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教條與威權——“反修例”的自我流放中一個夢的解析

去年10月的某一天，在“反送中”的自我流放中，做過一個這樣的夢：在公園小徑漫步的我，喝完了一盒牛奶，隨手將紙盒丟進垃圾桶。這時突然看到旁邊長椅上一副福爾摩斯打扮的中年男人對我怒目而視，似乎在說”為什麼不壓扁了再丟！？“頓時我感到無比尷尬，委屈和自責也湧上心頭，我很想告訴他“我平時不但壓扁，還會再對折好幾下才丟掉的，這個習慣堅持了十幾年了，剛才只是在想一個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忘記了⋯⋯”但我嘴上一句辯解的話也說不出口，腦子裡浮現出那個牛奶盒殘存的牛奶開始發酵生出昆蟲與細菌，蔓延開來⋯⋯

在驚醒之後，我反覆思考這個夢，並很確定地察覺到它的緣由，也很想要藉由它寫點什麼，但始終沒有靜下心來梳理過於龐雜的思緒。幾個月就那麼過去了，這期間發了不少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直到2020元旦前幾天，還在想以這個夢為切入點寫點總結，但還是被各種瑣事牽絆，沒能下筆。一眨眼又到了春節。卻沒想到武漢肺炎的情況如此嚴重，到了親朋好友之間都不敢見面拜年的地步。而我人生近四十餘載，也是第一次獨自一人度過了除夕和大年初一。

當我從那些紛繁的資訊和親友間的牽腸掛肚中平靜下來，再次提筆回望過去的這一年時，我還是回想起了這個夢。

還是從為何會做這樣一個夢開始解析吧。雖然長輩們說，壞夢要在日出前說出來，就會破掉。但那只能是夢醒後身邊有伴侶才有可能實現的事情。大半年過去來，這夢是好是壞，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折射的是我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細枝末節、卻對我影響至深的情緒與思考。

壓扁的利樂包和自助餐盤

首先，把飲料的利樂包裝壓扁再扔掉，這是十幾年從一位朋友身上學來的，這只是一種環保主義的倡導，並非清規戒律，但我堅持十幾年，已經養成習慣。就如同在肯德基或麥當勞就餐要自己把餐盤放回去，也是受這位朋友“教導”。但這些小習慣並不是我身邊人的普遍風氣，有些時候甚至讓別人覺得你有點奇怪。這也正是我為何會在夢中感到委屈的根源——只因一個偶爾的小疏忽，就被那個長椅上“福爾摩斯”當成是沒有素質的人。

兩個違規過馬路的女生

其次，也是最直接的，這個夢與我那短時間在朋友圈看到的一段小視頻有關——在上海市中心一條很窄的小馬路上，幾個正走在路邊人行道上女孩，被交警攔下，說是錄像執法，說她們之前橫穿馬路沒有走斑馬線，要求出示身分證並罰款。其中一個女生有些激動，稱自己在常年在國外生活，中文不好，對國內不熟悉，又說了幾句“國外警察執法都很溫柔”、“你難道要強暴我嘛？”等略顯武斷或過激的話，最後交警請求增援，將該女子帶走。

這在當時那個撻伐香港“廢青”的大背景之下，也算得上一個小小的社會新聞熱點。網友找到了女生的微博，留言裡的謾罵可想而知，加上女生微博介紹里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畢業，但卻寫錯了英文校名，還發過一些自己性感造型的照片，就被罵得更加難聽。而轉發這個視頻的我那位朋友，也痛罵這個女生是“婊子”。但他們都不是因為她隨意橫穿馬路而憤怒，而是因為她“假裝留學生”，“說國外警察好”等等。而對於交警所說的“錄像執法”這種方式就根本沒人提出討論，而這女生的微博又為何能被發現？現在想來，這兩點都很值得質疑和討論。而當時正值國內剛剛興起撻伐“廢青”的輿論戰，我沒有去細想這個“小新聞”與大背景的關係，但這件事卻印在了我心里。成為我做這個夢的核心來源。

這件事也讓我聯想起十幾年前北京衛視的一則新聞——在北京王府井外一個十字路口，幾個警察在一群闖紅燈過馬路的行人中“挑選”了一名女子進行執法教育，並罰款，這女子非常委屈和氣憤，跟警察爭執起來，情緒失控，最後被以妨礙公共治安罪名帶走拘留。

那應該是08年前後，還沒有自媒體和智能手機，但已經有了視頻網站和社交媒體，我也是從網站到這則新聞，大家的反應一面倒地唾棄這些警察和鄙視電視台的形式主義作秀。這種“殺雞儆猴”的抽樣式突擊行動，警方與官媒密切配合，以達到教育和提高公民素質的目的，在以前其實也是很普遍的方式。但比較網友的反應，十年前後卻形成鮮明的對比。可谓是一代”中華有為青年“成長起來了。也可以看到互聯網環境發生了多大的變化。

這兩則相差十年的新聞，都悄然在我心理留下陰影，顯然我把自己置身於兩位女子同樣的處境下——我們的確是犯了錯，違規違章了，就算是撒謊、傲慢虛榮，但我們作為個體，就應該被當作一個樣本來懲罰性“示眾”嗎？這是公權力正當的範疇嘛？

不久之後，我將那位罵“婊子”的朋友從聯繫人中刪除了。這位朋友是長期住在香港的大陸人，其實性格很直爽，我們並沒有什麼政治觀點的交流，也沒有看到她發表過任何對“反送中”的看法，但當我看到她這樣辱罵一個只是橫穿馬路的女子的時候，我會非常情緒化和下意識地認為她是在變相的“撐警”。我承認這是一種很主觀和非理性的判斷，從另一個角度，我也很情緒化地將那個“橫穿馬路”的女生，與那些破壞公共設施的香港示威者聯繫起來。

在那個時期充斥著兩派立場對假新聞的各種指責和論證中，這種種謾罵混雜著衝撞著我的神經。

創建無菸街道

在我對自身情緒化的反思中，我再來回憶一件久遠的小事。

這件事发生在2005年初，我在家鄉城市最繁華的商業街上吸菸，被警察罰款10元人民幣。當時我跟朋友一起逛街，在一家服裝店試衣間里丟失了一部才用了一兩個月的新款諾基亞手機，心情極差。在摩肩擦踵的人行道上，剛掏出一隻煙點燃，吸了沒兩口，兩個警察就不知從哪兒冒了出來，告訴我“這是無菸一條街，吸菸要罰款”，我非常錯愕與憤懣，跟警察爭辯起來，“我一個外地人（其實我不是），根本不知道這個規定，又沒有通知和告示”，警察帶著我走到不遠處的路口，指著一個巨大的廣告牌，上面果然寫著“創建無菸一條街，文明靠大家”一類的口號。我頓時語塞，只好說“我手機剛剛丟了，你們能幫我找嗎？”他們說讓我去派出所報警，但吸菸還要罰錢，身邊的朋友掏出10元錢解圍，而警察拿了錢掉頭就走，又去抓別人了。

這件事給我的心靈留下了一片許久不能揮去的陰影。隨後整個2005年，父母身體也接連出問題，導致我一整年無法安心工作。一連串的打擊讓我過了好幾年才緩過來。

現在回想，這件事或許是我這個夢裡不適感的源頭。同時，我又想起來一些印記。

自行車道上的行人與逆行

我一直將去年9月後回到父母身邊那段時間稱為“自我流放”。因為沒有工作，退租了一線城市的固定居所，與戀人和很多朋友的關係進入冰點，計畫日後寄居父母住所，靠寫文章或做YouTuber為生，雖然至今也沒能起步，但也積累了一些思考。

當時，為了省錢，連地鐵公交都不捨得坐，買了共享單車的月卡。不論遠近都騎車，最多一次騎行20多公里斜穿整個城區。奇行中，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這裡的人很喜歡在自行車道上行走，而且越是在鬧市區，越明顯，走得非常悠閒自得，以至於當我騎行過一片被人群佔據的自行車道時，我會有一種違章的感覺，有時候為了趕時間，我不得不騎到機動車道里，這就是理論上真的違章了。不過，自行車就算違章也是沒人管的。

包括那些在自行車道上的逆行的（這當中絕大多是電動車），如果在一小段路程內，逆行的車超過了順行的，那麼順行的就要給逆行的讓路，如果遇到擁堵時段，逆行的人們還會對順行的人會投來抱怨和嫌棄的眼神。這個心態就是“我著急沒辦法才逆行的，你能不能識趣讓一下！”

這些許許多多抱怨地、爭搶地、不好好的眼神，恰好是那段時間常常看到的，與我夢裡那個“福爾摩斯”的眼神有點類似，但他們說嫌棄的卻大有不同，一個是嫌你不守規範，一個嫌你不合時宜。

在夢裡，他們混為了一體。

秩序、教條與威權

我很確信就是以上這些日常瑣事的投射，匯集成這個夢。此刻我突然意識到，我正在寫的並不是一個年度總結，或許是十年，甚至更長的人生道路，我要面對這樣的處境與夢魘。是理性思考與情緒化的鬥爭。

在這個生命中最特殊的農曆新年中，在對疫情的揣測、恐慌、安慰與鼓勵中，我慶幸我還保留著這些日常情緒化的記憶碎片，回憶夢中它所投射出清晰劇情後，能以一種理性的文字復原它錄製的軌跡。

在人流湧動的現代化都市，秩序始終混雜著一種從眾的心態，教條中摻雜著法不責眾的僥倖。而在傳染病這種古老的公共安全課題下，那些無人機、人工智能、AI去了哪裏？物聯網和新四大發明還能品鑑出多少榮耀感？回想那些“錄像執法”的交警，那些“無菸街道”的警察，他們的嚴密與教條，是否能夠進化為一種足以抑制病毒蔓延的治理能力？而那些違規過馬路的人群、那些逆行的單車電動車們，他們會因為理性的需要而消失嗎？

如今這場災難的盡頭在哪裏？這一定是此刻大家最關心的問題。然而它的源頭又為何？恐怕這又成為一個不合時宜的問題了。

庚子元月初二，午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