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門 l 以鼠疫為名的動員與「緊急狀態」
文章原本的標題是：防疫「前線」| 金門的豬、老鼠與蒼蠅（中），是接續（上）談豬瘟的續篇 。 為了凸顯主題，我更動了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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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紹華老師的文章提醒我們，若我們未來成為了瘟疫的倖存者應當記取一些什麼。
在台灣：有集中隔離痲瘋病人的樂生療養院、面對SARS有過和平醫院封院政策，在金門也有過為防止鼠疫的軍事化動員。
對照眼下的2019-nCov引發的武漢肺炎的緊急事態，各地紛紛以「防疫視同作戰」為口號施行各種措施(其中港府選擇的路數較為清奇)。
無論路線如何？在傳染病的威脅下，治理者總要求人民配合為因應「緊急情況」而制訂的防疫措施，通常，這些管制必然限制或徵用某些個人權利、也犧牲某些族群的權益。
疫情的緊急程度與措施的強烈程度是否符合比例原則？瘟疫的威脅及其應對措施除了是科學的，有多少成分是政治的？如何分析/評價其政治化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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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略而言，金門的鼠疫議題可從兩個視角切入：
一是，對「防疫的緊急狀態」進行分析與批判回應上述問題，這是本篇的內容;
二是，從作為金門人自身經驗出發進行自省詮釋，相關內容留待下篇討論。
作為一個80後出生的金門人，我的印象和很多金門人一樣：金門曾有鼠疫，而軍政時期曾防制鼠疫因而遏止了疫情。會有這個印象多半是，因為自己的的父親及我的父親的父親兩代人都多多少少說過金門防治鼠疫的記憶。
金門防範鼠疫的方式簡單而粗暴：動員居民和駐軍殺老鼠，而且是計量、週期性的動員民眾滅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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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日前向數個長輩與耆老的口頭調查，他們記憶中在金門的滅鼠行動至少持續10年以上，不過，到底是哪幾年大家的說法就非常不一致。
所謂滅鼠意味著軍方下令每家每戶需上繳老鼠尾巴(一個月/一季; 5-10條，說辭不一），而在我詢問時他們也都補充軍方一度一併要求上繳蒼蠅屍體，以裝滿火柴盒計量，但實施的年份、期間就更不明確。
一位伯父還告訴我，開放觀光(金門人對解嚴的說法)之後也有要上繳老鼠尾巴，我原本不信但一查1994年真的有要求公務員每個月交2條老鼠尾巴滅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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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查詢了有關文獻：
有一研究指出金門在1954年(民43)的其中一季上繳了2萬4千條老鼠尾巴、另一篇研究提到最高紀錄是1973年(民62)一年上繳超過22萬6千條老鼠尾巴。這兩個研究內的引用來源都是國史館檔案。
不過，一篇醫學期刊的paper作者為1950年起在金門參與防疫的軍醫，文中提到1957年中更改新的鼠餌配方，得到的「鼠屍」從前一年的7千多具增加到1萬1千具(毒死了10隻貓狗豬...)，數量就比國史館那兩個年份少得多。
兩份研究的資料數量上的差距可能的解釋是：國軍「資料造假」的傳統源遠流長，或是，論文的資料談的是軍方毒殺老鼠的數量（因為文中統計的是「鼠屍」數量而非「鼠尾」數量），但第三種解釋也可能是Paper談到的那幾年滅鼠的數量就是那麼少，每一年度的差距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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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撇開資料中滅鼠數量差距的解釋，我們至少知道的金門曾經動員全體軍民殺老鼠，以1973年上繳22萬6千條鼠尾來算：
金門面積才135 Km2而居民約5萬多人，所以當時每平方米就殺掉1.7隻老鼠，而每個居民(包含老弱婦孺)都殺了4隻以上的老鼠，這些統計還不知是否算進了軍方滅鼠的數量... 非但如此，此一滅鼠政策竟然實行了20年...
面對這一段長達20多年的防疫動員讓人不禁升起一堆疑問：
金門鼠疫到底多嚴重，又為什麼有這麼多老鼠可以殺？
這樣殺老鼠的措施究竟有沒有效？
滅鼠持續了20年的必要性何在？又為何還包含殺蒼蠅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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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談這樣大規模的滅鼠是否有效果？
居民認為有效：上文提過，不同世代的金門人包括我，都記得金門的鼠疫是因為滅鼠而消失。不過，金門人認為「滅鼠所以消滅了鼠疫」的印象其實不正確，（這個不正確的印象是很多因素造成的結果，我下篇再談），在此只需知道：軍方以「防鼠疫」為名動員金門居民的命令，普遍被民眾認為達到了「防疫成功」的目標。
金門人對自己的遭遇與實施的成效間的關聯時常政治宣傳誤導，關於預防鼠疫也有這樣的現象。
根據相關研究回顧來看，1949年[民38]年以後金門只爆發過兩三次小規模的鼠疫，死亡人數約在20-30人左右。1950年金門軍民共計12萬人軍接種了鼠疫疫苗，已涵蓋島上每一位軍民。當年的醫務軍人發表在醫療刊物的文章，則回憶道：當時要求往來金門的所有行李衣物噴灑DDT，許多村莊也實施嚴厲的隔離和消毒。
我們有理由推論，金門在1950年前後就已不存在鼠疫的威脅，金門人(包括我)搞錯了，鼠疫從金門消失並不是因為滅鼠動員有效果，而是，金門從1952年以後根本就沒鼠疫了。
人們理所當然認為「防疫」的重點在於「疫」是否造成危害/能夠控制，但是，金門以預防鼠疫的動員情況提醒我們「防疫」與瘟疫的危害或控制可以毫不相關。
其實，光「有瘟疫的可能性」就足以實施防疫命令，意即：防疫的重點並不在「疫」的情況如何，有時，「防的措施」是什麼又有何用途常常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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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為了在Matters寫金門，我讀了Michael Szonyi 的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d (近日才發現已經有中文譯本，我尚未深讀但提供很多中文書寫用詞時的便利 )。
研究者以阿甘本(Agamben) 談「例外狀態」與「緊急狀態」的論述來描述金門的「軍事化」，他提出，國家的緊急狀態通常被視為一種客觀的決定(例如：戒嚴、維穩、禁蒙面表面上都是因應一種客觀的情況)，但實際上，以何種「例外狀態」以處理某種「緊急狀況」並不客觀，它是一種政治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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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脈絡來看金門的滅鼠行動就饒富意義：
在1950年前後的確出現過鼠疫的威脅，「瘟疫」是一種客觀的緊急狀態，因此需動用滅鼠、殺害蟲來處理這種緊急狀態，不過，在瘟疫結束之後，軍方可以任意強調「鼠疫的威脅」，如此一來也就能持續要求金門居民上繳老鼠尾巴和蒼蠅屍體這些「例外措施」。
M. Szonyi 對金門的鼠疫還有一段極為犀利的觀察，並合理的解釋了金門為何有這麼多老鼠：
他的研究裡提到，金防部司令官胡璉的回憶錄談老鼠問題時，他判斷當時給島上軍人的糧食多以台灣運來的麵粉製為饅頭為主，而來自南方的士兵吃不慣只有抓蛇加菜吃他們才會開心。
胡璉推測正因為軍人吃蛇讓老鼠沒有了天敵因此金門鼠滿為患。
研究者認為依照胡璉所描述的情況，更符合常識的解釋並非軍人喜歡吃蛇，而是1949年以來金門島上的駐軍和駐軍補給運來的麵粉大增，老鼠是因食物來源增加而數量大增，此後，金門進一步建築碉堡、坑道等設施，這也大大有利於老鼠生存。
因此，在1949年後以鼠疫為首的各種瘟疫是軍事化施政要處理的首要問題，但是，這個問題的源頭卻來自軍事化行動本身。以緊急狀態為名而實施軍事化，但軍事化要處理的問題其原因也是軍事化，這豈不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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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們釐清金門為何有這麼多老鼠？也解釋了上繳老鼠尾巴和蒼蠅屍體的措施是否有效？最後還可以呼應我在金門這一系列文章時常提及的主題：金門的軍政體制下時常罔顧現實的動員，它僅僅是為了服務政治的目的。
在「反共與親中」我提到在70-80年代，兩岸分明沒有軍事衝突可能性，但為了平衡台灣內部的改革要求，在金門便需與實際情況相反去不斷強調戰爭的威脅，台灣的改革要求越強，即使兩岸實際是和平的，對金門人的軍事動員卻前所未有的最激烈和高壓以創造戰爭的威脅。
以鼠疫防疫為名的滅鼠動員則正好相反，在1954年之後，兩岸仍持續823砲戰這個戰爭行動，不過，在實際的戰爭狀態之下，金門與廈門成為冷戰兩陣營各自的「前線」，在戰爭狀態下兩岸反而各自從事更多的「建設」，金門的除害蟲與對岸的「除四害」同樣著眼在衛生建設，大陸開始文革台灣則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若問金門人就會知道1960年代這段期間反而有很多戲弄 、耍小聰明和欺騙軍方的小故事(例如：老鼠的尾巴可以出售給軍人充數、也可以切成兩條等等)，當台灣兵比例增加，金門人嘲笑軍人的情境就更多了。
相比之下，70-80年代明明局勢是和平的金門人卻遭遇高壓的軍事動員，50-60年代大多數的時間兩岸還打著砲戰，但此時的金門人反而更不軍事化，享有更多建設，也生活得更自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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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正處於瘟疫的緊急狀態中的我們。
為了傳染病的威脅此一緊急狀態，各當政者都因而採取特定例外狀態的措施。但談到「緊急狀態的威脅」和「例外狀態的管制」之間的合理性，金門的滅鼠運動提供了最荒謬的版本。
當然，眼下我們遭遇的絕不如金門的滅鼠運動如此荒謬，卻可以藉此為驥去想一想：
「威脅」與「管制」兩者應該是客觀的，但它們真的有被客觀的評估嗎？
對「威脅的存在」我們有沒有足夠的追問，如果追問不足我們就難以評估「管制的必要性」。
而「威脅與管制」時常僅表面是客觀的，在一定時間的發展後它很容易轉為政治考量下的決定，我們對此是否有所警覺？
以上問題都值得我們檢視當下的關於防疫的各種措施和言論以及它未來的發展。
這是從客觀和學術資料的角度去看金門的鼠疫防疫，希望能多少呼應當前的防疫狀態，下一篇，我將從金門人的觀點出發再看一次：我們如何面對滅鼠？軍民在滅鼠這件事上如何互動？金門人對瘟疫又帶有什麼記憶？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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