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個想死的孩子

一場沒有了期的疫情，今年沒有了香港國際電影節。市道低迷，電影院也沒有甚麼好戲。往年電影節一日走幾場，在光影世界流連忘返，現在只有失落。唯有以去年的電影節影評來慰籍遺下。疫情下，人人自危，人人不想死，但現實裏卻有另一些青春，寧死不生。

一間廢棄的醫院，十二個少年男女以群組短訊內所附的指示和密碼，在同一天同一時間開啟荒涼已久的大門，從醫院保險箱內提取一個號碼牌，然後來到黑暗走道盡頭的病房內，有十二張標示著號碼的病床，這裡就是他們最後的安身之地......

然而，病房內竟早已有一個看來比他們更早一步死去的人躺在病床上，十二個人的自殺聚會一下子變成了「集體謀殺案」。《十二個想死的孩子》如此幽深的場景設計，哪怕沒有任何嚇破膽的鏡頭，都足以讓恐懼壟罩人心。日本導演說這種瘋狂、扭曲的人性故事從來不會令人失望，一層一層挖下去，超越極限的醜惡。

實在佩服導演堤幸彥，接近兩個小時的電影，場景都在醫院內，而當中大部分都是在少年人打算集體自殺的病房內。如此單一的場景卻沒有絲毫令人感覺沉悶，而是從細微的角落突破觀眾的視覺。到底為何厭世？為何如此不值得活下去呢？別以為每個人背後的經歷很沉重，很壓抑，很多磨難和挫折，原來可以荒謬得令人發笑。青春本是生命中最燦爛精彩的一幕，但十二個少年人的青蔥歲月何以落得如此荒涼。

集體自殺群組的召集人定下規矩，在赴黃泉之前，十二個人要再次集體表決，以表死之決心，而且必須是12對0。只是，當現場多了一個死者，一個如同破壞了群組約定的入侵者，他們每一個都成為了嫌疑人，就算死了，社會的眼目也不會聚焦於他們集體自殺上，而是他們每一個都可能是畏罪而終的殺人者。到底殺人和殺自己有分別嗎？不也是對生命的踐踏嗎？

當情況有變，當有人決心動搖，少年人以不同的方式訴說自己的故事，要說服「軟弱者」一定要死下去。他們突然間如同法庭的十二名陪審員，對「生死」作出裁決。若不能達成12對0，就要判決「生命不死」。 導演堤幸彥非常巧妙地觸碰少年自殺的禁忌，將他們置諸死地，在絕望深淵，一次擁抱可拯救一個靈魂，還是徹底地摧毀呢？《十二個想死的孩子》安排在受難節和復活節檔期上演，實在很配合，不受難又哪來重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