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民主进程对中国医疗改革的启示（转）

在中国，某些执政者指望经济利益来驱动医疗制度变革，三明医改也是这个思路，不过一旦当权者医疗利益投入不足，三明医改就会像社会主义一样已经被动摇。在中国，某些执政者指望某几个医疗精英来驱动医疗制度变革，就像医疗恶势力保护伞和丁祥武等人一样，滥权腐败连绵不绝。在中国，某些执政者指望引入国际外部力量来驱动医疗制度变革，不过在限定条件下的外资医疗只能与国内公立医院一样，逐步在滥权腐败之下制度性坍塌，最近不少外资国内管理层的变更随着一些黑幕被曝光而频发。实际上，只有制度变革是建立在观念变革的基础上的，它才是扎实的、可持续的，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韧性。

韩国在转型前，经济发展态势应该说很好。朴正熙当政时，1961-1979年，GDP年均增长率是10%。所谓的“汉江奇迹”，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朴正熙时代完成的。既然国家也蒸蒸日上，那为什么要闹革命？因为观念的力量，就是他们接受了那种把政治权利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根据这种价值体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以，你观察电影里那些示威者喊的口号，不是什么具体的利益诉求，至少主要不是具体的利益诉求，比如工资、养老金、物价、就业、住房，等等，而是什么？民主权利本身。

当初的美国革命，真的是因为英国王室对北美民众压迫有多深重吗？其实未必。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交的税比英国本土还要低。那为什么北美要闹革命？“无代表，不纳税”，关键是“代表”二字。当代世界里，苏东剧变真的是因为中东欧民众穷得过不下去吗？也不是。这不是一个经济阶级推翻另一个经济阶级，而是体制内的人开始动摇。为什么？正如东德电影《他人的生活》所揭示的，因为人们厌倦了谎言与羞辱。旧制度的螺丝钉一个一个开始松动，整个机器就无法再运转了。

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韩国这种几代人添砖加瓦构建出来的民主，和那种短平快的转型是不同的。比如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民主运动，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也门、利比亚很快在一两年内就举行了选举，然而，来得快的胜利往往去得也快，没有观念的广泛变迁作为转型的基础，制度即使变迁也可能很快倒退。

2014年12月3日韩国的短暂紧急戒严，再次提醒社会体系中的每个人，宪法上的神奇条文往往难以制衡执政者，而关心权利和自由等价值的理念才能应对集权制度带来的严峻挑战。

武汉市第四医院（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党委书记：彭鹏 院长：夏平 王岚（目前升任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