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今天读到方方的一篇新文《我为什么遭受攻击》，里面提到了：

“2016年夏，我出版了长篇小说《软埋》。次年春天，突然莫名地遭遇批判，就像这次一样。一些人仿佛约好一般，群起而攻击。那一年，我有些懵，不知道这种批判因何而起，来自何人。当时，我正好去了墨西哥和古巴，批判声音最高的时候，我正在古巴。因为上网困难，竟全然不知。等我回到墨西哥时，看到了一些信息。同时，也有朋友告知说，批判你的人主要来自乌有之乡网站，并给我简略介绍了一下左派网站的情况。到那时，我才知道国内的什么左派网站，其中一个叫“乌有之乡”。在墨西哥期间，通过微博，我作了一个回复。回国后，我先落脚广州，再一次就此事通过微博阐明了我的观点。而这时，我已知道，全力批判我的人，正是那些左派网站中的极左人士，其中还有我的某个同事。有人告诉我说，我的这个同事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甚或，引发这件事，便是来自他的个人私利。”

我对方方提到了这位同事有了兴趣，然后通过搜寻，发现这个同事就是“诗人田禾”。

1955年5月11日，方方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的一户书香人家。其曾外祖父杨赓笙是辛亥革命元老，撰写《讨袁檄文》。方方的舅公杨叔子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父亲于193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后跟随伯祖父汪辟疆在南京发展。1957年，随父母迁至武汉，1974年高中毕业后曾在位于百步亭的武汉运输合作社做过四年装卸工。1975年开始写诗，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电视台任编辑，并在同年开始发表作品，其小说处女作为《大篷车上》。

1987年，以中篇小说《风景》一鸣惊人，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且成为新写实派代表作家之一。此后，又著有《祖父在父亲心中》、《埋伏》、《落日》、《方方文集》、《乌泥湖年谱》。1989年，调至湖北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

1994年，方方曾担任时政类杂志《今日名流》社长、主编，但该杂志于2001年被停刊。

2007年9月22日，在湖北省作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作协主席。2007年前后，方方受何锡章之邀准备调任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但由于湖北省作协担心此调动有“主席炒了作协”之嫌，方方并未正式调入，在华科大只有一份“并不高的津贴”。2012年初，方方被湖北省作协党组任命为湖北省作协会刊《长江文艺》主编。012年9月25日，方方在湖北省作家协会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以100票（共107票）的高额投票连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2018年卸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2021年卸任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职务。

主要作品

短篇小说：《纸婚年》（《中篇小说选刊》第五届百花奖）

中篇小说：《风景》（1987，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桃花灿烂》（1996，获《中篇小说选刊》第五届百花奖）、《出门寻死》《万箭穿心》（《小说月报》第十三届百花奖，2012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中篇小说集：《十八岁进行曲》（1985）、《行云流水》（2001）

长篇小说：《落日》（2004）、《软埋》（2016）

散文：《方方日记》（2020）

与柳忠秧有关的争议

2014年鲁迅文学奖评审过程中，方方发新浪微博称湖北诗人柳忠秧“四处活动，搞定评委”而获奖，柳忠秧认为方方涉嫌造谣、诽谤，对自己的名誉造成了损毁，于是将方方起诉至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令方方删除有关微博和言论，并以书面形式赔礼道歉。2015年3月方方发表了博客《我为什么要批评柳忠秧》，认为柳忠秧不应该在鲁迅文学奖初评前来做这些活动。随后于当年4月17日发表对湖北省人社厅的质疑书，认为鲁迅文学奖有失公正。

2015年11月4日该案一审判决结果公布，广州市越秀区法院认为方方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柳忠秧“把所有评委搞定”，判决方方立即删除针对柳忠秧的微博，刊登道歉声明并向柳忠秧支付精神抚慰金2000元。方方一审败诉后表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并拒绝向柳忠秧道歉。2016年4月15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方方上诉，维持原判。同年7月5日，方方发布长微博，发表了她写给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龚稼立院长名为《我的批评权在哪里？》的公开信，表达了希望该案再审的意愿。柳忠秧2017年10月27日突发心肌梗塞逝世后，方方在微博上称“当年微博不点名批评不过职务行为而已……无论如何，也要祝他一路好走”。

“T诗人”有关争议

2015年4月18日凌晨，方方在个人微博上针对湖北省人社厅批准某位被指“一篇文章都写不顺畅”、“凡事用钱铺路”的“T诗人”晋升正高二级一事公开发表《我的质疑书》，被推定为“T诗人”的作家田禾4月19日对此发表回应，并指出方方身为国家公职人员“一年拿三份工资”、“侵吞32万国有财产”，方方随后在对田禾的回应中称“我在作协拿一份工资，同时主编《长江文艺》有主编费、在华科大讲课有讲课费或者叫课时津贴，都是正常收入，每一分钱都是。”2015年7月，田禾被撤销正高二级职称和湖北省作协文学院副院长职务。

方方：我为什么遭受攻击

2021年12月29日

很多朋友都劝我什么都不要再写了，让时间来证明。明白你的人，终归是明白的。但是，我是洞悉人性的。就算时间过去了，那些泼在我身上的污垢，其实还是留在这世上，留在不明真相者的疑惑中。而那几个仇恨我的人，依然会用各种卑劣的方式发泄他们的仇恨。所以我想，这世上如果没有我自己的一份详细说明，或许那些肮脏的东西，就会成为永远的痕迹。

这是我早就想写的一份东西。上次财经记者采访时，我已经说了一些，但是，它很快被删除。我并不太满意那个采访，因为，它在发出之前，已经删了又删，记者尽了全力，但仍然难以原样照发。由此，我的表达，既不详细，也没尽兴。纵是如此，很多人还是没有看到。

很有意思的是，那篇采访，虽已删到极简状态，但毕竟给了我说清很多问题的机会，比如什么小产权别墅和六套房子之类。此后，质问这一问题的人明显减少。所以，我认为，对于这样一场针对我个人的污名化风暴，只有我自己来诚实面对，直接说明，理性表达，才是最好的沟通途径。毕竟，愿意让自己永远处于非理性状态的人是少数。

尤其现在，那些攻击我的人以团伙方式，在网上“人肉”支持过我的一些朋友，对他们发起围剿。所以，我想，还是由我自己来面对吧。

其实最重要的、也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事，即：引发这一系列的事件的唯一原因，就是我在封城的日子里，作为受困于城中的九百万武汉人之一，写下了六十天的记录。

所有针对我的、或是针对他人的攻击，都因这本日记而起。所以，我清理了一下那些质疑内容，以尽可能的耐心，再次进行说明。也为自己的人生作一份备忘录。

极左这两个字，是我的日记里反复提到的。也给许多人带去疑惑，不理解我为什么我要反复提极左？对此，我也有责任把它说清楚。因为不说出它的来由，也就无法说清为什么一些很小的事情，比方送侄女去机场以及送口罩等，也都会被放到无限大来对我个人进行攻击；并且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被困在疫区的人写了60天日记，会引发如此之大的风波。

从小到老，我都属于那种对政治几无兴趣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对国内有些什么派别也不太清楚。因为职业缘故，我在微博上关注的东西，大多也是世道民情、文学艺术、自然风光以及新型建设之类。正因为对政治缺乏兴致，我从未加入任何党派，不喜欢阅读政治类书籍，各种政治学习我也是能逃的都逃掉了。甚至，有许多当官的机会，我亦都选择了避开。我只想当个作家，觉得写写小说，这一生就很有意思了。熟悉我的人，大概都知道这就是我的理想。

2016年夏，我出版了长篇小说《软埋》。次年春天，突然莫名地遭遇批判，就像这次一样。一些人仿佛约好一般，群起而攻击。那一年，我有些懵，不知道这种批判因何而起，来自何人。当时，我正好去了墨西哥和古巴，批判声音最高的时候，我正在古巴。因为上网困难，竟全然不知。等我回到墨西哥时，看到了一些信息。同时，也有朋友告知说，批判你的人主要来自乌有之乡网站，并给我简略介绍了一下左派网站的情况。到那时，我才知道国内的什么左派网站，其中一个叫“乌有之乡”。在墨西哥期间，通过微博，我作了一个回复。回国后，我先落脚广州，再一次就此事通过微博阐明了我的观点。而这时，我已知道，全力批判我的人，正是那些左派网站中的极左人士，其中还有我的某个同事。有人告诉我说，我的这个同事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甚或，引发这件事，便是来自他的个人私利。

我在2017年3月24日发了一篇微博，我写道：“因为一部小说《软埋》，不知何故让极左派人士恼怒异常，成群结队挥刀而来。批判、斥责及辱骂充斥在我的微博留言里。大多留言，令人哭笑不得。他们大多没看小说，或只读了几篇批判文章，于是想当然进行推测。对这类人，连生气都不必。

说实话，我是改革开放的获益者。1978年我幸运地考上了武汉大学，我的命运从此改变。我想，如果我没考上大学，成为了中国第一批下岗工人，我会是他们中的一员吗？因为我所工作的搬运站几乎是中国最早解散的企业。有一天听说我以前的领导在外摆摊卖菜，心里着实难受了一下。社会进步，改革不合理体制，总是会伤害到一些人，这似乎是件无奈的事。而我们所需要反思的是，怎样让这些伤害更小更轻，甚至没有。所以，历史行进中的重大事件，记录并反思，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何其重要。土改如此、反右如此、文革如此、改革开放也如此。

文学即人学。作为写作者，我关注的是身处于各种社会事件中的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因为时代动荡中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也是一座山。尤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的诉求和愿望经常被忽略。从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是我特别关注的人群。其原因在于：我曾与他们血肉相连。

任何一部小说的出版，都有读者写读后感。有人写一篇两篇，有人写十篇八篇，这全然是他们自己的事，与作者无关。正常的批评，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对作品文本进行探讨、研究，乃至尖锐批评，自然会受作者尊重，必要时或许回应。但用扣帽子打棍子大字报大批判式的低劣方式，起笔既无善意亦无诚恳的文章，何必理会？一部作品的真正完成，从来都是作者和读者双方的事。你不会读书，或是读不懂，写作者哪里救得了你！

那场交锋，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当年因为没有公众号，也没有打赏，为此，那一次论战，不必抢人眼球，更不必编出耸人听闻的谣言来追求流量，以谋求打赏。后来，这事不了了之。没有胜负。极左们，继续寻找目标，到处打棍子，而我也照样继续写小说，继续发表作品。

事隔三年，也就是这一次了。武汉遭到史无前例的封城，我应《收获》杂志约稿，开始对疫区的生活做记录。2月3日，也正是武汉疫情很紧张的时期，我在日记中写道：“只惟愿我们能有记忆：记住这些不知名的人，记住这些枉死者，记住这些悲伤的日夜，记住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这个本该欢乐的春节中断了人生。”

几天后，有人传给我一篇文章，这应该是我看到的第一篇对我写日记所进行的批判，它发表于2月6日。写作者，正是当年批判我的小说最勤奋的一个人。为批我的小说，三年前他写下了几乎上十篇文章。我看过其中一篇，觉得此人认知已入误区，文笔也差，后面的就没有再看。而今年，他再一次开始对我批判，认定我日记中所写的“枉死者”，是诬陷医护人员。文中甚至还用了这样的文字：“把所有因病去世的人说成是含冤而死的‘枉死者’，借以在自己拥趸中掀起仇恨和歇斯底里的情绪，这和香港的动乱中，躲在废青背后的‘大台’的所作所为是一样的，作协前主席方方想达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这样的逻辑和这类的构陷，以及这样的恶批，是其惯用手法，这是典型的文革式文章，完全可以不睬。但是，接下来的几天，我突然发现，当年那些批判我小说的人，几乎全部出动。各种批判我的文章，再次充斥各大左派网站。人还是三年前的那些人，文章也还是三年前的水平和腔调。

知道前因，我继续采取不理会态度。直到“送侄女到机场”的所谓特权事件和编造的“手机照片”所谓造谣事件，再借助社会上“仇官仇富”的心理，刻意编排“厅级干部”和捏造所谓“小产权别墅”等谣言，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这场批判才逐渐升级。对我的污名化，已经到了我无法保持沉默的地步。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日记中屡屡提到“极左”的原因。这乃是三年前对我小说批判的延续，其中带着强烈的“私仇”。而对于极左们这种“恨”字当头，要把社会拖入人人“以邻为壑”的阶级斗争泥潭之中，我个人是极其反感，也是一定要反击的。

坦率地讲，一个社会有左中右派，这再正常不过。没有，反而不正常。至于我自己，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对“左派”和“右派”中的一些观点，都会有赞同之处。我支持自己认为有道理的东西，却从不站派。但我对两派中的极端观点，一向都持反对态度。

我的日记里，从来没有说与我意见不同者，即是极左。那些在极左人士的微博和公众号诱导和挑唆下，对我进行质问或叫骂的不明真相者，尤其是年轻人，他们跟极左半点关系都没有。

记得我在自己最后的一篇日记中曾写道：我要一次又一次地说：极左就是中国祸国殃民式的存在！他们是改革开放最大的阻力！如果听由这股极左势力横行，放纵这种病毒感染全社会，改革必定失败，中国没有未来。现在，我仍然要这样呼喊。

方方：我的质疑书

4月 21, 2015

上篇：我为什么要质疑湖北省人社厅

一、事情的源起

2014年6月1日晚，我突然收到湖北T诗人的短信。短信满是造谣中伤、脏话辱骂和恐吓威胁。其中一封是这样的：“你知道我对恨你到什么程度吗？我想让你四肢不全，或割掉你的鼻子，为自己出一口恶气，更重要的是为湖北文坛除去恶魔，那样做我就是坐牢也值得……”

T诗人要杀我的唯一原因，就是在2013年10月湖北省作协的职称评定中，我不同意他晋升正高二级。而在此前，我与T诗人从未有过过结。一年前他给我的短信中，还称因我的无私而对我“景仰和崇拜”，是他心目中“神”一样的人物。

T诗人贫苦出生，努力至今，也不容易。我原本不想追究此事，让他写个书面道歉给我就算了。但他的道歉没任何诚意。并仍然在外炫耀和继续造我谣言，他的朋友们甚至说我有把柄被T诗人抓住，所以上面不敢把他怎么样。从而致我不得不认真对待此事，由此实名举报。

2013年秋，湖北省作协党组在评定职称中，为了让T诗人能顺利破格晋升正高二级（文科最高职称，相当于大学二级教授），既不顾其条件不够，亦不顾其有违法行为在先，强行违规操作，让完全不符合规定的T诗人，得以顺利晋升正高二级。

在湖北作协职称评定结束后，省人社厅方面按规定派工作人员前来省作协考察职称评定有无违规情况。我作为省作协主席、湖北省文学系列高评委会主任，如实向考察同志陈述了我对省作协党组违规操作的意见，并且表述了我为什么不同意T诗人破格晋升的观点。考察的二位同志都非常吃惊，觉得此事严重，表示一定向人社厅汇报此一情况。但省人社厅、尤其作为厅长的翟天山先生，完全无视我的所有意见，不作任何核实和调查，亦无与我有任何沟通，甚至公开向省作协人事处同志表明，T诗人可以晋升。并且批准了T诗人的正高二级，从而导致T诗人在正高二级评上之后，向我发出威胁和凶杀短信。

我认为：T诗人无论从职称年限还是个人素质上，都没有晋升正高二级资格。下面是我关于整个职称评定过程的陈述，以及我对省人事社厅及其厅长翟天山先生的质疑。

二、我为什么不同意省作协T诗人破格晋升正高二级

T诗人简介：

T诗人学历为小学毕业，中学肄业。上世纪九零年代，因承包省作协的第三产业方圆公司以省作协自筹自支的编制进入作协。初始卖挂历，后做教辅材料生意，并由此而发财。再后以一份造假档案，正式调入省作协文学院，成为专业作家。2007年秋获鲁迅文学诗歌奖，并于2011年评上正高职称。

我不同意的理由如下：

1、T诗人2011年刚刚才评上正高职称（四级），到2013年，时间才两年。而这两年中，他并未有重要作品发表，也没有重大的社会贡献。这么短时间内，就破格晋升为正高二级（相当于大学二级教授），未免速度太快，显然违反职称评定的常规。对比作协那些05年就评定高级职称的专业人员，尤其显得不公平。

2、T诗人的学历低，文化水平亦低，一篇文章都写不顺畅。为人总体素质也较低（与人有矛盾，动辄破口大骂脏话，掀桌子踢门板等都做过，省作协员工无人不知）。而他的诗歌获鲁迅文学奖也一直都有负面传闻。同时，仅仅一部诗集得奖，已经给了他太多东西：（1）省文学院副院长之职；（2）省作协副主席之职；（3）被评为正高职称。坦率地说，如果没有这个诗歌奖，以T诗人的个人素质、教育背景、写作能力、专业影响和社会知名度，他都不可能获得其中任何一项。这一点，相信湖北了解情况的人多会有基本共识。我们不能把一个文学奖看得太重。重到只要获奖，就要什么给什么，任其贪心无度，都给予满足。我们还是应该综合个人经历、个人素质、个人的文学水平和个人的实际能力来看问题。眼下这么快速将T诗人破格晋升正高二级，我觉得不仅对作协诸多同样需要职称升级的高知不公平，在某种程度上，对文学也是一种伤害。

3、T诗人凡事用钱铺路（他是生意人，这也是习惯。），在作协几乎无人不知。如果借了钱，而未满足其需求，他就会立即翻脸，并以借钱一事为把柄，迫使对方就范。在我就任主席之后，据我所亲历的，仅仅是作协原直管领导H，他就先后以送钱或借钱的方式，行贿210万元。第一次送10万元。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笔钱，我是没有打算要他还的（这是他亲口说的，当时有我和另外至少三四位作家在场）。之后又以借钱的名义，给这位领导H二百万元（我亲眼见过借条。）。而当领导H在长江文艺杂志改革过程中，没有满足T诗人的要求时，他便大闹党组会议，当众对H拍桌子。然后开始四处揭发H收受他的钱财等等（我知此事，两次都是在T诗人揭发H时，被叫去听揭发。一次是有几位作家在场，另一次是上级来人调查时）。H作为直管领导，收（或借）T诗人的钱固然有错，但T诗人以借钱的名义，主动送钱上门给自己直管上司，而一旦不能达到其升官晋级目的，便以此进行要挟、威胁，不仅有行贿之嫌，从个人品质上讲，此举如同预设圈套，更为下作而卑劣，更为令人不齿。这件事，作协文联系统很多人都清楚，它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而现任省作协党组J书记更是清楚。他曾亲口告诉我，H正是因为这210万元钱的事调离作协。

我认为：我们明知这个事情的全过程，明知T诗人在此事中同样有严重问题，时间不过一年，无论如何也不应匆忙为其破格晋升职称，这倒像是对他的行为进行表彰似的。

4、T诗人目前在作协的地位和职称，都因为他获得过一次鲁迅诗歌奖。2007年，T诗人突然荣获鲁迅诗歌奖，在全国甚至在我省，都是大爆冷门的事。因为此前，T诗人别说在国内，就是在湖北，也没有什么知名度，只是一个诗歌爱好者。他获奖，我刚当选省作协主席不久。在看了他的诗歌文本后，我觉得无论他用什么方式获奖（当时即有T诗人买通评委的传言），但这个文本也还不错，作为省作协官方，我们要支持自己的诗人。所以我在作协为其主持了庆功会并同时举办了T诗人诗歌朗读会。

但事后听作协同事以及诗歌界朋友说到其获奖的原因，方知其中传说很多。只是作为省作协官方团体，对未证实传言可以无视。所以，省作协一直把T诗人的得奖当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得奖。也正是因为此，对于其之后任省作协文学院副院长、省作协副主席，我都投了赞成票。

要说的是：圈内的这些议论，却也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虽然不能全信，但只要了解T诗人的真实水平以及他发财和出名的过程，大多也会明白，这也并非空穴来风。只是湖北诗歌界的诸多诗人并不看重鲁迅诗歌奖，谁也没把这份奖当回事，所以，并未有人去较真。

在文学界，用钱换名换奖者并不少。而在文坛以及网上，对T诗人的非议一直很多。而T诗人也并非就是一个高水平的诗歌写作者，其在报上写的应景诗，差极。从中可见其创作的价值观。所以我个人觉得，在重大问题上，尤其在专业职称上，越向高走，尤其走到文科的最高级别上，我们还是应该保持谨慎。

三、省作协党组在评定职称过程中涉嫌违规操作

2013年秋，作协进入职称评定阶段。人教部曾为这次职称评定发出征求意见草案。草案中规定评定职称的程序为：个人自述，群众评议，专家审核，党组决定，最后公示。这个程序是惯例，也是行规。

这个草案大家看后，大都表示了同意。我对草案的程序也没有意见。人教部负责人L通知我，职称评定时间定在我从北京开会回来（当时我要去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大约是十月底。

但是，我正在北京开会期间，省作协党组却自行其事，修改了整个职称评定草案，却没有公布修改结果，也未出台任何正式方案。即使我身为省作协主席并兼湖北省文学创作系列高职评委会主任，党组也未以任何方式通知我：草案已经作了修改。

与此同时，职称评定时间也突然改变。以致我尚在北京期间，头晚突然接到省作协党组J书记电话，说是次日一早即开始职评。之前我曾向J书记明确说过，这么做不合适。电话里，我再次表明我的态度。J书记直接了当说，你可以放弃你的投票权（非常强硬的态度！）。最终，我也不想多事，便在北京以短信方式对高职二级作了弃权投票。毕竟作协的事是党组书记说了算。

但我知道，省作协党组（尤其是J书记）如此操作，正是要全力保证T诗人顺利过关。

而实际上也是如此。当我从北京回来后，发现职称评定结果已经进入公示阶段。也是在那时才了解到，党组取消了职称评定中的个人自述和专家审核程序。直接由副高职称以上的群众投票（包括其晋职者本人在场参与投票），然后党组宣布投票结果，直接公示。为此事，作协当时即有同志就作协党组在评职称中违背程序事宜向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过举报和投诉。

在这次的职称评定中，我与省作协党组J书记，一直都有分歧。主要是：

1、我认为省作协应该到省人社厅争取更多的高职三级指标

作协的高级编辑中，很多人已是多年的高职四级（大多是2005年前后评的），学历和资历都比专业作家尤其T诗人强得太多。比如长江文艺杂志常务副社长胡翔和常务副主编何子英，二人都是武汉大学中文系高材生，并且都是05年的正高职称，却一直因为没有指标，失去晋升机会。另一副主编曾楚风，更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1985年即已大学毕业。九十年代T诗人还在卖挂历时，她就是今日名流杂志的执行主编，及至2013年却还是副高职称的最低一级。每年都因为没有职数而不能晋升。所以我认为，省作协应该为那些资格更老的专业人员的职称晋升争取指标。

2、省作协文学院一共只有六个作家，其中一人刚刚调入。六位中，已有两位正高二级，这次又去申请两个二级指标，从比例上也并不合适（一个大学几十个教授，才几个二级教授？）。更何况诗人T诗人本来职称年限、创作水平都不够，且有个人品质方面的问题，应该没有参评资格，作协更不应为其专门到省人社厅跑要指标。

我与T诗人过去从未有过冲突，也未有私怨，他一直尊我为师，对我一直很尊敬，也很友善。同样，我觉得他努力到今天，虽然有些手段我完全不赞同，但也会觉得一个人要改变命运，在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可能没其它办法，所以我能帮的就帮他。

但任何事情，必须有底线。我作为省作协主席，同时也是省作协文学系列高职评委员会主任，在这类事上，我必须得遵守规则。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态度，并非只针对T诗人一个。因此，在T诗人职称评定上，我只不过本着我的职业精神，只不过站在整个作协的公共立场以客观的态度来对待此事，只不过觉得我们遵守了专业规则才能对其他人公平。所以，我对T诗人破格评高职二级一直就是秉公表态，持以反对意见。

尽管我与J书记在此问题上有严重分歧，但我却并未做任何阻挠之事。既未组织大家反对，亦未背后向上级打小报告。用通俗的话说，我没有做任何小动作。就算明知党组在程序上违规操作，我也只是提出意见，表明自己观点，并不想多管此事。遗憾的是，省作协党组J书记（省作协常务副主席）无视我作为主席的所有意见，利用其在党组的权力，违规操作，并且顺利成功。

2013年12月23日，职称评定公示结束后，省人社厅派工作人员来省作协考察职称评定的情况。作协人教处通知我去见他们。我对前来工作人员如实谈了我的看法。此后，我也就懒得再管此事，再此后，T诗人也就顺利得到了省人社厅的批准，评上了正高二级。在他拿了几个月正高二级的工资后，突然发出系列辱骂短信。

下篇：我对湖北省人社厅的十点质疑

高级职称的评定，在知识分子生活中，从来就是件大事。省作协职业编辑和职业作家的水平，也是彰显着全省文学界的水平。省作协高级编辑众多，大多来自名校。很多高学历者多年前就已是正高职称，但因为人社厅以职数限制，故一直不能升级。省人社厅无视或完全不去了解这些情况，在批复高职指标方面，粗糙而轻率。当然，这中是或许也有省作协人教部的问题。

收到T诗人的短信后，我一直在联系省人社厅，希望就此事能当面沟通。去年两次联系翟天山厅长，因不凑巧的原因，未有结果。今年三月初，再次短信翟天山厅长，告诉他，我准备公开质疑。之后接到翟天山厅长的电话，并请我将书面材料送交给他。第二日，我即派人将我要质疑的内容送到了省人事厅。约十天后的3月19日，接到省人事厅L处长电话，表示省人社厅将向我解释和说明情况。当时我人在海南，回了短信说我月底回汉即与他们联系。并行明确表态，我要的不是解释和说明。

三月底，我回到武汉，立即与省人社厅L处长联系。并短信请翟天山厅长予以敦促。但自3月31日后，直到今天，省人社厅无一人与我有过任何联系，L处长亦不回复我的短信。半个月过去了。我想，一个沟通都如此之难，还是公开质疑吧。

抛开我作为省作协主席和湖北省文学系列评委会主任的身份不说，仅作为公民之一员，对政府所为有了疑问，也可理直气壮地向政府的相关机构以及机构负责人质疑，这本应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情。因此在这里，我应该是正常行事。

我质疑的是：

1、文学专业职称升级的条件是什么人、以什么样的准则制定出台的？

2、有关省作协（或文学类）的职称升级在出台前有没有征求过文学专业人员意见？

3、省作协的职称指标是谁研究决定的？为什么省作协6位专业作家（其中一位刚调入。），在已有2人为高职二级的情况下，还要给两个名额（要知道一所大学几十个教授也没一两个二级呀！）？而诸多高职编辑却也只给两个名额？

4、省作协高职定额指标的决定有什么样的标准？决定权是什么人？

5、一个鲁迅文学奖，可以反复用来评职称，这个规定是谁制定的？

6、职称评定对个人品质是否有要求？如有文学大奖是否便不考虑个人品质？以及是否有犯罪嫌疑？

7、2013年12月24日，省人事厅派人来考察此次职称评定情况，我向前来了解情况的两位同志如实汇报了关于T诗人的问题，以及作协党组的程序违规的情况。前来听取意见的同志表示非常震惊，承诺我一定把意见转达到人事厅。然而，这份意见，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人事厅的这个考察，是实事求是地考察，还是走过场摆样子？更或是对我个人的欺骗？我想知道：前来听取意见的同志有没有把我的意见反映上去？如果反映上去了，为什么没有人来找我进一步深入了解和核实？、

8、人事厅有什么权力无视我作为湖北作家协会主席、省文学创作系列高评委会主任的意见？我是非党员，是否有文件规定只能听取党组意见而不必听取非党员主席和高评主任的意见？如有，请拿给我看。如没有，请告诉我，为什么无视！是否有哪位领导指示不必听取我的意见，如有，请公开其指示。如没有，执行人员是否渎职？

9、为什么我反映了省作协和T诗人这样严重的问题，省人事厅却仍然批准T诗人的高职二级？ 是什么人研究批准的？其中是否有暗箱交易？

10、省作协人教部原处长L说，省作协有关人员，曾就T诗人职称事宜和我的意见专门请示过翟天山厅长。据说，翟天山厅长表示，高职二级总归有不整齐情况，有人水平高，也有人排末位（大意）。作为一厅之长，同样无视我作为省作协主席的意见，无视T诗人以一个奖项反复使用的实际情况，无视T诗人高级职称才评定二年多的事实，以及无视T诗人个人品质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居然表示T诗人完全可以晋升二级。我想知道理由何在？是否有交易行为？是否有人暗中操作。鉴于T诗人的行事风格，并想顺便问一句：翟天山厅长是否在其他人的邀约下，收过T诗人的礼以及与T诗人一起吃过饭？

上述问题，我令我深感疑惑。

结束语：我的希望

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几次讲话，都谈到文艺界反腐问题。谈到要严肃处理在评奖和评定职称中的恶劣风气问题。谈到诸事都要遵守规矩等问题。同时，也谈到对于造假档案要进行严肃处理的事宜。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谈得非常及时。让人们也看到希望。因为再不整治这些歪风邪气，整个中国文化会出现更大混乱，而低劣平庸作品会成为文化生活中的主体，低劣平庸文人会占据文化界的领导层面。中国文化的低品质低水平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比如像T诗人这样的人，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从生意场上退下来从文，本身价值观就很混乱。他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用钱搞定一切。在这些年混乱的社会中，他果然也做到了。这样的人事，我相信在文化界也不止一件。而这种现象不控制，最后导致整个中国文化品质的劣质化，文化精英的劣质化。

这并不是一件小事。而掌管着文化人职称事宜的人社厅，应该说在这事上责任重大。你出台什么样的条例，就会有着什么样的结果。你的条例混乱而不负责任，社会就将会承受更加混乱而更加不负责任的结果。

同样，我认为更为重要的事是：一个公民，对于某件自己不认同的事，持以保守的态度，都不被允许，只是表达了不同意见，就要遭到辱骂和人身威胁，这是何等可怕。如果容忍这种黑社会的行径进入文坛，容忍文化界的高职称人士玩弄如此手段，容忍他们以凶杀恐吓的方式来限制他人的说话权力（T诗人目前拥有中国文科的最高职称！），而现实中发生这样事不给予从严处理，仍然由其居高位而得意，中国则将不仅是可怕，而是十分危险。

贪心的人历朝历代都有，但我们的规则正是用来限制这些贪心者，而保证社会的公平原则的。

在此，我希望并也相信湖北省人社厅作为政府机构，有责任和义务正面给我以回复。

湖北省作协主席、

省文学创作系列高评委会主任

方方

2015年4月17日

来源：作家网

张敬伟：方方与田禾搅动的文坛是非

4月 23, 2015 张敬伟, 方方, 田禾

湖北作协主席方方去年质疑诗人柳忠秧，赢得舆论一边倒支持。现在，方方开始质疑另一位T诗人——田禾。

据中青报4月19日报道，4月18日凌晨方方在其个人微博和微信公号发表《我的质疑书》一文，质疑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作协党组在为T诗人评定职称过程中，“强行违规操作，让完全不符合规定的T诗人，得以顺利晋升正高二级职称”。

网上舆论分化，有人支持方方的“文坛良心”，有人则称方方为“刺头”，总干“得罪人的事”。更有人称：“田禾只有小学文化，原是农民，后来靠卖挂历发家。…,平时田禾的作品错别字、语病连篇。他能得鲁奖（2007年），我们都认为是买来的。”

中国文坛总有些有伤斯文的事情发生。有人将“作家”当成和“公知”一样的揶揄头衔，网上甚至有挖苦人的文本格式：你是作家，你全家都是作家…以往令人景仰的职业，制造思想作品的特定群体，现在发生那么多的“扒粪”和“揭底”。到底怎么了？是自古相袭的文人相轻还是黑白分明的文坛官司。

若是前者，攸关文人私德，公众围观娱乐一番也就烟消云散了。如是后者，则要给出说法，让有理者得到伸张和支持，让有亏和违规者付出代价。

方方与田禾之争，须摈弃一些个人意气成分的滋扰。譬如湖北文坛中人对方方和田禾个人的喜恶，这和事实无关；还有对田禾人生经历的轻蔑，这也偏离了主题。方方与田禾文坛官司的焦点是，相关单位在田禾晋升职称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操作？方方实名举报有关方面是否给予方方说法？厘清这两件事情，并让相关当事人充分表达举证，确保相关事实的公开透明，是非曲直自然一切明了。其他人等和公共舆论，也就会有基本的判断。

先说前者，作家职称从正高四级到二级，应该有响应的硬杠杠，譬如学历、成就等等。事涉专业层面，湖北人社厅和作协当然也包括方方和田禾，对专业评定应该都是心知肚明的。方方质疑评定过程违规，其质疑书已经公开，湖北人社厅和作协就应该对这些质疑给予公开说明，以证明其公正无暇。但到现在为止，两大机构并未对方方质疑有回应，自然是将公共舆论推向方方一边。

此外，方方实名举报，按照相关程序，有关方面应在一定期限内给予实名举报者以调查结果。现在看，有关方面是“沉默”和“无作为”的。这在程序上是不合规的，也让方方占据了舆论上风。

被质疑者田禾，最好的回应不是简单称方方“污蔑”而是让方方那样举证出自己“被污蔑”的理由。譬如，对于方方的《我的质疑书》发表一篇《答方方“我的质疑书”》摆事实讲道理，就像当年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一般，不仅自证了清白，也宣示了文人的雅度，更成就了一番文坛佳话。

尴尬的是，方方以公众认可的方式履行了自己的权利。田禾呢？所谓“污蔑”，显得苍白无力–至于田禾所称要拿起法律武器，方方则表示，“我倒希望他诉诸法律！”

几个回合下来，田禾还是没有占据舆论之利。当然，这并不能就断定方方的质疑“绝然正确”，也无法证明田禾评定职称一定存在违规。但作为公众人物，且已形成舆论喧嚣的公共事件。当事者双方不能只有“口水战”，而应给予公众一个合理的说法。

值得一提的是，这绝对不是方方与田禾“两个人的战争”，而是攸关中国文坛是非的大事–舆论场应该深涉其中，而湖北人社厅和作协，更不能缄默加冷漠应对方方质疑和舆论追问。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还原事件真相，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

来源：作者博客

遭左派围攻，作家方方谈《软埋》的“软埋”

罗四鸰

2017年6月27日

4月底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路遥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评委们把大奖颁给了湖北作家方方的《软埋》，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位土改中失去惨痛记忆的老妇人的故事，评委们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她固然不是选取土改题材的唯一作家，但她却是把同类题材处理得恰到好处的作家，让批判性与文学性达到了很高程度的融合。”

就在这部小说获得这项民间奖项的前一天，在方方的家乡武汉举办了一场针对小说的批判会，亲身经历土改的老革命、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及其后代参加了该会。武汉钢铁厂原组织部长殷学元发言说，方方污蔑土改，意在颠覆共产党。座谈会上还挂着一个大横幅“《软埋》是一株大毒草”。

不久，中国一批极左派人物撰文对小说《软埋》以及作者方方进行政治批判，认为小说是为地主阶级翻案，否定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并认为当下中国文艺界需要认真贯彻习近平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5月22日、23日、24日接连三天，前中共中组部部长张全景、解放军上将赵可铭、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刘祖禹三位中共高官在红色文化网，分别发表文章《〈软埋〉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软埋〉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讲话〉之后发表〈软埋〉是极不正常的》，对《软埋》进行政治批判。5月27日，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王诚也在察网发表批判，称“《软埋》其实就是一颗颜色革命的信号弹，通过伪造一个地主家庭被软埋的历史，来为刘文彩、黄世仁们翻案。”

对于极左派运动式的大批判，方方也不停地在自己的微博进行回应与反击，称自己是一位自由的作家，并感慨“文革”阴魂不散。方方5月22日写道：“我的写作，一向关注社会进程中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有读者一定要肢解小说，并恶意解读其内容，以夸张的方式，向诸多不读作品的人们传达错误信息，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想知道我为什么‘不倒’吗？”方方5月23日再次反击写道。“我身后当然有大背景！而且是巨大无比的背景！他的名字叫常识。常识，这正是你和你的极左伙伴们所缺少的。”

但是到了5月25日，方方微博称《软埋》停印。随后《软埋》在当当、京东等网上书店下架。不过，小说《软埋》却因极左人物的批判与方方的回应，成为热门读物，许多读者赶紧在书店或是淘宝购买还未下架的图书以示支持。《软埋》的Word文档或是PDF文件更是在读者中秘密传播。

方方，原名汪芳，当代著名作家，198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风景》被视为新写实主义开山之作，代表作有《祖父在父亲心中》、《乌泥湖年谱》。现为湖北省作协主席。她不甘于历史与记忆的被“软埋”，用三年时间将小说写出，2016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来并未引起社会的太大关注。在极左批判之后，不仅“软埋”成为一个热门词汇，用来形容当代中国的历史与记忆，中共土改的历史也再次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20万字的小说《软埋》，讲述的是一位老妇人丁子桃突然陷入痴呆后，她的儿子吴青林无意中发现父母身世的故事。原来父亲吴家名原是山西一个地主家的少爷，全家在1948年的土改中被杀后，隐姓埋名成为医生。母亲原名黛云，在1950年代土改时期，娘家人被杀、婆家全家集体自杀且被“软埋”，即不入棺椁直接被泥土埋葬。黛云侥幸逃出，被吴家名救活，但从此失去记忆。就在吴青林发现自己父母家族的可怕历史时，被记忆折磨了两年多的丁子桃去世，没有和儿子说一个字，她的记忆从此软埋。

方方在小说后记中写到，书名及故事来源于她的一位朋友的母亲。朋友的母亲当年只身从四川逃出，后给人做保姆。后来朋友买了别墅，母亲依然紧张和恐惧，即便得了老年痴呆症，依然清晰地说：我不要软埋。“人死之后没有棺材护身，肉体直接葬于泥土，这是一种软埋；而一个活着的人，以决绝的心态屏蔽过去，封存来处，放弃往事，拒绝记忆，无论是下意识，还是有意识，都是被时间在软埋。一旦软埋，或许就是生生世世，永无人知。”

就这部小说掀起的波澜之时，方方接受了采访。采访用邮件进行，经过删减与编辑。

问：小说后记中你提到你的家族历史片段，能说说你家族在土改中的经历吗？你们的家庭记忆也被“软埋”？关于土改，你查阅过相关历史资料吗？

答：小说内容跟我的家族其实没有任何关系。我在写完小说后，想写一部百年社会动荡和变革之中一个家族的命运，所以就去老家看看。因为我父母的家庭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由于我父母年轻时即出来读书工作，我从来没有去过老家。小说写完后，交给了出版社，然后才第一次回到老家。的确，我在乡下了解到许多过去从未听说的事。几十年过去了，知道一点往事的只剩有两个表哥，其他晚辈也几乎都不知道。小说的原型人物是我朋友的母亲，但也只有一点点痕迹。我在后记里也提到。正是被她母亲所说的“软埋”两个字所击中，放下手上的他作品，开始写这部书。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毕业的，曾在电视台工作，经常下乡去拍纪录片，后来又下乡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这种经历，使我有机会在乡下看到许多无主大宅，或说是老式庄园。也有的宅园会有一二后人，偏居一隅，多是贫困潦倒者，更多的则连主人都没有。好奇中问村民，他们也会跟我说一点当年往事。这些我见多和听多了，便会沉淀在心里。

此外小说中所写的川东，我也专门去过。因为涉及到土改，我自然会查阅资料。很多与土改相关的资料非常小众，毕竟这是过去了多年的事。而这样一件影响到中国社会进程的大事，大家也都忘记得差不多了。现在，倒因为《软埋》一书的遭禁，这些资料反而流传开来。这也让我很意外。当然，我读或查到的，应该比流传得更多一些。我写过不少有历史背景的小说，我的写作习惯就是在开笔之前，一定要把案头资料工作做足。非但如此，我还会去现场查看。几乎每一部小说都是如此。

问：《软埋》以否定土改而引起争议，不过，小说中土改历史并没有正面出现，而是在一位失忆老人的记忆中再现的。与其说这是一部土改小说，不如说是一部土改记忆的小说。可以这么说吗？

答：也可以这么说吧。小说其实并无反对土改的议论，甚至没有反对的倾向。对历史事件不作评价，这大概也是我写作的一个基本态度吧。因为很多历史进程中的事件，经常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和非常特殊的原因。是非对错，不是由一个作家来评判的。文学是人学，我的小说关注是的在这些历史进程中受到冲撞而被改变命运的人。社会事件只是人物的背景而已。甚至，归到这部小说中，我倒是更多的有一种与历史和解的态度。这种和解表现在我对遗忘者的体谅。毕竟这是一段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的历史，与此相关的几乎整整一代人都业已逝去，留下来的后代也可以放下这些，以向光明处看的心态，过好现在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以遗忘，但社会精英会应该对这件事有所记录。一个社会的重要事件，不能让时光软埋掉，我们需要记录下来。个人可以不需要记忆，但历史和民族需要。记录的目的是可以以史为鉴，为后来的社会进步提供文本参照。

问：那么，你怎么看土改的历史？既然小说其实并没有正面写土改，你认为，小说《软埋》为什么会触怒极左，引起他们的大批判？、

答：我本来就没有对土改这一事件进行正面描述的想法。我只是想写在那样的背景下，一个人和一些人的命运。至于土改本身，我一向的看法是：一个新政权的建立，进行土地改革或许也是必然。实现耕者有其田，抑豪强，均贫富，大约也是一种社会理想。但是怎么改？是否需要这么残酷？是否需要杀掉这么多人？我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持有这样的想法也是显然的。其实这部小说中人物命运是有些悲惨，但却是一部观点温和的小说，仅仅涉及到土改这个题材而已。

之所以引起极左围攻，我想有极左自身原因。因为任何派别一旦走向极端，就会随时寻找攻击目标，如果他们不攻击别人，便会自己相互攻击。只有在攻击他人的情况下，他们方可团结一致。当然，或许有人背后策动，比方我在评奖和评职称过程，对一些四处搞活动的人进行过批评，显然这些人对我也是相当仇恨的。利用极左的情绪，对我个人进行报复大有可能。不然，很难理解，三个退休高官（指前中共中组部部长张全景、解放军上将赵可铭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刘祖禹——编注）几乎在同时看了小说，并且同时期写出内容大体相同、文风大体接近的文章。而且这三个退休高官的共同点都是喜欢书画。有时候，一些事看起来很复杂，稍加搜索，追踪寻迹，一下子就能看到是怎么回事。所以，引发这么一个事件的导火索，很可能就是我得罪的某一个人，他寻找他的哥们帮忙，而极左的“网络新文革”也正好需要目标人物作为突破口，他们也要有他们的存在感，发出他们的声音。这个话题，或许正好合他们的意。两下里一拍即合。由此，所有极左的骨干人物几乎全体上阵，没有写文章的，也通过转发表态，声势真是非常的浩大。用词之激烈、之凶狠，也非常让人惊讶。从普通的底层百姓，到北京高官，都来批判这一部小说——一部观点如此温和的小说，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它不可能不成为事件。

实际上，他们从第一篇文章开始，就不是在谈作品，而是针对作家。以他们列出来的罪状，放在过去，都是杀头罪，放到现在，也让官员们高度胆寒。他们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一波一波地示意官府：这个人的小说是在反对你们，你们应该严惩她。他们也吃定了官方心理。为了维稳，官方一定会听从他们摆布。

问：赵可铭〝仍然认为文学是阶级斗争或政治宣传的工具〞，这种论调的出现，很容易让人想起文革。你认为为什么如今还会出现这样的批判和论调？

答：我们在大学时，曾经联合湖北省的文学期刊《长江文艺》杂志社做过一次专题讨论，即：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时间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我们大部分同学都坚决否定“工具论”这一说。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根本不用再讨论。文学当然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虽然它时而可以作为工具。但它的本质不是用来当任何工具的。所以，再次看到具有文革风格的文章，我还是吃了一惊，真的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

上海华东师大钱谷融先生曾经有一句名言，这句话深深地影响到我。他说：“文学是人学”。我极认同这个观念。你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必须是政治家或革命家，要求他们的写作是为政治或为革命；也不能要求作家的写作必须按规定去写，或者按上级要求去写。如果历史上过往作家都是这么写作的，我们今天哪里还有那么多的文学经典可以一读？文学更多的是一种个人表达，无数个人的表达，汇集起来，才是一个时代的表达。

问：《软埋》一方面得到民间文学奖“路遥文学奖”，另一方面遭到左派人士张全景、赵可铭等人的围攻，你自己是怎么理解当下中国这个奇怪的现象？如何看待当下中国这两种严重对峙的情况？

答：我不介意得不得奖。而且我之前也并不知道有一个路遥奖。但在一片批判声中，评委们把路遥文学奖给了我，我还是非常感动并感谢的。这种感动感谢并非是得了奖，而是一种认同。它让我知道，在文学界，至少有不少人与我有着相同想法或相近的价值观。对于极左的围攻，我最初也是备觉意外。先没当回事，因为很多作家都被攻击过。像陈忠实、莫言余华等，他们也都有（受）过攻击。

我是完整经历过文革和改革开放的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一直在反左，反左的力度并且非常大，对社会上影响也很深。很长时间，极左都没有市场，一个极左者，一定会被社会所唾弃，也被众人所厌恶。当然，也许也有文革的拥护者，但那时没有互联网，他们没有发声机会。现在的极左人士其实与文革中的左派也是不同的人。应该说，改革开放让中国社会走出了困境，经济上得到腾飞，但这个过程，很多人都付出了代价，尤其是生活在底层社会的人们。虽然社会整体富裕了，生活比之以前都得到改善，但贫富差距的扩大、日常生活的艰难，比方看病、买房、教育、就业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再加上层出不穷的贪官和永远懈怠的官员如此之类。改革中的失误，许多后果是由他们承担下来了。国家长时间没有修正这些失误，便导致了他们深深的失望感。而他们的声音很难发出去，他们的诉求也经常被忽略，甚至他们积压的情绪也得不到安抚。

互联网让他们聚集在一起，彼此回首往事，怀念当年要穷一起穷，要苦一起苦的清贫岁月，这已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安慰剂。极左们正是利用这样一些深怀失望感的人。个人际遇，使他们很容易情绪化，只要有人煽动，就会相信煽动者真是他们的代言人。这样一群人的基数非常之大。直到今天，我们的政府，仍然没有拿出更好的办法，来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以及让他们更新自己的观念，从而融入现代生活。我想，要化解现在的对峙，最重要的还是要重视民生并改变民生。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可能需要漫长的改革过程。

问：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成为中国文学创作指导思想。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作为作家，你怎么看待这两个座谈会所造成的影响？

方方：第一个会议中的“延座讲话”，我这样年龄的人，在文革中都学习过。毫无疑问，这个讲话对中国的文学有着极大的影响。第二个会议，我没有参加。毕竟我在国内也不是个积极分子。我虽然在湖北作协当主席，但在中国作协仍是边缘人物。何况我一向也不喜欢开会。没有资格参加这个座谈会，大概也是我们双方的乐见之事。说起来，无论第一次或第二次座谈会，都显示着高层领导对文学的喜爱和看重。他们的观点，自是对中国文学的走向影响巨大。这个影响不能用简单的文字陈述会出现在哪些方面等等，也无法用很精准（的）词汇来作一个判断。或许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吧。但需要说的是：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无论有多少领导的重要讲话，他们仍然会按自己的内心需求去完成每一部作品。

专访白睿文：《武汉日记》之后，续写“痛史”

无论是给中国读者还是海外读者，日记的内容是一样的，但人们知道这本书要在海外出版，它就成了旨在“伤害中国”的国际阴谋。

端传媒记者 张妍 发自华盛顿

2021-05-14

在Clubhouse上泡著的时候，白睿文（Michael Berry）时常想起早年在纽约读书时，在下城的爵士酒吧里度过的时光。“小小的房间里”坐著的都是举世闻名的爵士大师，“就像卧虎藏龙一样”。他觉得Clubhouse“也有点这个意思”，“你进来（一个房间）也不会知道有谁在里面，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他经常碰见令人震撼的对话，例如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连续十几个小时讲述往事，例如从不讨论禁忌话题的大陆网民突然解开了束缚。居家隔离的日子里，他把Clubhouse当作背景音，工作时也听，带小孩时也听。“我们都是井底之蛙，”白睿文说，但Clubhouse“使得我们可以从自己的井里爬到更高一层，看到外面世界的另一个层面。”

他不时参与Clubhouse的讨论。他在台湾流行音乐的房间和人聊周杰伦，在讨论时政的房间和艺术家艾未未就“左”和“右”的问题辩论到凌晨，有时候还直播自己弹贝斯吉他。在一个嘲讽《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房间里，白睿文用中文加入即兴表演，调侃自己是“万恶的美帝一员”，要为自己替中情局效力忏悔。一年前，白睿文因为翻译方方的《武汉日记》，成为了中文互联网上的靶子，中国网民称他是美国间谍，称他和方方“里应外合”、“出卖中国”，他和家人因此遭遇了大量的网络暴力。

但听了几个小时网民编排胡锡进，白睿文开始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自己遭遇的网络暴力。“我会觉得，很多攻击我的人、攻击方方的人，和Clubhouse的人一样，就是在play，是一种游戏，一种发泄。”但不同的是，很多攻击他和方方的中国年轻人“使用文革式的话语”，却“完全不知道它的内涵是什么”。“他们觉得那是一个pop culture，通俗文化，一个好玩儿的东西，闹著玩儿的。他们不知道背后的含义其实是很可怕的。”白睿文说。还有些讨论，譬如关于新疆、六四，“这些议题（在中国）完全不存在，是被淹没的历史”，“是一般人在公开场合不敢讲的那些话”，但在Clubhouse上，“又好像只有这些，这些就是最重要的”，“有时也觉得变成异议人士的大天下”。“你会觉得失去了一种平衡，两边都走到不同的极端，”白睿文说。

多年来，白睿文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和影视，有相当比重的课程内容是关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艺争论和政治审判，从老舍到胡风集团，从《红色娘子军》到《阳光灿烂的日子》。他曾出版著作《痛史：现代华文文学与电影的历史创伤》，以1930年雾社事件、1937年南京大屠杀、1947年二二八事件、1968年文化大革命、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1997年香港回归等历史事件为例，论述小说、电影创作如何再现历史情境，检视个人和集体的伤痛如何在影视文学中不断地被转化和再创造。

白睿文亦是许多当代华语文学作品的译者，他曾翻译余华的《活著》和王安忆的《长恨歌》、舞鹤的《余生》等，均是时代剧烈变迁下的人物故事。当2019年末疫情在武汉爆发时，他正在翻译方方的长篇小说《软埋》——一部以中共土地改革为背景的小说。而读到方方在武汉封城期间写的日记，他决定“将小说搁在一边”，开始与方方商议让日记在英文世界出版。因为他觉得“在武汉最黑暗的日子里”，“《武汉日记》就是一封情书。让外面的人来理解武汉人在经历什么；对当地人来讲，让你觉得不那么孤单。”

疫情扩散至全球，直到今日依然在蔓延。白睿文发现《武汉日记》“不仅是一个历史文件”，竟也成了“一种预言”。他发现从日记中可以读到接下来一年以来“最重要的关键词：网络暴力、民族主义和极端份子的崛起、歧视与偏见。”

2021年4月末，白睿文接受了端传媒的访问，向读者回顾了《武汉日记》的翻译过程，并解读当下网络与现实社会中的仇恨、恐惧和暴力——我们还能从哪些作品中去寻找被压制、淡化甚至一笔删除的历史盲点？

对话由中英双语进行，整理为中文，经白睿文校订，有部分删节和语序调整。

“从某一些角度来看，特朗普很像毛泽东”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读《武汉日记》，很令人伤感，方方是很爱武汉、爱武汉人的，她其实都在为普通人发声，而最后攻击她、谩骂她的也是那些普通人。我看到武汉有人在贴她的大字报，说“我是一个普通农民，我为了声讨方方到武汉来，我要揭发她，我觉得她应该上交所有财产，含羞自尽”等等。语言也是文革式的语言。现在人们在讨论中国是否有可能回到文革的那种状态。你怎么看？

白睿文（以下简称“白”）：很多人把方方事件形容成文革。确实有大字报，还有人们使用的语言很像红卫兵的语言。甚至还有一个微信群，就叫“红色小兵”，专门攻击方方的。去年四月中旬他们还发文说，“谁是下一个？你就关注方方的朋友圈吧！”意思是谁是下一个该被攻击的对象？谁支持方方，我们就去批斗谁。

还有一些政治漫画，也是完全按照文革的风格来处理方方这个事情。所以，我是完全同意你说的，很可悲，也是历史的一种倒退。因为不管你怎么看文革，它不是一个什么好东西。但我估计也有一部分人，尤其是九零后那一群人，批评方方，使用文革式的话语，但完全不知道内涵是什么。尤其是这几十年对文革的教育非常匮乏，我觉得他们那个就是一个“pop culture”，通俗文化的形式来看待，觉得好玩儿，可以引起很多人瞩目。但如果你了解当时所发生过的事情，吴晗、老舍啊，胡风集团啊，这么多人在那时受害，你会用另外的视角思考这个问题。

端：很多小粉红，九零后，他们是出生在文革之后的二十年、三十年。没有人教过他们那些语言。但那些语言就好像还有生命力一样，就这么延续下来了。

白：不但是九零后，也有一些人，比如张颐武，有这么几个有影响力的人，一直在批评方方。有的年轻人是把他们的话语用过来。

还有，批评方方不是从《武汉日记》开始的，从2017年方方出版《软埋》就开始了。最初批评《软埋》的也不是年轻人，而是退休的老干部。所以很多话语可能源自那一部分人，从上至下，也被官方媒体接过来扩散。

端：1月6日美国国会山暴乱的时候，你发了一条中文推特，说特朗普“还真是炮打司令部！ 推特就是他的‘大字报’！极右就是他的红卫兵！流氓执政！”用的是标准文革式语言。你当时怎么想的？

白：那天我觉得很像文革。真的。我觉得从某一些角度来看，特朗普很像毛泽东。你想想看当时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时候，不就是煽动青少年，可能教育水平没那么高，没那么成熟，把他们当成政治工具，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我觉得特朗普用了非常类似的策略。1月6日当天他做了一个演讲，“往国会去”，“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觉得很像毛泽东在文革期间请红卫兵去“炮打司令部”，清算他的政治敌人。毛泽东用大字报，特朗普用推特。

端：我看到你微博上的留言，很多人骂你翻译方方的《武汉日记》。他们的逻辑是，美国的疫情已经这么严重了，美国也没好到哪里去，你没有资格说我们。你觉得这种逻辑合理吗？

白：不合理啊。他们几乎所有的逻辑都是相当不合理的。第一，他们觉得我是代表方方的，我和方方是一伙的。你知道攻击我最厉害的一个人是谁？北大的张颐武教授。你知道我在二十五年前第一篇译作是什么吗？是翻译张颐武的一篇论文。这是否代表我和张颐武的想法也完全一致呢？绝对没有。首先要搞清楚的一点是，一个译者，他的思想、意识形态，不等于跟原作者是一致的。翻译就是把一个作品，用另外一个语言来把原著的内容——包括它的精神和细节——都呈现出来。这并不代表我是完全认同那个作品的所有内容。但是那些粉红，他们的出发点是我就是方方，我代表方方。我觉得他们完全不理解我的责任是忠于原作，把原著作者的想法和思想呈现给另一个读者群。我当年翻译张颐武的文章也完全用同样的职责和专业性来对待。

关于因为美国处理疫情不好就没资格批评中国的说法，有几点需要指出：第一，如果查看我2020年在脸书上发的帖子，我几乎每天都在批评美国政府，他们确实处理很糟糕。第二，我也从来没有把《武汉日记》当作一个“批评中国政府”的文件，它更多是在赞美武汉老百姓在疫情期间的付出和牺牲。第三，我更没有自己去批评中国政府在疫情方面的表现。当然头一个月有一些错误决定，但当时我们对疫情都不了解。这个跟美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因为有武汉、义大利等地方的前例，等疫情来到美国，我们多多少少已经对新冠病毒有一些了解，但依然犯错，而且一错再错。我觉得这是不可以原谅的。最后牺牲的都是人命。但最后还是要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来看：不能说因为甲方表现得不好，不能批评乙方，两边都是要独立对待。

端：张颐武知道你给他做过翻译吗？

白：知道啊。张颐武现在那些文章里，有段时间他完全不用我的名字，就把我称为“译者”，好像不认识我似的。实际上，我认识他，我都跟他吃过饭了，还翻译过他的东西，但是他好像假装从来没有，完全不知道我是谁。

端：《武汉日记》在美国的反响怎么样？它的销量怎么样？我尝试去亚马逊看了一下读者留言，但我实在分不清楚哪些是恶意评分，哪些是真正的读者。

白：其实很容易分嘛，打一星的就是那些粉红。而且他们用的话语跟微博上的极端份子是完全一样的，都用“都是谎言”、“道听涂说”、“二手消息”、“充满谎言的书籍”来批评这本书。打五星的基本上是普通读者，中间几乎很少，基本上都是五星和一星，分化的很厉害。

这个也是新的现象。因为过去在中国国内，就算有人写一些敏感的话题，在中国里头把它控制住了就够了，海外说什么他们都不管。现在他们对海外那些话语也想控制一下。

创伤的离心力和向心力

端：你在《痛史》这本书里引入了两个概念：“向心创伤”（centripetal trauma）与“离心创伤”（centrifugal trauma）。所谓创伤的向心力，就是事件可能起源于外部，但却激发了中国内部产生新的“官方”或者“国家”陈述。而创伤的离心力，是源于这个新的“国家论述”，向外扩展，释放能量，投射出新的大国梦，或者动摇外部已经有的叙事。

白：我是这样看的。我觉得《武汉日记》就是从一个模式转到另一个模式。一开始，创伤是产生在中国内部的，然后诱发了不稳定作用。但是接著，整个论述把创伤转移成一个来自外部的东西，诱发了民族主义的回应。

在离心创伤中，我们有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件，譬如帝国主义侵略这样的外部创伤或外部力量的攻击，引发了民族主义的反应；爱国主义情绪膨胀，激发公民对外部威胁的抵抗。在向心创伤中，内部引发的事件——譬如文化大革命——导致了不稳定，使人们对国家产生质疑，这通常表现为移民潮，或者对政治力量的不忠诚。

《武汉日记》这个例子，最开始是和离心创伤很相似，Covid-19最初大型爆发于武汉，早期政府的一些错误作法，譬如让李文亮医生噤声，声称病毒不会人传人，以及即使官员知道有新的疾病在蔓延，大规模的春节庆祝活动依然照常进行，等等，令互联网上充斥著公众的愤怒，似乎要引发潜在的不稳定。这一点不仅可以从《武汉日记》中清楚地看到，也可以从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公众强烈的呼声中看到。

然而，一夜之间，话语开始转变。这个转向是在《武汉日记》在海外出版的消息公开之后发生的。有人指控《武汉日记》是一个旨在“伤害中国”的国际阴谋，赵立坚开始发表病毒源自美国的声明，把这些离心创伤变成了向心创伤——《武汉日记》现在是“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为，中国现在是受害者。这又引发了民族主义浪潮。

一旦完成这个转变，那些不稳定的力量，譬如要求问责、对早期失误的愤怒、对处理李文亮的挫败感等等，就被输送到新一波对“外国势力”的民族主义论述中。一旦这样做了，《武汉日记》就被定位为西方侵略中国的悠久历史的一部分。微博上许多博主，如“地瓜熊老六”开始将《武汉日记》称为“八国日记”，这显然是指八国联军和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历史。

但不管给中国读者还是海外读者，日记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但他们知道这本书即将在海外出版了，一下子“递刀子”、“情报机构”那些阴谋论都出来了，还说这么快就翻译好，肯定是美国情报机构派了一组人，团队合作。他们觉得不是我白睿文一个人翻译的，而是一个团队，制造一个证据来伤害中国，甚至说这个日记不是方方写的，是我写的。

端：我想知道，如果说这个痛苦，或者创伤、trauma，在这些民族主义叙事中被转移掉了，那么有什么内在的痛苦或创伤是被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掩盖掉了吗？

白：当然每个人的痛苦都是不一样的，有一部分可能是被掩盖掉了。有一些人可能直接把它转化为仇恨，或者直接就去把它转化为这种反美情绪、反帝国主义的情绪。

其实，为什么那么人多骂我、骂方方，我相信有一部分人就是因为关在家里，也是很压抑的，可能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大家都需要心目中都需要一个敌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制造敌人”的过程。刚好在那个期间，方方就变成类似一个“替死鬼”——就是，可以用方方来发泄。

方方的日记里头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关于“追责”问题。她觉得政府一些人在疫情刚爆发期间有犯错误的，应该站起来道歉，甚至辞职，就是要负责任嘛。等方方变成了一个被攻击的对象之后呢，没有人再讨论追责的问题。我觉得，说是巧合是很巧合，但是说不定有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

但说到追责，我觉得现在美国更需要追责，更需要把方方那个教训内在化、消化过来。

中国确实在疫情刚刚爆发有一些问题，特别是前一个月。后来中央政府采取的措施，我觉得非常有效率。但在美国，不止是前二十天，或者前三十天、前半年，整个2020年，都是一错再错、再错再错，后来造成这么多的死亡，这么多人受苦，这么大的经济损失，简直是个大灾难，谁来负责？谁来道歉？你看武汉的情况，确实有一些领导被免职了，但是在美国一个都没有。你听过有任何一个美国的政治领导道歉过吗？或者有为这件事情负责过吗？或者辞职了？一个都没有。

但我觉得，不只是美国，好多国家真的需要方方这样的一个人，来替老百姓说话，让民选的政府负责任。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做的很不漂亮，非常非常糟糕。所以几乎每一次我谈到方方说的追责问题，我会觉得“追责”不只是要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之下谈，更重要的是“追责”对全世界的意义。因为《武汉日记》虽然是最初的一个见证，但是它里头又包含很多对未来的、非常宝贵的教训。

现在在美国对亚裔的暴力事件，方方在日记刚开始就有预测，当时很多武汉人在中国其他省市都受到歧视，所以她已经提醒我们，等到疫情爆发了，还会有这种偏见出现。还有政治立场非常极端的人群的崛起。方方的日记也提到被粉红攻击的整个过程。没想到几个月后，美国就变成了极右的天下，从白宫到国会，会有人直接支持他们，一直在蔓延、发展。

我们可以把《武汉日记》当作一个窗口，来理解疫情和政治。它不仅是一个历史文件，也是一种预言。在在里面已经可以看到2020最重要的关键词：网络暴力、民族主义和极端份子的崛起、歧视与偏见。

端：在美国有人批评你为中国讲话吗？你刚刚表示中国政府在抗疫方面比美国政府做的好，这个观点可能会引发很多争议。

白：我已经收到了少数批评。比如，2020年《洛杉矶时报》就迪斯尼电影《花木兰》(Mulan)的争议采访我，我的评论没有偏袒某一方，而是想在适当的背景里分析这个争议的复杂性。但这样一句简短的引语，被圣莫尼卡的一位狂热的读者断章取义，引发了仇恨言论。所以，是的，双方（指中美双方）都试图从单一视角看问题，而指出现实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人，会遭受两方夹击。

端：因为你做了多年中国研究，对中国的感情也很深。但是受到这么多普通人的攻击，你自己有没有创伤？怎么来消化呢？

白：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对我人生的好多态度、想法带来非常大的改变。说来话长，很难用简单的话来形容。但是，几十年来，我一直在从事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有一部分的研究就是在钻研文革、大跃进那个期间，前面已提到老舍、胡风集团，还有那些在文革受迫害的那些人，我每年在班上都会教这些内容，让学生看这方面的材料。我以为能够对那些受到迫害的人有一定的同情心，也多多少少能够理解那个时代的情况。但是，无论你多么努力，除非你自己有这个体验，你是完全无法体会、无法理解。

等到自己变成一个被攻击的对象，我觉得才能换一个角度来理解他们的。几十年以来，那么多中国的文人是这种文字狱的受害者，受到迫害。那不是说我的遭遇能跟他们相比，完全不是；我体验的暴力跟他们相比，只是小菜一碟，而且我人在美国，我生活条件都挺舒服的。但是，至少通过这些经验，我觉得就是进一步吧，我可以更加接近对他们的理解。也可以使得自己的心肠更加开阔一些。

方方受到的攻击比我厉害也不知道多少倍，但是她一直坚持，一直非常勇敢的继续写作，继续做见证，以真话揭发谎言，她不只是我翻译的一个对象，在做人方面她也变成我的一个学习的榜样。我做完《武汉日记》，还有另外一个项目，一个纪录片导演的朋友，约我为他的新片子做英文字幕的翻译。纪录片的主人公是两个孤儿，年纪小小的，非常贫穷，在中国很偏僻的地方生活，他们的家长都过世了。翻译做完了之后，导演来信问“我怎样把翻译费汇给你？”我回信说：“你干脆捐给那两个小朋友吧。”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觉得完全是受到方方的影响和启发。我会觉得，我在社会上要扮演的那个角色，有所变化。我不只是要做好我的研究，不只是要写好我的书，我还是要尽量去参与、更直接去做一些对社会有利益的事情。在UCLA，我最近也办了一个反亚裔歧视的大型活动。我之前不一定会想到要办这样的活动，会觉得是跟我的研究无关，会觉得要乖乖地做好我这个领域。但我现在，经过方方事件之后，好多事情我还是觉得能做到一点，那我就去做吧。我觉得生命那么短暂，一直在燃烧，那就在有限的生命，有限的时间里头，尽量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都是井底之蛙”

端：我还想问，方方的一部日记就受到这么多压力。现在中国的创作者，作家、导演，如果他们想纪录这个时代的话，是不是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未来，人们怎么从中国现在的影视文学作品里面，去理解这个时代呢？

白：我会觉得目前好多创作人，创作的空间越来越少。过去，至少在边缘会有一个空间，比较暧昧的一个空间，可以让很多，比如阎连科、莫言、韩少功、北岛……当年文革刚结束，不是有朦胧诗吗？这个朦胧什么意思？它就是用那种暧昧的、非官方，但是又走不到那么极端的一个地步。所以好几十年以来，创作人可以在比较边缘，但是还会有生存的空间，还可以有发声的渠道。

我觉得最近，那种比较边缘的位置也越来越少。北京独立纪录片电影节、云南独立国际电影节，一个一个都被关闭了，贾樟柯也从平遥电影节退下来，好多独立的空间不见了。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我觉得艺术家面临的选择比较有限，不管是拍电影或者写小说，你要走正路，写那些国家还有党都可以认可的一些东西。另外一条路就是不发声，就是什么都不写，比如沈从文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就不写作了。这也是一条路子。还有一些人可能完全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变成异议人士流亡到海外，但是一般选这条路的人最后没有什么影响力。当年不是有好多民运人士，是以“保外就医”这样一个名声出国，出来之后呢？在中国，消失不见了，一点儿声音都没有，一点影响都没有，就从历史消失了。

但现在我们的路子越来越像一个单行道，只可以看到事情的一面。

端：如果未来你要是继续写《痛史》，想通过影视或者是文学的文本，来分析一下当下我们这个时代的话。还有没有作品可以着手？或者说，我们只能去看那些所谓正能量的作品，再去分析中国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白：这是一个问题。当然就会有少数的作家或者导演，还是坚持自己的一个理念，就是该写的东西还会写，但是这种人，我觉得越来越……难得。因为一般人会从一个比较实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我们都应该去承认一点是，我们所理解的历史是过去的。不管是什么阶段的历史都会被这种无形的东西来操作、控制。在阅读、观影的过程中，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点。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座谈会的讲话，也给中国往后几十年的创作定了调，创作要为工农兵服务。确实，从四几年一直到七零年代末，创作读写都是根据毛泽东的那一套东西来走。还好，到了八零年代，有解冻时期，开始有不同的视角，就是刚才讲的比较边缘、暧昧的，可以体现不同层次的历史感。现在恐怕多多少少有种回到老毛的那个阶段，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要讲中国的好故事。这个好故事是什么？就是这个，为政治服务的吧？对不对？这样就是官方可以认可的东西。

端：想问问你怎么看赵婷现在引起的讨论。

白：我很喜欢赵婷的作品。近几个月以来，赵婷所遇到的那种网络暴力，其实很像方方的。一开始好多人都为她鼓掌，啊，一个中国导演终于入围了奥斯卡，很多人都以她为荣。后来那些粉红就去开始搜，找到八年前的几段话。然后一下子一个国家英雄级的人物，变成一个“阶级敌人”。我觉得其实这个转变，让我想到方方的这个待遇，都是一夜之间从正面人物变成反面人物，而且都是女性。实际上网络暴力的很多受害者都是女性：庄祖宜、贾浅浅、方方、王小妮、赵婷，等等。攻击她们的人真的挺无聊，整天去找人家以前说了什么，就是想找到一个把柄来找麻烦。最可悲的是，这些非常无聊的人，后来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赵婷的片子在中国不是被禁了吗？我觉得他们要在微博上闹，就闹去吧。但是后来官方的某一些单位或机构开始相信那些话，还真让人感到可悲。

端：他们其实是影响到了决策者的一些决定的。赵婷拿了奥斯卡后，新闻在中国被屏蔽了，甚至一些提到她名字的节目、文章也不能出。你觉得官方有些反应过度吗？

白：不管她过去说了什么，还是要看她的片子。毫无疑问这是一位特别有才华的好导演。无论是方方还是赵婷，都不是异议人士或活动人士，她们其实都是艺术家，她们搭建起文化桥梁，代表的是一个最好的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都试图“向世界输出中国文化”，作为中国软实力的象征。从这个角度来说，方方和赵婷都是中国错过的机会。她们的作品没有被拥抱和接受，反倒被妖魔化，被攻击，因为她们在意识形态上偏离了党的路线。

端：也有一些批评赵婷的声音。认为她来自优越的家庭，她之所以能够进行自由的创作，是因为可以比较早地离开中国，在西方接受完整的教育。那未来，是不是只有家庭优越的孩子才能够走出来，拥有自由思考和探索的权利？

白：其实我们都是井底之蛙，不管你人在美国，人在中国，我们都是受到语言、教育和我们的社会、环境，好多好多的影响。这些影响，会塑造我们的个性，会使得我们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那同样地，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偏见，给我们很多限制。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一个义务，就是要一直不断地往上爬，从这个井爬到另外一个天空；但是一旦到新的天空之后，会发现其实你还在一个更大的井里头，还得继续往上爬。一直继续往上爬，虽然艰苦，我觉得这是我们都该去做的事情，人生嘛，就是一种不断地扩大自己视角的一个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