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活在暴政之下——服從還是反抗？

早前香港科技界舉辦了學習習近平思想的座談會（見上圖）。在赤化了的新香港裡，這些事情已經見怪不怪，但當這類醜陋事情是發生在科技界中，尤其使人感到荒謬與可憐。科技以科學為基礎，科技界理應是科學精神的捍衛者，即應該為自由與真理而戰。假如自由被打壓和真理被扭曲，科學亦難以健康發展。然而，獨裁者優為之的正正是打壓自由和扭曲真理，故此，科技人跪拜於獨裁者之下豈不是非常荒謬和可憐嗎？！

誠然，科技人也是人，亦要生存； 若然獨裁者控制了資源，他們能夠不低頭嗎？是的，現實是困難的，敢於或能夠站得很前捍衛理想的人從來是少數，而過程中確實有可能犧牲很大，因此，偉大的人亦從來是極少數。不過，就算沒打算做偉人，亦應該避免做太過醜陋的人吧，毋須趕著向獨裁者表忠。生活有壓力，社會亦是個大染缸，相信科技界中有些人已經被壓得和染得面目全非了，已經忘記了何謂科學精神，對做出些褻瀆科學精神的醜事不會感到羞恥，其實他們應該被逐出科學界（可惜沒有這回事）。

上圖是關於近期刊登在國際權威物理期刊，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的一篇文章，題為「Micius quantum experiments in space」（「太空墨子量子實驗」；「墨子」是指量子科學實驗衞星「墨子號」）。中國在量子通訊的某方面研究是世界的表表者，剛提到的文章便是一個佐證，否則相信也不會被登在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中。

作為華人，看到中國有如此的科技成就，理應感到高興，不過當我想到中國科學（家）在強權底下的可悲命運時，便有所保留，因為難免會產生一種想法：直的值得高興嗎？若果沒有那些弄權者把中國社會搞得一塌糊塗，中國科學有機會已經遠超現在的水平了。於一個權力扭曲一切的國度裡，科學家很難捍衛自由和真理。今天當權者喜歡你的研究時，便會給你很多資源，因為你是他們達到目的的工具；但如果某天當權者不喜歡你的研究時，科學家甚至沒有自由去討論它，也不準提及當中的真理。現代科學由西方主導是有其原因的，科學在一個重視自由和真理的環境更能健康發展。

這篇文章的導言部分是這樣開始的：

Privacy and security concerns have been rooted in human nature since ancient times. They underpin human dignity and ar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human rights [my italics]. With the exponential growth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use of e-commerce, it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to establish a secure global network. Cryptography, the use of codes and ciphers to protect secrets, began thousands of years ago. 

它一開首提到了人類尊嚴（human dignity）和人權（human rights），這個我覺得特別有趣和諷刺。為什麼呢？它討論了中國的量子密碼學（quantum cryptography）的硏究，這類高度科技性的文章一般較少用上這種字眼，而這裡亦沒有用上的必要（當然意思並非他們不能這樣表達），所以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寫呢？莫非人類尊嚴和人權是他們經常念茲在茲的事情（由於欠缺？），故此情不自禁地便這樣表達了？固然真相我不會清楚，可是作為中國科學家，確實可以是很沒有尊嚴的、沒有人權的，需要活在權力操控的陰影之下。

最後想說幾句一個特別的個人例子（以下介紹主要參考此文章），是關於一位生活於蘇聯時代的蘇聯國寶級理論物理學家，L. D. Landau（1908-1968）。Landau對諸多領域的物理學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而對蘇聯物理學的發展影響尤其深遠，存在以他命名的理論物理研究所，Landau 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

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變天之後，不少KGB（蘇聯秘密警察部門）的秘密檔案被公開了，世人才知道這位世界級物理學家與史太林專制政權的衝突的詳細情況。簡單而言，Landau於1938年被史太林政府拘捕了，被指控參與反政府活動，最終被囚禁了一年。

Landau被囚禁兩個月之後便承認自己參與了反政府活動，而有學者相信他確實參與了。史太林時代對政治犯極度嚴苛，例如處死或長期囚禁。Landau之所以只服刑了一年，應該主要是由於他的國寶級的物理學術能力。當時的一位有份量和與政府有良好溝通關係的蘇聯物理學家，Pyotr Kapitsa，向有關官員表示，他發現了一個重要的新物理現象，唯有Landau才能説明，希望政府釋放他。結果Landau獲得釋放，該現象——「超流體」（superfluidity）——數個月後被Landau嘗試解釋了，而此研究最終成為兩人（在不同年份）獲得諾貝爾獎的重要原因。

可以估計，獲釋後的Landau當然不會很自由，而是要為史太林政權發揮其具大的工具價值——參與製造原子彈和氫彈。形容自己為「科學家奴隸」（scientist slave），Landau諷刺地為他痛恨的暴政做出了傑出的貢獻，還得了兩次的史太林獎（1949和1953年），以及被授予「Hero of Socialist Labor」的稱號（1954）。為什麼他這樣賣力呢？是被暴政改變了立場？非也，而是由於Landau就是沒辦法不做出傑出的科技工作，一位Landau 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的前所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