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漂流(之三)

走了有半個鐘頭，救護車停在醫院的急診通道門口，醫護人員引導消防員把我送進門邊的一間診療室。診療室寬敞明亮，三面由落地玻璃圍成，門也是推拉式的，救護設備齊全。身穿防護服的醫生自我介紹后，簡要地詢問基本情況，開始量體溫，測血氧飽和度。工作結束，她進入位於門口的隔間，脫下防護服外的保護套，手套，放進垃圾桶，然後用消毒液噴灑，並進行手部消毒后才出去。

過了幾分鐘，一位男醫士推來一部移動X光機，因為體積比較大，在那位女醫生的幫助下，才通過兩道推拉門進入診療室。他也是客氣地自我介紹后，調整我的姿勢，放好平板探測器，為我拍了胸片。結束后，他進入隔間，先為自己消毒處理后，再用消毒液仔細擦拭了X光機才離開。

又坐了一會兒，來了2位醫生，一男一女，身穿防護服，帶著面罩。在門外觀察片刻，進入了診療室。他們一一自我介紹，而我則茫然地點頭，因為高熱頭暈，沒怎麼沒聽進去。男醫生戴著黑框眼鏡(幾天後才分清楚是主管醫生H，而女醫生是實習醫生L)，有點嚴肅，他用翻譯機與我交流，聽診，查喉嚨。這時，外面又進來一位中年男人，聽過兩位醫生報告，然後用相當標準的國語微笑著打招呼:“你好!”我還以為是位懂中文的醫生，也用普通話應答。他忙解釋到:“我只會說一點。”他用聽診器檢查了肺部，跟兩位醫生交代了幾句，就消毒離開。

L醫生拉開診療室的門，H醫生推來一架輪椅，示意我坐上去，推著我大步在走廊里穿行，上電梯，到某層停下，又穿過走廊，推入了門口有隔離間的單人病房。我瞟了一眼裡面的設備，想:“這不是ICU嗎，莫非我的病情嚴重了!”接著又進來幾位醫護，幫我安排床墊被子。當我躺下時，心裡的平靜下來，明白自己安全了。

這時，在樓下隔離診療室用國語打招呼的醫生進來(第二天T告訴我這是主治醫生S)，旁邊的一位小夥子擔任翻譯，協助他問診。我告訴他們，除了體溫高，自己沒有咳嗽、胸悶、呼吸困難、疼痛、腹瀉等症狀，也沒有藥物過敏史，T也在一旁補充。同時，護士已接好了監護儀。我看了一眼，除了心跳接近90，稍快，血壓正常，血氧90％，不知算不算正常。S醫生結束問診，交代了幾句，離開ICU。擔任翻譯的小夥子告訴我，現在要抽血化驗，會有點疼，請我忍一忍。我想不就是化驗抽點血嗎，沒什麼嘛。H醫生讓小夥子拿著采血管，自己拆出采血針，當他靠近時，透過口罩和防護罩，我聽到他有些急促的呼吸聲。他找到肘窩，按了幾下，確認下針點，入針，在取采血管的時候，不知怎麼沒銜接好，血一下子從針管另一端湧出來，滴在床單上。兩人緊張處理了一下，算是取完幾隻血樣。H醫生轉身，拿出一支長長的棉簽，擔任翻譯的小夥子告訴我要深入鼻腔取樣，有些不舒服，請我忍耐一下。當細長的棉簽進入鼻子，轉動時真有些說不出的脹痛，好在一下就結束了。H醫生結束工作，拿著樣本離開。病房里，T與翻譯小夥子交流治療程序，小夥子告訴她，醫院的專職翻譯已經下班，自己是日本人，因為家裡長輩來自福建，所以懂中文，是臨時來擔任翻譯工作的。

正說著話，H醫生進來了，他招呼翻譯小夥子商量，小夥子轉頭對我說:“實在不好意思，剛才的血樣有點問題，能不能再採集一次。”我點頭稱是。H醫生重新操作，這次順利多了。時間已是晚上10點多，我催促T趕快回去照看孩子，不要在病室久留，以免傳染。這時護士拿著點滴針劑進來。看來今晚就要開始注射藥物了，病情有些急啊。護士自我介紹后，口頭核實了我的名字，開始靜脈注射，並安置了鼻導管。看著我開始治療，T的情緒放鬆了點，叮囑一番回去了。大家離開后，我四下打量著陌生的環境，想著旅程開始就進了醫院，要是能夠盡快治愈按時回國就好了，左思右想，難以入睡。到半夜，注射結束，護士處理完，拿來一個小便壺，告訴我小便完不能隨便倒入水池，只能留在便壺中；如果是大號，務必在房內的坐便器中完成，然後告訴護士處理。我點頭應承，她道了晚安離開。躺下后，感覺稍輕鬆了些，恍惚著睡著了。

早上醒來，也不知道幾點。起身整理床單，發現病房的一面墻邊有盥洗盆和水池，墻上裝了抽紙盒和一次性口罩盒。沒找到杯子，就用手捧著水漱口、洗臉，可惜沒有熱水，水還是挺涼。躺在床上，盤算著自己的治療時間，兩位護士走進來，一位整理設備，另一位端來早餐，微笑著告訴我是今天負責照顧的XXXX，問是否需要協助進餐。我說自己來就行。她又問還有沒有其它需要，我謝過說等會兒T會帶用品來，不用了。她們拉好布帘，離開。看看早餐，有米飯、魚、蔬菜和湯。嘗了嘗，實在沒胃口，就放在一邊。

門開了，當值護士進來，告訴我要測量體溫，血壓，取化驗血樣，還要放留置針。她拿開餐具，熟練地開始工作。這次在肘窩采血可輕巧多了，就像被螞蟻蟄了一下。

不多會兒，S醫生進來，还跟著幾位年輕的醫生。他們都穿著一次性防護服，戴著口罩、面罩和手套。S醫生又以國語打招呼:“早上好，昨晚睡得好嗎？”我真是有點吃驚了。旁邊一位女醫生自我介紹:“我是國際部的J，接下來的治療由我擔任翻譯。S醫生曾經在台灣工作過幾年，所以會說一些中文。”“台灣?”我重複道。S醫生點頭說:“台灣。”他開始診療，同樣是聽診，按壓胸部，問有沒有疼痛感。然後跟身邊的年輕醫生交流，似乎在教授知識。雖然聽不懂說什麼，但從語氣來看，S醫生講話簡短清晰。

這時，T也來了。帶來了衣服、生活用品、橘子和手機充電器，她告訴我武漢已經封城。一同進來的還有幾位醫生。S醫生帶著先來的醫生退出病房，只留下擔任翻譯的J醫生。T介紹說:“這幾位是保健所的醫生，負責我和孩子的健康和生活方面的事。”這時，J醫生向我說明，健康所是日本政府負責國民衛生健康的機構，他們會跟醫院一起幫助你們。“大概就相當於我們的衛健委吧。”我心裡想。保健所的醫生在J協助下了解我們的行程，確認乘坐的航班，入住的酒店，抵達后曾去過的地點，停留的時間等等。等回答完問題，我都感到疲憊了，還好有T在一旁補充。

當護士推著治療車進來，他們都離開了。T還要到S醫生那裡咨詢檢測結果。今天注射藥物增加了分量，按昨晚的點滴速度，估計得到下午了。過了一會兒，T回來了。她告訴我檢測還沒有結果，S醫生說你的情況不太好，不過一定有信心治好；至於費用問題，他們還沒有說，但昨天晚上問了擔任翻譯的小夥子，他說不會很多。“那昨天在J醫院用了多少錢？”我問。“3萬多元。”T說。“還好，稍比國內多些，那麼完全治好的話，差不多就是2萬元人民幣吧。”我一邊在心裡想，一邊催促T早點走，不要在ICU逗留，沒事少來醫院，跟孩子出去逛逛。

T走後，H醫生還來做了一次鼻腔取樣。午飯送來了。依舊沒什麼胃口，搪塞幾口就放下。下午打完點滴，體溫恢復。手機已充足了電，搜索新聞，武漢封城的消息已經傳遍網絡。“封城?怎麼封?從來沒聽說過啊，不會比2003年非典的時候更厲害吧。”我不禁想。晚飯的時候，我告誡自己要多吃一點，這樣才會快點好，但是事與願違，也只多吃了幾勺。

晚上，護士又補充了針劑，點滴直到深夜。儘管ICU的病床不適合睡覺，但注射藥物后，身體狀況好轉明顯，我很快就睡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