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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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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埃文斯:黑格尔论历史

王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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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论历史

 

 

 

劳伦斯·埃文斯/文

王立秋/译

 

 

Lawrence Evans, “Hegel on History”, Philosophy Now, 2018, https://philosophynow.org/issues/129/Hegel_on_History。译文仅供学术交流。

 

 

人们经常告诉我们,历史不过就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可格奥尔格·威尔海姆·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认为,世界历史不只是一连串随机发生的事情,相反,世界历史按某个特定的目的理性地进步。这就使一些人错误地认为,黑格尔认为历史遵循预定的路径,如此,黑格尔的哲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事件未来的进程。经常与这个误解相伴的,是这样的指控:说黑格尔试图把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强加于历史事实,使之符合自己的理论。在本文中,我要论证的是,这样的看法存在严重错误,黑格尔其实并不相信“历史的终结”——也即,历史在他自己所处的特殊历史时刻完成了。

 

黑格尔的历史理论是怎样运作的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他于1822年、1828年和1830年在柏林大学做的“关于世界历史哲学的讲座”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说明。在这些讲座的导言中,黑格尔说历史中存在理性,因为“理性统治着世界”;因此世界历史就是理性的进步。

 

黑格尔说的历史中的理性是什么意思呢?他想到的事一种“目的论的”叙述——历史符合某个特定的目的或某种特定的设计(这个想法有时也被称作“历史主义”)。他那基督教的神意概念来与之比较。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历史分析能够揭示神对世界的统治,而世界历史,则被理解为神的计划的实行。黑格尔对神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理解,他称之为Geist——“精神”或“心灵”。哲学对世界历史进程的理解使我们能够认识这个神,能够理解Geist的本性和目的。

 

对黑格尔来说,历史的目的或目标是对自由的意识(the consciousness of freedom)的进步。只要与这个发展相对应,进步就是理性的。这个理性的发展,是这样一个演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Geist逐渐获得对自身的仪式,因为精神的本性就是自由。黑格尔也把Geist称作“世界精神”,即世界的精神,因为它通过人的意识来揭露自身,通过一个社会的文化,特别是其艺术、宗教和哲学(黑格尔把艺术、宗教、哲学三件套称作“绝对精神”的表达)来表现。就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1807)中指出的那样,精神是“一个民族的伦理生活”。因此,对黑格尔来说,只有世界精神通过人的文化获得的自我意识在对自由的意识上有所进步,历史中才有理性的进步。

 

不过,重要的是,黑格尔所说的“自由”不只是不受限制地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能力:在《法权现象学》(1820)中,黑格尔把那种类型的自由称作“否定的自由”,认为那是一种在智力上不成熟的,理解自由的方式。相反,黑格尔所说的自由更接近于康德的看法,即,自由的主体是这样的人,他自觉地根据普遍原则和道德律来做选择,他不只追求个人的欲望。黑格尔认为,如果一个民族的个体只追求自己的满足,那么这将导致民族的瓦解。

 

世界历史的目标是精神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而精神的自我意识,就是自由的自我意识。关键——也是关键的黑格尔式转折——在于,世界精神并没有一个它要实现的,有意识的目标;相反,只有通过精神实现它的目标,那个目标才会得到认识。所以,我们只能回顾性地理解历史的目的。也就是说,要理解历史的发展,我们必须知道结果,这样才能回溯造成结果的因素。就像黑格尔解释的那样,历史必然性因此而通过历史的偶然显现;或者我们也可以说,结果因此而给了其原因必然的表象。比如说,我赶八点半的火车去上班。假设列车准时(我想这个预期并不务实),考虑到我的确准时到岗了,那么,我赶上了列车就是必然的;但这不意味着,我总赶上列车……同样,对黑格尔来说,重点不在于历史是预定的,重点在于,历史的目的可以以回顾的方式实现。而且,这个目的的实现,就是历史进程本身的目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不但打算解释过去是怎样影响当下的,他也想要解释当下是怎样影响我们对过去的阐释的。黑格尔指出,哲学的任务不是预言或预测。相反,哲学总是来得太迟。一如他的名言,“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起飞。”换言之,哲学(或“智慧”,他因此而提到了罗马的智慧女神)只能以回顾的方式,从当下的立场分析历史。所以,黑格尔并不认为应该把他的历史哲学强加于事实。相反,他强调,我们必须考察历史的事实(或其他一切问题的事实),看它们是如何自我呈现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经验地、从事实的角度来考察事实。我们可以由此而从这些事实中导出我们的哲学(或智慧),而不把任何形而上学的预想强加于事实。这也意味着,虽然黑格尔看到了历史中的理性,但只有在历史的目标完成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哲学上完整地理解这个理性。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按一个辩证的过程发展。人们经常这样描述黑格尔的辩证法:“一个正题引出与之对立的观念——它的反题——然后它们一起引出一个结合了二者元素的观念——它们的综合。”但黑格尔从来没有使用过这套术语,虽然这套术语的确表达了他想说的部分意思。黑格尔本人把辩证的主要特征称作Aufhebung,这个词有“克服”或“取消”或“拾起来或保存”的意思。为保留它的多个意思和黑格尔意图表达的技术含义,我们经常把这个词翻译为“扬弃”。韦伯斯特词典把扬弃定义为“在否定或消除(某个东西)的同时把它当作综合中的部分要素保留下来”。一切不完美的观念,特别是一切不完整的自由概念都在自身中包含它自己的矛盾,而扬弃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即在一个更高的原则中,统一这些矛盾。因此,在黑格尔的辩证过程中,有一个概念和它的外部对立项的冲突,这个冲突发展为一个内部的矛盾,其中,概念与自身斗争,通过这个斗争,一个带有自己矛盾的统一在更高的层面上克服同时保留了这个概念。然后,以这样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新概念再次经历同样的过程,如此循环,所以历史以螺旋上升的方式进步。

 

不过,要理解这点,最好的方式是来看黑格尔是怎样讨论实际的历史的。

 

黑格尔的历史理论是什么

 

为描述对自由的意识的发展,黑格尔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三大文化或时期。在专制时代(黑格尔认为这是前-希腊时代的“东方”世界的特征),人们知道,只有一个人,即统治者或专制者是自由的。然后,希腊人和罗马人知道一些人——公民——是自由的。最后,日耳曼人(也即西欧人),通过基督教的影响,知道所有人,或者说人类本身,是自由的。理解这点很重要:黑格尔不只想说明,在历史的过程中,自由的量增加了,他还想说明,自由概念本身在根本上发生了变化。而如果说,自由的概念有所发展,那么,精神的本性也会有所发展,因为精神以自由为特征。

 

黑格尔更为详细地把这个发展分为四个特殊阶段。在东方世界,人们知道,只有统治者是自由的。因为自由的精神因此而只内在于一个个体或者说只在一个个体身上展现,而这个个体的自由是通过出生的偶然来实现的,所以,这个自由因此而仅仅是任意的。并且,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身上的主观的自由;所以黑格尔认为这是精神发展的“孩童”时期。

 

对主观自由的意识首先出现于希腊世界;但甚至希腊人也没有意识到,所有人本身就是自由的。希腊人的伦理生活(或绝对精神)以潜在地满足于成规为特征。人们与社会的规范和传统相对和谐地生活。可这本质上依然是一种自我矛盾的生活,因为人们不会去质疑国家的习俗、风俗、权利等等,这样他们就依然缺乏足够发达的自我意识。因此在希腊社会中,有这样一种固有的张力,即个体的自由,和国家的普遍原则之间的张力。黑格尔把这个张力比作人的青春期。它需要苏格拉底这个人物来鼓励人们反思公认的伦理概念,并因此而使精神重新唤醒自己。

 

在接下来的罗马帝国时期,从引入公民的形式法权的角度来看,主观的自由得到了承认。但这个自由概念太过于抽象,在公民的具体的、日常的世界之上。因此,精神处在一个自我异化的阶段。直到基督教在日耳曼世界兴起,真正的自由才得以出现,此时,自由被理解为人类的本质本身。所以,对黑格尔来说,基督教很重要,因为只是通过耶稣基督(黑格尔称之为“神-人”)的形象,人类才在自己身上找到了精神的本质并克服了他们对神(也即,对世界精神)的疏离。因为在基督在十字架上死去后,他被“扬弃”为圣灵或(神的)精神,而黑格尔来说,这意味着信仰者组成的共同体,或“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

 

在中世纪,基督教是智识生活的中心。但黑格尔把中世纪基督教看作他所谓的“苦恼意识”的原型,因为在他看来,教会作为个体与神的中介失败了。需要一个特殊的世界-历史时刻也即法国大革命,精神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己(变得自觉);避免了“抽象的”自由,通过应用于人民的法实现了“具体的”自由。甚至在接近生命终点的时候,黑格尔也依然为法国大革命欢呼,把它描述为“光荣的精神黎明”。

 

所以,在历史中,世界精神通过一系列与自己的斗争辩证地发展。就自己疏离自己的阶段而言,精神只有通过意识到那个异化本身,才能克服那个阶段。因此,在精神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中,每一个阶段都完全是必要/然的,但每个阶段的必然性都只能以回顾的方式实现。

 

历史的终点

 

是什么驱动世界精神朝完全的自由意识运动?个体怎样意识到历史的目标,也即,个体怎样意识到这个完成了的意识?

 

对黑格尔来说,驱动世界历史的,是“世界历史的个体”,即所谓的“伟人”,比如说苏格拉底、凯撒或拿破仑。只有他们能够影响历史的潮流,趋向自由的自我意识。在1806年写给他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尼特哈默尔的一封信中,黑格尔把拿破仑称赞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无论这些世界历史的个体多么地倾向于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总在无意中被精神利用,精神通过他们,来实现自己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这称为“理性的狡计”。

 

可世界历史的个体对自己利益的追求何以可能是历史中理性运作的结果,并因此而有助于自由的发展呢?黑格尔给出了一个巧妙的回答。他指出,一切主动支持彪炳史册的事业的个体,都不只是追求自我满足的自利者;他们必定也对那个事业本身具有主动的兴趣。而这个事业,作为理性历史发展上既定过程的表现,必定造成这样的结果,即推动向对人类自由的意识(实现)的全面进步。

 

一些人——尤其是福山——以为黑格尔的意思是,因为历史的目标——即人类自由的自我意识——在他的时代已经实现了,所以,世界抵达了“历史的终点”。

 

在这里,我们必须谨记黑格尔使用“历史”一词的方式:当然,在他那里,历史就是理性在对自由的意识的进步中的展开。对福山来说,这个对自由的意识实际上是在柏林墙倒塌的时候发生的,这一事件表明,自由民主胜过了一切可选择的政府系统。因此,福山特有的看法是,自由民主是社会的最终形式(而我们知道,社会体现了自由的自我意识)。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黑格尔会支持任何类似于现代社会中通行的那种自由主义的东西。黑格尔在自由主义——尤其是在他的时代的法国自由主义政府中——看到了一种个体权利和社会统一之间的张力。看起来,黑格尔本人是拒绝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的,因为他相信,自由主义会使人自私,把他们个体的利益置于支撑国家的普遍原则之上;所以,至少在黑格尔自己的时代,自由主义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讲座》的结论中写道,“这个冲突,这个问题是历史现在正在着手解决的,历史必须在未来找出其解决方案。”指出这点也很重要,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终点”并不是说历史的发展完结于他在欧洲所处的历史时刻。的确,在谈到世界历史的实际内容和他的时代美国独立运动的兴起的时候,黑格尔敏锐地指出,“因此,美国是未来之国,它的世界历史的重要性还有待在未来的时代展现……”

 

在这里,黑格尔在上面两段引文中,在谈论世界历史的特定语境下提到“未来”这个事实很重要,因为这个事实表明,这不只是一个姿势,而是某种系统的东西。黑格尔没有假装自己知道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即使现在,自由的意识在世界中完全显现,这也不意味着,未来就因此而已然“被写定”了。相反,黑格尔相信,因为历史是偶然的,所以关于未来并无定论。而这些点当然也都证明了,黑格尔不相信自由主义是“历史的终点”,他也不相信历史会以任何可设想的方式,于他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刻终结。黑格尔在谈到历史的终点的时候想说的,并不是未来不会有任何发展了;历史的目标实现了;现在世界意识到了自由,世界精神知道自己就是终极的现实,即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知识”了。

 

总而言之,我试图澄清一些常见的,关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特别是关于他对历史必然性的看法的误解。我认为,对黑格尔来说,历史不是决定了的、封闭的,并因此而处于终点的,相反,在他看来,历史是偶然的,并且从根本上是开放的。

 

在我们现在所具有的对人类自由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中,过去塑造了当下——在这个意义上,过去在当下中得到了保留。这个理解,就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黑格尔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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