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群众抗争反对税制改恶与右翼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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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S  社会主义替代(ISA德国)

4月28日，哥伦比亚群众走上街头抗争。尽管有疫情与目前的封城限聚措施，成千上万的群众还是响应号召举行全国罢工。假若没有疫情，参与人数很可能已达到数百万。

2019年底之后因新冠疫情爆发而停滞的社会运动重新爆发。然而，经济衰退只会使工人阶级的状况比2019年11月罢工爆发前更糟糕。在工人组织和社区领袖的呼吁下，这场运动使该国瘫痪了好几天，且引发国家军队的残酷镇压。

目前来看，除了在占人口比例非常少数的极反动小资产阶级和最富有的资本家当中，现政府的支持度非常低。但是他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去保住自己权力。

2021年税制改恶：针对“中产阶级”？

当前抗议的引爆点，是极右翼政党民主中心（Centro Democrático, CD）杜克总统的政府，提出了税制改恶的法案。这源自2018年和2019年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方案，当时也引发了大规模反抗、且震撼了全国。

这项新的改恶措施被戏称为“可持续团结法”，为了解决在疫情期间迅速膨胀的财政赤字。 政府为了掩盖其反工人阶级的性质，无耻地试图添加一些条款，号称这些条款会让税收变成补贴，发给最为贫穷的人口。

在哥伦比亚，贫穷的定义为个人月收入168美元以下。根据这个标准，该国的贫穷率为67％。这项税收改恶声称是要为最赤贫的1880万贫穷人口提供额外的金钱援助，但这些钱是从所谓的“中产阶级”中征收出来的，而实际上大多都是生活拮据的工人阶级。

此举预计将可从这些社会基层征收额外72亿美元。要达到这个税收金额有两种方式。首先，将会降低所得税的门槛：每月收入超过690美元的人都必须开始缴纳所得税，比先前的约940美元再有降低。但是，其次更令人担忧的是，对许多基本消费品开征销售税，其中包括鸡肉和鸡蛋——这两种食品是哥伦比亚工人阶级的基本粮食。

哥伦比亚能负担得起什么？

尽管政府整天哭穷说缺乏经费财源，但民主中心政府对增加国家镇压的拨款没有丝毫犹豫。在疫情期间，哥伦比亚总统决定以45亿美元的价格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购买战斗机，以22亿美元的价格向拜耳公司购买草甘膦除草剂，来响应美国总统拜登发起的消灭可卡因行动。也许哥伦比亚没有足够的钱使群众免于饥饿或无家可归，但有足够的钱来毒害贫民、或拿来花在向邻国委内瑞拉挑衅的军事行动。

尽管在疫情期间，哥伦比亚政府为最贫穷的人提供了一些纾困措施，但是这来的太迟，有报导指出在封锁期间有家庭挨饿，并且在公众强烈抗议后当局才姗姗来迟地发放纾困。而且这些纾困根本不足够。更重要的是，纾困金的发放方式使银行可以借由与私营部门的第三方交易从中获利。

现在，政府看似慷慨施舍，群众却只是得到一些面包屑，到头来这些成本最后还是会嫁到转广大的哥伦比亚基层群众身上。尽管哥伦比亚约有半数劳动人口处于失业状态，工人阶级却仍被拿来填补枯竭国库、当作该项法案财源，而不是由紧握大部分财富和土地的富人承担。

全国罢工和国家镇压

尽管哥伦比亚的工会密度低，但正是工会首先呼吁将4月28日订为全国罢工日。究其原因，其实工会行动是工会基层施压的结果、反映了工人阶级和穷人对于现况无法忍受的局面下普遍的不满。杜克总统的支持度已经跌到历史新低。

罢工规模非常庞大，甚至在该国最保守的地区也有示威游行。这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包括工会领导，他们原本预测当天参加示威的人会非常少。但结果令人跌破眼镜，每个城市中都看到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进行和平抗议。

然而，哥伦比亚政府以残暴镇压政策来维持这个号称“南美洲最稳定民主制度”，要与其对抗，和平抗议是不够的。28日早上，一名男子被一名警察杀害，仅当天便有至少4人接着丧生。

此后，群众持续参与抗议。至截稿为止，官方公布的平民死亡人数为26人，但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

据报有数十人失踪，且受伤人数更多。尽管数字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暴力的中心点位于卡利（Cali），它是考卡山谷省 （Valle del Cauca）的首府。在那里，许多人受到警察的暴力攻击，他们不仅使用了橡皮子弹，且还用了实弹，并向住宅区发射催泪瓦斯。尽管政府显然担心疫情期间人们上街，但警察却毫不犹豫地将任何人（不论年龄）带到体育馆和人满为患的场所，让人暴露在群聚染疫的风险中，将他们非法拘留。

参议员和前总统乌里韦（Alvaro Uribe Velez）是民主中心的创始人，可以说是哥伦比亚最有权势的政治家，他呼吁警察和军队动用枪械“保护人民和财产免受恐怖分子的破坏”。他的推特帐户被停用，但是宣传舆论已经定调。5月1日，杜克与哥伦比亚军方司令一起出现在媒体镜头前，宣布军队将以“恢复秩序”和“保护善良的人民”与警方一起合作。

基本毫无遮掩的要胁不足以劝退哥伦比亚的群众，反而这些要胁激发了社会各界进行更持久的示威。群众对抗议活动的支持仍然很高，人们试图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外出并反对煽动分子。

甚至连不敢出来的人都站在阳台和窗户上，敲打他们的锅碗瓢盆，以示支持。由于哥伦比亚正在经历世界上最严重之一的疫情，许多人仍待在家里。现在，随着受到警察暴行的受害者涌入医院，已经负担过重的紧急医疗预计将达到负荷临界点。

政府的挫败

杜克总统在5月2日宣布将不会推动税收改革法案，而恶名昭彰的部长卡拉斯基利亚（Carrasquilla）于5月3日辞去他的职务。

政府高官及其媒体期望政府承诺和部长辞职能使一切恢复正常，但群众运动仍在继续。哥伦比亚穷困且受压迫的工人知道，他们也不想要行之有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例如之前的两次税制改恶，因此他们正继续上街要求改变。

当然，这场运动不仅是在对抗当前的税改，还是对抗过去几年来对工人和穷人的持续打击。那些反对改恶法案的人也意识到，政府正尝试进行的医疗改恶，届时将彻底把医疗体系私有化，这将赋予医疗业者更多的权力，包含拒绝提供服务或收取更多费用： 这些都将伴随医疗人员更严重的低薪过劳。同样地，在爆发关于退休金制度的丑闻之后，政府还打算推动全民退休金的另一波私有化浪潮。

人们持续在街头抗争，因为他们心中铭记着这些压迫。况且，政府说撤回法案现在还只是口头承诺，离真正撤回还有段距离。我们已经看到，政府想方设法立法都要改恶税制，这仅意味着它们将拟定一个更加冠冕堂皇但包藏祸心的法案，就像这次税改人们花了好几周才看清楚其真正目的。

持续存在的危机：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哥伦比亚无以摆脱经济衰败

哥伦比亚的经济是以债务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给予贷款并要求该国遵循新自由主义，从而维持社会经济，但这反过来导致经济长期来说将难以正常地复苏。虽然在疫情之前，该国的GDP有所回升，这也只不过是金融化对人民的生活进一步掠夺的结果而已。这反映在大企业的收入增加，而生产领域却没有可观的同等增长。

哥伦比亚由大地主、银行家和大工业家所掌控。工业巨头享用着许多自由经济区，但比起投机炒卖他们其实对于继续投资实体经济意兴阑珊。最重要的是，毒枭集团透过各种方式与地产、金融和工商这三个产业紧密联系。由于缺乏监督，他们借由与国家的合约使自己能蚕食鲸吞国库的最大份额。

哥伦比亚的主要出口商品是原物料。在其他国家拥有更好的条件从事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下，哥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几乎没有竞争力。自从新自由主义理论首次成为美国势力范围内的国家采行的主流经济模式以来，长年奉行新自由主义信条已经导致哥伦比亚经济在国际上更加一蹶不振。

在当前条件下，经济复苏没有希望，为了刺激外国资本而对工人阶级进行打压也无法改变这一点。

资本主义在哥伦比亚没有任何前进的道路，不论是维持目前的形式还是采用社会民主派的改良主义。哥伦比亚群众认知到新自由主义没有前途，但对彼得罗（Gustavo Petro）这个改良主义者寄予了幻想。 “4月19日运动”（M-19，左翼城市游击队）的前成员现在似乎是最有可能凭借其“人道哥伦比亚”运动赢得下一届总统选举的人。他可能成为哥伦比亚整个历史上第一位左翼总统。但哥伦比亚工人阶级不能对通过政府改良解决全球资本主义固有问题的方法抱有幻想。只有拥有社会主义纲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才能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裂，而这正是令哥伦比亚群众受贫困、剥削和压迫困扰的真正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