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嫌弃”芥川龙之介的一生

在芥川的遗篇《傻子的一生》中，芥川自己用了50个词概括了他的一生，有些词汇叙述的很短，所以结合这些词汇，综合芥川其他高频词汇，粗略概括为以下这8个词：

一 不安

这个词汇几乎统摄了芥川创作的所有动力，甚至也使作者本人最终向死亡败北。漠然的不安在《傻子的一生》中做了详尽的叙述，大致上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概括“人生除了一些欢乐外，极大部分尽是痛苦。”更诗意的描述，即“人生还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

比如在《戏作三昧》里，“不安”这个词汇就出现了很多次，即“可是再看下去，反倒有了一种莫名的不安”、“便会蓦然感到不安”、“油然感觉到一种不安吧”、“这种不安为他带来了难以忍受的落寞和孤独之情”。

持续的不安是芥川创作的源泉，当然也是他自杀的渊薮。芥川的“不安”重点源自以下7个词汇。

二 家庭

芥川在《点鬼簿》开宗明义：“我母亲是个狂人。我从未对母亲有过骨肉之情。”芥川的母亲芥川富久在生下芥川8个月就得了疯病，于芥川11岁时去世。后来，芥川参观过精神病院，在这种医院里，反而使得他“嗅到了母亲的气味”。

在芥川的时代，疯病被普遍认为是遗传的，所以他极其担忧自己有一天也会疯掉。终将疯癫就是芥川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这把剑对芥川的威胁也日渐严重。并且芥川憎恨自己的原生家庭，以至于他说“人生悲剧的第一幕是从父母子女的血缘关系开始的。”

后来，芥川被养父母（舅父芥川道章)收养，但经营牛奶业破产的生父新原敏三多次劝说芥川离开收养家庭，跟自己生活，被芥川拒绝。据说在生母还活着的时候，性格暴躁的生父就与生母的妹妹结婚。原生家庭的冷漠是导致芥川厌生的原初因素，使得芥川对新生婴儿的感受并非喜乐，而是“为什么这娃娃也出生了呢？生到这个充满俗世之苦的世界上来？”

三 自我

“他的自我意识太强大，没办法躲进彻悟和想开中来逃避。”这是芥川在《戏作三昧》里的一句话。而“彻悟”可以指短篇《鼻子》，“想开来”可以指短篇《芋粥》。这些篇目芥川都在讨论人处在自我与他者之间那艰难的撕扯，而这撕扯之中各色人物的心理描写，是芥川的拿手好戏。

《鼻子》中，长鼻子高僧因为他者对他的说三道四而自尊受损，即使是高僧，也十分在意着他者的言论。这一点很像《戏作三昧》里的知名剧作家曲亭马琴，在澡堂中听到有人对它著作的恶语后的不安。文本有这样一句话“像他这样对他人的恶评如此在意的人也有很少”，显然，这句话是芥川说错了。每个人都在意，这就是自我与他者总在纠缠的原因。

2020年高考语文作文曾有这样一道题，以“自画像”为主题，如何画好自画像，这个主题的核心问题就是这画笔是谁拿着？答案是画笔在他者的手中。就像拉康的镜子理论，在摆脱真实镜子后个体成长的镜子就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他者之镜了。自我存续在他者持续的评价中，在这些评价中，自我开始校正，这就是纠缠的开始，至死方休。

在这纠缠的漩涡中，芥川在《鼻子》中说了这样一段话：“见到他人的不幸，任何人都会感到同情，可是，如果那个人想出办法克服了不幸时，旁观者反而会产生某种不痛快的感受。说的夸张一点，他们甚至会期望看到那个人再次落入同样的不幸，而且会不知不觉间，消极地对那个人产生敌意 。”这与《报恩记》中那个盗贼的心理具有一致性：“见到他人——尤其是看似幸福的人都不幸，就会自然露出微笑。”

这其实回应了《鼻子》结尾高僧为何重回轻松的心境？或许通过鼻子“长—短—长”的变化，高僧开悟了，悟出了“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的心境，然后终成一代长鼻子高僧？但普通人的心绪依然会遵循着“同情—敌意”的路子，在比较中生发着恶意，这也是芥川很多短篇叙述亲情间互相折磨的叙事的缘由。

短篇《仙人》就是如此，文本中的卖艺人李小二“觉得与街边的老道士相比，自己不论在哪方面都是生活的胜利者，这种感觉也会令他愉快，但又因自己胜出这件事对老道士产生莫名的歉意”，但由于这个老道士并非凡人，是仙人下凡寻找人间苦难恰巧被李小二碰见。这种比较瞬间就具有了喜剧的色彩，最终，李小二以两手触地的卑微姿态，接受着仙人道士施舍，自我妥协的转化之快令人咋舌。

四 他们

他们其实就是他者，与自我相对。他们也可称为人们。芥川在数种短篇中都有着自我与他们的比较，这种比较在芥川的叙述中看似想尽力避免，但一直在漩涡中。

比如《鼻子》，天生长鼻子的高僧，总想在别人的脸上找到与自己相似的鼻子以获得心安。但高僧是失望的。他者对高僧的长鼻子有很多嘲笑，所以高僧想尽办法把长鼻子鼓捣成了短鼻子，没想到又迎来了他者的嘲弄，于是高僧又想把短鼻子变回去。

高僧对自己鼻子长短的在意受到了他者强烈的影响。《鼻子》的结尾很有意思，高僧于某天一觉醒来，鼻子又变回长态，高僧的心绪重又变得轻松愉悦。这种“回到过去才能心安”的中心思想，弥漫在几乎所有芥川的短篇中，这或许是芥川解决“不安”的某种无奈方式。

芥川理想主义化了生活的艰难，现实是生活一直在变，改变就是不安的，就是持久地处于焦虑与困惑中。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变，所以“不安”就是常态，这是令人难受的困局。《鼻子》的结尾用“变回去”打破困局，这种解决方式也过于离谱。

这种离谱的方式在《芋粥》中就变成主人公五品（用职称来命名人物，试图消解掉他的自我，将其抛入到人云亦云的处境中）“在心里怀念起来此处之前的自己”，“此处”就是五品将“饱食芋粥”的愿望实现的此刻，而五品怀念的是那个“将饱食芋粥当成人生唯一大好事好生珍惜、幸福的他。”那过去那个五品究竟是否幸福呢？

文本中给出的叙述是“五品必须在周围的轻鄙中过着狗一般的生活”，因为五品天生的红鼻子以及长相“非凡地窝囊”，所以五品周围的人不论同事还是孩童，都对他表达着无意识的恶意和低劣的人性。但五品对这些恶意浑然不觉，感觉不到一切不公不义地活着，于是他者们就更加变本加厉地愚弄他，而他至多重复着“别这样啊，大人们”这一句话。

这样的处境被一个没有官阶的青年侍卫看到，这个青年觉得世界顿然无可救药般粗鄙和难以忍受。所以，拯救的点在哪里呢？比如我国明朝的奸相严嵩，他在青年时可是因为朝堂之上被奸佞刘瑾把持而弃官归隐。从青年严嵩到老年的严阁老，他者对自我内心深处究竟能生发怎样的化学反应？委实令人深思。

即使是在最底层，也存在着令人讶异的互相倾轧。

比如在《罗生门》中，忽然失业的仆人与扒死尸衣物的老妪，仆人和老妪互为他者，因此也在比较，主要是强势一方的仆人在与相对弱势的老妪比较。虽然他们二人都深知人生的无奈，但在一个细小的场域中，仆人比老妪更具权力，在仆人貌似正义的行动中完成了他的强盗梦。

芥川在反思自我与他者时，曾这样说过“我的周围是丑恶的，我自己亦是丑恶的，而且目光所及地见到这种丑恶的生活是痛苦的。”在人性理论的本质上，芥川是同意荀子的，“好利而恶害”，这就是芥川对“利己主义”担忧的根源。但他者的评价在东方耻感文化下又太过浓重，芥川又过早摄摄入了西方的罪感文化。可以说两种文化最荒诞的部分在芥川的自我中重合，芥川想要通过写作的方式把自己拉出，属实太难。

五 病

芥川晚年胃肠病，神经衰弱，痔疮，持续几个月的失眠。在短篇《死后》中就有“我的枕边总放着阿达林药瓶（安眠阵痛药)”和“我吞下半克阿达林，昏昏沉沉地陷入睡眠中”的叙述。

值得一提的是，芥川于1921年被大阪每日新闻派往中国出差四个月，结果这次差旅使得芥川的身体健康受损，回国后就病倒了。这次病倒或许并非是身体的疲倦，更多的是精神突遭倦怠。1921的中国，这个时间截点的中国是充满最大未知的国度。两年前胡适全盘西化的策略实在是被西方强势文化侵略的疲态展现，而芥川从小对中国的情感是当成理想国来看待的。但从《南京的基督》中，芥川对当时中国愚昧的隐匿叙述宣告了芥川的理想国逐渐破灭，毫无古中国自信睥睨的气势，颓唐之感只能寄托于西洋的基督。

但芥川并没有放弃他向往的理想，他像构思《鼻子》一样又一次用神乎奇迹的方式来重回过去，白嫖的西洋男子把南京的宋金花身上的恶性梅毒嫖走，后来毒发疯癫，宋金花重回轻逸的身体。芥川嘲弄了西洋的基督，但“重回过去”这种解决方式毕竟毫无抵抗力，这也隐匿着芥川与生活正面硬刚的勇气从始至终都显得玩世不恭。

芥川分析的病源是在自我与他者的纠缠中，他说“对他自己感到羞愧，同时又害怕他们的心情。害怕他所蔑视的社会。”在时代的夹缝中，作为作家的芥川一直在争夺自画像的画笔，并且在争夺的挣扎中，筋疲力尽。

六 她

她包含多重意象，母亲、姨妈、姑妈、初恋、某夫人以及妻子等。

芥川在遗书中袒露了他在29岁与某夫人发生关系，而这关系并不是恋爱。但他憎恶她“只有强烈的动物本能”，他臆想着这段关系是平等的，然而并不是。但他在这段关系中会“对没能抓住她的心的丈夫感到蔑视”的心理显露出攀比的自傲。据说这个“某夫人”就是《竹林中》武士妻子真砂的原型，因为《竹林中》三角恋的叙事主题有着极强烈芥川现实遭遇的影子，“我的小说或多或少正是我自身体验的告白”，芥川曾这样说过。

或许是性关系的纷乱导致了芥川对纯洁恋爱叙事的向往，比如《妖婆》。芥川很喜欢写一些神灵附身的故事，这或许与他从小喜欢读《西游记》有关。芥川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是极大的，他家就藏书一千多本中国典籍。他也写过很多以中国为背景的作品，特别是以中国妓女为题材，比如《南京的基督》。这是一个套着基督信仰套子的反叛叙事，还曾被翻拍成电影过。

再如《妖婆》就是一则灵异猎奇叙事外套下的少男少女的爱情故事，讲述他们的爱情被妖婆用法术阻挠的故事。这或许是芥川对自己初恋吉田弥生被养父家反对，尤其是一生未结婚的姨母富纪的反对的弗洛伊德式升华。姨母主要反对的是吉田弥生的出身不好。最终，芥川的初恋被阻挠掉，为此，他痛恨不已。

芥川—姨母—初恋，这样的连接模式极其符合俄狄浦斯情结，尤其在俄狄浦斯亦是养子的叙事基础上。站在俄狄浦斯的角度，杀父娶母或许就是一种报复。

在《妖婆》中，少男少女是冲破了具有通神法力的妖婆而在一起的。妖婆是少女小敏的姑妈，而小敏的出身也不好，在少男新藏家帮佣。这是否映射了芥川经常与他姑妈激烈争吵的现实呢？这种弗洛伊德式升华理论的表达在芥川的文本中也有较多提现。作家的人生与文本中主人公的人生形成时空互文，是冲破范畴的自我与他者撕扯的延续。

七 时代

可以说，时代因素是促成芥川自杀的直接原因。因为芥川生活的时代，是日本快速滑落深渊前的时代，是军事狂热分子正在加紧撺掇日本开战的阴谋时期，社会矛盾正在肉眼可见的被激化中。巨额军费开支砸在每个公民头上，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人性在乱象的熔炉中会将恶意逐渐放大，直至不可收拾的程度。

与这样剧烈的时代相比，芥川那些历史小说中的人物间的对撞还是稍显克制。如若有接近的，《芋粥》和《地狱变》还行。似乎芥川对当下的时代有某种难以言说的痛苦，所以总在借古讽今。芥川讽刺的就是无论时间如何更迭，社会权力机制总有能力用任何方式把人杀死。

比如在《竹林中》，那个强盗讽刺了当时的时代，他说：“只不过我杀人的时候，用的是腰间的佩刀。你们大人不用刀，而是用权力杀人，用金钱杀人，甚至有时候是用伪善的话也能杀人。人活得好好的，可是，你们确实把他杀了。”这种委婉的杀人方式，芥川还是输给了时代，也低估了时代的残暴。他自杀后仅仅四年，时代就选择了最简单也是最残酷的杀人方式，就是用“腰间的佩刀”向一个又一个的弱者的身体上捅去，比《罗生门》中那个仆人拔光老妪衣服，更加恶劣，更加黑暗。

八 死亡

在《傻子的一生》的遗作中，51个小标题中就有两个标题是“死”，44和48两小节。44讲述了他第二次自缢时的感受，48小节叙述“不由得反复思索死亡将给予他的和平”，并且嘲弄神仙，说“我最同情的是神不能自杀。”所以芥川认为普罗米修斯被宙斯惩罚的折磨简直生不如死。

但芥川在《仙人》中借仙人之口也表达了矛盾的心理：“人生有苦应享乐，人间有死方知生。脱离死苦多郁闷，仙人不如人死苦。”早在22岁时，芥川就写过名为《青年与死》的剧本，叙述的是青年直面死亡的勇气。然而毕竟像芥川自己说的，童年时都是一往无前的，然后越长大越怀疑，越痛苦。直面变成了像《仙人》里李小二的妥协与屈服，再大的恐惧也变成了接受，这才是人生。

在《戏作三昧》中，他说“如果能脱离一切俗世的烦恼，在死亡中睡着的话，能够像个纯真的孩子似的没有烦忧地睡着的话，那会是多么愉快的事啊。”幸与不幸，芥川最终的自杀方式跟这句话如出一辙。

活着是艰难的。比如在《仙人》中，卖艺人李小二凭借让老鼠表演来营生。但这靠天吃饭的营生总是使李小二饥寒交迫，所以在他的心理“阻挡了一切的阳光和空气，连苟活下去的心情都毫无转圜（huan）地凋萎了。为什么活在世上这么苦？为什么这么痛苦，却非得活下去不可？”并且他“也和所有东方人一样，在命运面前，并不介意屈服于它。”

纵然是在清新的短篇《橘子》中，“我”对登满新闻的晚报发出一种嘲弄，即这些社会新闻是一种难解、低俗、枯燥人生的象征，荒唐可笑。然后“死人般闭上眼睛，开始打起盹儿来。”

当我看到那女孩扔橘子一幕时，这一幕对“我”来说，过于清新脱俗，所以才“稍微忘了无法言喻的疲劳与倦怠，以及那难解、低俗、枯燥的人生。”注意，是“稍微”，也就是说这件小事只能是一过性的。持久的还依然是那不安。就像芥川自述“他展望的人生，并没有特别稀罕的东西。”

经历过关东大地震的芥川，在面对地震中那些十二三岁小孩的尸体，生发的不是悲伤，而是羡慕。这种羡慕也弥漫在芥川早夭的姐姐，他自述对这素未谋面的姐姐竟有一种亲密的情感。面对父母姐姐的墓地，芥川做过这样的俳句：“升腾起阳气/我独自住在/坟地外边。”

在各种芥川死因分析中，村上春树给出了文体之死导致芥川作为生命主体的创作能力的枯竭。从芥川的创作轨迹中来看，从早期历史小说中炫技式的文体到后期私小说直露的告白，这究竟是芥川逐渐接纳自我的尝试还是创作力的枯竭？是作者直面自我的勇气还是芥川逐步向世界告别的预演？

这些都渐成谜团。不过在《河童》中，芥川写道：“别了，我走了，走向阻隔尘世的河谷，走向岩石陡峭，溪水清澈，走向药草花香的河谷。”这句话芥川试图在向人世间宣告，宣告一种我们总是遗忘但与生俱来的权力：“如果不能光荣地前进，那就不丢脸地退出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