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出世与入世

向后看自己曾经写过的文字是残忍的。「此外，在我自己，还有一点小意义，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

作文可以有千万种理由，鲁迅为《坟》的小意义我总是记得很清楚。然而却不是自谦，将糟粕收敛、造成新坟，埋藏，也是我回望的意义。

「从整部作品看，《红楼梦》透露着一种『好了歌』的悲剧意识和感伤色彩---有好到了，由色到空。好了歌及其注解就是人生悲剧的主题歌。贯穿在好了歌里面的中心思想是「变」，荣与辱，沉与浮，生与死都在急剧的变化中。对于一切传统的，现存的思想信念和社会秩序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挑战，同时，又因为新的出路，新的社会理想又那么朦胧，因而备觉感伤，带着色空、梦幻的情绪。热爱生活又有梦幻之感，入世又出世，这是曹雪芹在探索人生方面的茅盾。曹雪芹不是厌世主义者，他并不认为人间万事皆空，也并未看破红尘，真要劝人从所谓的尘梦中醒来，否则，他就不会那样痛苦地为尘世之悲洒辛酸之泪，就不会再感情上那样执著于现实的人生。他正是以一种深沉真挚的感情，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写出入世的耽溺和出世的向往，写出痛苦地人生真相和希求解脱的共同向往，写出矛盾的感情世界和真实的人生体验」。

可能是因为这阵子在读沈从文，这段评论令我想到了这位湘西出身的作家。文学史一度对沈从文的作品避而不谈，作家本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得不到重视，心情极度郁闷。作为京派作家的代表，沈把京派的文学理想发挥到了一个典型的地步。避开政治立场和商业化的功利目的，瞄准醇美的乡村风光、朴素的人性理想，以雍容的文学语言、抒情自然的叙事节奏，构建了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心中的湘西世界。沈从文认为他对湘西世界的书写是他心中供奉的一座希腊小庙，那里是提炼、纯净化的一片领域，没有复杂的斗争、没有血腥、没有冷漠，有的是少数民族充满野性的生命原力，人与人充满温情与包容的和谐。毫无疑问，沈从文试图从民族品格和传统的角度去审视那个已经污浊化、道德沦丧，在工业文明与暴力斗争的侵扰中日渐堕落的现代社会。一方面，他传达给世人的是「原来我们是这样一个有人文情怀的民族」，希冀人们能向善求真、唯美有容；一方面，对希腊小庙的建构安妥了沈从文那颗在另一个充满血腥、不安、勾心斗角的疆域里不断被侵扰的破碎的灵魂。

沈从文出身行伍世家，十四岁从高小毕业入当地行伍，在这段经历中以一个少年的身份见过许多残忍的杀人场景，军人的那种粗野、残酷多少在年少的沈从文心中留下了并不美好的印象。本来，真实的湘西世界并不如作家书中呈现得那般纯朴。以地处湘、贵、鄂三省的边城为例，地理位置闭塞，尽管未被现代社会所开发，但实际笼罩这个地区的仍有野蛮、贫穷落后的种种习气。很显然，沈从文在描写的时候将这些原始的陋习一一过滤，只留下了那些本真的美好的东西，这是他对湘西世界的一种美化，是对现实和经历中不美不好的一种回避。《柏子》中水手为了妓女甘心情愿地花费上自己几个月挣来的钱，而妓女也对水手有一种依恋，这种对生命欲望的直面书写与《八骏图》中虚伪的现代人遮遮掩掩的态度构成了讽刺。更无须说许多人熟悉的《边城》中翠翠与傩送之间微妙而纯洁的爱情，作为摆渡人的祖父渡人的慷慨，船总顺顺的善良无私......都是对人性的理想描摹。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历程中从来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的政治性被突出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田园牧歌式的曲折呼唤充当不了时代的鼓手，所谓为人生派的战士们以鲁迅「风沙扑面，恶狼当道之下大谈幽默与性灵着实不合时宜」的态度对沈从文发出了控诉，文学家应该为社会服务，回避社会回避现实丧失了作家应有的责任感，是带有资产者习气的自我陶醉。在这种风气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使得纵然还写了《八骏图》、《顾问官》等题材的沈从文仍然处于边缘者的位置。从包容的立场上来看，企图通过民族性的重构来改变这现实人生无法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无法化为实际的革命行动，也确有时代缘由。这就注定了沈从文是孤独的。而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慢慢松弛下来，在和平年代，沈从文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包括其他京派作家的作品也得到了大众欣赏。

那么回到与曹雪芹相类的问题上——沈从文是出世的吗？绝非如此。正是对现状的不满转而到人性的探索上来，如果不是对社会发展中产生种种堕落的切心之痛，也不会有另一个完美平和的湘西世界。沈从文更像是「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的学者，并不是对遥远边城的沉浸，而采取了一种更不显激烈的方式将他的理想愿望呈现给世人。

而说到沈从文，我又想起曾经向往的周作人转变后的人生态度。那种在乌篷船里怎样看雨的心情；喝茶要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抵十年的尘梦；如何吃野菜最好的情趣.....又不禁让人感慨，周作人也是个世俗的逃遁者么？难道新文学运动中那样奔走演讲的周作人完全放弃了现实人生的改造吗？确实可以说文学者主体的差异、生活经历的差异会导致创作上的差异甚至是风格上的转变，但广泛的价值标准又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这可能又要涉及一个更为宏大的命题——文学史，究竟是文学的历史还是历史的文学性叙述，文学史与历史的关系是什么等更为复杂的问题。而从文学是人学的角度来看，除了关注文学内容的人学，更要考虑到文学背后创作者的主体——这也是人学，人是复杂的动物，绝非能简单地被一个流派或者风格所概括。只能说，一个作家在某个阶段所凸显出来的主要特征，和这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所流行的主流价值观密切相关。但有一点必须承认，文学本身有一定的艺术性。正如余华所说，一个作家的作品如果在当代得不到认可，那么也很难在下一个时代重新得到认可。对沈从文文学价值的重判也没有逸出余华的判断，他的寂寞与热闹并未跨越断裂的时代。

然而当下——直到现在，我更倾心于风沙的美学，从这个意义上，也许更能理解沈从文的不被理解吧。12/20/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