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很复杂
无意中在Robert Sapolsky的《行为Behave》一书中读到了一个新概念：context dependent情境依赖。
原文有一段描述很有意思：Testosterone increases anxiety——you feel threatended and become more reactively aggressive. Testosterone decreases anxiety——you feel cocky and overconfident, become more preemptively aggressive. Testosterone increases risk taking——"Hey, let's gamble and invade." Testosterone increases risk taking——"Hey, let's gamble and make a peace offer." Testosterone makes you feel good——"Let's start another fight, since the last one went swell." Testosterone makes you feel good——"Let's all hold hands."读完这些，有很多感想，便书此文记录。
1. 结局是开放的
睾酮激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十分依赖于具体情境。睾酮增加个体的冒险倾向。同样是冒险，有人愿意冒险发动战争，也有人愿意冒险争取和平。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行为，可能对应着相同或相似的生理激素水平。
据说FBI调查马丁·路德·金，发现他私生活极其混乱。去斯德哥尔摩领奖时晚上的唯一兴趣依旧是招嫖，妻子曾收到他的性爱录像带而与他大吵一架。他既不畏恐吓与监禁而为黑人争取权利，私下又如此放荡不贞。依旧是道听途说，曾有一位学文学的朋友告诉我，波伏娃虽同意与萨特保持开放式性关系，但她每次看到萨特换女伴都会心生醋意，而且她知道在性方面萨特远比她要不在乎。她却一直坚持与他保持这种关系，哪怕自己明显在忠贞上对他有很大的需求。再看看前段时间爱丽丝·门罗对丈夫性侵与家暴的包庇，你就知道人是多么复杂。你可以精准测出男性和女性在生理、基因、激素水平上的差异，但你永远无法预测这些差异会对男女个体的具体行为产生什么影响。
2. 原因是多样的
人总想从现象背后找到一条简单、普遍的原因。但可能，简单原因只存在于简单的机械物理世界中，例如力是物体运动的原因。放到人类行为和社会运动中就很难适用。例如不能说睾酮是产生攻击行为的原因，影响攻击行为的原因还包括教育、文化、传统、社会环境、人际关系、个人认知、信仰、天气温度、今天有没有吃早饭等等。行为是各种原因交互影响后的综合结果。以前医学的认知不足，以为反社会人格只跟大脑结构强相关，于是发明了臭名昭著的额叶切除手术。这种过度关注事物之间机械关联的做法永远需要小心，一不留神就容易造成人道灾难，古今中外都是如此，现在的民粹主义也是如此（以为建墙和脱欧可以抵挡非法移民，以为抵制日货可以搞垮日本经济等等），不赘述。
3. 精确测量也有上限
既然原因是多样的，那把所有的原因都考虑到，把所有必要的数据都测出来，不就可以准确预测未来了吗？恐怕还是不行。之前读过一本关于混沌学的书，里面讲解了气象预测的困难。人们可以在一片空旷范围内每隔一立方米设定一个装置测定风向风速，综合所有这些数据以预测天气。如果结果不够准确，可以把精度提升到一立方分米、立方厘米甚至立方毫米。但不管怎么精确，总有空隙，总有一些地方的数据被忽略。而这些采集数据与真实情况的极小的差距就可能带来结果的极大不精确，甚至和预测情况完全相反（蝴蝶效应）。
窃以为个体的行为与社会环境系统比气象系统更复杂，混沌程度只增不减。所以每当有人自以为掌握了很多信息，以为自己知道了社会今后会如何发展，以为能预测国际局势；或者有些家长自以为对他的小孩了如指掌，自以为能为小孩安排适合他的人生，我都会不屑一顾。因为哪怕你知道了99.9%，只要有0.1%的忽略，结局都会让你大跌眼镜。
所以我想，人应该始终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一切皆有可能。
再多写几句，既然发到墙外，不写点政治还是不够过瘾。窃以为认识到系统的复杂性是一种后现代的祛魅（否定线性进步，否定人有才能高低之分），可以让人，尤其是中国人，对政治家祛魅。
例如很多人崇拜邓小平，说他的改革开放带领中国走向富强。其实邓小平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他放弃了计划，这不是有为的成功，而是无为的成功。如果一切都完完全全按照党的计划走，我相信世界会变得无比美好，中国会达到真正的共产主义。但只要有0.1%的现实与计划有出入，那不是说结果会比预想差一点点，而是可能完全大相径庭，人间天堂变成人家炼狱。一开始大家都努力干活、吃大锅饭。但只要有一人稍微偷懒一点，旁边人就可能看不惯，然后就是一系列连锁反应，猜疑、嫉妒、消极怠工、各生产队虚荣攀比等等，各种惨剧接踵而至。邓小平结束了这场悲剧，并不是因为他想带领中国人走向富强，难道毛泽东不想带领中国人走向富强吗？恰恰是因为邓小平放弃了主动去领导人民走向富强，才让人民真正走向富强。在经济上，他承认国家这个复杂系统的力量，放手让它自己运作，最终找到了出路。
所以，承认国家系统的复杂性，看到人民的力量，就是对领导人祛魅。领导人不一定伟大，也不一定聪明，更不一定善良，只是擅长政治斗争（中外都是如此）。国家并不是因为一小部分政策制定者的“努力”才变得更好；国家是个系统，自给自足，自我完善。
更何况共产党也不过是土匪出生，毛泽东读的大多是文学作品，而非政治专业，比他们专业的人有太多。说到底共产党不过是一个善于拉拢人民、垄断信息的、家族传承的利益集团，不是治国专家团，更不是救世主。共产党一直要面对的议题就是如何作为一个政治利益集团与人民和谐共处，没有君民关系、没有忠心的考量、没有道德高低，有的只是利益。各方都拼命争取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共产党与人民关系的实质。
这种各方争取利益的状态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暴露无遗：官员贪污、民怨四起、媒体问责。窃以为这是一种好的状态，是经济有活力的反映。当官员越来越腐败，民众集结起自己的力量对他们构成压力，让他们不得不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才能做到真正的打击贪腐，做到系统自发运作达成的平衡，根本不需习近平多此一举搞什么老虎苍蝇一起打。台湾的阿扁和最近柯文哲搞腐败，不也被抓起来了。这种监督机制，难道靠的是某个集权的政治强人一时兴起搞的官场整治运动？难道这种运动多搞几次，就能杜绝腐败发生了？其实中国人都心知肚明，说白了就是宫廷戏嘛，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督，再怎么要求别人为官清廉，难道还真能让宫里那些老爷跟庶民平起平坐不成？江山都是人家打下来的！
不承认这种党与人民间利益对抗与冲突的合理性（要允许官与民利益博弈，并在博弈中找到共处之道——也许是民主，也许是别的方式），国人的政治观就会重回一种蒙昧状态。在资本主义的大环境下，这样的国家是不会有进步的。所以中国没有创新，没有高新技术，一点都无需意外。
这是一个压抑的时代，守成的时代。这个时代中国的任务不是进步，不是从经济富足迈向下一个精神追求的新阶段。而是追求消费、享受前几个十年积累下来的财富。这种被动的态度造成一场场精神危机，浮躁，抑郁，焦虑，孤独，缺爱又不敢求爱。整个社会就是这样，富裕且老成，表明光鲜亮丽却没有一点儿年轻的气息。年轻人的精神面貌最终会体现在经济上，不如拭目以待，静观中国究竟会走向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