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2020年5月24日，全国政协委员、演员冯远征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建议国家出台新文艺群体职称评审制度，畅通人才渠道……职称评审制度还可以与规范演员片酬结合起来，依据演员职称规定其片酬的上限和下限。”

专栏作家杨时旸评论到：“一个在演艺圈从业了几十年的著名演员，一个享受着市场经济红利的明星，公然呼吁让这个本应最市场化的行当回归到与职称捆绑的时代。他自己的职称是国家一级演员，如果他的梦想成真，在片酬上分分钟就翻身碾压小鲜肉，毕竟，权力的大手挥斥方遒，你们那些玩票的盲流业余戏子怎么能跟有职称的艺术家相比？这不只是冯远征自己一个人的想法，还是很多人的残梦。对于演员片酬的限制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提及，一个原本应该由市场自我决断的事，莫名其妙地被权力关注，被道德捆绑。仇富愈发明目张胆从底层展开，又被极其频繁地从高处呼应。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给予人们自由，把人们从“不服从者不得食”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但现在却有人心心念念想把一个个相对自由的人，想把那一点点相对自由的空间再拱手送还回去，然后等待权力给我们分配一碗饭，且定夺下饭碗里的内容。

差不多四五年前，曾经有一篇名为《我穿墙过去》的冯远征自述广为流传。在他去德国求学的时候，意外撞见了柏林墙倒塌的时刻，他见证了东德夜晚的漆黑和西德街头的光亮，他听人诉说了为什么那么多东德人欢呼着越过那堵墙，他也跟着激动不已，留下了凿墙的照片，但他真的洞悉了为什么墙壁两端的街头有着光与暗的区别吗？想用东德的方法论造就出西德的街头美景，那是不可能的悖论。但多年之后，他仍然近乎本能地选择把那悖论当做解决方案。所以，冯远征和冯远征们真的穿墙而过了吗？“

这让我好奇文中提到的冯远征自述《我穿墙过去》，于是找来阅读。同时看看柏林墙是怎么被推到的。

冯远征（1962年11月16日－），生于北京，祖籍陕西韩城，中国大陆演员、导演。

1985年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现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妻子是演员梁丹妮，两人曾一同演出《最后的王爷》、《人到中年》、《阳光普照大地》等电视剧。徒弟为余少群。其成名作为2002年与梅婷合作的家庭伦理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2004年以彭小莲执导的电影《美丽上海》获得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2018年1月，当选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冯远征：我穿墙过去

柏林墙已经拆了，但是在德国的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会有一道墙，就是中国跟德国之间文化的、生活习惯的墙。

2015年05月18日

口述|冯远征 采访|张莹莹  

一

1986年初，德国人露特·梅尔辛第一次来到中国。那年她将近六十岁，一头金发。在人艺，她成了我的老师。

那时我刚考入人艺不久。此前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尽管在考场上被当场选中，最终我还是给刷掉了，他们说我“形象一般”——那一届跟我形象差不多的不也进去了吗？所以，能进入人艺这个殿堂，我特别珍惜。

那几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特别多的时候。对西方艺术，中国正处于从茫然、不知所措到渐渐了解的过程中。格洛托夫斯基学派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之外的表演流派，林兆华导演去欧洲，在西柏林高等艺术学院认识了教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梅尔辛教授，他觉得这个流派很有意思，就跟剧院提议，把梅尔辛请到人艺，给我们上课。梅尔辛教授来北京，人艺只负责路费住宿和每天的早午餐，晚上她还要自己掏钱吃饭。一个咱们当时以为是最看重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不要任何报酬，是挺令人感动的事。

人艺师生对梅尔辛教授都很友好。但对于格洛托夫斯基学派，当时人艺的老师中也有争议。在训练中，梅尔辛教授大量使用身体技术来激发演员的潜能，三四个小时的课程包括翻滚、跳跃等运动技巧，很辛苦，一些同学也有抵触。我们班的吴刚（《潜伏》里头演陆桥山那个），就跟梅尔辛教授说自己有脚气，逃避上课。翻译把脚气翻成“脚上有病”，梅尔辛教授一听，以为他骨折了，马上准假。

我上课一直特认真，不惜力，领悟也快，梅尔辛教授经常表扬我。

每天训练完，梅尔辛教授会盘腿坐在排练厅角落，一个一个地把我们叫过去悄声交流。说缺点时，别人听不见，保护你的自尊心；鼓励时，你会有“她是不是特别喜欢我”的窃喜；这就是当老师的艺术。

有一天，梅尔辛教授在角落里跟我说：“如果你明年去德国，考我的班，我会第一个录取你。”翻译以为自己听错了，请她再说一遍。她又说了一遍。“你愿意吗？”她问我。我回答：“不愿意。”

培训班结束后，梅尔辛教授让翻译把我叫到她的住处，正式邀请我明年考她的学校。我又拒绝了她，人艺是中国最好的剧院，我不想刚进来就离开。

然后，梅尔辛教授就回了德国。我继续在人艺。

1986年下半年，我从学员班被抽调到剧院排《北京人》，演曾文清，算是主演了。那个时候，剧院第二次把梅尔辛教授请来给我们上课。她再一次郑重地跟我谈，希望我去德国，我再一次回绝了她。还没毕业就当主演，前途很光明了，我为什么要去德国？我对德国的概念就是奔驰轿车、莱卡相机，以及柏林墙，它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开了，墙在资本主义那一面还被画得乱七八糟，多可怕啊。

1987年暑假，梅尔辛教授第三次来到北京，这次剧院没有邀请她，她是以个人旅游的名义来的。她第四次邀请我去德国。那时我才知道她给我发过好几次邀请函，寄到人艺，都被扣下来了。我陪她在北京玩了近二十天。临走前，梅尔辛知道大概是无望了，便跟我说：“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去德国上学，就去三个月吧，完整地看一看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教学”。当时我在恋爱，她还邀请我和女朋友一起去，“我在德国给你们举办婚礼”。

一年之后，我从人艺毕业。已经谈婚论嫁的女友突然吹了，我大受打击，一心想离开中国。我给梅尔辛写了封信，告诉她我打算去德国，她特别高兴，立刻重新给我发了邀请函——这次寄到了我家里。

我开始一边拼命挣钱一边办手续。我花8000块买了单程机票，可日子快到了签证还没下来，我只好把票退了。签证下来了，我再去买机票，票已经没了。那时飞德国的航班一周才有一趟。卖机票的告诉我，我还可以坐火车。从北京到柏林火车要走8天。我一算，走8天也比等下一班飞机到得早。那是中国的动荡年代，夜长梦多，我只想赶紧走。买吧，头等软卧一人一间，1490元，我记得特清楚。我买了两天后出发的车票。

接下来那一天多，我疯了一样跟所有人匆匆告别。朋友们挤在我家里，大家都觉得，可能这就是永别。

二

1989年11月1日早晨，我从老北京站出发。火车会经过二连浩特进入蒙古，穿过苏联，在8号凌晨到达西柏林。那是我第一次出国。

11月7号凌晨，列车抵达莫斯科，停留一天。那天正巧是十月革命节。置身红场的时候，我发现它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天很冷，但广场上依然很多人摆着桶在卖鲜花，情侣们会买上一枝花庆祝节日，还有结婚的新人们在无名烈士纪念碑前合影。许多和平鸽在红场上空飞翔，我默默想，如果在中国，它们就被吃掉了。

晚上回到火车上，发现因为客满，头等舱变成了两人间。跟我一间的是个雄壮的俄罗斯女人，一米七五左右，还穿着高跟鞋，衬得我像个没长开的小孩。发现要跟一个男人同房，女人特别不高兴。同行的朋友告诉我，她是驻捷克使馆的参赞夫人。

参赞夫人提出，让我跟普通舱的中国女留学生换铺，我想想，同意了。结果三个女留学生都在车上谈起了恋爱，没一个愿意换的。这就不怪我了。

参赞夫人沉着脸坐在包厢里。“叮咚！”夫人按响了召人铃。列车员进来，俄语一说，一杯带银托的红茶毕恭毕敬地送上来。我在上铺百无聊赖，翻出“不老林”牛轧糖吃，一边吃一边把糖纸扔到下面烟灰缸里，却发现参赞夫人盯着那糖纸不错眼珠。

夫人把我扔的糖纸拿起来，小心展平了，夹在笔记本里。

于是，我抓了把糖放在桌子上，跟她说：“For you！”“For me？”她马上喜笑颜开，连说“Thank you! Thank you!”一边把糖收到包里。我说：“Eat，eat！”她摇摇头，“For my husband”，意思是留给她丈夫。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太牛了——我又抓了一把糖，“For you!” 夫人傻了——“叮咚！”，列车员进来，俄语一说，两杯带银托的红茶毕恭毕敬地送上来。

夫人指指红茶，“For you!”。

我接着翻包。翻出准备带到德国送人的漆雕镯子，找出最大号的，“For you!”。她套在手腕上，激动得快哭了——“叮咚！”小点心毕恭毕敬地送上来。

接下来，就是我不停地翻包，“For you！”，她不停地“叮咚！”。她用俄语加英语跟我说了好多话，我几乎一句也没听懂。火车到了东柏林，好多留学生呼噜呼噜下车，我正要搬行李，她一声“Stop！”又“叮咚！”，召来列车员，一起摁住我。过了一会儿，到了西柏林，她才让我下车。

其实西柏林才是应该下车的地方。好多留学生不知道，到东柏林就下了。当时东西德边境尚未开放，他们要过一个严格检查的关口，行李要搜查，还要搜身，还有索贿的。这些我都没遇到。站台上，参赞夫人热烈地拥抱我，两个大胸把我的脸挤在中间，狐臭贴上我的脸，就像糊住了一样，我一挣脱开就大口喘气。

火车出了站，参赞夫人还在徐徐离去的窗口对我挥手。

西柏林时间凌晨一点，我在柏林动物园火车站和一些中国留学生一起等待天亮。第二天，他们即将转车去往波恩、科隆或汉堡，留在柏林的只有我一个人。萍水相逢的一群人胡乱说了好多话，这些人，后来都失去了联系。

我还记得那道在深夜穿过的墙：穿墙之前，东柏林一片黑暗，穿墙之后，西柏林是亮的，到处都是灯。我想，资本主义怎么这么亮啊，那些橱窗要费多少电啊？可是，真好看。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跟另一个留学生去买烟，误撞进了亮着彩色大灯泡的资本主义妓院。我以为会被黑得只看得清牙齿的黑人保安追打，但是并没有。早晨，我又遇到了一个兴奋的资本主义出租车司机，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说着德语。在1989年11月8日早晨7点，我终于敲开了梅尔辛的家门。

梅尔辛来开门的时候还穿着睡袍，她一看见我就惊呆了——我从北京发给她的信还没到，人已经到了。坐在她家的餐桌前，我头一次吃到了凉牛奶泡麦片和黑面包抹果酱，它们粗糙地剌着我的嗓子，但我必须都咽下去。

我终于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三

到西柏林的那天，梅尔辛请我在意大利餐厅吃了晚饭。吃完饭，梅尔辛带着我驱车前行，我还不会说德语，没法跟她交流，正琢磨我们要去哪儿的时候，我看见了柏林墙。

灯不太亮，但我能看到那些涂鸦——好像也没那么可怕。

梅尔辛用手画了个圈，示意我，西柏林在圈里，周围都是墙。她带我上了瞭望塔，我看到墙下一道有五六百米宽的隔离地带，它空荡荡的，只有电网和岗哨，梅尔辛又示意我，要有人从那儿跑过，士兵就会开枪。

那是我第一次触摸到柏林墙，那也是它形态完整的最后一天。第二天早上六点，我正在睡觉，梅尔辛砸门把我叫醒。电视屏幕上，好多人拿着鲜花泪流满面——东西德的边境开放了。

西柏林全民放假，无数的人涌上街头，到处都是挥动的旗帜。四处堵车，梅尔辛和我坐地铁到了勃兰登堡门，窜上那3米高、2米宽的墙往下看。西柏林人把啤酒、可乐扔到墙的另一边，堆成了小山，警察和军人还是背着手站着，动也不动。墙上的人太多，有人被挤得掉到了那边，警察们小心翼翼地把他们扶回墙上。

在勃兰登堡门，我遇到了在德国的中国人，他们给我讲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特别感动，想哭。

从那之后，我不断听到电钻钻墙的声音。东德人从此可以自由进入西柏林，在任意一家银行排队，凭身份证就可以领取一笔“欢迎费”，我记得是20西德马克。西德人当然也可以到东边去。那会儿，所有的中国人请客都去东柏林。东柏林物价太便宜了，20西德马克能请好几个人吃大餐，还带给个体面的小费。

去东柏林不麻烦，就是偶尔要搜身，因为东柏林官方知道到那儿去的西柏林人会夹带点“私货”——官方勒令东西德马克等价交换，可在东德的黑市，1个西德马克能换10个东德马克，差价太大，很多人偷偷带钱进去。我一个上海朋友过关时拿着中国护照跟东柏林警察说“Brother，brother”，意思是“咱们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就别搜我了”——他立刻被带进小黑屋翻了个遍。后来他学精了，在东柏林找了棵树，钱藏树底下，每次入了境，“哎，你们等我一会儿”，偷偷摸摸跑树底下找钱。我也会藏点，把钞票卷起来塞进书包带的缝儿里，捏软了，过关检查时摸不出来。那一阵，好多中国人不打工也不开餐馆了，光靠倒腾东西德马克就发了财。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一年，直到1990年10月3日，东西德统一。

四

倒马克的事我没参与。到德国的前四个月，我一直在为语言发愁。

我是梅尔辛推荐的学生，按照规定，可以不经过专业考试，只要在四个月内语言交流过关就可以入学。这条件其实挺宽松，但那四个月必须能讲德语的要求真是让我心焦。梅尔辛出钱给我报了语言学校，我天天去上课，天天思考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的发音。我成了一个有思想的婴儿，根本张不开嘴，要想跟梅尔辛说一句话，我得闷头在楼上自己的房间先背上好几遍，下楼跟她说完，她一搭茬，我就又张口结舌。

梅尔辛愤怒了。德国人很诚恳，请你来的时候很诚恳，表达怨气也很诚恳。梅尔辛给一个中国朋友打电话，让他用中文问我怎么还过不了语言关。这个朋友来德国前在中国学了四年德语，刚来的时候还是连一杯啤酒都不会要。我跟他诉说了半天，他转头跟梅尔辛解释：征确实在认真学德语，学得觉都睡不好，莫名其妙地头疼，他都想回中国了。

放下电话，梅尔辛看我的眼神变成了心疼，她立刻请我吃了一顿昂贵的大餐，之后，她再没怨过我“你是干嘛来了”。

转眼，到了1989年的圣诞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圣诞节，一切都很新奇。梅尔辛的亲人朋友聚在家里，我们坐在圣诞树下吃点心、拆礼物，忽然，我开始说德语，我告诉梅尔辛我在中国怎样失恋，怎样来德国，这一路经历了什么。我的单词一个个往外蹦，梅尔辛全听懂了。“征，你会说话了！”

是啊，我会说话了，虽然那时说得错漏百出、滑稽可笑，但学语言就该这样，先死记硬背，张开嘴，再学语法；要先从语法学，什么都懂了还是不会说。

五

我顺利在西柏林高等艺术学院注册入学，跟着梅尔辛上表演课，还修灯光、修舞台美术、修服装设计、修形体……课余时间几乎所有中国留学生都忙着打工、找房子，只有我和余隆（如今他是中国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不用打工，那个时候，每个月梅尔辛给我800马克的生活费，她希望我不打工，专心学习。没课的时候，余隆给我打电话，约我聊天、喝咖啡。

偶尔留学生们聚会，所有人都一肚子苦水，找房子的苦恼，打工的问题，跟德国人文化上的冲突，想家的感觉……谁唱一首悲伤的歌大家就都哭了，所以我们只聊高兴的事儿，不高兴的索性都不提，凑在一起就是瞎闹，乐呵。

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在书店里挑书，一个女孩跑过来问，你们俩是中国人吗？我们说是啊，她说她也是，“我是从难民营里跑出来玩儿的”。这个女孩在国内研究生毕业，本来在深圳有个很好的工作，动荡之后，她花钱偷渡到泰国，在泰国等了三个月申请到联合国派发的难民号，又被送到柏林，住在难民营里，一天拿几块钱发下来的生活费，等着再往下分配。

正好那天晚上有个中国人的聚会，我们就带她一起去。她给大家讲她偷渡的过程，大家都很高兴。快到八点，女孩说要走，“难民营有规定，白天可以出去，晚上九点之前必须回来，否则就要被遣送。”我们去送她，我跟她说，以后可以去学校食堂的咖啡馆找我们，那里的咖啡比外面便宜，我经常待在那儿。

她果然去食堂找过我们两三次，她说难民营里也有中国人，但都有点隔阂，还有那种四五十岁的男人，总想占她便宜。跟我们在一块儿，能说中国话，她慢慢就开心起来。

有一天她又来了，晚上我们又一块儿去中国人家里玩，大家说着中文，热热闹闹的。快八点了，她又说，我要走了；我说走啊，送你。她说，是要从柏林走了。消息传下来，她被分配到一个小镇——一个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德国小镇，镇上没有一个中国人，她必须在那里待满八年才能拿到德国身份。

这么一个小女孩，在那么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方，怎么过啊？送她的路上，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地想把话往开心了说，但总是开心不起来。她说，她有点后悔出来了，不知道自己这八年怎么过，也不知道八年后还能不能回中国。把她送上了公交车，我跟朋友往回走，一句话都没说。后来我们谁也没再见过她。

还有一次我跟朋友喝咖啡，估计说话声音有点大，突然一个提大密码箱、穿西服的哥们儿三步两步冲过来，“哟，你们北京的？快跟我说说中国话，我憋死了！”我问他是干嘛的，他报了个地址，我一听，难民营，“你怎么是难民呢？”他说，别提了。带着一副“给你们开开眼”的神气，他把箱子打开——大半箱美金。他请我们吃饭，聊了才知道，他在国内贪了一笔钱，赶上动荡，自己造了个假通缉令，以难民身份跑出来了。此人也是在泰国等难民号，等半年也没见发下来，后来才知道泰国那帮人故意拖着他——他在那儿多待一天，就可以多黑他一天的钱。到了柏林，也不知道接下来会被分到哪儿，他就天天提着钱在大街上走，怕在难民营被人偷。这个人，后来我也没再见过。

现在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谭平曾写过一本书，里头提到我。写完了他专门来跟我打个招呼：“我写你了啊，你别介意”，我心想，能写什么啊，“没事没事”。后来一看，他说我刚去德国的时候跟祥林嫂一样，逮谁跟谁说失恋。我问谭平，我真那样吗？——“差不多”。想想还真是，那时候我们聊天不想说不高兴的，就互相叙述感情经历解闷儿。记得刚到德国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在学校碰到一个中国女孩，她跟我一样都是戏剧系。我请她在食堂喝咖啡，聊天，一张嘴我就开始说我的失恋，等我意识到自己说了很久时，三个半小时已经过去了。女孩一句话没说。我赶紧道歉，女孩说没关系，“你说的挺逗的。”——能不逗吗？我爆了那么多隐私。

这个女孩现在还在德国，她开了个餐馆。每次她回国，我们都会见面。

六

在梅尔辛家住了一年，我想搬出来了。中国留学生都说，没见过一个中国人能在德国人家里免费住三个月，你这也太奇怪了。我自己也觉得不像话，二十七八的人了，在别人家里白吃白喝白住，每月还拿800马克生活费，我多少有点寄人篱下的感觉。

梅尔辛不想让我搬出去，她希望我好好住在她家，好好上课，别的什么都不想。我们争执了一回，她拗不过我，还是听凭我开始找房子准备搬家。但梅尔辛给我铺好了后路，她安排我在她一个学生开的剧团里演戏，每月我有一千五到两千马克的收入。

于是我开始跟那些德国演员一起排戏、演出。排练时间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中间有一个小时休息。有天午休时，大家正边吃午饭边聊，我看见一名德国大提琴手没饭吃——中国人心态，一堆人冲着一个人吃东西不合适——我就把我打算下午吃的那块三明治塞给了他。

大提琴手听说我在找房子，便邀我住进他租的一套三居室。他和另一个德国人分住两个卧室，另外一个15平的小房间归我，不要房租。“有这么好的事？你干嘛对我这么好？”大提琴手说，他觉得我是个好人，“德国人不会像你那样，给我一个三明治”。那我也不能白住。最终我们商量好，每个月我给他做两次中国饭作为回报。中国菜要用的食材和调料能在越南超市买到，这事不难。

其实，在德国，我一直遇见好人。我想过永远留在德国。这里生活挺好，只要认真工作就能挣到钱，没人干涉你。文化生活又丰富，尤其先锋派戏剧非常发达，剧多得每天都看不过来。它不是一个容易离开的地方。

但那一年多里的一些经历还是在慢慢影响着我的想法。

东西德刚统一时，很多德国朋友给我打电话，嘱咐我千万不要出门，否则遇到新纳粹可能挨打。有次我去朋友家玩，坐最后一班地铁回家，车厢里九个人，七个是外国人，两个是德国人。到了一站，站台上五六个满身纹身、扎好多耳钉的人忽然冲到车厢门口大喊“外国人滚蛋！”虽然他们只是喊喊，没有冲进车厢，地铁出站后，那两个德国人还是起身跟我们一一握手，为同胞道歉。我知道，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人对我这样的外国人依然有着敌意。

有一天演出完，在剧场的酒吧里，我拿着一杯酒跟同剧团的德国同事聊天，正聊得高兴，突然有人在我旁边坐下来，“你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那你为什么在这里演戏？”“我在这里学戏剧，能演戏对我是个机会，多好啊。”他就等着这句话，“你一个中国人在德国演戏，你知道有德国演员演不上戏吗？你是中国人，回中国演戏去啊！”

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一个演员，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演上戏了。可以说大家都是凭实力，但是当个演员还要遭受敌意，我开始怀疑自己在德国演戏的意义。

还有一次，德国大选期间，平时玩得挺好的两个德国朋友因为支持不同的党派而争得面红耳赤，我在旁边说了一句，某某党挺好的，他们立刻同时住嘴，转头看向我，脸上的表情是“这跟你一个外国人有什么关系？”

那段时间，一个朋友拿到了德国国籍，我们一块吃饭，我敬他酒，为他庆祝，却发现他垂头丧气的。他跟一个德国女人结了婚，婚后俩人处不来闹离婚，他跟对方说，离婚可以，你得等我八年，好歹让我拿了身份。那德国女人也算仗义，真等了他八年。现在身份拿了，接下来准备办离婚，他说，以后回中国还要签证了，但是“不拿出护照，哪个德国人会认为我是个德国人呢？”这叫什么事啊！但已经等了八年，不拿又不甘心，他带着无奈，说：“这辈子就在德国混吧，也就这样了。”

这话太刺心了。在德国生活一年多之后，我开始像哈姆雷特思考“生存或者毁灭”一样思考“留下或者回去”。相比之下，德国比中国自由，但一年语言学校加四年高等艺术学院毕业之后，很可能根本没有人找我做演员。即使能演戏，演的也一定不是我想演的角色，无非是糊口——像我在那个剧团里的角色，就叫“外国人”，不停地在台上跑来跑去，偶尔说上一句话，也就比龙套好一点。如果我继续读书，读戏剧史或戏剧理论，读到博士毕业都快四十岁了，然后呢？搞戏剧研究？一部戏出来我评论道“这戏真本土、真德国化”？——一个中国人说一部德国戏“本土”？吃饱了撑的吧？

要留在德国就几条路，一是找德国人结婚，找不到真感情就只能假结婚，给她几万马克，她等你八年，拿到护照；二是放弃学业，利用签证期拼命打工，开个中国餐馆，变成老板之后把学生签转成工作签，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三是最惨的：放弃学业当导游，打个小旗到机场接团。

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

思考了半年，我让一个搞旅游的朋友帮我订一张回北京的机票，单程。我要回国看看，我还能不能做演员。

七

走还是留，在德国的最后半年，我跟梅尔辛谈过三次。她总是说，你不要走，你是中国唯一学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人，你要把它学完。即使我完成学业，梅尔辛也不希望我回中国，“回那个地方干嘛啊？”她这么说。那时中国的未来仍不清晰，许多留学生还在观望，而梅尔辛想让我继承格洛托夫斯基流派，成为她的传人。

我说，在德国我永远演不到我想演的角色；她说，那你可以教学、当老师啊。她觉得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但我还是想做演员。终于有一天，我告诉梅尔辛，我决定了，我要回国看看我还能不能做演员。她非常生气，“好，征在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演员！行，你走吧，走吧！”

回国的前一天，我又去了梅尔辛家，告诉她，明天我就走了，如果在中国境况不好，我会回来的。她很冷淡，说，你随便。

我知道我是真的让她难过了。

我又找到梅尔辛的妈妈，那年奶奶已经93岁了。住在梅尔辛家的那一年，经常家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我们总是在她的小房间里聊天。老太太对我特别好，用彩笔给我画了很多幅小画。我跟老太太说，我要回中国了。“回中国干什么呀？”我只能胡乱编个谎话，说我要回国换护照。她问我，你还回来吗？我说，回来。她说，“你必须回来，我活着等你。”她亲了亲我的脸。看着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必须要走了。在门外，我拥抱了梅尔辛，哪怕她依然冷冰冰的。我说：“妈妈，再见，一切顺利”。

在德国的两年改变了我的生存观、世界观以及对艺术的认知。我看到了很多东西，用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在那个社会生活，我觉得如鱼得水，但最后还是无法彻底融入，即使我在那里成为一个演员——因为我长着这样一张中国人的脸。柏林墙已经拆了，但是在德国的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会有一道墙，就是中国跟德国之间文化的、生活习惯的墙。

回到北京，当天我就到了剧院，迎面碰上于是之老师，他问我：“你还回剧院吗？”我说，回。

后来我跟牟森在电影学院办了个培训班，推广格洛托夫斯基表演流派。培训班的那些孩子大都来自农村，自我感觉长得像张丰毅或巩俐，就觉得能当演员了。我跟他们说，估计今后你们这些人里一个演员也出不来，他们特别沮丧。

我带着学员们排《彼岸》，剧本是高行健写的。在电影学院演了六场，好多先锋派艺术家都来看，他们说，这才是中国的先锋戏剧。崔健也来了，看完之后说，你们什么都是中国的，怎么就音乐用外国的？回去他写了首歌，也叫《彼岸》。

格洛托夫斯基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流派最大的区别是，格洛托夫斯基认为任何人，只要智商没问题，都有成为好演员的潜质，就像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定数量的金子，差别只是我露出了三四公斤而你只露出了半公斤，老师不是教授者，而是掘金者。怎么掘，全靠老师的经验和理解。在这个流派中，老师的言传身教特别重要。梅尔辛师从格洛托夫斯基本人，是嫡系传人，这也是为什么她把传人看得特别重。

在中国，格洛托夫斯基流派只有我会。给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学生排《死无葬身之地》时，我不跟那些90后去解释纳粹和存在主义，我告诉他们：“把这个戏当成职场戏来演就行了：你想跟老板告密？我们挤兑死你。”——什么生死险境，一说这个他们就懂了。我不信谁演个戏演完三个月还“从角色中出不来”——那是装。格洛托夫斯基流派就是这样，你不需要知道我想什么，只要看到结果。

回国后的六年我一直在拍影视剧，后来，我又回到了戏剧舞台上。很多事情都看机遇，我赶上了。其实当初如果我再在德国呆个五年十年，回来可能也能当演员，但我就不会遇到《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我感谢梅尔辛，没有她，没有格洛托夫斯基，我不会有今天。

我记得与梅尔辛告别的那天，出了她家的门我就开始流泪。回国之后我给她写过好几封信，她什么也没回，她是再也不想理会我了吗？2008年，《超级访问》采访我，问我有什么愿望，我说想找到我的德国教授梅尔辛。节目组真的托人到梅尔辛家敲门，拿着我出的书，告诉她，现在冯远征在中国是很有名的演员。看着书上我的照片，梅尔辛说：“哦，他的头发比以前少了。”

那本书上都是我的影视剧剧照，梅尔辛说，征不作戏剧了很遗憾。后来我专门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请她告诉梅尔辛，我还在人艺，还在坚持演戏剧。

与梅尔辛告别22年后，2013年，我去了德国拜访她。我的车刚停下，院门就打开了。我想，也许她一直坐在门口等着我来敲门。她坐在轮椅上，腿肿着，跟我记忆中那个精干的女性比起来，眼前的梅尔辛苍老了许多。我有点想哭，但还是微笑着，拥抱了她。那年她已经八十多岁了。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我曾经住过的地方。22年之后，房子破败了。一千多平米的草坪曾经我每星期都修剪，现在草长到半人高了也没人管；我住过的小房间凌乱不堪，我和梅尔辛的儿子在地下室建的小剧场现在堆满了杂物；梅尔辛的妈妈，那个说要活着等我的老太太早已去世，梅尔辛住进了她妈妈的房间，那里也是一片脏乱。

我向梅尔辛介绍我的太太，我太太拿出送她的珍珠项链，她马上要求我给她戴上。那个下午我们聊着天，她说，她本来只能见我半个小时，但忍不住和我们聊了两个小时。我邀请梅尔辛来中国，我想请中医来调理她的腿，她说，她坐不了那么久的飞机了。

然后我们再一次告别，这可能真的是最后一次告别。我抱着梅尔辛，说：“再见，妈妈，我爱你”。

——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梅尔辛，她的电话也变成了空号。也许她住进了养老院，也许……我不愿意往下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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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莹莹，撰稿人，常居北京。

所有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Fürstenau：柏林墙是怎样被推倒的？

柏林墙倒塌30周年、两德统一29周年系列

（德国之声中文网）它象征了东方和西方的分野，象征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1961年独裁统治下的民主德国修建的柏林墙。自那时起，西柏林被一道155公裡长、由水泥和铁丝网构成的隔离带包围，但西柏林的居民仍可以自由出入，通行无阻。西柏林是共产主义东德国土上的一个自由孤岛。

但对东德人来说，近在咫尺的西柏林却成了遥不可及的向往之地。直到1989年11月9日，电视直播的一场在东柏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东德政府宣布了新的旅行法。新法允许公民从东柏林自由出境–而且即刻生效！成千上万东德人涌向东柏林市内由军人守卫的各个出入境关卡，几小时后，这些关卡真的被打开了。

突然间不再被分割的柏林和欢呼的人群的画面传遍了世界。它以感人至深的方式标志着德国分裂的事实终结。不到一年后，1990年10月3日，二战结束后一直被政治分治的德国庆祝了重新统一。这一历史性剧变终成正果，是因为二战战胜国–西方盟国美国、英国、法国和共产主义的苏联对此开放了绿灯。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

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1985年上台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柏林墙纪念馆的负责人克劳斯迈尔（Axel Klausmeier）也认同这一观点，他指出，戈尔巴乔夫的”开放”（Glasnost）和”改革”（Perestroika）政策突破了所谓”勃列日涅夫教条”。后者要求华沙条约的欧洲成员国不得偏离克里姆林宫的既定路线。

苏联的政策出现了大转弯：”不管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发生了什么，这些国家都应该自己负责”，克劳斯迈尔这样总结。苏联告别了此前数十年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当波兰、匈牙利和东德国内要求民主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之际，莫斯科没有出手干预。而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前的数十年中，东欧阵营发生的争取自由的运动均遭到苏联的残暴镇压：1953年的东德、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

东欧闻声而动

整个东欧的民权人士都受到鼓舞，要求在自己的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波兰的共产党政府自1988年夏就开始与当时仍然被禁的团结工会接触，结果促成了”圆桌对话”，除了反对派组织外，在波兰影响力巨大的天主教会代表也参与其中。

来自波兰的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共产党执政期间曾三次访问自己的祖国，并公开对团结工会表达了好感。天主教会最高领袖的威信让波兰反政府人士更加坚定了事态将向积极方向发展的信念。1989年6月举行的波兰议会选举成为一个重要的阶段性事件。当局首次允许反对派候选人参选，不过执政党事先将议会三分之二的席位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共产党的权力垄断被打破

这次选举是一个历史转折点，意味着共产党在波兰的权力垄断被打破。在其它东欧国家，时代变革的迹象也日益显露。匈牙利政府在1989年5月开始拆除与奥地利边境上的监控设施。由此，在这个东西欧交界地带，通往自由的道路不再那么危险。数百名东德公民就这样经由匈牙利踏上了告别故土的道路。

与此同时，1989年夏天，有数千人逃离东德，前往西德驻多个东欧国家的大使馆。随着时间一天天推移，拒绝改革的东柏林政府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从9月份开始，博览会城市莱比锡每周一都有数万人上街游行。10月9日，示威活动达到高潮。7万人参加了呼吁变革的和平集会。

昂纳克下台

示威者呼喊”我们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不要暴力”等口号。不少历史的见证人对克劳斯迈尔说，由于不清楚当局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人们当时”非常害怕”。当大家看到这一天政府也没有强制干预后，反对派感到”我们胜利了”。

几天后，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昂纳克（Erich Honecker）被迫下台，他的继任克伦茨（Egon Krenz）释放出愿意与民权人士对话的信号。11月4日，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上举行了东德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示威，近50万人参与。当反对派代表发言时，总是赢得一片掌声，而在”体制内”代表发言时，却是一片嘘声。发言者中也包括执政党统一社会党（SED）东柏林第一书记沙波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

1991年：苏联解体

5天后，沙波夫斯基在11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新的旅行法规。可以说，他的话–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引发了柏林墙被推倒。在东西德边境全线，没有动一枪一弹。通往自由的路就这样敞开了，而且无法再被关上。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东欧各国的民众争取到了自由。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这一进程的结束。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为这一变局开启了大门。1990年戈尔巴乔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DW

2019.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