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賀淑芳的介入書寫
美國作家、公共知識份子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同時：小說家與道德考量〉（收入《同時：桑塔格隨筆與演說》At the Same Time）裡談論小說家的任務：嚴肅的小說家對文學和社會負責任，思考道德問題──公正與不公正、更好與更壞等，在敘述作品中喚起共同人性。嚴肅即不要犬儒，但不排斥有趣；思考道德問題並非直接說教，而是刺激讀者的想像力，培養道德判斷力。
「不可讓全心奉獻的行動份子喧賓奪主，蓋過全心奉獻的文學僕人──無可匹敵的講故事者。」桑塔格如是說。
一旦小說家作為一種道德力量，在思考道德問題時，也就同時介入世界，回應世界。馬華作家賀淑芳在兩部短篇小說集《迷宮毯子》和《湖面如鏡》展現的介入書寫，可說是回應了好些我們熟知的社會議題，更開闊地說，是回應了人與世界如何共存的問題。
《迷宮毯子》收錄了令賀淑芳名聲大噪的〈別再提起〉，寫華人改奉伊斯蘭教而死後遺體被家屬與宗教局爭奪。劫匪搶去存放小說初稿的手提電腦，不得不〈重寫筆記〉。煙霾重重而〈消失的陸線〉。〈像男孩一樣黑〉的被性侵少女。精神病患在街頭徘徊寫下的〈創世紀〉。這些情境，我們都在新聞和日常生活中遇見了，賀淑芳揀選了我們熟悉的材料，卻用獨特的技藝呈現。
《迷宮毯子》裡篇幅較長的〈黑豹〉，由始至終都驚心動魄。夢魘、記憶與現實相互交錯，一時是馬共成員，一時是馬共成員的後代；豹變成人，人變成豹。主角工作的報社被收購了，豹／報變了，高層遭開除，拒絕簽名聲援的報社工會主席後來被黑豹咬噬慘死。黑豹吃人，主角吃掉自己。豹變了，獵物尚有機會逃亡；報變了，良知要逃到哪裡？或者，吃掉良知？
然而，報社裡高層權力鬥爭，乃至收購事件，都是以男性為中心，〈黑豹〉在性別意識上也就無所突破。林宏偉（或馬馗）縱慾於黃碧雲的肉體，而黃碧雲是柔弱的被動者，卻也是追蹤馬馗多年的黑豹化身。女人是魅惑的源頭？是吃人的妖獸？相較而言，二十幾年前商晚筠的〈暴風眼〉（收入《七色花水》）以茅草行動後報社被查封為背景，塑造了女記者與高層對抗、勇敢強悍的形象，可謂「進步」。
《迷宮毯子》和《湖面如鏡》相隔兩年出版，各篇小說的初稿和完成時間卻是互有重疊，因此不能輕易斷定賀淑芳的技藝或思想隨時間更遞而有所變動。不過，許是有意為之，《湖面如鏡》各篇作品在題材上有一共同點：敘述這國土上女人的故事。
〈夏天的旋風〉描述馬來西亞女人成為臺灣家庭繼母後，與丈夫和繼子女之間的疏離。口音有差異，非親生，造成了情感上的隔閡，和彼此相待時的客氣。丈夫在身旁卻感到孤獨，〈箱子〉裡的雜貨店頭家已沒有丈夫，也是孤獨的。「孤獨非常可怕，像冥冥中註定，未來看不出有什麼轉機。」而〈牆〉裡的安娣也與丈夫疏離，她大多時間獨自待在廚房，最後還在廚房裡睡覺，具體實踐了女人以廚房為天地。這些女人孤獨，也不被理解。
〈天空劇場〉對孤獨狀態有極致而詼諧的描繪：「『同住在一間屋子裡，妳裝著看不到我，我裝著看不到妳。有東西被搬走了也裝著不懂是誰搬的，窗口破了不曉得是誰弄的，房間有人闖進來，抽屜被別人翻過，衣服不懂被誰剪破，鍋裡的雞湯加了料變成清潔劑湯──整間屋子活像在鬧鬼。』『就算是這樣，』媽媽說，『生活也要繼續過下去。』」
生活也要繼續過下去，循環往復，彷彿永無止境。〈小鎮三月〉正是這般幽閉恐懼症式的等待果陀，或俗稱鬼打牆。同一個男生每天出現在同一家小鎮旅社，入宿，第二天退房後，下午三點再出現，卻每一天都像新來的。從外地來幫姑媽掌櫃的翠伊眼見這狀況，只能一再等待、跟蹤，卻無法阻止。「這是個沒有未來的地方，每個人都死氣沉沉地住在這裡。」就像小鎮上的女人們困守在幽閉的空間裡──具體的及抽象意義上的空間，走不出去。
〈湖面如鏡〉、〈Aminah〉和〈風吹過了黃梨葉與雞蛋花〉三篇作品可視為一體，敘說女人在保守國度和宗教壓力下的雙重抑鬱。〈湖面如鏡〉說兩位大學講師的遭遇：一位講師讓穆斯林學生在班上朗誦同性戀詩人的作品，因而被校方警告；另一位在班上評議伊斯蘭教對女性不公，且被人看見拿取可蘭經的方式不對，因而不受校方續聘。〈Aminah〉裡的華裔穆斯林後代阿米娜申請退教不果，被迫入住宗教局的康復中心（其實是拘留及改造叛教者的監獄），最終逃離了。〈風吹過了黃梨葉與雞蛋花〉裡的阿米娜也要逃離康復中心，「我要在一個遠遠的地方像孩子那樣重新出世，我要自己生下我自己」。
一批女人鬼打牆地走不出困境，一批女人嘗試逃離拘留地，在她方重生。那些心理轉折，那些微妙的情感變化，種種細節，賀淑芳用心刻劃，那都是女人自己熟知的細節，也造就她的小說動人之處。《迷宮毯子》書腰印有這麼一句：「黃錦樹所極力讚譽、認為是最成熟的馬華女作家！」這句話的潛臺詞恐怕是：馬華女作家是低一級的，不能與馬華男作家同比。我以為，論小說技藝和視野，賀淑芳比馬華男作家優秀許多。
賀淑芳小說的視野高度，在於介入及思考的方式。如李有成在〈緘默寂靜的聲音，震耳欲聾的抗議──賀淑芳的議題小說〉（《湖面如鏡》附錄）所言：「賀淑芳的小說正好印證文學是個事件，由於文學具有指涉性，我們也因此不得不透過文學面對，思考，乃至於解決人的生存困境。」這也就是小說家／文學僕人／講故事者的任務。
*本文原刊於《燧火評論》，2014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