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藝術教母的三重面具——《瑪莉娜：巴西幻之旅》映後座談：黃建宏 x 鄧兆旻
這部紀錄片並不是獨立孕生，而是需要置於她在2016年在巴西聖保羅雙年展的作品脈絡中，理解其接續的個人創作思考與環境的連結。以下將整理兩人現場交談的重點，並且延伸補充資料，希望在紀錄片之外，我們可以拉遠來看，這段特別的巴西紀行還承載了什麼可能性。
在談這部紀錄片前，黃建宏先詳述瑪莉娜的創作背景，再回應紀錄片中這趟經過縝密安排的「精神之旅」。他提到，我們可以試著從三個角度切入：一是關於她對自身創傷與渴望療癒的告白；二是作為女性、懷有女性身體的她，在冷戰至全球化的今日，如何展演她的身體？三則是她所挑戰的、那專業之外的未知是什麼？
以療癒為目的，必經的告白
紀錄片中我們可以看見瑪莉娜不斷的「自我揭露」、「自我告白」。在她過往的作品裡，可以看見她忍受肉體疼痛的巨大限度，企圖呈現苦痛可以怎樣被掌握的野心。從冷戰時期開始，瑪莉娜便開始以身體剝開人性醜陋的行為實驗，無論是《Artist Portrait with a Candle》手持蠟燭，食指燻黑依然接觸著火焰的尖頭，抑或過往《Rhythm 10》（1973）以短刀剁在指間的危險反應遊戲、《Rhythm 5》（1974）走入燃燒烈火的五角星裡。數十年的作品中，她不斷再現暴力、懲罰與各種體制層加的痛苦——瑪莉娜在在強化了她並不懼怕肉體疼痛的強大，擁有這樣堅強形象的她，卻在影片中數度攤開脆弱，坦承「精神上的痛苦她無法承受」：
「我一生有兩段愛情，兩段重要的愛情。第二段真的讓我心碎，我沒辦法走出來，我不知道要怎樣忘記，它一直纏繞著我，我一閉上眼就想起。我想盡辦法不去想，它白天也來，夢中也來，折磨著我，我在此有了最後決定，要將此痛苦終結，放開它。」
黃建宏提到，這樣情感充沛的告白，在男性藝術家身上是相對少見的。身為女性的瑪莉娜，不擔心示弱，旅行的中途在觀眾面前嚼食大蒜、洋蔥、出糗。她也毫不避諱在公眾面前談論與舊情人的感情糾葛，舞台上，她與情人共演再與情人分別。大家或許還記得 2010年紐約當代美術館的「藝術家在此」特展，瑪莉娜端坐木製方桌一端，定睛凝視座位另一端的人，無論那個人是不是令她痛徹心扉的舊情人烏雷，還是任何來看展的觀眾，她都堅持留在舞台上，完成演出。策展團隊更透過紀錄片《凝視瑪莉娜》強化觀眾如何被感動、而瑪莉娜又如何「被自己感動」。她告白她的失敗，她承認傷痛——而這樣的自我告白正是她不斷進行療癒的進程，也是身為女性的她如此勇於表現的特質。
「現在我在這裡，今天是12月31日，再過幾個小時就是新年，要進入2013年。我不想⋯⋯我不想帶著這個重擔，我希望能夠擺脫它，得到自由，得以呼吸，再快樂起來。瑪麗亞卡拉絲因心碎而死，我不知道自己會怎樣，我要找出方法，連結不同的能量和信仰，放掉過去。生命是值得活的，孩子、狗、混亂、蚊子⋯⋯我決定了快樂不是來自外在，是來自我自己。來自我自己。這是我如孩童似的新年初始。」
回到巴西，尋找自我儀式
黃建宏提及，瑪莉娜與巴西的緣分一直都很深，曾經參與三次聖保羅雙年展的她，2016年再次受邀回到巴西舉辦大型個人回顧展，由策展人Jochen Volz啟動。這次回顧展特別的是，瑪莉娜並沒有親臨現場，而是透過裝置，佈置出一趟極具儀式性的觀展旅程。她不再透過行為，堅守現場挑戰身體的極限，而是透過整理過的概念，藉由裝置表達。當我們與紀錄片中的瑪莉娜一同經歷巴西之旅時，在未知悉整個創作旅程的前提下，我們並不會一眼看見展覽全貌，僅是將紀錄片切割出來，單獨享受旅程的開展，而到最後段落，看展的人依序走進展場，電影院裡的觀眾看著一群群的眾人開始經歷、甚至見證，在佈滿水晶的空間裡，戴上隔離噪音的耳機⋯⋯電影院的觀眾和當時展覽現場的觀眾一起成為紀錄片的一部分、創作的一部分，在經驗完整落幕的時候，瑪莉娜的整個策展思路才得以走到尾聲。
整趟巴西幻之旅非常吸引人。瑪莉娜身體的實踐，鏡頭從旁觀察參與者的「見證」與「經歷」，我們也可以看見瑪莉娜在鏡頭前，如何渴望捕捉到觀眾的情感投射。抽離來看才會發現，這趟多次見證所編織出來的奇幻之旅，著實經過縝密規劃，循序漸進地帶領觀眾與瑪莉娜一同走入最後的洞窟，幾乎是最完美的結尾，收束在未知的黑暗裡。而在這樣的安排中，我們也可以看見一個當代藝術家如何複雜地試圖辯證其對文化的強烈感受，她如何在全球化之下善用媒體，善用影像媒介與他人互動、勾引情感。紀錄片本身作為整個計畫的操作之一，觀眾成為計劃中重要的一部分。這點就與旅美的台灣行為藝術家謝德慶很不同。
其實繼2010年「藝術家在此」展出之後，瑪莉娜聲名大噪，即使爭議不減，她還是有感於行為藝術創作逐漸被人接受、甚至渴望參與，於是創立了瑪莉娜藝術學院《MAI》，在募資平台Kickstarter上募集60萬美元。漸漸地，學院發展成藝術計畫，吸引許多年輕創作者。想法萌芽之初，瑪莉娜曾表示，行為藝術在當時遇到許多困難，如行為藝術該如何被記錄與傳散，若能透過學徒式訓練保留一套方法，並從學院出發將方法帶出去，將會是一個可以發展的方向。照片並無法重現行為藝術的現場性，靜態影像所呈現的表演內涵是虛空的，也無法傳遞表演中的「儀式特性」。她說：「這個學院不是為了紀念我的作品，而是為了更宏大的東西，它是『一個文化水療館』。」
黃建宏也提到，紀錄片中的瑪莉娜大量使用了日常用品，甚至取材大自然，大量使用礦物、草本，符合歐美當今文化潮流。因為歐美運作其現代性已經數百年，也逐漸體認到現代性已經無法支撐並說服大多數的人，人們不禁思考在現代社會中如何生活下去，也開始尋求早已被排除在西方醫療方法之外的解決途徑。於是巴西之旅啟程，瑪莉娜開始拜訪上帝的約翰，見證民間的手術、體驗超自然現象，再走訪居住在巴西鄉間的一位母親，她生來善用草本藥物，透過「上帝賦予的直覺」採集藥草哺育數十名子女。瑪莉娜喝死藤水，在巴拉那州的庫里奇巴體驗具有各自靈魂與意識的植物撲滿全身，進行治療與淨化身心的創傷。
出身前南斯拉夫，現為塞爾維亞藝術家的瑪莉娜，糅雜了成長於巴爾幹半島的薩滿文化，不斷試著去突破她身為當代行為藝術家的專業外還可以提呈的東西，在多元文化中尋求解決之道。反觀今日漸漸回到主流論述中的宮廟文化，台灣何嘗不也是在傳統文化，或說早期被我們排除在系統之外的民俗文化裡面，追尋我們無法解釋的途徑。
當瑪莉娜第一次見到謝德慶時，她便對謝德慶說：「你是我的英雄。」甚至在某次威尼斯雙年展，謝德慶代表台灣參展，現場記者直接挑戰謝德慶的作品已了無新意時，瑪莉娜卻從觀眾席站起來再次宣告「謝德慶是我的英雄」。其實「英雄」這個詞是非常現代主義式的用法與概念，瑪莉娜這樣聰明的人，選擇在這樣有大量媒體出席的場合，運用這樣的概念，其實讓人難以猜透她的意圖。儘管很多人會嘲笑瑪莉娜的塞爾維亞口音，但她在使用英語這樣的語言時，用字是十分斟酌與精準的，也時常是可以多面解釋的，或許有雙關的意涵，只是讓人無法參透。
當儀式成為藝術⋯⋯
Giloo 總監鄧兆旻在最後提出了幾個有意思的問題。例如我們該怎麼理解儀式成為藝術，或者藝術發展成儀式的時刻？甚至，這樣的時刻重要嗎？值得被提出來嗎？而在這樣的論述裡，主導儀式的人似乎在暗示一件事，即是，人的身體與感知有很大一部分是未被開發的，或者因為太久沒有運作、生鏽了，可以透過訓練再次激發潛力等等。而我們也似乎被告知，這樣的潛力是無限的，我們只需要被開發，接著走向那條道路⋯⋯那麼當整個社會或者一個群體的潛力都被開發之時，我們該怎麼反應或者理解這樣的情況？
黃建宏回應道，當今社會的民主歷程裡，其實人並沒有真正被訓練獨立思考的精神與能力。過往的民主訓練往往情感先行，人們被感性說服，接著接受結果。激發一己潛能可能是現在的一種潮流，且往往是在情感高張、高強度的起伏變化下達成的，這個當下甚至有「被操控」的感覺，於是我們不禁想問：「那麼我們是被操控，還是真正發現了自己？」這是今日難以被處理的提問。
瑪莉娜在《瑪莉娜：巴西幻之旅》中曾說：「我一直在想奇蹟是怎樣發生的，當你毫無希望，已沒有任何可損失，沒有其他機會，幾乎走到盡頭，盡頭只有一件事在等著你。你必須有信心，有信心就不會有痛苦。」真的是這樣嗎？似乎值得我們仔細思索。
（撰文：黃令華）
參考資料：
1,〈Time Capsule: 50年前，行為藝術之母Marina Abramovic，選擇用身體揭示人性的醜惡〉
3.「關於MAI的介紹及創始」
4.〈Marina Abramović's 2020 Royal Academy Show Will Be Electrifying - Literally!〉
- 本文首發於2019.06.13 Giloo紀實影音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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