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结论 学习行走在地下

一本关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作品，从引用汉娜阿伦特出发，似乎有些奇怪----这是因为江雪曾在她的文章里引用过同样的话。（注1）她在剖析人权律师的妻子们，并用阿伦特的提问作为开场白。打动我的一点是，这些话适用于今天仍在为改变中国而努力的任何人：他们的付出是无用功么，还是在继续开拓？是莹莹烛火，还是炽热烈阳？

阿伦特的这些话有着开放式结尾，所以特别恰如其分。它没有断言，黑暗时刻人们为了改变而努力就一定会赢，因为善终将战胜恶等等套话。它也没有给出简明的答案。但它的寓意是明白无误的：在黑暗时刻，光明是宝贵的，它自始自终都至关重要。

对于那些认为中国已经是毫无希望的极权制度的人们---这是迄今很多国家的主流观点----他们会注意到我在本书描述的这些个体所遭遇的困境。他们会指出，艾晓明被禁止离境，江雪，在2023年本章撰写之时，已经离开大陆去加拿大和女儿团聚，也会继续在海外工作。香港的出版商都被消灭，书籍四散到全球各地。在新冠封锁期间，人们在超过二十个城市游行聚集----武汉、西安、上海、北京----包括年轻人、上班族和老人们。他们推动了严厉清零政策的终结。但在这一切发生后，习近平还在用铁拳统治中国，许多示威者被拘捕。你可以说利维坦又赢了一次。

然而，这是对这些人的生活或这场七十五年运动历史的选择性解读。艾晓明被严密监视，但仍在继续推进自己的项目。老虎庙也一样。西安谌红果的争议空间知无知现在搞网络讲座。《记忆》杂志还在定期发刊，流传很广。江雪还在写作，她的文章在中国有非常多读者。人们不断在寻找绕过审查的机会，对中国的极权体系表达深刻的批评。他们写日记写文章，吸引广泛的听众。他们不断被关闭，但他们继续重开，一次又一次，就像他们的前行者们七十五年来一直在做的那样。

我并非在盲目乐观，而是一种写实主义的描述，作为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呆了超过二十年的目击者，包括整个2010年代，习近平掌权并打造他计划中更强大的政权。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控制从未像今天这样密不透风。这的确是黑暗时刻。

但本书展示的，是一个没有被打垮的运动。中国新的更强大的极权主义给这些团体最严厉的打击。它发射了大量炮火，它关闭杂志、关闭出版社、让电影制片人失踪、收押自由思想者、还把难以计数的人软禁在枯燥的家中。

极权政府继续存在，但它的领导人越来越老，它的经济放缓，它的对手是那些屡败屡战的选手。艾晓明、江雪、谌红果、谭合成、吴迪：他们视自己为过去那些非官方的、地下历史学家的继承者，是江湖上歃血为盟的兄弟姐妹，他们知道很多人会倒下，但这个队伍会有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来补充。他们确信自己会胜利，不在于个人层面，也不在于多快实现，而是总有一天。本质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对手们并非这些个人，而是中华文明的长期价值观：正义、忠诚、自由思想。哪怕党如此强大，它还能比这么深厚的复原力更强么？

这不仅适用于习近平时代，也适用于人民共和国七十五年的历史。事实上，人们仍旧在抵抗，还用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协同的方式在抵抗，这一点比成天唠叨极权体制如何极权更有意义。事实上，独立思考在中国一直存在，从未被消灭。

这也提出了两个基本问题：如何说明中国的轨迹，外来者如何了解这个国家？对于中国的前景，最清晰的结论就是国家控制终有尽头。中国的确是个充满了监控的国家，但它无法完全消灭独立的活跃分子，他们用数字技术武装自己。这个政府不受法律或良知的限制，但它缺乏能力抹除整个运动。

政府一直在尝试。控制历史叙事一直都是习近平2012年掌权后最要紧的事情。想一下，他刚上台就去国家博物馆参观，一年后关于历史必须用党的版本这样的声明，还有他反复强调用党的存在本身来鉴别历史。还有2021年他搞的关于党史的决议，非常重要的重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神话历史-----在建党以来也仅有三次党认为有必要用这种方式重新定义自己。2022年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的权力到达顶点，他首先去参观的就是党的传奇根据地延安。

所有这些都是明确表达的关切，并采取了具体的后续措施。比如，最厉害的地下历史刊物《炎黄春秋》。这是关于人民共和国真实历史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物。它在1991年创刊，有军中自由派将领的力挺，也得到毛泽东私人秘书的公开支持，还有习近平父亲的题词。但它也在2016年被停刊。如果政府没有感受到威胁，为何要采取这样强硬的行动去关闭一个得到习近平父亲背书的杂志？

希望不一定意味着能力。《炎黄春秋》被关闭的原因，用商业术语来说，是因为它是传统实体商店。它有人员、办公室、文件、还通过合法渠道发行。你可以在邮局订阅，也可以在省会城市的书报亭买到。这让它有了巨大的行销渠道，但也是它的弱点。一旦刊号被注销，办公室被查封，它就无法继续。类似的，政府可以关掉香港的出版商因为他们也是传统业务模式。

这办法对于大多数当下的中国地下历史学家不起作用。对于单个人来说，不停骚扰他让他无法工作是可行的。如果有人日夜不停跟踪谭合成三十年，他当然无法对党在湖南的大屠杀进行研究。类似还有胡杰、艾晓明、江雪等人。但他们只要有一点自由，他们就会开始做采访、然后他们只需要一台电脑和一点手机数据流量，就能继续他们的挑战之旅。赛博数字革命意味着给中国带来了数字超能力，让抵抗者们得以存续。

要让这些人无法工作，会浪费过多的资源。这和关闭一个杂志完全不同。它意味着需要派出大量特勤人员对每个人都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盯梢。在特殊的敏感日期这可以做到，比如在党代会期间。如果对象仅仅是几百人，那也完全没问题。但这一运动在中国的参与者成千上万，不可能对所有人都无时不刻的监控。当不满情绪上升，更多人员被激发起来，政府会被这负担压垮。

这场战斗已经导致了政府开支的飙升。大部分人估计中国用于国内维稳的安保费用超过国防预算（注2），这两项开支各占政府支出的百分之十。和其它国家类似，这些预算被列入必须支出项目，国内安保的巨额财政支出让政府无法在其它重要事项进行投资，比如民生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

这还只是财务成本。打击异议分子，重写历史，对于每个级别的每个政府官员都是首要任务，从习近平到县委书记。他们召开无数会议讨论相关事宜，对整个官僚机构的相关人员发号施令----不仅是安全机构----来动员他们的配合执行。这些巨大的人力和时间的浪费也分散了政府本来可用于其它紧迫任务的精力。

一个例子就是新冠流行。它展示了中国的医院缺乏床位、乡村诊所、必要的医疗物资储备。其它缺乏资金的还包括乡村教育、失业人员保险救济、养老行业。中国政府不是永不休息的巨无霸，而是类似东德政府，被斯塔西安全机构的巨大支出严重拖累。

有人会问，这个运动是否类似前苏联的历史组织“纪念” ，该组织因为揭发斯大林时期的残暴，削弱了苏联统治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现在来看，我觉得不一样，因为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前苏联在解体前的1980年代不同---或者说，更好。中国共产党仍然生机旺盛，经济也足够强壮，政府也还可以对地下历史学家们厉声喝斥。

但经济繁荣并不是天上掉馅饼。对任何国家，都需要不断自我反思，并找到解决新问题的新办法。（注3）中国共产党达成经济目标的能力有待商榷，尤其是考虑到它长期规避有效的经济改革，也没有为非精英群体建立高级别的教育体系。

当经济放缓开始影响普通人----就业率走低，工资下降、国际地位、出口受到限制----这就为多样化的观念成长创造了条件。长此以往，新冠封锁引发的躁动将不再是一个孤例，而是未来几十年的预兆。而且，中国并非1980年代的前苏联，更广义的看，它更接近1960年代的前苏联，那时帝国看似稳定而强大，但王朝逐渐僵化的种子已经种下。如果这样的话，本书我们认识的这些人物会在中国的未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关于外来者如何了解这个国家，生机勃勃的中国地下历史运动可以让我们走出过去那些对中国固定看法。一种模式是把中国仅仅作为失控的极权主义样板。那对于共产党的叙述也许是精准的，但中国的地下历史学家们事实上参与了全球的对话，关于我们如何了解过去，如何创造我们自己的未来。

比如在美国，被奴役的非洲人后裔就直面这些事实，历史记录提供的关于奴隶制的残酷极为有限。在各类文献中，奴隶们的声音是缺席的。很多人，其中就有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赛迪亚-哈特曼(Saidiya Hartman)，都因为填补这些空白而成为学术明星。哈特曼的途径就是用事实为基础，用虚构叙事来讲述被抹除的过去。这帮助她接触了社会中大量不同的群体，从饶舌歌手到政治家们。

中国的基本问题是类似的：巨大的空白让我们难以感受到过去那些岁月的危机。在1950年代被杀害的地主们很少有传记留存。类似的，也很少有1950年代大饥荒时期的影像资料。让这些情况更加极端化的是，文献资料不但稀缺，而且被禁止。

这也让方方和胡杰这些作家和艺术家们，不得不通过对小说和艺术作品进行深度探索去填补这些空白。哈特曼所谓“关键的虚构”在方方的小说《软埋》中也出现了：这里重现的记忆，是基于对历史的研究和天马行空的想象。

另一个对抗被抹除历史的方式可以在高华的著作里看到，他创建了他个人的地下文献，包括报纸、卷宗和文件。基于这些海量的材料宝库，高华才能写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清洗的明确历史，挑战党对于延安岁月的神话叙事。

中国的另一个潮流是另一些地方的回声，被越裔美国作家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称为“纯记忆”（注5）。意思是一段历史包含很多侧面----而不是仅有胜利者。这样的理念就包括了来自多方的声音，这正是中国地下历史学家们试图在作品中体现的。

最后，中国的地下历史学家们有一些共识也得到全世界广泛的认可。那就是即便记忆遭到打压，创伤依旧存在。德裔英国作家温·格·塞巴尔德(W.G.Sebald)称之为“二手记忆”（注6），类似玛丽安-赫希(Marianne Hirsch)的“后记忆”（注7）。这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明显。

中国地下历史学家和海外同行们主要的区别是，他们尽量避免说行话。艾晓明和郭于华这样的学者对各自领域内西方的叙事很熟悉，以郭于华为例，她的人类学研究基于对苦难的学术化论述。但大体来说，比起西方同行们的写作，她们的表述更加直接和坚定。

原因之一可能是关于中国的讲述与作者有更深切的关联。西方学者比如哈特曼和阮清越，他们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但他们的写作对象是其他专家学者，他们的观念在一个小范围传播。中国地下历史学家们则力求向大众传播。他们在历史记录中加入新的信息和条目，但他们的目标是行动----他们是毫无保留的活跃分子，试图改变这个社会。西方学者们也许会有同样的想法，但对于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们，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西方学者们研究失败，他们只是被学术界遗弃，如果中国的思想者们失败了，他们被关进监狱，有时候甚至死在狱中。

把中国地下历史学家们当作我们全球学术圈的一份子，让我们找到方法把他们作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许多国家的争论之一是，如果我们要和中国对话，我们应该和谁交谈？一种答案就是和本书提到的这些人见面。他们应该被邀请到我们的电影节、智库、大学、图书馆、书店和其它公共论坛。他们应该成为助学金和奖学金的候选人。

这些情形很少出现。部分是因为无知，部分是语言障碍，部分是政治因素。前面两个因素互为关联：中国的地下历史学家很少人会说英语，只有最不典型和最出色的中国思想家才被海外了解。绝大所数人的书籍和文章都不会在海外出版，大部分人都无法使用英文交流。这意味着他们缺乏展示的机会，比如成为著名大学和智库的访问学者，或在各种图书展会上发言。

从商业上讲，确实很难说这些人的作品会找到广泛的读者群。有些著作，比如谭合成和杨继绳的书，得以在海外出版，那是因为有基金会承担了翻译的费用。其它比如胡发云和野夫，也由破烂旗帜出版社(Ragged Banner Press)的A.E.克拉克(A.E. Clark)翻译出版，那纯属出于热爱。还有蒙特利尔大学大卫-奥尼比(David Ownby)做了许多令人敬佩的工作，他的“阅读中国梦”网站翻译了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奥尼比用私人时间，而且是收到版权授权后，把时间花在这些无法得到学术回报的工作上。不幸的是，这些行动都是个例，远非常态。

一个解决方案是鼓励更多私人基金会来翻译中国的非虚构作品。但基金会大多以市场方式来运作，要求有可考核的“产出”，也就是要产生可以度量的变化----换句话说，他们希望资助的项目能训练出一定数量的公民社会领袖或律师，建立某个非政府组织等等。把中文书翻成英文完全不能被视为足够的产出。也许该质疑的正是这些自讨苦吃的优先级标准。

电影方面的情形更棘手。大部分电影有英文字幕，但多数中国地下纪录片并没有用常规方式发行----比如会选择特定年份或时机来赢取电影节的奖项。以胡杰为例，他会把影片上传到油管，然后花数年时间继续拍摄这部片子。这就很难界定影片的发布日期，那么电影节也没办法把它作为新片来评审。他和其他电影人都希望自己的影片能让中国观众免费下载，这也让以票房为首要目的的电影节无从下手。除开这些，我也很吃惊的是，即便胡杰和艾晓明这么出色的制片人，他们已经拍摄了几十部纪录片，却没有办过任何的回顾展。

原因之一可能是审美差异。导演王兵拍过一部夹边沟的电影，被某个法国艺术画廊展示，被看作是艺术片导演。其他本书讨论过的导演们，却没能进入这个小圈子。也许就是运气不好，但更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作品都太过“纪实”，而大多数海外电影节都偏爱更有审美价值的影片。

当然也有政治因素。过去这些年，海外电影节是非主流中国电影人获得观众的场所。但这些机会很少留给地下电影，而且也在逐渐萎缩。某些调查显示，部分海外电影节不愿意邀请中国独立纪录片参加，因为电影节需要拉拢中国资助或拍摄的电影。（注8）

总的来说，由于和中国严肃思想家们缺乏合作，这也伤害到了我们自己的优先级排序。我们经常哀叹年轻人对中国没有兴趣。越来越少的年轻人选择学习中文或去中国学习。让这群鼓舞人心的知识分子来定居、讲学、办讲座----而不是等到他们穷途末路以难民身份而来----这样可以让我们的社会得到更多学习传统中华文明精髓的机会。

我在本书安排的结构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最后一章(病毒、边境和隐士们的生存策略）指出这个运动发展的各种可能方向。让我再多说一点细节，尤其是关于运动在未来的变化。

一个重要趋势是一部分重心向海外转移。随着香港作为安全港地位的陷落，台湾似乎可能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新基地。台岛上汉族人口是绝大多数，大多数人都会讲中文。这里还是传统中华文化和价值观的堡垒，宗教团体兴盛，媒体活跃，出版业也非常独立。

但台湾的重要性受到限制。虽然退出大陆的国民党一度统治着台湾，那也是好几代人以前的事情了。随着中国越来越集权化，年轻台湾一代人希望和大陆割席，也对台海之争毫无兴趣。一些人希望台湾正式独立。还有一些人认为台湾和其他周边国家有更多共同语言，比如日本、菲律宾、印尼。一部分台湾本土政治家担心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签证或庇护会惹恼中共。这些情形也许会变化，不过迄今为止台湾并不是中国思想家和异议分子寻找海外基地的理想场所。许多人曾经到此访问，但最终都选择其他国家。

相反，这些人在北美和欧洲扎堆，本地华人社团、基金会和大学都表现出积极支持的态度。过去，这种放逐通常意味着疏离。没有比这更令人唏嘘，就是看到重要的异议人士在离开中国后被边缘化，比如魏京生。更有人思想走向极端，变得古怪而易怒。

对于这些和极权斗争了一辈子然后进入自由社会的人来说，类似的文化冲击也许无法避免。但前几代被放逐的人可能再也无法回到中国。新一台思想家们更容易掌握数字技术，从而继续和墙内的中国人保持对话。我们看到在新冠封锁时期，中国民众把视频传到推特或油管作为保存他们记录的一种方式，也让其他中国民众可以下载，重新包装，然后发布到中国的社交媒体上。

在2022年底的“白纸”运动中，这样的行为达到一个峰值，示威者们手举白纸表示对审查的抗议。这是一次愤怒和悲伤沸腾的宣泄，推特和Ins成为数字抗议的集散地，来自中国的用户同时在上传帖子和下载各种内容。这也显示了，虽然相对来说，中国使用vpn翻墙的人数不多，但只要有很少比例能接触到未经审查的互联网，就会通过搬运在墙内的中国掀起浪潮。

这也是江雪继续寻找读者的方法。她在2023年元旦发表的文章贴在某个被封禁的网站(www.ngocn2.org)，但读者们把它截图成jpg，而这些文件就能很轻松发到中国社交媒体，因为它们被看作图片来处理，更难被那些靠检查文本关键词的软件发现。这些技术也许很快就过时，不能被浪漫化为躲避审查的灵丹妙药。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国家的关键时刻，地下历史学家们一直在寻找各种方式抵达他们的中国读者。

某种角度上说，地下历史学家可以被视为技术先锋，这些技术在危机时刻会有更多的人群会用到。就如他们曾用vpn到海外发视频发帖，那些2022年的示威者们在抗议疫情封锁时也用到了。他们有能力这样做就说明绕过防火墙并不是少数人的专利，需要特殊手段，只要你确实有需要，很容易就能实现。

另一个平行发生的变化是，运动更加倾向于内心，许多地下历史学家把他们的作品看成是时间胶囊。老虎庙和艾晓明都意识到，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他们的作品可能不会在中国公开上映。但他们坚信自己的作品对未来的中国很有价值。他们希望未来的中国人知道，在2020年代，在这最黑暗的岁月，墙内的中国人也没有委曲求全、畏首畏尾。他们继续做采访，最起码可以让这些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受害者在活着的时候留下一些记录。也让未来的中国人看到，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也有司马迁和苏东坡。不是所有人都放弃了。

退一步看，把这些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也是有价值的。当中共上台时，它用极权恐怖来实施统治。想一想1960年天水的学生们。他们把自己看成可以燎原的星火。这也成为他们杂志的名称，在之后的几十年，这星火被埋在墓地里几乎熄灭。

四十年后，《星火》被地下历史学家们重新发现，数字化后发布上网。就像第七章所说的，他们从“存放的记忆”变成了“运行的记忆”。也就是说，它们从储藏室中的文物，变成了被展示的物品，继续激励今天的人们。

可以肯定，本书描写的人物都会老去，死亡，可能被捕，或被淡忘。但如果这个运动的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它与时间共存，受挫只是暂时的。我们看到个体的挣扎和失败。但我们也看到无尽的循环和创造，每次敲打历史的燧石，新的火花就会迸发。

用一个最富影响力的地下历史记者如何在习近平时代幸存下来的故事给本书结尾，应该再恰当不过。我第一次见到《记忆》杂志的编辑是2013年，习近平刚上台。从那时起，许多重要刊物都被关停了。但《记忆》一直还在发行。一部分编辑工作转到了海外。杂志有一个正规的印刷出版号，可以向图书馆和订阅者发行。很多作者和部分编辑还在国内。这让《记忆》成为2022年疫情抗议中一个交叉互补的典型：在中国收集材料，发往海外的平台，这样免受审查的困扰，最终的出品还能被大量墙内的中国人获取。

我不知道这些编辑的想法。此时的我已经离开中国，也没法搭地铁去天通苑采访吴迪。我甚至担心直接提到他的名字，因此我开始用的是美国出版商的名字。

几周后我收到了pdf格式的回信，文件名是“烦交张饺子”。我乐了：我的中文名字姓张，我去杂志社办公室的时候经常包饺子，吴迪是我的师傅。信件没有署名，是吴迪那种惯常的幽默口吻，落款日期是2022年2月20日。

信中说道，在过去的几年里，历史研究越来越难。杂志定了规矩：“为了长期生存，不要做大做强。”也就是为了活下去，就不能规模太大。具体来说，杂志重新定位专做文革研究，不涉及任何眼下发生的事情。其次，文章要避免涉及不可讨论的领域。还有，杂志绝不收费，避免涉嫌“非法经营”，这一招经常被用来关停地下历史刊物。

信中其他内容都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戏仿，每一章节的结尾都承诺下一章更精彩。用这些真正的地下历史学家来作为本书的结尾非常恰如其分：

在开办十多年后，《记忆》学到了不少。首先，杂志学会了像燕子李三（脚注1）一样收缩身体。过去十年它学会了消失、成长和缩小。危险之际，它就变成小不点，假装停刊和撤退，只散发给极少数铁杆粉丝。危机过后，它又活过来继续发行。

还有，它从《封神记》的哪吒（脚注2）学会了“地行术”。念动口诀，没有防火墙能拦住它，因为它穿行于地下。

这让官方很头疼，但因为杂志基地在海外，他们也无计可施。甚至文化代理和红色间谍们也找不到它。它的编辑们都善于保守秘密（他们在做党的地下工作时学到的）。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