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失落的一代》：为什么知识分子不用下乡了？

一、50年前的知识分子下乡是什么样的

1.高级知识分子下乡

在本书叙述的上山下乡前后，高级知识分子下乡并不多。这里“高级知识分子”起码是大学毕业有工作分配，但是这些人因为农村缺老师而下乡数量比例并不高，更多的是因为出身问题在运动中被冲击、丢掉自己在城里的岗位被丢去牛棚劳动改造的人。哪怕正常下乡的绝大多数人也不是去教书而是去进行体力劳动：

为了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挑战他们传统的优越感，使他们摆脱多年不愈的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工农的陈疾，工宣队就把他们送到农村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1969年5月，清华大学的大部分老师、干部和职员，被送往位于南方的江西省的「五七干校」。他们来到一块叫鲤鱼洲的未开发的土地，在那里盖自己的住房，开垦湖边低洼的沼泽地以种庄稼。鲤鱼洲的劳动很艰苦，生活条件原始，对于那些习惯于生活在北京顶尖大学的教师来说，尤为如此。1970年秋天，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进校时，他们才返回清华；被送往江西农场干活的近2,000名教师、干部和职员中的大多数人，都染上了血吸虫病，这是一种严重的寄生虫疾病，专门侵害沼泽地区的农村居民。

有些系的老师没有下放江西的农场，而是被派去帮助扩展清华的校办工厂，或是去教农民如何灌溉以及搞小型水电站。然而，所有没有去江西的老师和干部，后来都被要求去清华在京郊大兴县办的农场里干一年农活。另外，即使干部和老师返回了大学，也要求他们定期参加体力劳动。许多清华大学的教师被指派到自己的校办工厂去工作。在厂里他们除了上课、搞研究，还被要求参加生产劳动。「我每周有一天参加生产，」洪程前，清华自己培养的一家校办工厂的厂长回忆：「我有特定的职责——在专门的时间开一台专门的机器。只要有什么特别大、累或脏的活儿，总指望我来带头。」

知乎很多回答提到很多归国科学家生命终结在1968年，就是当年“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冲击、丢去牛棚改造。问题是，题主愿意这样把知识分子当成犯罪群体丢到农村吗？在农村，只有体力劳动，自己一身知识却毫无用武之地，恐怕他们也满腹怨气吧。这样的环境中，下放的高级知识分子怎么能好好教书？例如下面的就是对“两弹一星”相关工程机构知识分子进行冲击的经过：

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有突出贡献的23安装工程公司（最先叫103公司），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牛棚”里关的人越来越多。军代表在群众专政大会上讲：“有人说，抓的人太多了。多什么？！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团结两个95%，1190剩下两个5%，加起来，就是10%。我们要按10%的比例抓！” 当时这个工程处担负着国家最大的原子能反应堆801工程的建设。公司的第三工程处有1500多人，按10%的比例，就得抓150多人，会影响工程进度。但是，“牛棚”在不断扩大，被抓的已超过了150多人，此时军代表又说：“现在抓的，只是些浮在水面的小虾米，大鱼还沉在水下，要继续抓！”1967年6月29日和8月23日曾发生过两次全厂武斗。第二天，苏联对华电台广播说，中国最大的原子城发生了一次大武斗。军代表断定，我们的队伍中有苏联间谍，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如此清楚。于是，一个深挖苏联间谍的大网铺开了。公司很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曾在苏联学习过。去过苏联的人都成了怀疑对象。过了一段时间，怀疑对象又开始扩大。凡是无线电爱好者，自己装过收音机的人，也不放过。被抓的人，已达到了170多人，占职工总数的11%以上

2.学生“上山下乡”

本书主要研究其实是学生们“上山下乡”运动。在过去有人对这个运动持有正面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个运动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帮助农村青年扫盲，有助于农村人通过高考摆脱贫困状况。接下来我根据《失落的一代》的内容，从“上山下乡”的动机和结果两部分分析这类观点存在的问题。

从动机方面讨论，虽然毛本人希望通过上山下乡消灭脑力和体力劳动差距，防止苏联式“精英主义”“工程师治国”出现，或者如今很多上山下乡支持者所言，是“缩小城乡差距”。很多西方学者带着滤镜也支持这些观点，例如写了《红色工程师的崛起》的安舟就认同这个观点：

虽然毛及其激进追随者坚持说，派精英大学的教授去帮助农民挖水渠是服务经济发展，但他们也毫不隐藏最主要的目的——防止一个有特权的、脱离人民高高在上的专家阶级的发展。事实上，文革的激进教育政策的合理性，从根本上都应归结为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

但是除了这个看似符合马克思本意（消灭劳动分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由，潘鸣啸指出了一个更深层的理由，那就是随着学校骚动平息，这些骚乱参与者（主要是在校学生）已经是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他们不能呆在城市，因为他们可能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

降伏红卫兵与重新大规模遣送青年下乡，这两者之间的关係昭然若揭。下乡运动包藏著镇压的杀机。这一点在官方报刊上从来没有公开提及过，但许多红卫兵都觉察出来了，有的是即时反应，有的是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有所觉悟......上山下乡运动具有预防及惩治的政治功能，这倒是符合一贯的做法。

发配农村一直用于遣散被视为城市里潜在的危险分子，他们没资格在那儿居住。

 除了这些人的安置问题，因为城市人口和大学生人数增长过快，比经济和岗位数量增长还快，包分配制度已经无法确保所有毕业大学生有能力分配到岗位；没有岗位分配、多出来的失业大学生有成为社会闲杂人士、扰乱来之不易的城市秩序的风险，所以需要安置到农村来加强管制：

 城镇领导干部们所担心的不只限于经济问题。游手好闲的城镇青年如果找不到维持生计的工作，就非常有可能堕落为犯罪分子。本来就有了种种要下放青年的理由，现在又加上了要减少城中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心。

 那么问题是，这些目的真的得到实现了吗？先不说下乡知识青年的物质困顿，以及他们实际上都是在做艰苦的体力劳动，而且因为给的工分比实际做的都相对少，他们生活几乎都入不敷出，生活困苦，没有父母接济根本没法活下去：

 即使是那些思想上准备好要深入农村现实“自我锻炼”的知青，从事完全依靠人力的农活儿也是一项需要经历的严重考验。他们的身体根本不适应要他们干的活儿。几个月下来，精疲力尽，腰酸腿疼，那是他们当然要付出的代价。即使一两年之后，也极少有知青能在体力及耐力上与同年龄的农民相比。这些城市青年经常得每天劳动10个小时以上，没有一天休息。在农忙时期，像收穫季节，他们甚至要每天干16个小时，从凌晨干到天黑。过了些时候，他们可以应付那些体力活儿了，跟著来的就是难以忍受农活儿的单调。

看来，似乎并不是劳动的艰辛与单调令在农村的知青灰心丧气。许多人都曾经尝试过，在一两年内作出最大的努力，但他们最终意识到，即使尽最大的努力去干活儿，也无法维持起码的生活。其实，大多数知青在农村不能自给自足，其中有好几个原因......如果农民已经生活在贫穷之中，自己都吃不饱，那不用说知青若无父母的援助就根本没法维持生活。即使农民仅够生活，知青一般也都不能自给自足。这有两个原因：他们从集体生产所得的收入（以工分计算）差不多总比农民低，而他们的个体收入（种自留地或饲养家畜所得）也总是比较低.......大多数情形下，知青在与他们年龄性别相同的组别里不是挣得最多的。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知青跟农民关系也很一般。农村作为熟人社会是比较自我封闭的，农村对于大量外来的知青并不是很欢迎，他们对外来者掺和自己的事情很反感，知青大部分时候都被视为是村外人，正如潘鸣啸谈到的那样：

 农民一般都有自我封闭的倾向。他们可以热心地招呼过路的陌生人，可是一旦这位外人表示有意留下来跟他们在一起，那就有可能被当地人怀疑并排挤。这也就是70年代初期几千名法国青年的亲身感受。他们当年抛弃一切去“回归土地”，梦想会受到热烈欢迎。坚持了七八年后发现依旧无法改变那种猜疑，结果大失所望。

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并不比1949年前稍微开放一点儿。大部分的村子依旧是清一色的本村人，没有过与外来人的搀混。每一农村群体的内聚力非但没有被集体化所削弱，相反更加强了，因为集体化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通常相当于一个村子。知青打一开始就被看作是外人。

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价值观差距也很大，农民更认为知青是上面摊派的任务，农村本来青年人已经过量了，以至于很多地方发生了黄宗智考察华北和江南小农时注意到的“内卷”现象，如今知青来，更是抢了他们的饭碗，尤其是他们中大部分人什么都不会，只会成为农业生产活动中的拖累：

 总的来说，由于城乡之间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方法截然不同，这就更加证明了知青的外来者身份，因此受到排斥。在某个地方，农民就看不惯男女知青并排在街上走。在另一个地方，女知青捲起袖子露出胳膊或男知青穿短裤出去，都会激起当地人的反感，认为城里人真不要脸。但是，对这些知青也产生出一种羡慕之心，觉得他们有幸出生在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城市，那儿人人都可以享福。这种心态主要出现在青年农民身上，他们比父母一辈更强烈地感觉到知青是看不起农民的。

打运动一开始，农民就自然而然地把知青看作是待些日子就会走的“过路客”。后来，那些城市青年真的安置下来了，这可是从未见过的，也就不合常理。农民们没法相信这项政策具有永久性。还有另一个无疑是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他们不愿意去相信，这才是实质问题，因为这些“过路客”不仅是外来人，还特别是强加给他们的不中用的外来人。在大部分地区，农村干部是把知青配额当作是无法推卸的责任来接受的。

 很很多人希望能把知识分子集体派往农村就能改造农村，实际上在那个时代，知青”去农村再教育“的特殊身份，注定他们是被农村人怀疑（农村人认为这些人可能是坏分子），因此不愿意让他们融入自己的生活中。

而从知识分子的角度，他们在下乡之前确实可能如这些人所想，希望能利用自己所学知识建设农村、缩小城乡差距。但是当知青真正到农村，他们才发现自己真没什么用，人文社科商科生就不说了，在农村根本用不上，农民和村干部对文化宣传根本不感兴趣，知青怎么努力也很难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刘慈欣在《乡村教师》中描绘了没文化、思想落后、自私自利的山区农民，那已经是21世纪的农村了，更别说上世纪60-70年代的农村了。农村的落后对于那些从未接触过农村的知青产生了巨大的震撼，以至于知识青年对”农民对知青再教育“产生了怀疑。

哪怕对于理工科学生来说，农业研究提高产量需要很长的周期，知青和农村等不起；电气化则因为农村没钱而胎死腹中。各行各业大学生实际上在农村干的跟一般青壮年劳动力一样的活，根本没有能力改造农村：

至于他们作为知识青年的特殊才能，虽然他们中不少在开始时有过雄心壮志，但最终利用率极低，或者完全没能得到发挥。这首先是因为他们的才能无用武之地：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只限于几个会读、会写、会算的人，很多接待知青的村子已经有了具备这种才能的本村人。

农业专家倒是极有用的，但知青当然不能以此自诩。头两年，有的参加了科学试验（提高农产量或改良品种），不过是使用了很特殊的方法才取得一些成绩的。最常见的是，农产量真的提高了，原因是施了极大量的肥料，那当然是事倍功半了，所以这类试验很快就被放弃了。许多知青原想在发展农村机械化或电气化上做点儿事情，起码他们有足够的文化知识水平去研读有关书籍并学得一手技术。过了几年，有些知青真的可以一显身手了，可是只有极少数。一方面，各个村子在财务上已经捉襟见肘，过剩的劳动力并不利于现代化；另一方面，农民一般对知青没有足够的信心，从而不敢把重要的任务托付给他们。

知青在推广文化及宣传方面所能做的也很有限，因为农村干部不重视这些活动，而且还认为这与青年人的“被再教育”身份有矛盾。因此，知青只能在工余时间给农民上夜课或者参加文娱宣传队的活动，但都是挣不到额外工分的。

 所以，上山下乡运动对缩小城乡差距影响有限，至于一些人期待的美好图景“高级知识分子去农村教书培养年轻农民高考进学”在现实中也不是主流。大部分农村人对读书都没兴趣：读书对我们有什么用，你一个来农村接受我们再教育的臭老九又算什么？

和过去那些扫盲班不一样，知青没能力强制让农民去读书——不说70年代白卷事件后根本没有高考，农民没有兴趣去学习为了准备参加高考；甚至这个问题持续到了高考恢复后的改开后，直到强制的义务教育才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怎么能期待知青下乡解决问题？用潘鸣啸的话可以批判前面安舟等人的观点：

 然而用“下乡”作为手段来实现这种理想，根本没有使社会基本差别有一点儿改变。只是最终打造了一大群数以千百万计的边缘青年人。他们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农村，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既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体力劳动者，他们只是一群在地理位置及社会层面上被移了位的人。

3.为什么50年前高级知识分子去农村教书实际上效果不好

农村教育问题可是困扰中国到21世纪，不然也不会有“希望工程”这些项目来提高农村受教育率。虽然开国领导们对中国农村整体持有正面的评价，包括费孝通等中国学者也在《乡土中国》等书中推崇中国土地意识和“无讼”的农村社会。但是在实际农村分析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农村愚昧的另一面，例如李里峰在《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中对华北土地改革中各种农民过火的行为的分析，尤其是对贫农团狭隘、封闭等负面特质的分析，应星在《大河移民的故事》中对水库移民为了自己的补偿不断闹事的记叙和原因阐述，秦晖更是用中国小农身上的二重性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小农既革命又保守。

农村虽然如费孝通所言是“无讼”的熟人社会，但这反过来也让外面的改造力量很难进入农村。李里峰指出，在党和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的初期阶段，动员乡村民众抛弃传统的宗族意识和道德观念、接受党所灌输的阶级立场，往往会有很大的阻力。为此，必须借助贫、雇农以至流氓无产者的“斗争勇气”来冲击旧有秩序，激发革命热情。既然土改如此之难，有怎么能期待知识分子去农村就可以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缩小城乡差距？那个年代去农村的知识分子在农民看来都有政治污点，不管是政治原因被下放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参与知青运动的学生。既然这样，他们也不会接纳知识分子的努力，更没有兴趣参加知识分子开的班。除非国家强制农民都来听课（如原来扫盲或者后来义务教育那样），不然农民“落后思想”只会延续下去，而且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绝大多数知青能在农村自己学习就不错了。

二、为什么现在不能把知识分子送下乡了

如今没有“上山下乡”运动最直接的原因是国家相比于过去更尊重知识分子的专业分工，他们很清楚马克思设想的消灭生产分工在当前生产力水平下是无法实现的，要想提高生产力只能依靠分工提高效率。那么就没有把知识分子送去体力劳动来消灭体力脑力劳动区分的动机。这一原因背后是因为国家合法性基础主要是绩效而不是意识形态，那么就更没理由为了满足意识形态需要把这些知识分子送下乡，而是让他们在城市里面发挥自己的价值，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从国家社会关系角度，当下的社会发展水平已经远超50年前，经历了乌托邦梦想的破产以及改革开放，社会力量得到再生，公民从为了建立乌托邦自愿无私奉献的头脑逐渐向自我利益优先、经济利益为主的心理演化，进而黑格尔式市民社会开始逐渐形成。这样的社会力量逐渐有能力抵制上山下乡这种全国性非自愿运动，而国家也更理性地计算政策成本。至于消除城乡差距，只要有人愿意给钱，那么总有人愿意去农村教书，如潘鸣啸所说，经济刺激是非常重要的手段：

从另一方面来看，工人农民也没有成为新人，缺少物质刺激的社会竞争也没能让经济得到飞跃，因此，毛的接班人就决定放弃树立新人的神话，而对社会採取了比较现实的态度，开始考虑经济因素能带来的实际利益和精神推动力。抛弃空想主义的追求触动到整个政府的所有政策，包括边疆地区的发展计划。

参考书目：

潘鸣啸：《失落的一代》，欧阳因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年

安舟：《红色工程师的崛起》，何大明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

李里峰：《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

应星：《大河移民上方的故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

赵鼎新：《合法性的政治》，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