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根與回歸: 澳門柬埔寨華僑的生命故事

作者：謝曉陽（澳門大學傳播系高級講師）

在澳門的東南亞華僑歷史中，來自柬埔寨的華人不能缺席。除了個人因緣之故，1970年代初，這些主要從金邊抵步的華人，短時間內已經在大小行業嶄露頭腳。他們經營房地產、超級市場、建築材料，還開設小食店，把金邊粿條這類地道食物，帶到小城，直到今天。

從1960年代中至1970年代中約十年間 ，東南亞多國政治動盪，華人避難澳門。按秦西行的研究指出，當時移居澳門的海外華人至少兩萬多人，按次為緬甸、柬埔寨、印尼。

2015年，第二次踏足柬埔寨首都金邊，當飛機降落在金邊西郊波成東國際機場時，遊客往來升降、現代建築壓入眼簾。此情此景，仿如隔世。這往前推15年，首次來到這城，機場簡陋得像渡輪碼頭，還會擔心同行親友，一不小心被莫名其妙的理由擋在關口。滿是「殺戮戰場」feel。

上個世紀，柬埔寨經歷巨難。先是經歷親美的龍諾政權政變，後又受赤色高棉的蹂躪，這遍被形容作「米糧易求」的平原沃土，一下子成了人間煉獄。當時柬國約有八百萬人口，這不到十年的苦難中，至少兩百萬人非正式死亡，大量人口外逃，當中包括已經數代生根落戶的華人。

到底，這群在二十世紀中期逃難的柬埔寨華人，他們到臨澳門前，有著什麼樣的生命故事，這些故事，有哪一部分已然消逝? 有哪一部分，在這裡生根長芽 ? 

按目前考據，最早記載柬埔寨華人生活雜趣的是《真臘風土記》。七百多年前，華人已經定居今天的柬埔寨土地。1295年，即元朝成宗鐵穆耳年間，派遣使團取海路從溫洲出洋，登陸當時的吳哥國。溫洲人周達觀奉命隨行，並於兩年回國後，以遊記形式撰寫了《真臘風土記》。該書成為後來者研究東南亞華人蹤跡的瑰寶。

根據周達觀之見聞，可見當時華人遠洋目的及生活特色。首先，書中往往以「唐人」來描述當時從中國前往之人。這大概攸關大唐盛世遠及海外。華人前往當地目的，以貿易為主，而且因而與當地人聯姻。

書中一段提到，「國人交易，比婦人能之」，而且還要「必先納一婦人者」，以便利與當地人做買賣 。至於生活雜事，更是有趣。另一段提到，當地人「見唐人登廁紙揩拭者，笑之」。以顯示「唐人」與當地人在糞壅之事上，也大為不同。

到了近代，隨著中國戰事不斷，遷徙柬國的華人也明顯增加，他們的影響力從而加重。研究柬國華人權的威廉 . 維爾莫特 ( William Willmott )在《華人在柬埔寨》(The Chinese in Cambodia) 中指出，19世紀末，常居柬國的華人已約13萬，接近當時柬國總人口的一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又為了逃避內戰，遷至柬國人口更急增至42萬。這些超過柬埔寨總人口一成的華人，雖然不能涉足政壇，但陳世倫指出，他們是柬國維持「柬族政治—華人經濟」的二元穩定結構的重要一方。

從19世紀末至1960年代，柬埔寨經歷法國殖民及柬埔寨王國建國兩個階段，華人處境也因不同的管治模式，而有所不同。

在做生意方面。維爾莫特指出，在法殖時期，華人擁有相對大的自由度、甚至權力。除了可以自由營商，還擁有審批華人出入柬國邊境的權利。但二戰後，諾羅敦王室透過君王立憲重奪政權之後，通過多項法例保障本國人的權利，包括列出18項華人不能涉獵的行業，如軍火、鹽、稻物、珠寶等買賣，以及經營伐木、代辦出入境審批，還有一項特別有趣的是，華人不能開設髮廊。

至於什麼原因，還有待考究。但總的來說，由於諾羅敦王室與北京友好，對華人政策尚算溫和，並沒有像印尼及緬甸般出現排華情況。

事實上，數百年來，這些做生意的華人，主要聚居在今天的首都金邊。根據葡萄牙冒險家B.P.Groslier在 「葡萄牙人及西班牙人眼中的16世紀吳哥及柬埔寨」(Angkor et le Cambodge au XVIe siècle d’apres les sources portugaises et espagnoles , 1958) 文章中指出，早於1609年，華人在金邊的人口已經超過其在柬國總人口的一成。

到1963年，在整體華人中，接近三分之一居住在金邊，佔這個首府整體人口的三成之上。此一特點，佐證了華人在柬國經濟上舉足輕重的地位。

此外，這些華人，多以同鄉組織為凝聚力量及互通有無的地方。長年以來，若按語言及同鄉背景來區分，移居柬國的華人主要以潮州、廣州、福建、海南及客家等為主。早於法殖之前，他們已有各自幫會。

到1906年，法殖政府釋出「分區居住令」，規定五大幫會分區而住，以便收稅及治安管理。這種透過區隔不同群體以便利管理的方法，間接深化了各同鄉組織的向心力。

二戰之後，柬埔寨王國重建，五大幫會雖然不再被限制居住地點，但這些由不同語言而組成的社群關係，早已超越居住地點，而延伸至生意合作、婚嫁、教育學習等領域。

譬如在金邊，就分別有由潮汕會館辦的端華學校、福建會館辦的民生學校、廣肇會館辦的廣肇學校、客屬會館辦的崇正學校、海南同鄉會辦的集成學校。維爾莫特分析，由語言所延伸出的生活構成，對當地華人來說，形成重要的文化認同。

柬埔寨華人遷居澳門前的生命故事，有一些延續下來，像食物，另一些卻以不同形式出現了，如同鄉組織的形式就不復見了。《歸僑在澳門》描述，1969年至1975年，共有5616名柬國華僑避難澳門。他們到達後，初期聚合之處，主要是1968年成立的歸僑總會。

1975年，他們在歸僑總會屬下，成立了柬華福利組，首屆組長為謝想，另有副組長及執委共29人。1983年，柬華福利組購入飛能便渡街一層住宅樓宇作為組址，並出租一部分單位作為組務支出。後來，柬華福利組擴大為「柬埔寨華僑聯誼會」，不過仍屬於歸僑總會的支會。

這種差異的聚合方式，反映海外華人避難澳門後，其海外生根經驗及回歸華人社區這雙重身份，強於原本由籍貫及語言建構的文化認同上。「歸僑總會」採用「歸僑」而非華僑，就是一個明顯例子。

因此，儘管在柬埔寨時，五大語言群體有明顯區隔，但到了澳門，總會的骨幹來自海外不同地區，他們主要以普通話及廣東話溝通。此外，這些幹部也較少參與各自同鄉組織的活動。以首屆會長、祖籍福建的梁雪予為例。他長年在印尼從事教育工作，創立歸僑總會後，餘生也奔波於東南亞各地，貢獻海外華人的教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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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秦西行。「澳門歸僑人口及社會影響」 ，載於《澳門歸僑總會成立二十周年紀念特刊》。1988。

林清風、許均銓著。《歸僑在澳門》。華人國際新聞出版集團。2005。

William Willmott. The Chinese in Cambodi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67.

Bernard Philippe Groslier. Angkor et le Cambodge au XVIe Siècle d’apres les sources portugaises et espagnoles. Presses de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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