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纽约时报》再揪一个错

刚刚在网上读到《纽约时报》的一篇小文章《在中国，做个单身女性有多难？》，就像很多外媒有关中国人口和女性的报道一样，这篇文章也习惯性地把中国性别比失衡归罪于计生。

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看法。

本来我想再写一篇文章证明《纽约时报》那些记者的看法是多么荒谬，但是在搜集资料的时候，我发现知乎上有一篇《很多人分不清总人口性别比跟适婚性别比的关系》已经说得很全面了。

这篇文章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在横向比较了亚洲多个国家后发现，虽然有些国家的人口总性别比看起来比较正常，但实际适婚年龄群体的性别比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异常，即男多女少。

例如韩国，虽然其“（总）人口性别比为99.8，女性人数于2015年6月首次超过男性”，但其实，根据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相关人士的研究，韩国“1990年代，男婴的出生率较女婴多9%至15%左右”。

其实1990年代也是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比较严重的时期。我早就指出这种现象跟计生政策关系不大，却跟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以及B超技术在这个时期变得普及并被广泛用于胎儿性别筛选有很大关系。韩国的例子再次证明了我的观点（同样的现象也存在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

那篇文章还列举了越南这方面的数据，发现它们也跟中国韩国存在相似的问题：过去14年中，越南的“出生的性别比例失调，由原来的105（男）:106（女）上升为120（男）:100（女）”，有些乡“男女出生比例已经上升到约150：100”！

台湾的情况也类似，虽然他们“自2013年11月底起，男女比例已低于100(女性人口超过男性)”，但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的统计，“至2009年为止，25-44岁适婚年龄的男性比女性多出43万多人，男多女少，想结婚，1个台湾郎至少得打败3个竞争者”。

不止于此，台湾的例子还说明，如果不改变男尊女卑观念，自由生育非但无法改善性别比失衡，反倒会加剧这种状况。因为，根据台湾健康局的婴儿出生通报资料，“台湾居民第3胎的男女婴比率，在2006年达到失衡高峰，男女婴比为124：100，其后的2007年、2009年也都维持在约120：100的高档”。

所以那些以为废除计生就会改善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状况的人，恐怕是要被打脸了。兲朝在放开二胎后没有公布这几年的相关数据，反节育派也闭口不谈这几年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大概是因为2016年以后的数据令共匪当局和脸皮超厚的反节育派“大师”们都觉得尴尬吧。

长期以来，一些反节育派和天真的人权斗士以为，废除计生，就可让中国的很多人口问题迎刃而解。为此他们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编造各种谎言。他们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不愿意承认的是，导致中国乃至亚洲多个国家出现各种人口问题的罪魁祸首并非计生，而是那种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不找对这个病根，仅仅把计生挑出来当“万能替罪羊”，既无法解决那些人口问题，也不会提高女性的地位，更无法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事实上，考虑到反节育派中有相当多的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男尊女卑思想，《纽约时报》之类媒体的做法其实是助纣为虐，让中国女性的地位变得更加低下。

最后，我再吐槽一下纽时那部纪录片里的女主角。影片说她是一位“成功的律师”，我对此有些保留意见。看看那个女孩被家里人围攻的样子，只会耍脾气、抹眼泪，根本无法振振有词、头头是道地跟家人讲道理，哪里有半点律师的气派。

笔者也是一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虽然不是什么“律师”，但面对各种逼婚的人，我总能一招制敌：

“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结婚还是单身，这是我的个人权利，我的基本人权，任何人都无权干涉”。

我觉得这应该是法律常识吧。那位“成功的律师”不知道不明白这个道理，也许是多子女家庭教育太好，也许是她已经习惯了被家人霸凌——以“都是为了你好”的可笑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