的成为无数劳改营地的奴工。他们占了苏联人口的八分之一(一九四一年的苏联人口大约是两亿),平均每一点五个家庭就有一个“人民的敌人”。这还不包括在大饥荒和战争中丧生的人们。这些直接受害者的家属数以千万计,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恐惧、伪装和绝望,他们不顾一切地向斯大林表现忠诚,争取按他的意志做苏联的“好公民”。

斯大林去世的时候,“留下了延绵不断沉默而顺从的人民”。斯大林时期的恐怖和暴力统治成功地建立了一个以绝大多数人的沉默、谎言、顺从、道德妥协、曲意奉承为特色的生活秩序。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改变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并没有改变斯大林的制度。苏联社会的上空依然徘徊着斯大林的幽灵。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匮乏、冷漠被动、恐惧隔阂、背叛、出卖、孤独无助、专制制度下的唯命是从、个人责任不清，在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依然如故。这样的人民,他们的个人遭遇无法形成文字记录,更无法相互交流,只能掩埋在孤寂的心灵深处。

如何进入这种沉默、封锁、幽闭的心灵,便成为历史学家的难题。历史学家们对斯大林主义苏联这样的极权国家研究总是把重点放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一般“群众”运动或集体经历等“公共”方面。这样的历史研究即便涉及一些个人,往往也是作为公共领域中人,而不是作为私人生活或家庭中人。这一局限与历史学家所能接触的历史材料有直接的关系。在苏联和共产党的档案馆里,大多数的“个人材料”都是关于“知名人士”和他们的家人,都是经过仔细挑选的。把个人材料放进公家档案一般都有功利的目的。这些材料说的是别人能够看得见的事情,摆出的则是一本正经的面孔。费格斯在口述史研究初期,在档案馆里翻阅的几千份私人材料中,能够对了解家庭和个人内心世界有用的寥寥无几。

回忆录和日记

口述史是一种记忆,一种历史追溯。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图景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口述史。对这种口述史来说,现有的个人记忆和个人历史记叙未必能有直接的助益。费格斯着重提到了两种个人性记忆形式与口述史的关系,一种是“回忆录”,另一种是“日记”。对口述史来说,日记要比回忆录有用一些。苏联国内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国际间“冷战”模式的意识形态对立影响着出自苏联人笔下的回忆录的写作形式和内容特征。一九九一年以前,在苏联出版或由档案馆收藏的回忆录,除了一九八五年后出版和新闻开放期间的一些作品之外,很少有涉及私人和家庭生活的。

一般回忆录都是以公共性“大事件”为脉络或主线结构,而私人思想和感觉只是在与这些“大事件”有直接联系时,才偶尔有机会进入回忆录叙述。因此,回忆录对许多读者的“历史价值”在于,它偶尔提供一些官方史所不提及或刻意隐去的“细节事实”,而这些细节事实则也是因为对“大事件”有说明作用才受重视。

移居或流亡在西方的苏联知识分子写过一些回忆录,目的往往是向世界揭露斯大林统治下苏联人的生活状况。从“冷战”高潮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西方读者关于斯大林统治的认识多半来自苏联知识分子所提供的回忆叙述。这类叙述着重表现人在逆境下顽强存活和向往精神自由。这种以精神自由抵抗专制统治的道德决心在一九九一年以后则作为“民主战胜专制”的序曲而更成为许多别的回忆录所不断重复的主题。这一类回忆录往往也是跟着“大事件”在走。

三十和四十年代,很少有苏联人记日记,记日记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如果谁被逮捕了,第一个被没收的就是私人日记,日记中的材料,流露的思想和感情可以被解释或穿凿附会为置人于死地的罪名。即使是那些记日记的人,写的也大多是流水账。在苏联时代出版的基本上全是知识分子的日记,这些日记用词谨慎,四平八稳。一九九一年以后,更多的日记浮出了水面,包括社会中、下层人士的日记,主要是通过莫斯科人民档案馆的帮助。总体来说,斯大林时代的日记非常少(当然前克格勃档案中肯定还有尚不为人所知的)。现有日记的普遍问题是“苏联式套话”。这种语言现象在乔治·奥维尔的《一九八四》中有生动描述的“新说法”(Newspeak)。苏联制度的维持离不开它的意识形态和程式化语言。它使得绝大多数人没法在这种语言之外形成和表述思想,而这种语言中的思想和感情则可以自动地与统治权力的意志保持一致。由于绝大部分日记的“苏联腔”,“在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这么说(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信仰或时尚)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很难对日记做出解释”。

苏联国民性的心灵实录

近年来,一些历史学家相当关心“苏联国民性”问题,他们从文学和私人写作文本(尤其是日记)中观察极权专制统治意识形态如何宰制和塑造普通苏联人的内心生活。他们的发现除了令人想起奥维尔的《一九八四》,还令人想起德国语文学家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第三帝国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中对希特勒纳粹意识形态语言的分析。费格斯在《耳语者》中所涉及的许许多多人物身上都留着“苏联国民性”的印痕。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把那些原本是由外力强加的说法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常态,变成一种集体性的“苏联心态”。

《耳语者》特别关心的那种“苏联心态”不是指有些人戴上政治面具,为个人前程而争取进步,而是指这样一种普遍现象:“当传统的价值观和信念被中止、被压制的时候,苏联心态便占据了人的意识空间。人们接受这种心态,与其说是为了‘当苏维埃人’,还不如说是出于羞耻和恐惧。……就像‘富农’子女争取入党入团那样,融入苏联制度对许多人(包括斯大林统治的受害者)来说是一种生存之道。他们不能不在自己心里把怀疑和恐惧淹没在沉默之中。如果他们让怀疑和沉默在自己心里发出声音,他们就无法再活下去。”他们不仅不敢对他人说,斯大林可能错了,他们甚至对自己都不敢这么说。

生活在极权恐惧中的人们,为了活下去,他们必须对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不只是“不做声”,而且更是加入谎言世界,“诚心诚意”地拒绝真实。由于这种“诚心诚意”,当一个人一夜之间变成“人民的敌人”时,一家人,包括他自己,都会说服他去接受这个判决。一旦苦难失去了“牺牲”的意义和价值,受难者便不再可能独自承担苦难而不陷于绝望和疯狂。这时候,他们自救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感情和理解上全身心地投向加害者一方。费格斯提到这样一位“富农”子弟,他因家庭出身的污点而被定为“人民之敌”,流亡多年,但一辈子都是一个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他说：“相信斯大林是正义的,……这至少让我们可以接受受到的惩罚,让我们可以免除(来自内心的)恐惧。”

口述史与其说是“写”出来的,还不如说是“谈”出来的。那些流露在交谈,尤其是彼此有基本信任关系的交谈之中的内心想法很少有写在斯大林时期的日记之中的。思想的强制和思想的自我审查是一对孪生姐妹,而在意识形态上四平八稳的语言便是他们共同的“后母”。这是口述史在苏联研究中越来越受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像一切与人的不确定记忆打交道的历史研究一样,口述史在研究方法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在像俄国这样经历过专制统治的国家,做口述史就更困难,因为长期形成的苏联心态已经变成一种几乎代代相传的国民性。人们不仅久已习惯窃窃耳语,而且他们耳语的历史事件往往更是一层迷障套着另一层迷障,变得极难用真实的尺度去衡量。

在《耳语者》的材料收集过程中,费格斯发现,许多年纪大的受访者对着录音话筒说话,有明显的忐忑不安。录音本身就成为一种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因为它令人想起的是克格勃警察的采证手段。许多苏联人早已因为长期的惧怕、羞耻和忍耐而学会压抑一切痛苦的回忆。他们从来不对自己发问,很少回想往事,“让过去的过去吧”成为他们的一种心理定势,或者自称是一种“豁达态度”。

对于许多这样的苏联人,受访和贡献他们的口述是一件令他们惊慌不安的事情,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口述史并不是直接记录下受访者的口述,而是在对话、探询中问来问去地挤出来的。做口述史的历史学家在自己心里有一个方案,但却同时也随时准备根据受访者的具体叙述修改这个方案。在取得口述材料后,还需要根据可以得到的书面材料(家庭或公共档案材料)对比、核对和筛选。

不仅是历史学家得益于这种面对面的口述史交谈,受访者也同样如此。许多人在斯大林统治下都曾有不错的事业,从未想过自己在一步步上升的关键时刻曾付出过什么样的道德代价。还有的人不愿意提起那些令他们感到羞耻的往事,会在过去的可耻行为之外加上一些额外的善良动机或高尚信念说明,久而久之,自己都弄不清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对这些人,口述史采访至少给了一次重新思考过去的机会。

《耳语者》实录了苏联家庭和个人生活的内心世界,这与宏观和公开可见的历史素材有所不同。《耳语者》的基本素材来自好几百个家庭的私人材料,包括信件、日记、个人文件、回忆叙述、照片、实物。这些珍贵的材料都是人们在斯大林时期偷偷藏起来的，是口述史研究者从历史中打捞出来的记忆碎片。正是由于它们的碎片性质，有许多部分都不可能纳入一本“书”或一部“著作”的人为“完整”叙述结构中去。完成《耳语者》一书本身并不是打捞这些口述史碎片的目的。保存这些历史碎片、记住它们代表的那个时代，要比写一本历史著作来得更为重要。为了尽可能保存原始的口述材料，费格斯特地建立了一个档案馆。这批口述史材料也可以在网上取得(http://www.orlandofiges.com),包括采访录音和录音文字记录，是目前关于斯大林时代私人生活资料的最大实录收藏。

(Orlando Figes，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London:Allen Lane,2007)

来源：《读书》2009年第1期

顺从的“觉悟者”：七十多年前的苏联青少年|徐贲

导读：1933年秋，高尔基呼吁为少年英雄巴甫列克建立一座纪念碑。高尔基说，巴甫列克懂得，“你的血亲可能是你的精神敌人，不能放过这样的敌人。”巴甫列克成为一位完美的少年英雄，电影、故事、诗歌、传记、歌曲都称颂他的高度觉悟和对党的忠诚。他那大义灭亲的英勇壮举成为所有苏联儿童学习的榜样。

1932年9月3日，苏联西伯利亚一个叫吉拉西摩夫卡（Gerasimovka）的村庄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两个男孩的尸体，其中较大的一个是巴甫列克.莫罗佐夫(Pavlik Morozov)，15岁，是少年先锋队员。巴甫列克曾向警察检举过父亲，富农特罗费姆.莫罗佐夫（Trofim Morozov）的罪行。据报纸报道，莫罗佐夫家的人是因为怨恨巴甫列克揭发他父亲而将他杀害的，同时遭害的还有他9岁的弟弟。因此，这是一次阶级报复的杀害。调查一开始，苏联报纸和警方就把巴甫列克的死确定为一桩政治性犯罪案件，巴甫列克是模范少先队员，而杀害他的人则是“富农反革命”。

吉拉西摩夫卡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庄，离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东北350公里。这个村庄的附近有一些劳改营和流放“富农”的“特别居民点”。吉拉西摩夫卡村是个穷地方，穷的人家只有一头牛，富的人家也不过有两头牛。全村只有9户人家拥有俄国人喝茶用的那种茶炊。村里直到1931年才有了一所小学，只有一位老师，13本书。就象在西伯利亚西部的许多别的村子一样，吉拉西摩夫卡村的人独立性很强。19世纪的时候，他们从俄国中部移居西伯利亚为的就是自由和土地。他们对苏联的农村集体化运动抵触很大，1931年8月村里建立集体农庄时竟然一户也没有报名，苏联报纸因此将这个村点名为“富农窝”。

巴甫列克的父亲特罗费姆是一个很勤快的农民，日子算是村里的中等水平。在苏联内战期间，他受过两次伤。村里的人都很敬重他。1931年8月他儿子揭发他的时候，他已经担任了三任的村苏维埃主席。巴甫列克向警察检举说，他父亲把假证件卖给特别居民点的富农。

报纸上宣传说，巴甫列克是优秀少年先锋队员，但其实吉拉西摩夫卡村里当时并没有少先队组织。1931年吉拉西摩夫卡村有了小学，巴甫列克成了积极分子，他喜欢检举邻居们的“错误行为”，好多年以后村里人还是称他为“烂货”。巴甫列克恨他的父亲，因为父亲抛弃了家庭，和别的女人去过了。据报纸报道，1931年11月，特罗费姆在村里学校受审判的时候，冲着他儿子大声叫喊，“我是你父亲啊！”巴甫列克对主审员说，“是的，他曾经是我的父亲，但我现在已不把他看作我的父亲。我现在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一个少先队员。”特罗费姆被送到很远的北方去劳改，后来被枪毙掉了。

巴甫列克检举父亲以后，胆子更大了，又开始检举那些对集体农庄有怨言和私藏粮食的乡亲。他9岁的弟弟费沃多（Fyodo）也学他的样。村里的人都不喜欢这兄弟俩。他们的亲爷爷谢尔盖.莫罗佐夫不准他们进他的家门，其他的亲戚也劝他们不要再干那些缺德的事情。但是，要说莫罗佐夫家的人杀害这两兄弟，其实并无实在的证据。巴甫列克和村里一些别的少年，包括巴甫列克的堂兄多尼拉曾有过争执，所以村里人怀疑是那些少年杀掉了巴甫列克兄弟。

巴甫列克兄弟死亡的事刚刚由当地报纸报道，就立即变成了政治事件。多尼拉说是他爷爷谢尔盖干的，巴甫列克的母亲和表兄伊万.普特切克（Ivan Potupchik）也这么说。最后，莫罗佐夫家有五口人被定为“富农家族”，于1932年11月受审。巴甫列克的叔叔和教父被定为策划者，堂兄多尼拉和爷爷被定为直接凶手，奶奶被定为将巴甫列克兄弟诱入树林的协从罪犯。审判一开始，起诉官引用了斯大林关于在全国强化阶级斗争的讲话，凸现事件的政治性质。除了巴甫列克的叔叔之外，其余四名人犯都被判处死刑，由行刑队枪决。巴甫列克的表兄伊万原本就是一个积极分子，因为在事件中表现出色，加入了共产党组织。

巴甫列克很快成为苏联报纸宣传的英雄和人民学习的榜样。1933年秋，高尔基呼吁为少年英雄巴甫列克建立一座纪念碑。高尔基说，巴甫列克懂得，“你的血亲可能是你的精神敌人，不能放过这样的敌人。”巴甫列克成为一位完美的少年英雄，电影、故事、诗歌、传记、歌曲都称颂他的高度觉悟和对党的忠诚。他那大义灭亲的英勇壮举成为所有苏联儿童学习的榜样。

巴甫列克的事迹宣传影响了整整一代苏联儿童的道德意识，由意识形态规定的国家利益高于变得高于一切家人朋友间的亲情和信任关系。背叛和出卖这些关系不但不再是羞耻的事情，而且更成为公共精神和政治先进的表现。忠诚和信任原本是以活生生个人为对象，现在个人的对象被抽象的国家、人民、党、无产阶级所代替。切断了个人与个人间信任和亲情的联系，个人变得前所未有地孤独，前所未有地依恋和隶属于抽象的集体，害怕被这个集体抛弃，害怕被它排斥为异己或敌人。这种惶恐和不安又使许多个人更加不择手段地划清一切“坏”的个人关系，以争取“进步”来表现对集体的忠诚。

当时，到底有多少苏联青少年真的揭发了自己的父母，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当时苏联报纸刊登的材料却是不断给人以巴甫列克式少年英雄辈出的印象。有一个叫索罗金（Sorokin）的孩子揭发他父亲偷集体农庄的粮食，警察逮捕了他的父亲。还有一名叫西尔沃察.法蒂耶夫（Seryozha Fadeyev）的学童向班主任报告，说他父亲私藏了马铃薯。13岁的普罗尼亚.考里宾(Pronia Kolibin)告发自己的母亲在集体农庄的地里偷粮食，他的母亲被送进了劳改营，而他自己则因为揭发有功，受到了去克里米亚著名的少年先锋队度假营度假的奖赏。

少年先锋队号召儿童们学习巴甫列克告发父母的“不法”行为，少先队基层组织派队员到集体农庄监视农民是否偷盗粮食。《少先队真理报》定期刊登揭发有功者的名单，表彰他们的事迹。“学习巴甫列克”掀起了热潮，少先队号召队员不仅要揭发父母，而且还要揭发亲戚。有的地方甚至提出，不揭发的队员是缺乏觉悟，其他队员应该揭发这样的队员。在这种气氛下，家长甚至都不敢在孩子面前说话。有一位医生回忆道，“我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到斯大林。出了巴甫列克的事情后，谁都生怕稍微有一点出言不慎，就是在儿子面前也不行。万一他一不小心在学校说了什么，辅导员就会报告上去。他们会问孩子，‘你是哪里听到的？’孩子会说，‘爸爸说的。’你一下子就倒霉了。”

亚历克山德.马利安(Alexandr Marian)的父亲就是这样倒了霉的。亚历克山德是他村子里的共青团领导人。1932年，他17岁那年揭发他父亲反对合作化。亚历克山德在1931年6月8日的日记中称“富农”是“苏联最后，也是最大一个剥削阶级。”1932年，他17岁那年揭发他父亲反对合作化。由于他的揭发，他父亲被逮捕并被送去劳改。1933年，在一则日记中，亚历克山德记载了一段与共青团一位同志的交谈，这位同志说，亚历克山德的父亲有“反动观点”，他不应再担任共青团领导。亚历克山德就此在日记中写道，“我向这位同志解释，逮捕我父亲是我自己要求的。他的反苏立场与他[一次大战时]在奥地利当俘虏的经历有关。……他后来喜欢奥地利的秩序，认为他在奥地利见到的那种资产阶级小农[经济]可以带来农业财富。……他把集体化初期的缺点看成是混乱，而不是暂时的挫折。如果他能懂得辩证法，有政治觉悟，他就有可能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

更多的青少年以“断绝关系”而不是直接揭发来表示进步。在亲人家属“出了问题”，成为“敌人”之后，一个人自然会感觉到各种压力，有的会被少先队或共青团开除，有的进不了大学，找不到理想的工作。1938年，列夫.泽尔莫诺夫斯基(Lev Tselmerovsky)18岁，他的父亲，一位苏军工程师，在列宁格勒被逮捕。列夫是共青团员，正在接受飞行员训练。他一心想参加红军，但他父亲被捕后，他也被定为“异类分子”，并被流放了，成了工厂的工人。1938年9月，列夫给苏联主席加里宁写信，表示与父亲划清界线，并为自己申辩。他写道，“关于我父亲，我稍微说几句。据我母亲说，他是因为表示不满而被送到北方劳改营去的。我本人不相信这个说法，因为我听父亲对他的妹妹谈起过他在北方与白军作战的事情。他跟我们讲他的光荣经历。当基洛夫被暗杀时，他都哭了。……但这可能是他的伪装。……我认为，我父亲应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我不应该因他的缘故蒙受耻辱。我要参加红军，我要成为一个拥有平等权利的苏维埃公民，因为我配得上这个称呼。我在苏联学校接受的是苏联精神的教育，我的观点显然与我父亲完全不同。我对自己被定为异类分子感到很伤心。

与“坚决揭发”不同，断绝与“有问题”家人的家属关系是一种既能保护自己，又不太伤害家人的办法。当时苏联报纸上有成千的“断绝关系”声明，差不多都是一个格式：“我，尼古拉.伊凡诺夫，断绝与父亲的关系。他以前是一个牧师，多年欺骗人民，谎说有上帝存在。为此，我与他断绝一切关系。”有不少父母为了子女的前途，提议或者鼓励子女与他们断绝关系。1932年，一个16岁的犹太男孩写信给他家当地的一家意第绪语的报纸断绝与父亲的关系：“我从此不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我觉得，我真正的父亲是教育我人生大事的共青团。我真正的母亲是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苏联人民是我现在的家庭。”后来有人采访了声明人的妹妹，她回忆道，“当时我14岁，我父亲把我哥哥和我叫到房间里，对我们说，他的生活方式已经跟不上现在的时代。他希望我们不要重复他的错误，不要再遵守犹太宗教传统。他说我们应该跟学校编黑板报的人说，要声明过自己的新生活，不再与父亲的宗教有任何关系。父亲叫我们这么做。他说，这对他没有什么，但这样可能为我们开创光明的未来。”

揭发家人，断绝与他们的关系，换取荣誉、信任和光明的未来，巴甫列克式的“大义灭亲”成为苏维埃儿童的新精神，也成为苏维埃人的新精神。在那些揭发者心里，除了功利的考量和生怕被连累的恐惧，不能不说还有一种真实的羞耻感和荣誉心。他们以“坏蛋”父母为耻，以努力争取“进步”为荣；以旧家庭为耻，以新集体为荣。

1937年，安娜.克里夫科（Anna Krivko）17岁，她的父亲和叔叔都是卡考夫（Kharkov）市的工人，父亲和叔叔被逮捕后，安娜被卡考夫大学和共青团开除，定为“异己分子”。她到处找工作，为了养活母亲、祖母和一个还是婴儿的妹妹。她在一个养猪场工作，后来有人说出她父亲被捕的事，她丢了工作。她找不到工作。1938年1月，安娜写信给苏维埃代表、政治局委员邱巴(Vlas Chubar)。她表示与父亲断绝关系，央求邱巴帮助她家。她说，如果她不能在苏联过上好日子，那就不如带着幼妹一起去死。她表示自己绝对是忠诚于斯大林同志，痛恨她那个把灾祸带给家庭的父亲：“我不知道我父亲和他弟弟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他们被判了几年刑。我感到羞耻，根本不想知道。我深信不疑，无产阶级法庭是正义的。如果他们被判刑，那一定是罪有应得。我对父亲完全没有女儿的感情。我感到的是作为苏联公民对祖国、对教育我的共青团和共产党的义务。我全心全意支持法庭的判断和1亿7千万无产者的声音，为这个判决感到欢欣鼓舞。我父亲自己坦白，1919年他被征召到邓尼金的队伍里，当了三个月的白卫军，为此，他在1929年被判2年半的劳改。我所知道的他的往事就是这些。……如果我观察到他有反苏联行为的迹象，就算他是我父亲，我也会毫不迟疑向内政部人民委员会报告。邱巴同志！请相信我：我以称他为父亲为耻辱。人民的敌人不是我的父亲。人民教育我憎恨一切坏蛋、敌人，无一例外，毫不留情。只有人民才是我的父亲。我坚信，无产阶级、列宁的共青团、列宁和斯大林的党会象爱护自己女儿一样爱护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给我帮助。”

以当苏维埃人为最大的光荣，对于没有前苏维埃记忆的青少年，要比对有这种记忆的前辈容易的多。新的一代人从小就相信，他们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种最幸福的人民。米哈伊.尼可莱夫（Mikhail Nikalaev）在1930年代经历了好几个孤儿院的生活长大。据他回忆，孤儿院一直教导他们，苏联是最好的国家，苏联的儿童是全世界最幸福的，而斯大林就是这个国家的父亲。“要是我们出生在别的国家，我们早就饿死、冻死了。……他们是这么教的，当然我们也是这么信的。孤儿院怎么教，我们就怎么信。我们的所有关于世界的想法都来自苏联的政权。”

米哈伊很钦佩巴甫列克，也想有机会揭露敌人和奸细。当他加入少先队的时候，他感到特别光荣，觉得真正踏进了苏联社会。在这之前，他一直生活在羞愧之中，因为生养自己的父母觉得抬不起头来。其实，他对父母并没有确切的记忆。他只记得四、五岁时，以前家里的一位保姆到孤儿院来看他，告诉他，他的父母是“人民之敌”，已经被枪毙了。她对他说，“他们本该象对你父母一样，也把你枪毙了的。”米哈伊从此一直感到十分羞耻。参加了少先队，他才算摆脱了这种羞耻感。他感到，斯大林象父亲一样在关怀他，一切的幸福都是来自斯大林，“我们有得吃，有得穿，有学习的机会，可以去少先队营地，还有新年树–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斯大林同志。”1930年代成为青少年的苏联新一代，从小受到的就是绝对相信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教育。他们相信，报纸上登载的都是真实的，报纸说好的一定是好的，报纸说坏的一定是坏的。这种信念使得那些父母在大清洗的年代(1937-38)被定为苏联敌人的年少年相信，错一定在他们的父母。

在人性和人情的荒漠中，有的青少年运气好，偶尔也会遇到一片小小的绿洲，年纪小的时候还不觉得什么，后来记起来，却是终身难忘的记忆。伊娜.盖斯特(InnaGaister)小时候就读莫斯科的第19中学，学校地处莫斯科中心地带，附近住着不少苏联领导人。这所学校的学生中有的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失去了父母。在19中学不远处是莫斯科实验学校，许多官员的子女都在那里就读，但谁一旦遭到清洗，子女就会被强迫揭发父母，或者被开除。但伊娜的学校气氛则不同，老师们尽量保护学生。伊娜的父母都在1937年被逮捕，但她开学时还是去上学了。她一直不敢告诉老师家里发生的事情。她回忆道，“我们都是听巴甫列克的故事长大的，”所以很怕学校要她揭发父母。最后她鼓起勇气对老师说了实话。老师说，“好了，那又怎么呢？回到班上去吧。”

老师不但不替她声张，还用自己的工资替她付了学费。19中学有不少象伊娜这样“人民公敌”子女的学生。伊娜记得当时班上有一个很顽劣的男孩，他写了一份班上25个“托派分子”(“人民公敌”子女)的名单，贴在班级的墙上，遭到很多同学的愤恨。伊娜还记得一件与图恰切夫斯基元帅被审时有关的事情。当时的苏联学校都接到指示，把“人民公敌”图恰切夫斯基的图象从教科书里抹掉。伊娜回忆道，“有的男孩丑化教科书里的图恰切夫斯基的相片，在他的脸上加上胡子或在他头上画上一对犄角。我们的老师格里高罗芙娜(RakhilGrigorevna)对他们说，“我给你们每人一张纸，好好地把纸贴在书里图恰切夫斯基的脸上。贴的时候要小心一些，因为今天他可能是一个坏人，一个人民公敌，但明天他和别的人又会回来。我们可能又会把他们看成好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可以把纸从他没有丑化的脸上揭掉了。”伊娜记得她这位老师，因为她让伊娜看到，即使在极端险恶无情的环境中，一个人还是有可能不随波逐流，还是有可能保持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在她那个时代的苏联，这些都是太难得了。

奥兰多·费格斯(Orlando Figes)在他2007年出版的《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中记录了许许多多象上面说到的前苏联往事。在俄语中，“耳语者”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指出于恐惧和害怕被人偷听而压低了声音(shepchushchii)，第二个意思是指在别人背后窃窃私语地告密(sheptun)。耳语成为斯大林时代日常生活的特征，整个苏联社会都变成了这个或那个意义上的“耳语者”。

《耳语者》是一部揭示斯大林时代普通苏联人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这部历史是在零零碎碎的口述中构建起来的。这些零零碎碎的口述具有“拼贴艺术”（collage）那样聚零为整的叙述效果，“把它们放在一起，便可以从中看到一幅前所未有的景象，那就是普通苏联公民生活在斯大林专制下的内心世界。”这是《耳语者》与许多关于斯大林统治的历史著作不同的地方，“许多历史著作都是描述恐怖的外部现象–逮捕、判刑、古拉格式的囚禁和杀害–，而《耳语者》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统治下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著作。在斯大林统治下，苏联人过着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是什么？在拥挤的共同公寓中……一家人挤在几个或者甚至一个房间里，隔墙就能听到隔壁人说话，这时候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当国家把法律、监视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触角伸向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所谓的私人生活指的又是什么？”

成千上万的普通苏联人在斯大林时代沾上了各种各样的“坏社会关系”，成为身世不清白的人。他们因此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一方面觉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对苏联制度有离异感，一方面又努力地自我调节，要在苏联制度中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许多人尽管家庭成员中有的饱受迫害，自己却仍然努力进步，争取入党、入团。在对待家庭中的“人民敌人”时，普通的苏联人在信任他们所爱的人和相信他们所怕的政府之间经受了各种内心挣扎和道德煎熬。他们有的痛苦，有的麻木，“在斯大林统治的道德真空中，人要怎么才能保持人的感觉和感情呢？那些塑造百万人生活的是怎样的生存策略呢？是沉默、谎言、友谊和背叛，还是道德妥协和曲意迎合？”

经历了斯大林恐怖统治的苏联，几乎没有家庭不留下它的印痕。据保守估计，从斯大林获得党领导权的1928年到他去世的1953年，大约有2500万人受到过政治迫害。这2500万人有的被枪决，有的成为古拉格的囚犯、特殊圈禁处的“富农”罪犯，有的成为无数劳改营地的奴工，他们占了苏联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的苏联人口大约是2亿)，平均每1.5个家庭就有1个“人民的敌人”。这还不包括在大饥荒和战争中丧生的人们。这些直接受害者的家属数以千万计，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恐惧、伪装和绝望，他们不顾一切地向斯大林表现忠诚，争取按他的意志做苏联的“好公民”。

斯大林1953年去世的时候，留下的是整个一个被他成功改造了的新人民，“斯大林统治留下的沉默而顺从的人民延绵不绝。”塑造一国人民的国民性就象培育一个新物种，只要一次性成功就足够了，剩下的便是它的自动延续，除非环境因素的剧变为它的再度变化提供了条件。正是这个沉默而顺从的“斯大林的人民”成为费格斯口述史想要从中寻找隐秘声音的对象。费格斯说，他的书谈的不是斯大林本人，但每一页上都闪现着斯大林的幽灵。他写道，“(这本书)探讨的不是斯大林和他的统治政策，而是斯大林主义如何渗透到人们的心灵和感情之中，左右着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这本书并不想就此揭开恐怖统治根源之迷，也不想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它要解释的是，警察国家是如何在苏联社会中扎下了它的根须，把成百万的普通人变成恐怖统治的袖手旁观者或者积极帮凶。斯大林制度绵延不绝的魔力和遗产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而在于，用俄国历史学家米海伊.盖夫特(MikhailGefter)的话来说，‘渗透到我们心灵之中的斯大林主义。’”

[注]文中人名、地名按Orlando Figes 2007年版《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中的英文音译。

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