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基礎班 | 從三十六年前穿透而來的目光——評1983年北京人藝《推銷員之死》

阿卡德米自由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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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來自阿卡德米戲劇基礎班,阿卡德米戲劇基礎班為成員提供專業且系統的學習課程。班級學習內容廣泛,無論你是戲劇的業餘愛好者,還是今後打算更深入地接觸戲劇行業,這門課程都會是一個入門的好選擇。戲劇基礎班不但涉及教材學習,還包括觀劇、劇本朗誦、劇評、編劇等實踐活動,旨在幫助大家更好地投身於戲劇中,感受戲劇的魅力,更好地理解戲劇。

   接下來是戲劇基礎班第一期結業作品作品之一,作者:洛拉



                         從三十六年前穿透而來的目光
                                 ——評1983年北京人藝《推銷員之死》

這部戲劇通過影像資料的保存和再現,仍然體現出了劇作家兼導演的阿瑟·米勒深厚的戲劇執導能力,以及對藝術的不懈追求。他跨越了語言、文化的障礙,將一個反映人性的故事呈現給了36年前的中國觀眾。即便是今日通過影像資料觀看的觀眾,也仍然能感覺到從36年前穿透而來的銳利目光。或者更有甚者,今日的觀眾都不一定能夠具備阿瑟·米勒在手記中提到的那種「有力的哲學反思」,一如36年前的觀眾「無動於衷的謹慎才是最明智的選擇」。這很大程度上不是跨文化理解障礙帶來的,這是中國文化根深蒂固的影響。

捷克共和國總統劇作家,瓦克拉夫·哈維克說,「戲劇人的目光投向未來,未來是所有人類和人類社會之間的和平對話,對話的內容是世界和生命本身的奧秘。」對於三十六年前的《推銷員之死》來說,三十六年後的今天就是他們可能設想的未來;而對於今天的戲劇人來說——尤其是中國的戲劇人,將目光放在當下已經是非常難得。或者可以直言不諱地說,現在中國的戲劇家在走的戲劇之路,連西方上個世紀的戲劇發展史都還沒有走完。我們仍然在模仿,也沒有任何可反動的根基,這樣是不利於戲劇發展的。

1978年米勒到中國,英若誠前去拜會;1982年英若誠去堪薩斯大學做訪問學者,與米勒重逢。受曹禺托請,他提出了搬演《推銷員之死》的計劃,並請劇作家本人到北京執導。《推銷員之死》以40年代的美國布魯克林為背景,講述了一個推銷員威利自殺前的苦悶、白日夢破碎、絕望的內心歷程,以及和威利有關的人物之間的關係、內心和情感變化。該劇的主人公威利由英若誠扮演,並且對該劇完成了翻譯,實現了戲劇的跨文化交流。

戲劇是現場的藝術,通過影像的二次傳播,這種藝術性是在減損的,這一點毋庸置疑。1983年版本《推銷員之死》留下的影像版最令我遺憾的就是音效和音響的瑕疵,以及在結尾用影像手段做角色「本」的疊畫來凸顯「威利」的內心掙扎,這樣的方式減損了表演的功能,讓觀眾忽視演的表演,而簡單接收影像精心包裝的信息呈現,也不會再對演員的表演做出思考和回應。但是這些不足並不影響整體,透過影像也可以看出這部戲劇是值得觀看的,一如我在開篇所談的那樣:戲劇人的銳利目光從36年前穿透而來。

在今天,跨文化、跨語言搬演的戲劇幾乎很少見到了,除了一些著名的戲劇會有中文搬演,戲劇主要的受眾已經習慣於文字翻譯來體驗跨文化、跨語言戲劇了。而今天的觀眾,已經脫離阿瑟·米勒在手記中所描述的36年前的觀眾狀態了嗎?

在執導過程中,他首先面對的是表演上的衝突。米勒認為當時大部分中國演員表演「過火」:或誇張大笑,或橫眉冷對,以及扮演外國人必須戴假髮讓他實在無法忍受。——中國戲曲的傳統是「穿什麼行頭,演什麼戲」,但是在手記里,米勒強調故事雖然發生在布魯克林,探尋的卻是普世境遇,戴假髮則會淪為異域風情。他稱中國當時劇組的表演為「露天表演風格」,並且認為原因有兩種:1,表演層面:中國舞台表演的基本手段是程式,這與基於斯坦尼體系而形成的「方法派」有差別。中國傳統藝術注重形式甚於真實,永遠設法改變而非反映真實的視聽感受。2,社會層面:此時的中國觀眾尚過於簡單,喜歡非黑即白,不願在舞台上看到道德模糊的人物。

但是從更深層次來看,今天的中國觀眾仍然是缺乏米勒強調的那種反思精神的。當然,這不是觀眾在主觀上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社會環境和文化的共同影響。在今天的中國仍然沒有在反思當下的作品,也沒有反思的土壤。羅伯特·科恩還說,我們觀眾是戲劇是戲劇經驗中的一部分,而不應只是被動地接受那些精心設計的效果。

在很多的美國40-60年代背景的影視劇中,我們會看到這種景象:比如Why Women Kill,劇中人物在家庭中使用的杯子很精緻很名貴,但是喝的酒是普通的。聯繫時代背景,我們可以看到這部劇實際上是在反思美國商業虛幻、富有神話的欺騙性。這個離80年代初的中國觀眾來講是陌生的,甚至在當時,中國連推銷和廣告都還一無所知。但是返回到《推銷員之死》的劇中角色,其實在我看來人性是共通的,而米勒也強調這裡面的普世境遇,這是容易理解和接受的,已經超越了文化的異質性,可以直接傳遞給觀眾。比如威利和比夫這樣的父子,在中國不多嗎?還有人物身上的性格特點,自私、貪婪、盲目自大等,實際上是可以對應到每一個觀眾內心的,讓觀眾面對自己,面對社會情境,在觀看劇中人物的選擇和結局,是可以照見自己的。

但是在36年前,儘管時代發展迅速,社會也在不斷吸納新事物,中國的現代化加快步伐,卻成為了中國人一切歷史困境的靈丹妙藥。中國的年輕觀眾天真地認為,造成威利的悲劇的原因在於他不緊跟時代變化。米勒做出這樣的解釋:威利即便順應了現代方式也會遭遇不幸。但是很顯然,36年前的年輕觀眾對此並不滿意,他們甚至為劇中哈比在父親威利墓前的話所動。時代的巨浪裹挾著36年前的中國觀眾,他們對現代化的未來充滿信心。

36年以後,中國社會更是日新月異,但是我們的觀眾仍然處於一種前現代人格精神中。加上中國文化的長期影響,我們仍然沒有學會對自己、對社會做出反思。所以即便對於戲劇人來講也是如此,我們無法創造出更多、更深刻地反映我們所生存的這個社會的問題、時代的問題。羅伯特·科恩在《戲劇》中強調:優秀的戲劇主題,也是我們神思遊蕩時的主題:最好的戲劇就是和我們最深刻的思索聯繫在一起,它們能幫助我們將零散的思想整理出秩序或哲理。

從角色和表演上來看,英若誠扮演的威利讓我很驚訝。他身上有時候是「美國的」,人物的名字、職業、生活習慣如喝咖啡等,以及在談論標誌性的美國文化時,這個角色無論如何都是一個美國人;但有時候他又是「中國的」,這是從更深層次的人物性格、內心、選擇上來做的一種解讀,因為我作為觀眾的時候,身上的經驗是中國的,當我把舞台上的角色往這些經驗去靠近的時候,這個角色渾然天成地進入到了我的生活中,此刻他又是中國的。——但這並不令人感到違和。這種感覺在其他演員身上也能看到,但是以英若誠最為明顯。我甚至想不到,一個美國的演員會怎麼演這個角色,他身上的窘迫我能這樣感覺得到嗎?我想這和英若誠在美國的經歷是有關的。米勒的手記里對中國演員的評價並不包括英若誠和朱旭(扮演查利),我在前文提到過,英若誠是曾經到過美國做訪問學者的,這裡面除了生活經歷以外,我想和對另一種表演方式的接觸、浸淫也是有關聯的。

而比夫這個角色,是由李士龍扮演的。從他在房間和哈比聊女人,到他面對威利的時候表現出的一切可笑,以及撞見威利的出軌對象,結尾和威利坦白,能感覺到人物身上的彆扭。看了「甜茶」(提摩西·柴勒梅德)在《史蒂芬斯小姐》戲中戲獨白,這個視頻在各大中文社交媒體上可比1983版《推銷員之死》要出名很多。「甜茶」像是比夫在十幾歲青春期和爸爸的痛苦對話;而這個版本里有一種比夫長到三十多歲一切都破碎,他聲嘶力竭、痛哭流涕、悔不當初的感覺。在中文表達的含蓄下,也許沒有那麼強烈,這種崩潰、怨恨,反而像極了曹禺《雷雨》時代、亦或者今天這個時代仍然持有的中國家庭關係狀態。在威利的葬禮上,他是真的醒悟了。我認為這個角色代表了米勒心目中所期盼的美國、美國人。但是36年前的中國觀眾會怎麼看待這個角色呢?

也許當時正受中國觀眾歡迎的,會是被誤讀的哈比。這個角色原本是劇作家諷刺的對象,到威利死了也仍然看不清真相。但是對於當時處於現代化進程中,看到中國社會飛速發展的中國年輕人來說,他們在哈比身上看到了一種追求和不懈,儘管他是盲目的,他們也不會察覺到。那36年後的觀眾呢,即便我們真的懂得這個角色創造出來的深層含義,可是我們真的能夠面對這樣的現實,對抗這樣的自己嗎?戲劇的「鏡子」作用正是讓觀眾能夠面對面地看到自己對於這些社會問題的想法和感受。——我認為36年後亦然。

本,這個角色在我看來是有象徵意義的,他代表了誘騙美國的那個「富有神話」,虛偽、空洞、不可信,在戲劇中的處理也比較簡單化、臉譜化,始終太過簡單。不過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威利的「白日夢」,以及對自我的盲目估計,不斷喚起他心中的自大,是造成悲劇的重大誘因。

總的來說,這部劇克服了巨大的困難,以非常高的完成度在中國上演,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只要還有人在不斷地就此反思。演出之後,中國記者不停地追問這部戲的寓意是什麼。米勒卻認為,藝術品是一幅張開的網,隨欣賞者和時代風向的變化,總能捕捉到不同的意義。所以不論是在布魯克林,還是在北京,不論是在36年前,還是在36年後,《推銷員之死》都仍然體現著它深刻的價值所在。

我認為在這部戲劇中,是有老一代戲劇人的戲劇精神在其中的。我們甚至可以看到《雷雨》《茶館》此類戲劇的痕跡——或許我們可以回想到,正是受到曹禺的托請,英若誠才向阿瑟·米勒提出了將《推銷員之死》搬演到中國來的計劃和請求——而偏偏它又是一個跨文化、跨語言的戲劇,中國演員演美國故事,而且拋棄了一貫「戴假髮」來演外國人的表演形式。在阿瑟·米勒的要求下,劇組進行了很多的改制,這其中有太多可借鑒的東西。不管是對於觀眾,還是當代戲劇人,它都是一部值得審視的好作品。稍微對比在這部戲劇之前和之後的中國戲劇,也許就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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