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那亞與中國中產的烏托邦（下）：中國中產的階級意識為何？
作者：房間裏的人（社科研究者）
如果你在Google Scholar搜尋關鍵詞「中產階級的定義」，你可能會得到一個如下圖的答案：
這是經濟學研究常見的處理方法，把中產階級等同於「中等收入」的階層。
社會學家則認為中產階級還應該包含文化維度，應該把教育程度、職業、甚至是消費方式也考慮進來，這樣的話中產階級會被定義為擁有較好教育程度的，從事白領或專業技術工作的中等收入階層。
至於政治學家關心中產階級是因為這個社會階層被視為是促發政治變遷的機制之一。
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提出的「後物質主義理論」認為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的追求會從重視物質的「世俗主義」轉向更重視公平正義的「後物質主義」，這個轉變過程無可避免會挑戰既有的權威，進而促進「民主化」的發生。
然而，像中國、新加坡和俄羅斯這樣的國家案例顯示出中產階級並不一定是民主轉型的支持者，因為以上國家的中產階級的形成要麼是本國經濟快速增長的產物，要麼因為從事的職業和體制有緊密的聯繫(例如公務員)而享有特權，推翻既有體制等同損害自己的既有利益，自然就不樂意了。
由此也就能理解為何中國的中產階級在如何維護自身利益上想盡辦法，但在政治態度上郤偏向保守。這樣一種世界觀也影響到他們在現實的政治參與行為，使他們在「後物質主義」和「體制的支持者」之間搖擺。
那麼如果中產階級和政府發生利益衝突，他們會如何維權呢？在討論這個問題前，有必要先討論什麼樣的人是中產。
這裏我使用中國學者程金華和吳曉剛在《社會階層與民事糾紛的解決─轉型時間中國的社會分化與法治發展》一文中的劃分方法。他們的社會階層劃分方法，最大的特點除了考慮了社會學常使用的職業和技術維度外，還考慮了和體制的聯繫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情因素。
而這點在理解中產的政治參與行為時尤為重要。因為即便從事相同的職業或同屬一個階層，是否和體制有所聯繫在維權方式上可能會有本質性的差異。
這裏我用一篇《端》的舊報導作為例子，先來看看和體制沒聯繫的中產會怎麼辦。
這篇報導的內容是2015年9月天津濱海新區的瑞海國際物流有限公司危險品倉庫發生爆炸後，住在附近被爆炸摧毀了家園的中產如何維權。報導內容並不複雜，因為他們事實上並沒有什麼選擇，最後決定上訪然後感受到了社會主義鐡拳。
但是如果和體制有聯繫，就可以通過各種私人或制度化的渠道去解決問題。下圖來自學者Kellee Tsai的代表著作《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是她在2002年時對中國私人企業家的調查，按照程金華和吳曉剛的分類屬於新中產階級，當時江澤民剛提出「三個代表」的口號，一改中國共產黨敵視資本的作用，不止容許企業家入黨，還能當人大或政協代表。
問題是企業家有何激勵入黨？
Kellee Tsai發現混進體制的一大好處就是有意見或麻煩時可以直接和體制反映，在缺乏制度化政治參與的中國，好處不可謂不大，也就是說假如他們是上述天津爆炸事件的苦主，不但有處可申訴，還沒被打壓的風險。
所以歸根究底如果想用一句話去概括中國中產的階級意識（如果有的話），以及他們和體制的關係，大概就是兩個字：利益。
他們中的不少人以為乖乖賺錢就能歲月靜好，直到最近幾年發生的事情，才發現過去的生活原來只是一個虛幻的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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