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工政治和網絡文化

――埃及巨變的兩大歷史指向

尚未最終謝幕的埃及巨變，提供了遠比二十年前蘇東民主化浪潮更具創造性的歷史內容。雖然進行全方位的總結，為時尚早，然而指出這場巨變最明顯的兩個歷史指向，卻並非誇張。這里說的是，義工政治和網絡文化。

一、義工政治：現代政治的第三個里程碑

提出義工政治，或曰自願者政治（VOLUNTEER　DEMOCRATIC，OR　VOLUNTEERATIC），是相對於歷史上的君主政治（MONARCHY），或曰寡頭政治，極權政治，見諸馬基亞維利的《君主論》，讓·博丹的《國家六論》；是相對於現代民主政治（DEMOCRATIC），見諸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托克維爾的《論美國民主》。從柏拉圖在《理想國》里提出的哲人政治，到中世紀教會的神學政治，教會政治，演變到西方的君主政治，再轉換為現代民主政治；從意大利城邦的君主政治起步，到托克維爾考察了美國民主以後論說的民主政治，現代民主政治由此得以定型。其間，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提出的三權分立，顛覆了讓·博丹在《國家六論》中提出的主權中心。如今，現代民主政治由於埃及巨變而進入了一個更新的時代。從埃及巨變中呈現的義工政治，繼上述兩種政治形態之後，提供了第三種形態：即是以義工方式、而不是以政黨方式，主導民主政治，從而形成全新的民主政治形式：義工民主政治，或曰自願民主政治，亦即本文杜撰的英文新詞，VOLUNTEERATIC。若將君主政治和民主政治分別作為現代政治的兩個歷史里程碑，那麽，埃及巨變中出現的義工政治，則是其第三個里程碑。

那位谷歌公司的雇員威爾·谷奈姆在（(Wael Ghonim)向公司請假投身民主運動之際，絕對想不到，他會無意之中創造歷史。不僅是谷奈姆，事實上，誰也不曾想到，歷史竟然如此日常，如此普通。谷奈姆並不想當領袖，一如他自己所說：我們當中沒有人有政治野心，我們這麽做，只是“因為我們愛埃及，埃及是我們的國家”。這可能是當年法國人讓·博丹論說主權時絕對想不到的。在現代人的普世價值觀念里，國家並非以主權為中心。人權意識一旦覺醒之後，具有比主權更深刻的國家意味，或曰祖國內涵。祖國，或者說國家，首先不是基於威權意義上的所謂主權，而是基於民眾在自由和生存意義上的人權。倘若說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乃是意在制衡權力；那麽基由人權意識引发的義工政治，則是在權利（RIGHTS）和權力（POWER）发生不可回避的沖突之時，斷然廢黜權力之於權利的任何剝奪。無視權利的權力，在民眾沒有權利意識從而使當局輕而易舉地走向極權專制的情形下，堅如銅墻鐵壁；但在覺醒的權利意識面前，再威嚴的權力都有如沙堆的城堡，可以在頃刻間灰飛煙滅。穆巴拉克從銅墻鐵壁變成沙堆的城堡，生動地提供了一個權力在權利面前倒塌的歷史事例。

被權力主宰的歷史總是故弄玄虛的，而由人權引導的歷史卻並不神秘，而是素樸可親，呈現在每一個普通人的腳底下。蘇東走向民主化的歷史時刻以柏林墻的倒塌為象征，埃及巨變的歷史景觀，則以谷奈姆所做的臉書（FACEBOOK）為標記。谷奈姆的臉書，叫做“我們都是薩伊德”(We are all Khaled Said)。

被埃及專制當局無辜殺害的薩伊德，既不是政治領袖，也不是文化精英，而不過是一介平民，一介不願屈從專制淫威的平民。這個平民的被害，激起了另一個平民的不平。於是，一場改變埃及歷史、從而影響全世界、全人類的歷史巨變，就在這個平民的不平之中，　開始醞釀。假如人們並不健忘的話，二十年前的蘇東民主浪潮，卻是經由相反的路徑，抵達的。長年積累的政治資源，在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中產生的政黨、組織、領袖，還包括反覆的宣傳，不懈的訴求。要而言之，假如說，蘇東民主浪潮的特征是精英政治，並且依然訴諸政黨政治的方式，那麽，埃及巨變的特征是義工政治，不是訴諸政黨，而是訴諸網絡，訴諸網民的響應。蘇東巨變是由地下到地面的抗爭完成的，而埃及的巨變則是從網絡到廣場完成的。

由於蘇東巨變是訴諸精英政治的民主運動，因此，必然會產生一系列的英雄偉人，承擔巨變的領袖。諸如戈爾巴喬夫，葉里欽，哈維爾，瓦文薩，等等。但埃及巨變由於無意中選擇了義工方式，整個過程沒有領袖，也沒有偉人。在血泊中倒下的是普通人，在血泊中站起來的，也是普通人。歷史，在這一刻顯得空前的樸素，不需要依仗偉人的肩膀，而是向每一個普通民眾，張開懷抱。

在歐美已有兩百多年歷史的民主政治，雖然迥異於先前歐洲的寡頭政治，極權政治，但依然帶有那種政治模式的歷史痕跡，經常需要被訴諸偉人、或者精英來達成。更不用說，英國的民主政體，還摻有貴族政治的遺風。最讓人刻骨銘心的，是當年希特勒通過選舉登上元首寶座的歷史教訓。現代民主政治的精英模式和偉人情結，骨子里是寡頭政治、極權政治遺留的歷史殘骸。即便是在美國，假設華盛頓當年突然產生相反的一念之差，那麽就很可能成為第一任君王，而不是第一任總統。經過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美國民主政治的偉人痕跡已經相當淡化。然而，無論美國的民主政體，抑或兩黨多黨角逐互相輪替的政治方式，依然籠罩在精英政治的陰影底下。美國的政治家，雖然可以起自布衣，但必須首先接受高等教育，躋身精英群落，進入主流社會。

基於這樣的歷史背景，人們可以看到，埃及巨變中所出現的義工形象，恰好給民主政治走出精英模式，提供了極大的可能性。在這場巨變中令人矚目的谷奈姆，既不同於美國的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也不同於蘇東民主浪潮中的政治精英葉里欽、哈維爾、瓦文薩等等領袖。在谷奈姆身後，沒有任何組織，也沒有任何特定的圈子，比如小布殊背後的骷髏俱樂部；或者特定的族群，比如跟隨在馬丁路德金身後的黑人族群，而他本人也無意於於扮演政治領袖，不過是為被侵犯的人權，一盡綿薄。谷奈姆接受電視台采訪時，被問及以後有什麽打算，回答：事情結束之後，還是要回去上班的。

長年以來，一直由政黨政治、精英政治所左右的民主政治，就這樣被谷奈姆無意之中突破了。人們由此突然发現，原來，公眾性的政治人物，可以不是職業的，而是業余的；可以不是專門挑選出來鍛煉出來的，而是臨時站出來盡一盡義務的。換句話說，在緊要關頭無意中承擔了重大歷史使命的風雲人物，並非是什麽特殊材料做成的什麽黨人，而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公司雇員。

這種從精英模式到義務擔當的轉換，極大地拓展了民主政治的可能性空間。一個投身歷史創造性時刻的政治人物，不需要自我訓練和長年培養，不需要家族背景或者族群支持，不需要經風雨見世面，不需要千錘百煉，不需要具有一呼百應的英雄氣概，不需要具備天降大任的偉人品性，而只消抱有一顆略盡綿薄的平常心就可以了。這意味著，在歷史的緊要關頭，人們毋需像以前那樣期待著出現偉大人物，出現領袖人物，因為每一個普通人，都可能成為改變歷史的要角或主角。由此，英雄創造歷史的必然性，完全被普通人隨意現身的偶然性所取代了。過去那種極其虛幻、十分虛假的人民創造歷史神話，如今成了非常真實、相當平凡的日常人生。

除了上述特征之外，還必須強調和指出的是，義工政治的另一面，是迥然不同於歷史上窮人造反、造反有理，暴力革命、革命無罪之類的政治運動和政治方式。首先，義工政治的根本宗旨，是捍衛被侵犯的人權。雖然這樣的捍衛，會導致專制獨裁者的倒台，但本意並不在於推翻打倒。其次，義工政治的參與者，不以貧富為轉移。因為這不是窮人對富人的反抗，也不是富人對窮人的壓迫，而是毫無奪權意識、毫無搶占之心、毫無占有心理的人道主義奉獻，德蘭修女式的善舉義行。義工政治不會遵循造反有理的邏輯，而是不求生存利益的自願服務。同樣道理，義工政治也不會選擇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道路，因為義工不求權力，不要天下，不坐江山。義工政治即便出現政權移交的結果，也不會訴諸暴力，追求暴力，而是遵循理性的方式，遵循和平的方式。

義工政治的這種特征，源自於義工政治參與者的愛心和慈悲心，而不是暴力造反通常基於的仇恨和嫉妒心。當谷奈姆被當局指責背叛祖國的時候，他如是回答：“假如我要‘背叛祖國’的話，那我為什麽不繼續留在阿聯酋、在自家的遊泳池里休息？！掙一份不錯的工資、繼續升遷？！人雲亦雲、任國家怎麽搞？！”這位谷歌公司的雇員還告訴電視台主持人，和他一起主辦Facebook上一個網頁、或者說是平台的其他人，個人情況，至少是從物質角度來說，也都不錯，不少人都有房子、汽車，其中一些人甚至非常富有。但是，他們為什麽要參與、協調大規模抗議呢？他說，我們當中，沒有人有政治野心，這麽做，只是“因為我們愛埃及，因為埃及是我們的國家。”

由此可見，正如埃及巨變是從谷奈姆那句“我們都是薩伊德”起步的；在任何一個專制國家里，民眾倘若想要實現民主政治的夢想，都可以從“我們都是谷奈姆”開始。谷奈姆由此成了一個象征，象征著民主政治步入了義工政治的時代；一個極富歷史內涵的隱喻，隱喻著歷史的創造其實就像日常生活一樣樸實。民主政治在古典意義上的英雄時代，結束了。

二、美國可能產生不領薪的義工總統

作為現代政治史上第三塊里程碑的義工政治，還有一個重要特征則不是在於歷史的轉折關頭，而是在於日常的管理層面。也即是說，假如歷史的巨變可以由義工承擔，那麽，日常的民主政治操作，是不是也可以訴諸義工模式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作為這個答案的現實例證，便是紐約市長布隆伯格；數年以來一直以義工的方式，擔任市長職務。這位紐約市長給自己規定的年薪是一美元。

布隆伯格從來不張揚這樣的義工方式，而美國民眾也司空見慣似的不以為奇，至於美國學府里的一些人文教授，更是對此不屑一顧，甚至可能會看成是富翁作秀。然而，假如把布隆伯格的一美元年薪和埃及巨變中的谷奈姆現象聯系起來考察，就會发現，這恰好可以拼成一幅完整的義工政治的未來圖景。

正如谷奈姆無意中提供了在歷史緊要關頭如何創造未來的義工政治模式，布隆伯格也同樣以無心插柳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了義工政治的另一幅前景：以志願者的身份，擔任政治首腦。試想，假如布隆伯格將來競選美國總統，並且成功入主白宮，那麽就很可能成為美國歷史上、也是整個人類歷史上，第一位不領薪水的總統。從不領薪的市長，到不領薪的總統，這在布隆伯格僅一步之遙。假如這一步能夠實現，那麽，與埃及巨變中的義工政治相應，這世上有了義務執政的政治首腦，從而使權力（POWER）因為在位者的義務方式而得以消解其威權意味，從而加深服務於社會的涵義，加強服務於公眾的功能。

當比爾蓋茨和巴菲特為捐獻財富而呼籲奔走時，布隆伯格在紐約市長的任上，悄悄地為消解權力的威權意味，鋪出了一條通向未來的坦途。人間世最具誘惑的兩大要素，金錢和權力，在被美國的富人領袖同時推向世俗世界的邊緣。假如聯系到比爾蓋茨是微軟的創始人，聯系到谷奈姆是谷歌公司的雇員，那麽未來的那條歷史圖景地平線，就會極其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面前：網絡文化。

三、網絡文化：義工政治的歷史背景和人文底蘊

顯而易見，埃及巨變的兩個主要當事人，薩伊德和谷奈姆，都是網絡時代的普通人，也是網絡時代的文化人，假如可以把網絡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化來定義的話。無論在意大利的城邦時代，還是法國大革命的浪漫時代，抑或美國獨立戰爭的草創時代，乃至馬丁路德金的民權時代，甚至蘇東巨變的葉里欽、哈維爾、瓦文薩們的民主化時代，假如要讓這樣兩個人成為改寫歷史的公眾人物，都是不可想像的。這不是他們太普通，而是在那些已逝的時代，人類還不曾擁有網絡文化。

從高科技文明中產生出來的網絡文化，是以人與人之間空前溝通為特征的。這種特征，與專制極權天然相克。專制極權習慣於壟斷信息，獨占資訊，制造大量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從而戴上形形色色的神秘面具。在一個專制社會里，所謂重要人物，都是擁有秘密的神秘人物。有沒有秘密，成為權貴和平民的重要區分之一。網絡文化打破了權力當局對資訊的壟斷，網民的人肉搜索，又使見不得人的權貴秘密，越來越難以隱藏。而也正是對秘密的壟斷和反壟斷，或者說，是將秘密關進黑箱、還是要把秘密放出黑箱的沖突，構成了埃及巨變的導火線：警察威逼薩伊德交出錄相帶，薩伊德拒絕；警察因為薩伊德的拒絕，將他殘害致死。

在一個前網絡文化的專制極權國家里，民眾被權力壟斷的媒體不斷洗腦：要無條件服從，不可以對當局說不。沒有網絡的民眾，很容易被極權當局愚弄，從而成為愚民。然而，網絡文化興起之後，不費吹灰之力，就自然而然地打破專制當局之於知識和資訊的壟斷。網絡既是圖書館，又是資料室，更是不需要任何場地的讀書會，交流會。知識就是力量，資訊讓人見多識廣，讓人閱世見世面。

網絡帶來的信息爆炸，造就了一種空前輝煌的人文景觀。在網絡上流連忘返之際，諸如自由、尊嚴之類的人之為人的普世價值，就會不知不覺地滲透到網民網友網蟲們的內心深處。網絡文化的人文熏陶，是潛移默化的，是春風化雨、潤物細無聲的。為什麽六十年代的中國知青，會為了一根木頭跳進激流白白送掉性命？為什麽二0一0年的埃及青年薩伊德，敢於面對警察淫威，寧死不屈？答案很簡單，前者活在前網絡文化的愚昧時代，並且被扔到刀耕火種的野蠻情境下，最後成為莫名其妙的烈士，有如中國古代自殺被殺的節婦烈女。而後者活在高科技的網絡文化時代，知道捍衛自己不可侵犯的尊嚴。知識就是力量，在網絡時代進一步變成了：上網，意味著尊嚴，意味著人之為人的覺醒。

為什麽一上網，尊嚴就已然在其中？因為平等。如果說，平等在前網絡時代，僅僅是一種觀念；那麽平等到了網絡時代，就成了不言而喻的形式。過去有人发現藝術是有意味的形式，如今人們可以发現的是，網絡是有形式的意味。專制與等級是同構的，等級必然導致專制，專制肯定以等級為秩序，為底座；與此相反，網絡則是平等的天然形式，網絡不分男女老少尊卑貴賤，向所有人提供共同的平台。一個再無知再自卑的人，只要一上了網，平等感就會油然而生，自信心就會由此確立。

平等是尊嚴之母，尊嚴是平等之子。一個平等待人的人，必定是有尊嚴的人。反之亦然。網絡不是寶塔狀的，不是等級制的，而是平鋪四展的，互相連接的，四通八達的。網民沒有高低貴賤，網上沒有強權霸權話語權。過去有說，猿人是由於直立，大腦開始向人腦進化；如今可證，世人是因為上網，尊嚴不需要開導不需要賦予，就自然會在內心深處確立，生根，发芽。就此而言，網絡文化興起之日，便是專制極權壽終正寢之時。

由此可見，埃及警察與薩伊德的沖突，是專制機器與網絡文化的交鋒。在一個前網絡時代，警察殺害平民，專制當局不會遭到如此巨大的反彈。但在一個網絡時代，這樣的案件，馬上成為引发巨變的導火線。因為網絡，既是一個看不見的組織家，又是千萬個聚會集會的無形場所。人們在前網絡時代通常聚會的地方，是酒吧、咖啡館，沙龍，俱樂部，議事廳，會場廣場，等等；而網絡文化卻把所有這些場所，通通組合到網上。並且，還帶有通話、警報、消息傳遞、集會通知等等諸多功能。網絡還省卻了宣傳、鼓動、動員之類的傳統手段，一條消息发布出去，所有的動員，盡在不言之中。一句極其簡單的話：我們都是薩伊德，勝過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宣傳家鼓動家的最激動人心的演講。現代藝術，因為回到了初始，而魅力獨具；網絡文化，由於去掉了煩瑣的枝枝蔓蔓，讓一句最簡單的話，造就了歷史上最樸實的民主政治形式：義工政治。

一個薩伊德，固然是渺小的；但作為網絡一份子的薩伊德，卻是強大的。埃及警察在毆打薩伊德的時候，不會意識到，他們在侵犯薩伊德尊嚴和人權的同時，一不小心，觸犯了網絡，冒犯了網民。網絡一啟動，網民一動員，不僅施虐的警察要遭到懲罰，警察背後的整個專制當局，也要隨著一起倒台。埃及巨變，既是人權的勝利，也是網絡文化的奏凱。

網絡文化天然獨具的眾生平等，一視同仁，又會非常有效地消解因為宗教信仰而產生的諸多隔閡和歧見。捍衛人權的普世價值，成為有著不同宗教信仰背景的埃及民眾的共識。一月二十五日的遊行集會上，抗議者曾經如是說：“不管你是基督教徒，還是穆斯林，還是無神論者，你都得要爭取自己的權利！不管怎麽樣，我們一定要爭取到屬於我們的權利！我們不會就這麽沈默下去！”

盡管埃及民眾在取得勝利之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盡管埃及的政局變化，依然前途未卜，但埃及巨變所呈現的兩大歷史指向，義工政治和網絡文化，卻已然昭示了世人，尤其是昭示了仍然掙紮在專制極權底下的民眾：歷時二百多年的現代民主政治，將會有一個什麽樣的走向，將會呈現什麽樣的未來圖景。這應該是可以確定的。

二0一0年二月十五日寫於紐約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