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彼端遇見「民族救星」：巴拉圭街頭的蔣介石

原文載於《轉角國際》

巴拉圭這個國家，對於任何一個台灣人而言，至少有兩個特別的意義。

首先，巴拉圭是台灣的「對蹠點」（Antipodes；蹠，音ㄓˊ）。對蹠點是什麼？想像一下，生活在地球上的我們，其實都站在一顆球上。如果我們往地底下鑽、直直穿過地心，最後總會從地球的另一端重新回到地面。這兩個端點被地理學家稱作「對蹠點」，它們的連線就是地球的球徑；於是你也不難猜到，從台灣出發，無論往哪個方向走，距離我們最遙遠的地方就是巴拉圭。

至於對蹠點的英文 Antipodes，則由兩個拉丁字組成：倒反，以及雙腳，既具象又可愛──分別站在地球兩端的兩個人，在地球上的確就是以腳掌對著腳掌站立著的。

可以到自己家鄉的對蹠點去旅行，其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為什麼？除了因為那是地球上距離自己最遙遠的目的地之外，也還因為地球水陸分佈不均，絕大部份陸地的對蹠點，實際上都落在海面上。在這個意義上，台灣人倒是很幸運：我們不但擁有陸地上的對蹠點（想像一下，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印度人如果想拜訪自己家鄉的對蹠點，還無處可去呢），而且很巧合的是，台灣的對蹠點正好有部分，就落在阿根廷的「福爾摩沙省」，這應該是共濟會在設計這個世界時，偷偷埋下的彩蛋吧ＸＤ

另一個特別的意義則是，巴拉圭是中華民國目前僅有的22個邦交國中的其中一個，也是中華民國在南美洲的唯一一個邦交國。也就是說，「人緣不好」的中華民國，居然在距離自己最遙遠的地方，交到了一個「朋友」。中華民國駐巴拉圭的代表處，可以名正言順地掛上「大使館」、「領事館」，而不再需要用曖昧不明、半官方的「經濟文化辦事處」來兼顧地主國的政治正確。對於早已習慣護照不獲承認、簽證常常得另紙核發的台灣人而言，來自家鄉的大使館，反而是一種奇觀；許多來巴拉圭的台灣背包客，甚至把「中華民國大使館」當作景點，專程前來朝聖。

我第一次進入巴拉圭，是從玻利維亞搭車過來的。和玻利維亞接壤的巴拉圭，是一大片被稱作「大廈谷」（Gran Chaco）的貧瘠荒原。

1930年代，這裡曾是巴拉圭人與玻利維亞人兵戎相見的戰場，於是又被稱作「綠色地獄」，今日看起來，這個稱號倒是名符其實。因為地理與氣候條件實在不適人居，巴拉圭政府甚至無法將邊防站設在邊界上；車子進入巴拉圭後，得再行駛一百多公里，才找得到人在你的護照上蓋上戳章，歡迎訪客正式入境。

過海關檢查行李時，穿著汗衫的軍人瞥了一眼我泛著慘綠的護照，挑眉問說：

China de Taiwán? （台灣的那個中國？）

我連忙一邊答覆，一邊把全身的細軟家當翻出來給他看。

軍人把護照還給我：「我知道你們不是China Roja，他們不是巴拉圭的好朋友」，接著彎腰下去翻攪我的背包，虛應故事。China Roja的意思是「紅色的中國」，指的自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究竟「紅色」的來由，是他們每天工作必須翻看的護照封面顏色，還是沿用政治陣營分野的代號，我不知道。

軍人的話，讓我後來在顛簸的車程中回味許久。「台灣的那個中國」，和台灣人經常試圖抗拒被稱作的「中國的台灣」相比，兩者的從屬關係恰好顛倒了過來，除了讓我有些無法適應，還隱約覺得「台灣的那個中國」這個說法，在邏輯上有些弔詭。

在巴拉圭，「中華民國」才是真正被承認的中國，也就是說，台灣人所代表的中國，才是合法的中國政權。進一步想，台灣人在國外，如果出於現實因素必須自稱「來自台灣」，往往是為了規避不必要的麻煩，比如向邊檢人員聲明「台灣護照持有者不需簽證」；畢竟，要將自己護照上燙金印著的「Republic of China」，和今天剛剛崛起、能見度較高的那個中國區隔開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在承認中華民國的巴拉圭，提起「中國」的時候，法理上指的本就應該是位在台灣島上的這個政治實體。循此，我們還有稱呼自己是從台灣來，而不是從中國來的必要嗎？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作為模糊性的「政治發明」，任何人都能看出其中的荒謬與矛盾：那是內涵空洞、不做承諾的話術，然而可以彈性替換意義的空洞符號，卻恰好也是「一中各表」的價值所在。事實上，模棱兩可的修辭藝術，本就更貼近政治的本質。有趣的是，那些跟「正統中國代表權」有關的爭奪與話術，恰是在「理應承認台灣版本表述」的巴拉圭，顯得特別弔詭。

一路經過草原上幾個由德國移民開墾的小鎮後，我們終於抵達巴拉圭的首都亞松森（Asunción）。

亞松森，是個和臺北有些神似的城市。巷弄間，有用擴音喇叭招攬生意的摩托拼裝車，叫賣的腔調和我們熟悉的「修理紗窗、紗門、換玻璃」如出一轍；馬路旁，有大量年久失修的殖民建築，而低矮的違章建築和自營聚落，則和國家的權力中樞與政府機關比鄰而立。1970年代，許多來自台、日、韓的移民，則為這個南美魔幻大陸上的城市，更增添了些許亞洲風味。

打開地圖，亞森松市區西南方一個角落裏的「Chiang Kai Shek」（蔣介石）吸引了我。

作為「自由中國」在南美洲唯一的堅定盟友，巴拉圭有條紀念盟友領袖的馬路本來再自然不過；但對我而言，去看一個早在自己國家，經歷未竟的轉型正義、開始被重新定位的名字，被冠名在異國的街道上，仍然是一件吸引人的事──但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從鬧區出發，得頂著盛夏烈日走兩公里半、穿過無數破敗頹圮的街區，才能抵達這裏。蔣介石大道筆直寬敞、路中央還有帶狀的小公園，在工整的道路網中，是條45度角的斜線，因此每個街口總是複雜多向的交叉。這裏不是引人注目的街區：大門緊閉的住宅全都無關緊要地堆在路邊，好像隨時可以被午後的熱浪融化掉，也不會有人注意到似的。

出乎我意料的是，蔣介石大道的起點，居然有個所有台灣人都再熟悉不過的挺拔身影。站在蔣公腳下，我驚呆地看著碩大的銅像，被烈日投影在巴拉圭塵土飛揚的街道上，偶爾有小屁孩追著踢飛的足球經過。和世界上大多數紀念物的下場一樣，蔣公銅像被人們視而不見，成為街景無意識的一部份。除了銅像，帶狀公園裡還有中式的涼亭、座椅、街燈，上頭標注著「由中華民國大使館捐贈」的字樣。這些成套的中華風格街道傢俱，都在支撐著以蔣公為首的紀念功能。

蔣公銅像在這裡的格格不入，讓我想起那些由外來移民聚居形成的「飛地」。不過，在那些移民飛地裡，維繫記憶、並持續繁榮的是一群活生生的人，他們榮辱與共，透過生活，將文化的根紮在異地的土壤裡；而在蔣介石大道上，營造飛地的，卻是一個沒有人認識的死人。安置那尊銅像，甚至不用地基。

公園裡，有個坐著乘涼的中年男人，饒富興味地看我拍照，並且問我從哪裡來。

「台灣。」

他搔了搔頭，大概是有點苦惱，不太確定這個地名可以怎麼繼續話題，「那個銅像呢？你來看他？他是哪裡人？韓國人？中國人？」

我頓了一下，想想這問題牽涉的複雜性，以當時的氣溫來看，可能足以導致我們兩人一起在路邊中暑。所以我決定簡單地說，「不，他也來自台灣。」無論如何，銅像來自台灣，這個應該是錯不了的。

一如其他移民飛地，「蔣介石大道」的超現實，是深深鑲嵌在「日常性」中的對比與錯置：再普通不過的「中式」建築，以及再普通不過的巴拉圭民居地景。由此，要體驗這裏的荒誕，最好的方法（也是最尋常的方法），即是從一片巴拉圭式的都市紋理中，就這樣一頭撞進「台灣的那個中國」。

最後，我帶著微微興奮從大道頭走到大道尾。不只是驚異於這樣一個大道和銅像，會出現在巴拉圭的典型街道上，也是因為這個再尋常不過的巴拉圭街道，僅僅因為命名、粗糙的人造物，以及平行輸入的集體記憶，就能成為某種奇觀，並且只有台灣人（或中國人）可以意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