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打工子弟好像特别爱国？我们在职校里找到了答案
文／马欣
我们在兰州的一所职高认识了小林。
小林不是本地人，他的父母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几乎每年都会换一个地方打工。17岁那年，他终于比较能够定下来，开始在兰州读职高。三年的学习中，头两年他都在学校上课，也寄宿，第三年则去实习。和很多同学一样，他的家庭并不富裕，不管是周末还是寒暑假，他都需要半工读来赚取生活费，也补贴家用。
“我想我一半是乐观，一半是悲观的。”谈起未来，小林对我们说，“我是很’丧’的那种人。你听过‘丧’吗？沮丧的丧，就是真的很‘丧’的那种。我就是那种人。”
他的专业是电商。可是这个专业的同学几乎都不看好自己的未来，因为他们的学长姐毕业之后通常都只能做低收入的技术工，甚至是半技术工，有的还会为了生活跑到海外去打工。这种可期的并不怎么美好的未来，导致了小林和同学们的“丧”。
不过，除了来自用工市场和经济形势压力外，三年职高教育还深深植入了国家对他们的期待，这也塑造了他们对未来的想象。
比如说，小林向往自己发展出一番电商事业，而这正回应了中央的一个主要经济发展目标：中国制造2025。2015年，国务院提出这项经济发展目标，是希望透过推动高科技产业，也就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此后，关于数字经济的内容就逐渐主导了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课程设计，学生们自然也将从事数字经济相关行业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而这样的职业理想，当然也跟国家大力推动的“中国梦”、富强梦密切相关。在我们的访谈中，许多同学都展现出追求“中国梦”和“中国制造2025”的坚定信念。
但是，只有打工经验和职业教育基础的他们所真正面临的未来，却可能与这种理想和热情相去甚远。现实不断挑战着他们。
不少西方学术研究都曾关注教育在情绪和社会动员中起的作用，也有许多都把关注点放在了工人阶级身上。这些研究质疑了新自由主义的教育理念：自我发展和自我投资，也指出了所谓“美国梦”或“英国梦”的破产。研究者 Silva 就曾在2013年的文章中讲述过一个美国工人阶级学生不仅没有因为教育而获得更好的生活，反而穷忙于各种实习和低薪工作中，还欠下了一身学债。2017年，研究者 Reay 则强调了在英国社会中，社会流动会严重受限于种族和阶级。物质贫乏和文化资本的贫乏，让出身工人阶级的学生不管付出多大的努力，还是很难和条件更好的同龄人竞争。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的情绪总是波动，常常在寻找或失去自尊之间徘徊，对未来有时很坚定，有时又很害怕。
中国的情况和上述西方国家都不同。为打工子弟注入理想和热情的“造梦”工程，才刚刚开始。我们想弄清楚，中国政府是如何将各种披着“中国梦”大衣的政经发展大计，注入到职业学校的教育当中，这又是为了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借助情感的力量，催生出新一代拥有全新社会角色的工人阶级。下文中，我们会提出“情感威权主义”的概念，来帮助我们阐释民族主义如何在年轻人身上发挥作用。在这种情感动员的作用下，国家试图把他们纳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与此同时，他们身上也建构出充满内在矛盾的复杂主体性。
什么是情感威权主义？
情感是一种很有影响力的力量。许多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影响着物质与社会的流动，而情感能将这一切串连起来。作为一种政治机制，情感能在个人与集体之间建立连结，从而显露出人的身份与社会性。学者Ahmed指出，情感的最基本词义，就是使人产生动摇，从词源上看，“情感”最初源于拉丁语的“emovere”，指的就是“去推动”。他还认为，加入了政治诉求与能量之后，“情感还会使人因为把某些特定要素固定在他人身上，而被他人感动。他人成为了情感的客体，你的感受的客体。”有鉴于此，我们提出的“情感威权主义”，就是一个试图在政治上动摇与影响他人的过程，其目的不仅是要让人成为某种情感与感受的客体，更是要让人成为忠诚的主体，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而努力。
“情感威权主义”的概念能让我们看到，在被纳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后社会主义中国，国家的政治诉求有怎样的特性。Eva Illouz曾指出，情感不仅被商业化了，还在劳资关系中被“民主化”了。她提出“情感资本主义”的概念，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不再用过去那种家长式的强势手段来压制工人。新的管治手段看似建基于“平等与合作”之上，借助社交性与情绪来进行。这种新手段使用了一套全新的心理语言，营造出一种看似“自由民主”的劳资共识，实则是强化了工人对工作的忠诚度。
而我们的研究发现，Illouz所指的这种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自由民主”式压制，已经不再适用于今天的政治现实。当今的政治主体建构，时代背景已经完全不同，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弥漫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奇观的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面临种种矛盾的时代，是一个全球的民族国家激烈竞争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政治情感被几倍地放大，注入了极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这种情感，压倒了 Eva 的时代里那一套内化主流政治共识的心理语言。那曾是一种微妙而取巧的压制手段，但如今，直接而澎湃的情感奇观，取代了这种微妙。
“情感威权主义”的概念能让我们审视这种趋势，历史化这种趋势。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这让我们得以仔细探究国家如何操作政治工程，如何在流动的工人阶级中制造出新的爱国主体，从而使这个国家能够应对新时期跨国资本主义的挑战。
在民族主义的政治逻辑中，“情感奇观”并不罕见，这也不仅限于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民族主义口号强调的是革命元素和社会主义精神，高举着平等的大旗，要解放工人阶级和农民。接着进入邓小平时期，为了推动改革开放，国家强调理性务实的精神，以此来催动知识分子和技术精英投入现代化建设。毛泽东时代热烈地追求着自由解放和平等，希望能消灭资本主义和阶级差异，国家常动员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借此来培养参与者的“社会主义人格”，鼓励他们学习那些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牺牲自己的无私英雄。激昂的革命电影和音乐不断用丰富的情感来呈现这些英雄的形象，深深植入在教育体系中。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种革命式的“情感奇观”也陡然落幕。邓小平时代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民族主义，上一个时代那种摧毁阶级不平等的革命热情，一下被泼了一盆冷水。邓的时代，要的是现代化，国家重心被拉回到经济发展上。此时民族主义是技术理性的，强调个人追求的，为的是实现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四个层面的现代化。
也正是随着改革开放，1990年代起，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催生出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国内劳动人口流动。到今天，这2.8亿流动人口正经历着社会严重的阶级不平等。新一代领导人奉行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要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今的中国正面临越发激烈的国际资本主义竞争，以及越发广泛的国内社会不平等，而美国霸权的严峻挑战，恰恰给复兴梦想赋予了正当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梦勾勒出一幅强国景象，一幅在权力极大化下走向富强之路的景象。这种中国梦的图景，建基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也建基于追求科技发展以及“一带一路”的宏大工程。而另一方面，它也不可避免地依赖情感政治，去建立人们对超级大国的身份认同，以及对党的忠诚。因此，在政治策略上，学校就成为了灌输民族主义的场所。并且，这种灌输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教化过程，而是要让在学校中学习的主体能够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主动积极地去生产和再生产中国梦。同时，这种追求国家伟大复兴的政治工程，需要把民族主义情感深深地渗入个人的感情，最终，化为一种集体力量。
国家教育：民族主义情感管治下的职业学校
为了在全球经济环境中保持竞争力，全国的职业教育与训练（VET）快速扩张，希望能服务于国家整体发展，包括产业升级与科技的发展。国家积极宣传着职业教育的好处，包括职业教育会带来更好的工作前景和高收入，成功激起了没有足够资源读大学的工人家庭或农村家庭学生的入学热情。根据教育部长陈宝生的说法，2018年，全国就有12,000所包括初高中在内的职业学校，培养了2.86亿技术人才。为了满足国家的“中国制造2025”新蓝图，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减免职业学校的学费，吸引了大量农村青年到城市就读职业学校，让他们能够在和城里孩子竞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作机会之前，得到技术培训。然而与此同时，全国教育体系正在经历快速的系统性转变，逐渐把重心放在精英与学院教育上。这就导致了职业教育在结构上就被歧视，职业学校的学生常被看成失败者（loser），这又再度强化了他们作为流动人口或是农村主体的自卑感和社经地位，为他们的未来带来不确定感。不过，这种自卑感和不确定感在某种程度上被中国梦的民族主义情感抵消了。
2017年10月，我们到达西安的一所职业学校，观察一堂叫“职业伦理教育”的必修课。学生们在课上观看CCTV的《厉害了，我的国》，一部专门用来加强民族主义情感的纪录片。这所学校的所有学生都被要求看这部片子，而学生们对这部片的热情观后感，让我们十分惊讶。不少学生，包括19岁的小方，强调他们看片子都看哭了。小方说，电影的旁白和音乐都很感人，“我们意识到我们国家在历史上遇到过那么多困难……结果最后，我们现在是多么强大！”这部电影塑造了一种充满苦难与歌颂的历史叙事，主题是赞颂中国的崛起。战争、革命和改革，都是充满情感力量的英雄道路，激发了建立强大国家的政治欲望。当影片叙事转向市场化改革时期，电影歌颂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力量，还有习近平领导下的脱贫成就。不过，小方的一些同学，特别是女学生，并没有那么感动。女学生小婷就说：“男生喜欢战争、枪和机械，所以他们喜欢这种歌颂国家的故事。我们女生不一样。”
虽然有这样性别上的不同，我们发现也有一些女学生有很强的国家归属感，一些人甚至说毕业之后要参军。尽管参军很难让她们阶级上升，出身农村的二年级女学生小红说：“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说我是男人婆没问题啊……我已经准备好要到边境参军，保卫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采访中，许多学生，尤其是出身农民工家庭的，都很清晰地表明他们对国家的爱：“我对能够见证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崛起感到自豪。”
“中国制造2025”和新工人阶级主体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刻意强调共产主义和人人平等的的理念，而是透过塑造中国梦，极力追求富强。经过几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为了追求资本和产业的增长，制造业由原本依赖庞大流动人口的劳动密集型，转向“科学发展”，以及追求可持续增长而进行的创新。在这种发展计划下，职业训练学校纷纷开始强调“工匠精神”，而学校本身则成为培育新时代工人的重要场所。
于是，在职业教育体系中，国家意识形态强势地散播，这包括：你要爱国，你要推动产业升级，你要成为高精尖技术工。一个新时期好工人的形象跃然纸上，他不仅要有高水平的技术知识和操作技巧，还要具备“创新头脑”，同时，还要内置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过去，中国的工人形象总是在世界各地的工厂生存着便宜电子产品和服装的女性移民工。但现在不同了，一个全新的工人形象，是一个有技术的劳工，他有能力生产甚至发明出高质量的产品，乃至于中国梦。
为了服务“中国制造2025”，职业学校教育的核心是“工匠精神”，在学校的民族主义教育和学生未来工作前景之间创造出一种独有的具体连结。我们在职业学校里观察到，为了对新的工人阶级主体进行情感管治，课堂内外都有相关内容。其中一位陈老师负责兰州一所职业学校的学生工作，他说：“我们的教育不只是为市场服务，更是为了满足国家的目标，要教育出工匠，让国家更强壮。我们老师会把国家发展和习主席思想的理念都融入到技术训练课程里。对我们来说，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是合二为一的。”陈老师认为，职业教育要结合个人成长和和国家发展，这才是让国家强大的正确道路。我们在许多职业学校都听到类似的看法，不管是学校的教育原则还是老师们自己，都强调在操场升国旗是提升民族自豪感和忠诚度的好办法。职业学校的操场作为一种象征，成了培育“情感威权主义”的基础设施。
民族自豪感、情感与技术工人
情感威权主义靠的是校园里持续不断的民族主义政治管治。我们参观了四个不同地区的学校，发现尤其是在重要的室内场所，总有无数的习近平主席画像和语录，以及中共十九大的政治标语。最常见的标语是“中国梦”，每个学校都有。老师们也在自己设计的课程中教导学生要爱国。西安的一位老师告诉我们，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学校最近接受了当地教育部门的指引，招聘了更多党员教师。因为只有党员才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此外，为了支持国家的大计，职业学校总是举行各种各样的技术竞赛，鼓励学生在当地的、跨区域的乃至全国的竞赛上拿奖。比起上课，学生们总是花更多时间准备这些比赛，因为他们发现这种得奖的履历对他们未来找工作更有用。当一个学生得奖时，他的自豪感中结合了对个人、学校和民族国家的自豪。例如广东一所职业学校的二年级学生小军就在一个市级的电子科技竞赛中得了一等奖。他告诉我们：“我为我自己感到自豪，但我更为学校和国家感到自豪！”他是一个在广东省北部农村长大的留守儿童，父母在东莞打工。他特别自豪和高兴，因为得奖能证明他很有才能，而且独立了。和小军相似，小梅也是由奶奶养大的留守儿童，几年前来到父母打工的城市，入读了一所职高。她也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还有对寄宿学校的归属感。这是因为父母在他们成长时期都不在身边，而家庭爱的缺位，某程度上就容易被职业教育所强调的爱国情所取代。
情感与工人阶级的再生产
情感威权主义的概念可以让我们了解今天的年轻人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也可以反映出工人阶级主体的情感再生产。爱国情填补了父母爱的缺失或是孤独感，也填补了他们因为难以在劳动市场上自由流动的失落与自卑。
17岁的小田在一所职高的计算机信息科技专业读二年级，有着特别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跟许多同学一样，他也是留守儿童，在中国中部的农村长大。他父亲长年游走在各大城市的工地打工，妈妈则从乡下到城里的餐厅打工。因为彼此都漂来漂去，他的父母并不住在一起，小田也很少跟他们说话。我们刚接触到小田的时候，他看起来安静又不苟言笑。比较熟了以后，我们才发现他其实很愿意表达自己矛盾又混杂的感受和想法。在一起晚餐中，他讲述了自己的家庭以及感受。
小田告诉我们，他很困惑。一方面，他很享受从小就没有父母管他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觉得孤独，缺少爱和关心，尤其是生病的时候。他似乎能够想象到，也能理解自己毕业之后就会重复父母的人生轨道，到各地去打工。作为一个流动工人，他会得到一份社会地位不高的工人阶级工作。与此同时，就像许多其他学生一样，他对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中国的崛起和他的爱国情感，帮他缓解了因家庭而带来的孤独感和家庭爱的缺位。这些离开父母辛苦生活的留守儿童最后可以诉诸的，就是被民族主义政治工程所催生的这种爱国情感，这种政治工程宣扬“工匠精神”，让他们为自己的劳动感到光荣。这是一种被错置的、误认的爱。
另一位汽车工程专业的二年级学生小明觉得，中国人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集体努力，在一个世纪后终于走向富强，他对国家的未来很有信心。他温暖热情，是学校各种课外活动的活跃参与者。他毫不保留地表达自己强烈的爱国情和民族主义信念。他所就读的职业学校注重国防、军事科技和工程的爱国教育，这深深影响了他。然而，当我们问他未来要做什么工作，估计毕业了能有多少收入的时候，他却说，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十分彷徨。他梦想着去日本实习，但现实情况是，能不能找到工作和实习机会都很不确定。可以确定的是，他可能不得不去一个工厂的流水线上实习，就像他已经毕业的学长姐一样。尽管汽车工程被视为很能体现“工匠精神”和响应“中国梦”号召的好专业，但他并不确定自己实习结束以后可以做什么工作。在他对未来工作的彷徨和对国家的强烈信念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张力。
而这些张力和矛盾在其他学生身上也很明显。18岁的学生小琪出生在广东珠海一个农村家庭，读的是电商专业，他们学校最受欢迎的专业之一。她看起来很乐观向上，校内外都有很多朋友。她还擅长摄影和拍视频，分享校园生活，把视频上传到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有几千个粉丝。一年级的时候，小琪成绩挺好，但她告诉我们，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未来能做成些什么事。不过，她并不认为这是课程设计的问题。相反，她很欣赏老师们的辛勤工作。同时，她也知道跟大学毕业生相比，职高的学生面临特别大的挑战。她的家乡在南方，理应是电商经济崛起之地，但在她的家乡，电商行业的工作却很少。
在今天，来自底层家庭的学生应对挑战的能力，受制于他们过往的工作经验和教育。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必须在工作场所实习，而将近一半的职业学校学生不得不在学期中从事兼职，寒暑假做全职，只是为了赚钱负担自己的学费。
阶级差异也透过情感而呈现。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情感可以呈现出外在的不平等，以及内在的挣扎和矛盾。Reay曾论述，“阶级化的情感”是如何透过不平等和日常互动产生的。作为回应，我们则阐释了，受访者的爱国情感是如何揭露出当下阶级化主体的情感再生产过程，并且曲线地补偿了城市中的歧视、工作场所的剥削等等因素，给他们带来的精神上的痛楚。在今天的中国，情感威权主义正在透过民族主义教育、宣传、政策，以及在心理上补偿了颠沛流离的经历所带来的情感空白，展现着它的精神力量，塑造着新生代的工人阶级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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