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用之用：文學有什麼用？

20年前，我決定拋棄機械工程投奔文學系時，周邊的親朋好友沒有太多祝福，問的都是同一個問題：「讀文學能做什麼？」

當時的我對這個問題沒有太多懸念，畢竟機械與我從未相知，遑論相惜，數學盲流如我，在工程領域滅頂只是早晚的事，遠離這對我而言謎樣般的學科，應該才是睿智抉擇。沒想到，如願進了文學系後的人生，這個問題依舊被問個不停。讀大學時，別人問你讀什麼系，當你回答：「中文系」，下一個問題就是：「念中文能幹嘛？」；當你是研究生時，別人問你研究什麼，你回答：「文學」，下一個問題就是：「研究文學能幹嘛？」，最後走進大學教書，別人問你教什麼，當你回答：「教文學」，接續的問題便是：「你的學生以後要幹嘛？」。彷若這是個有待破解的千古謎團，每個人都殷殷企盼著你給出一個答案來。

與文學結緣後，「有用」與「無用」的判斷，便始終困擾著我，像是生命價值的確認與追尋，我必須找出一個答案、給出一種說法，用來說服別人也說服自己：這個選擇的確具有價值與意義。但「有用」與「無用」該用什麼樣的標準去判斷？該如何被定義？該怎樣去思考？如果我說讀文學讓我快樂，這究竟是有用還是無用？它足以抵擋不斷襲來的質疑與現實的煩擾嗎？

當然，會如此的探問，源於我們活在一個獨尊利益與實用性的世界裡，只有能夠被標準化、被量化、被計算的價值才具有意義，那些所謂「不可被計量的價值」，對這樣的世界而言，都可能被視為無用主張。

文學，很不巧的，正是從古至今始終站在這種實用主義的對立面。諾丘‧歐丁（Nuccio Ordine）這位義大利文學教授認為，文學的存在，便是使「無價」和「去除利益」這兩種於今早已不合時宜的「落伍」價值觀得以彰顯。在一切講究「實用」的世界裡，文學如此反骨的「無用」，究竟有著什麼存在價值？為了闡述這「無用」的「有用」，歐丁為此寫了《無用之用》這本專講「無用」的書，內容包含文學、科學與教育的反省，批判利益邏輯與功利主義如何異化與扭曲人文價值。

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莊子、但丁、薄伽丘、蒙田、狄更斯、康德、海德格、岡倉天心、馬奎斯、卡爾維諾等，諾丘‧歐丁旁徵博引，從古今中西重要的文學家與哲學家中尋找說法，去證明文學、藝術、哲學這些「無利可圖」的「無用」知識，確立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諾丘‧歐丁強調：「我們沒有意識到，文學和人文知識、文化和教育，是民主、自由、正義、政教分離、批判能力、寬容、團結和人類共同權益等理念得以成長茁壯的充足羊水。」

那些我們努力堅持、守護、鬥爭，可以引領我們走向更美好世界的想像力，以及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價值，之所以能夠發生、能夠堅定扎根成為我們所信仰的事物，不是因為某種神祕主義力量所致，而是由這些以人為中心的「無用」知識所成就，它們像空氣一般的存在，除非失去，否則大多數的人都無法體會窒息的痛苦。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曾在在某場大學畢業典禮說過一個寓意深遠的小故事，有兩條年輕的魚，在路上碰到一隻年長的魚，他跟年輕的魚打招呼說：「早安，今天的水不錯吧！」，這兩條年輕的魚持續游了一段路後，其中一條魚困惑的看著另一條魚說：「水是什麼？」

我們總是無法察覺那些真正的「現實」，我們活在其中但卻無能體察與感受的諸多重要價值及其意義。說是「無用」，但誰敢想像將這些東西捨棄後的世界？說是「無利可圖」，我們又該如何能夠想像，當我們的生活基礎被一片片拆碎成為一樣樣商品的人生？

300年前這世界的歷史還是屬於神的，100年前則是種族主義與殖民強權的，現在則掌控在資本家手上，我們之所以反抗，是因為我們「意識」到壓迫的不公義，我們之所以有勇氣，是因為我們被之些思想與知識所「啟蒙」，它轉變了我們的信仰，讓我們相信並願意堅持，這些改變歷史的力量，都來自於這些「無用」的知識。或許我們不能說這些知識「無用」，而是這個「無用」守護的是以十年、百年、千年為單位的「利益」，換言之，這些「無用」的知識及其守護者，都有著超乎常人的遠見與宏闊的視野，世俗的輕視與不解，只因為我們的生命太短、經驗太少、視野太淺並過度自私與自利，我們喜歡即時且有感，百年後的事，與我何干。

或許不需再等一個世紀，我們就會為這樣的利益邏輯付出代價，諾丘‧歐丁在書中指出，這利益邏輯在各方面都引發了極大的災難，特別是在教育界。在這近幾十年來，人文科學無論在學院的規劃、國家預算或各種基金會的支出裡，都越來越被邊緣化，因為大家不願把錢花在無法產生商業利潤與經濟用途的知識生產上。

他以他的國家義大利為例，由於國家對基礎研究領域進行資源的縮減與干涉，讓教授的角色與教學品質產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他在書中說到，歐洲的大學近幾年來有「中學化」的趨勢：「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殊途同歸的降低要求的標準，讓學生更輕鬆地通過考試，不切實際的期望可以因此解決學生延畢問題。為了在法令限定時間內頒發文憑給學生，為了讓整套學程更『怡人』，我們放棄要求學生做額外的付出，相反的，還誤入歧途的大肆刪減課程，把課堂包裝成膚淺的互動遊戲，搭配影片撥放和只有選擇題需要填滿的考卷。」

這讓大學成為販賣文憑的學店，而不是追求學問的聖殿，也讓學生從學習者變成了顧客群，就算世界首屈一指的名校哈佛，也難逃影響，歐丁在書中提到，利益邏輯讓哈佛大學的師生關係建立在一種「侍從主義」的基礎上：「學生付了昂貴的註冊費進哈佛，期待的不只是他的教授必須是個學者、強者和表演者，他還期待他的教授是個侍者，因為顧客就是王。」

教育的商品化、學生顧客化、教授業務化，不說哈佛，台灣目前的高教環境就已陷入此一困境之中，沒有生員就沒有財源，大學不再因「材」施教」而轉為因「財」施教，招生率、就業率主掌了教育的發展走向，大學的課程開發，不再問應不應該、需不需要，而是合不合成本，有沒有利可圖，利益邏輯形塑我們社會的逐利文化，歐丁說，這讓學生有一種想法，他們付了大筆的學費進大學，不是為了追求知識，而是尋找未來的收入來源。

當然，這樣的想法並沒有什麼不對，只是當我們的大學培養的只是技術人員，好讓學生擁有「一技之長」以便出校園之後能夠有個工作可做，那麼推動這世界進步的可能性與動力在哪裡？一如歐丁在書中的批評：「大學若是獨厚學生的專業化，就等於無視於教學在教育上的普世性，任何職業所具有的技術能力，若不是全屬於一種更廣泛的文化養成，便無法有意識的全面展開，因為唯有文化能鼓勵學生探索精神，任他們的好奇心四處遨遊。」

當我們不斷講創新談創意，但最重要的教育環節卻忘了給予創新、創意養成的文化土壤，當我們缺乏文化素養，缺乏探索未知的好奇，創新與創意如何可能存在？只是，文化的養成，無法速效，沒有捷徑，需要長時間的累積與耐心的等待，這也與我們身處的功利主義社會追求的及時與效率相違背，因為在這樣的速食文化裡，我們習慣於一種「方便」－－用歐丁的話說，這種方便不要求任何訓練，也不會占用太多時間，執迷在一種不必費力便可得到的事物－－通常這種事物都極為淺薄，缺乏深度。

回到我文章的起點：「讀文學有什麼用？」，它在許多人眼就或許「無用」，但這世界卻極為需要這樣的「無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尤薩（Mario Vargas Llosa）曾說：「沒有文學的世界，會是一個沒有慾望、沒有理想、毫不瀟灑的世界，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遭剝奪、無人的自動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