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鬼子：中国反日主义的状况与局限

作者：荆子馨 (Leo Ching)

译者：张行

2005年的中国反日游行以其普遍的可视性（visuality）与虚拟性（virtuality）开创了中国的大众民族主义(popular nationalism)新纪元。在都市景观（cityscapes）和赛博空间（cyberspaces）里，各色情绪——不满、狂怒、妒忌、甚至愉悦——喷涌而出，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其中的情感、激情、希望和纯粹的喜悦，并辨明出某些更令人担忧的大众民族主义情绪之形式所具有的力量。本篇分析中日关系的一个实例：即，在晚期中华中心帝国(late-Sinocentric imperium)、新帝国主义(high imperialism)、社会主义民族主义（socialist nationalism）和后社会主义全球化(post-socialist globalization)这四个历史时期下，中国大众文化中的“日本鬼子”蔑称。我想提出，尽管这个“憎恨词语”表演出认同的情感政治(affective politics)——源自无可逃避的帝国主义创伤——它终究不能建立一种和解的政治。我认为中国的反日主义，与其说是针对日本，毋宁说是针对中国的自我形象，该自我形象受到现代史进程中中日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影响。

关键词：反日主义；日本鬼子；情感政治；民族主义；大众文化；中国

2005年，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反日游行以其普遍的可视性和虚拟性开创了反日主义新纪元。大规模群众集会经由无线电波被广泛地播放，被上传到油管（YouTube），在万维网上被制成视频；示威是通过手机来组织动员的，并在论坛和聊天室引发争论。即便在中国官方压制游行以后，博主们（bloggers and vloggers）仍继续发布关于反日运动的观点、音频、视频。视觉与虚拟网络上的支配优势将关于中国人的狂热、暴怒的场景和图片展示给日本。日本的视频新闻报道了一位开日本车、满面泪痕的中国女人，示威者们——多为年轻男子——投她以鸡蛋和咒骂。她乞求群众放行，此时，摄影镜头移到她后车窗上“抵制日货”的小贴纸。网络上数千张随机图片，其中之一展现出一个骑坐父亲肩头的男孩，他紧握玩具枪，背景处飘舞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横幅。另一张照片，一个男孩抱着一副海报，上书“勿忘国耻！”一段混合说唱音乐、卡通和南京大屠杀惊悚照片的视频，力劝每个中国人杀光日本人，以雪国耻。

2005年的示威游行，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主要因为中国政府坚决要求抗议活动不得失控、不得对中日双边关系造成无可挽回的破坏。然而，对于思考普遍的政治示威以及特殊的中国反日主义，2005年的事件提供了若干新的范式。首先，在网络和新媒体的时代，政治运动必然是多层次的——本土的，民族的，区域的，乃至全球的——且运动的结构是根茎式的(rhizomic)、分散的，而非分等级的、集中的。多媒体和移动技术，譬如电脑、手机和摄像机，不仅能在传统意义上进行记录，而且能以不可料、无意识的方式对事件进行后期处理、传输、以及再指意（re-signify）。博客、聊天室、视频游戏，都成为政治斗争的新场所，在那儿，挑衅的言论、中伤的图片、模拟的杀戮被交互地生产、流通、和消费，“意图”、“真相”、和事实遭到无视与搁置。第二，不同于绝大多数学生领导的、聚焦于80年代日本教科书争端的、并局限在大学校园的反日示威活动，2005年的事件由新兴的中国中产阶级动员和参与，发生在被高楼大厦、购物广场、开阔的林荫大道所环绕的主要中心城区。这些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新形象，与多数日本人视中国为不发达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刻板印象在根本上不一致。2005年事件将中国形象化，打破了巩固于战后日本的中国印象。正如沟口雄三所言（2005），实际存在的中国与日本的中国印象之间的分裂，指明了一个历史事实：日本与南方世界（global south）间没有共同的经验，它对亚洲人的印象彻底过时了。第三，在都市景观和赛博空间里，示威者们的各色情绪——不满、狂怒、妒忌、甚至愉悦——喷涌而出，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其中的情感、激情、希望和纯粹的喜悦，并辨明出某些更令人担忧的大众民族主义情绪之形式所具有的力量。就像辨明政治运动的解释维度一样，辨明其情感维度即是承认从记忆和创伤到激情和愤怒的转变，承认历史事件是如何在人民的大众意识中被重组（re-membered）(不止是被记忆)的转变。简而言之，对地缘政治的分析、理解和理论化必须同生命政治（the biopolitical）相结合。

批判殖民研究提醒我们注意众多文化技术——图像、语言、技术、分类等等——或是大卫・斯普尔（David Spurr）（1993）所说的“帝国的修辞”，其作为殖民话语，建造、巩固、并保持被殖民化、被帝国化之主体的自卑心态。引来较少学术关注的是，被殖民者通过表演“激愤的演讲”（excitable speeches）来反抗压迫者，或者，利用煽动的图像以再现殖民者的野蛮或提醒历史上的暴力与恶行。我想提出，尽管这个“憎恨词语”表演出认同的情感政治(affective politics)——源自无可逃避的帝国主义创伤——它终究不能建立一种和解的政治。我认为中国的反日主义，与其说是针对日本，毋宁说是针对中国的自我形象，该自我形象受到现代史进程中中日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影响。

“鬼子”在中华帝国

和“小日本”一样，“日本鬼子”兴许是中国大众话语中最随意、最经常被使用的习语之一，它居高临下地指代日本人。它是一项宣言，政治与社会意义上颇为有效，这正在于它是易激的，能唤起鄙夷、贬损、仇恨、嫉妒的情绪。然而，不同于仇恨言论（其身份认同是将名称或语言强加于保持从属惯例的他人），这些反日的詈词试图推翻中日对抗中的屈从地位（至少是象征性地）。在此意义上，“小日本”和“日本鬼子”主要不是针对日本或日本人，相反，它们激发起仪式化的背景，那种背景证实（或重申）了中国和中国人对于一种低劣、野蛮的日本和日本人印象的优越性。正如当今对日本大众文化的全球消费，消费的不是作为身份的日本，而是消费者脑海中所唤起的日本印象，反日主义更多讲述了反日宣言的主体位置，而非日本本身（Ko，2013）。就此而言，这些诋毁的论述（reference）只能构成内部对话；其激情与情感在一个封闭社会中被仪式性地生产、流通与消费。（当中文说话者突然意识到他们的日本受众事实上懂中文时，此种内部论述常常伴随着尴尬而瓦解。）

“鬼子”脱胎于词语“鬼”，“鬼”表示幽灵或死后的灵魂，也暗示着未知的怪物这一观念。“鬼方”或“鬼国”意指“野蛮人”栖居的、遥远的和外国的领土。在其现代形式中，“鬼子”作为蔑称被广泛用于称呼新帝国主义时期（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的外国人。在清代，它主要指跨海而来的西方人，正如“洋鬼子”（外国魔鬼）这一习语所指派的。在此，需要表明“中国人”／“鬼子”的区分是依据前现代制图学中“文明”与“野蛮”的差异（华夷之辨），这种差异和关于种族分类的现代西方殖民等级不同。为求霸权，帝国的中华中心主义更多是基于一个文明话语，然而，帝国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为了教化使命，则是基于一个种族即合法性的话语。当日本侵略中国本土时，日本人成为人们所熟知的“东洋鬼子”（东方的魔鬼）和“日本鬼子”（日本的魔鬼），区别于“洋鬼子”或西方的魔鬼。只有在抗日战争及其胜利的期间，“鬼子”成为“日本人”的同义词，并且时至今日依然是个流行的嘲弄，用来反对日本和日本人。

然而，日本人并非总是被视作极恶的，即便是在日本侵华时期。恰如武田雅哉（2005）所展示的，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国人更倾向于将日本人描述为“倭”，因为“倭人”（为奴之人、矮小之人）和“倭国”（为奴之人的国土、矮小之人的国土）早在公元一世纪便被纪录于中国古典文献。再次强调，此处自我与他者的区分不是根据民族国家或国民的现代概念，而是由中华中心主义的“华夷”宇宙学决定的。据武田论述，大约公元十世纪，关于日本的官方话语，命名从“倭”转移到更为地理导向的名称“日本”、“日本国”和“东瀛”。只是当中日战争开始，“倭”顺利归来，用来称呼中国的东方敌人。尽管武田未曾讨论“倭”在中日战争期间复兴的原因，人们可以主张这构成了维持地区秩序的中华中心模式的一项傲慢尝试。在武田的研究所依赖的点石斋画报中，清军虚张的（propagandistic）优越性与日本的文化低劣性证实了维持中华帝国内秩序的假象的欲望，这种秩序自鸦片战争后解体并于甲午战争后彻底崩塌。待到抗日战争，“倭”几乎完成从大众词汇中消失了，并被“鬼子”和其他诸如“侵略者”、“敌人”、“日寇”之类的“现代”修饰词所取代。我想提出的是，甲午战争期间用以称呼日本人和日本的“倭人”和“倭国”这种具体名称，起到了从中华帝国到基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殖民帝国的过渡阶段的作用；并且抗日战争时期“鬼子”的出现，预示的不仅是关于日本和日本人的具体现代概念，而且是中国的想象的共同体。简而言之，如果说“倭”意味着一个中国宇宙学内部对日本（屈从）地位的中华中心的理解，“鬼子”则表示着那一世界观的终结以及中国心照不宣地意识到自身在新近重构的现代帝国主义体系下的（屈从）位置（positionality）。“倭”已变得不合时宜。

“鬼子”在抗日战争

陈独秀在他的1937年的演讲“抗日战争之意义”中宣称，“抗战不是基于一时的感情，而有深长的历史意义”（1937）。他将抗日战争放置于现代中国历史的一系列革命探索当中：从李鸿章的自强运动到康梁的戊戌变法，从孙逸仙的辛亥革命到北伐运动。更进一步，陈以全球帝国主义为背景界定了战争的历史重要性，并在战争的对象上区别开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与日本人民。他写道：

“此次抗日战争，不是基于一时的感情，也不是由于民族的复仇，更不是为了正义、人道、和平，这些好听的空洞名词，而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战争之对象，虽然只是日本帝国主义，亦仅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而不是日本人民，因为压迫束缚我们的，亦非日本人民，而是帝国主义的日本军阀政府；战争之历史的意义，乃是脱离帝国主义之压迫与束缚，以完成中国独立与统一，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之机会。”（p. 5）

对于陈，战争不该被理解为一场南京大屠杀中的政府与东京的政府之间（译者注：作者原文为“governments in Nanjing Massacre and Tokyo”，在陈独秀的演讲中则是“”南京政府和东京政府）的较量，而应是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这要求动员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也会使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无法继续压迫中国人民。从陈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视角出发，将帝国主义者与同样深受帝国主义之苦的普通民众区别开来至关重要。当然，周恩来总理后来在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外交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中知名地重申了这一区别。

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普通日本民众的区分也可以在发行于抗战期间的所谓的抗日连环画中发现。与日本兵龅牙髭须的漫画形象相伴的是，连环画也有描述旷日持久的战争带给日本人民的灾难，譬如，紧张的食物配给，阵亡士兵骨灰的回归，以及普通民众的牺牲。许多连环画着重表现日本军国主义邪恶的、剥削的本质，还有走向穷途的日本人民的苦难。作为与战争相关的视觉媒体，抗日连环画强调了在中国人民抵抗之下，日本军事行动的最终厄运。不言而喻，中国人民的形象是英勇顽强的，唯一的例外是通敌者，他们是贪得无厌、卑劣如狗。

如果敌人被明确定义为日本帝国主义者而非日本人民，那么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日本士兵。正是在敌方战斗人员可被识别的背景下，抗战期间的流行歌曲才能清楚说出谁是他们的敌人（Sun 1995）。就如上述提到的连环画一样，听觉媒介流行歌曲在战争动员上扮演重要的情感与政治角色。进行曲伴随爱国歌词，讴歌着中国人民的历史以及他们的斗争。这一时期，大部分歌曲都在颂扬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呼吁人民奋起御敌，赞美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宣告新中国的曙光，诸如此类。亦有歌曲专门针对日本人。这些歌曲中，日本人被称作“敌人”、“鬼子”、“日本鬼”、“日寇”、“日本帝国主义”、 “小东洋”、“小日本”、“日军”和“侵略者”。在所有针对日本人的煽动性论述中，“鬼子”和“日本鬼”唤起了许多和消灭日本人直接相关的情绪与激情。在歌词，比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把日本鬼子赶出我们的领土”、“杀鬼子，砍脑袋”、“和鬼子血战到底”之类，“鬼子”——不仅仅只是敌人或日本军队——在消灭魔鬼的行动（真实的或想象的）中，激发起愤怒和激情。与“日本帝国主义”或“日军”在一些赞美中国军队坚韧、勇敢的歌曲中被唱出相反，“日本鬼子”激发某些针对日本士兵的暴力。从抗战时期的抗日连环画和流行歌曲中我们可以作出结论，伴随之后发生于中国大陆的战争，“倭”这个帝国术语让位给对日本军队和帝国主义者的更具体的名称。在全球帝国主义的背景下，“鬼子”一词出现，随同着其他附加有和死亡政治紧密相连的情绪与感伤、用以形容日本军国主义的詈词。然而，注意区分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者，该观点在社会主义时代仍然持续。

“鬼子”在社会主义想象（imaginary）

战后的社会主义时期，抗战的记忆在中国共产主义国家的合法化方面依旧鲜明而重要。抗日战争对于全球反帝斗争和中国的统一至为关键。这一成就正是共产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所宣称的，中国人民百折不饶精神的高峰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象征。对共产党而言，经过与日本人、民族主义者多年对抗后，抗日战争对于建立自身的合法性极为紧要。一些基于抗日斗争主题的流行电影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制作并且广泛流传。这些所谓的抗日电影表面上再现了共产党人与日本人的斗争，以此讴歌游击战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换句话说，抗日影片关注的并非日本，而是当代形态（contemporary formation）下的中国国家。此外，尽管这些影片随意地以“鬼子”和“日本鬼子”来指代日本人，它们倾向于将日本鬼子塑造为刻板的、滑稽的形象。这些角色可笑不可畏。他们的死亡是夸张、甚至滑稽的，以求招来观众的笑声，而非我们在真实的抗战中所见的的愤怒。漫画式且时而荒谬的再现让人民能够将战争的创伤（trauma）付诸一笑（Xu 2007，p.66）。

将背景设置在抗日的高潮中，经典电影如《地雷战》（1962）和《地道战》（1965）歌颂了社会主义价值，包括集体主义、民粹主义、性别平等、自力更生以及游击战术。如片名所示，寻常百姓，通常为村民和农民，以朴实的方式利用当地的技术和景观 ，好比拿女人的长发来触发地雷，或是挖掘和打通单个的地下隧道来躲避、破坏日军。人民的斗争被八路军补充和强化，进而巩固了寻常百姓和共产党员的协调与合作。正是这种通力合作使得中国的抵抗最终击败了装备更佳的日本帝国主义现代军力。

这些电影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中国通敌者的存在。叛徒（“汉奸”或“走狗”）是在中国人中划分“良善”与“邪恶”的关键。他们持续充当消极的再现，是正面描绘的英雄主义中国主体性的反面。叛徒角色也被用来表述日本人的想法，传达他们的命令。

典型且显著地，电影所再现的“鬼子”是一支试图攻击村庄、奴役村民的部队的队长或指挥官。这些日本人物是最早出现于抗战漫画中的凶神恶煞、专横、狡诈形象的衍生物。他们用无法理解的日语咕哝不休，将日本帝国主义的整体性（totality）人格化。如预期的那样，指挥官们将在影片末尾丧命，而观众们欢庆中国人民的英勇胜利。十分有趣，日本恶徒的归天总是以一种幽默——如果不是荒谬——的形式。两部电影中，他们均不是由个体士兵所杀，而是通过想象的集体努力。结局伴随行军乐曲，庆祝战胜日本人。在这些音乐里，日本人被单纯地称为“侵略者”，尽管“鬼子”是对话中的习惯用法。

《地雷战》的最终幕，中野队长逃脱，他的马被一名女战士射杀了。在进入村庄的唯一一条道路旁，他被一块刻着“镇妖石”的巨石绊倒。然后，他看到一块高高的木板，上书“侵略者之墓”，又看见炸弹的幻影如鬼魂一般萦绕他。当他疯狂挥舞佩剑、试图挡开炸弹时，他被炸死了。伴着庆贺人民群众用创造与坚韧战胜侵略者的凯歌，镜头随后切入战场。相似的命运降临在《地道战》中的日本队长身上。被游击队战士围困在一个巨大洞穴之后，他被多次要求放弃武器，一把典型的武士刀。队长拒绝了，接着我们听到一轮子弹射击的声音。之后场景切换到旷野，那儿主角们逮住了他，让他见证中国人民的胜利庆典。振动的音乐鼓舞着人民对抗侵略者的勇气，战斗场景随之而来。这儿有一点非常重要，导致日本人邪恶的单数的（singular）再现的消亡的，是中国人民集体的勇气与创造力。通敌者通常是被可辨别的中国人物消灭，而与通敌者的灭亡相反，日本鬼子必须象征性地由集体努力来斩除。

通过滑稽模仿日本鬼子，关于抗日战争的英勇、正面的记忆得以建构。对日本军事领袖的滑稽、荒诞的描绘只为加强对集体共产主义努力的得意的、高瞻的性格塑造（characterization）。在社会主义的国族建构时期，这些“鬼子”仅仅是为了支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韧劲与才干。就中国人而言，二战的历史即抗日的历史，而且在经历数个世纪的“民族屈辱”后，这段历史对中国人民的自我形象至关重大。战争代表了新旧中国的转折点，迎来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爱国斗争，揭示了中华民族团结的重要。它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因为是世界反对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Dirlik 1991, p. 51）。

“鬼子”在后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抗日战争的积极历史逐渐让位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中国的牺牲的消极历史 （Callahan 2007, 2010）。抗日成为战后冷战时代下中国团结与共产主义合法性的标志。然而，七十年代以后社会主义经济迅速解体，需要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来应对由于中国在后社会主义全球化时期拥抱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不公平和不满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迹象表明后毛时代改革遭遇到一些困难，而民族主义情绪给重振以发展为目标的奋斗提供了一种手段。与日本在教科书与靖国神社争议中感受到自身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不对称一道，中国大众民族主义出现，承载着更多中国苦难的情感，苦难在南京大屠杀间达到顶点。社会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过渡成为平衡协调国家的默许与人民日益高涨情绪之间的一部分。因此，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反日主义既是为了遏制新兴的日本民族主义，亦是为在广泛改革与大众不满之后合法化国家权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反日主义游行通常采取学生抗议的形式，并主要限制于大学校园。2005年的抗议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爆发，而且通过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来动员与维持。互联网和手机等移动设备日益日渐成为重要的政治活动的重要舞台，此即所谓网络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但这也成为发展型国家中经贸、交流、娱乐和激进行动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其无政府的（anarchic）特质、非线性的结构、相对开放且跨国的属性，至少在理论上允许任何有访问权限的用户就地方问题或全球事务发表他们的政治观点。然而，技术是社会性的，尽管其机制看似中立和普遍，技术是由用户们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所多重决定的（overdetermined）。互联网激起了关于日本的和中国的新兴大众民族主义的各色解释，尤其是涉及经常因缺乏历史意识而备受指责的年轻世代。例如，坂本与艾伦（Sakamoto & Allen, 2005）曾雄辩地证明，人们需留意不要将日本反亚洲漫画的日见盛行与日本年轻人中民族主义的兴起划上等号。诸如“嫌韩流”（Kenkanryu）（讨厌韩流）之类称号的流行并不是受支持《嫌韩流》作者诽谤韩国与韩国人的年轻民族主义狂热者所推动，而是受那些被看似勾结的动漫审查制度——漫画最初由主要出版商以网络漫画形式发表——恶心到的网民所发起。网民们动员了一场大规模运动，以至《嫌韩流》甚至在发行之前就登上亚马逊排行榜的前十名，产生了传统广告可望而不可及的巨大轰动。

然而，中国的情况有点儿不同。 互联网的扩张，如邱林川 （Jack Qiu, 2004）所言，是通过在中国这一发展型国家内取得技术先进性来重建国家的明确努力的一部分 （P. 106）。这种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从孙逸仙到毛泽东的中国领导人的关键目标。尽管中国政府试图主要在经济领域配置计算机网络，基层用户网络不断地将新技术从抽象的赛博空间转移到具有社会意义的地方。多元的基层形成（grassroots formations）：基于网络的民族主义运动、黑客联盟、青年文化、男女同性恋组织、以及异见人士，通过对多样渠道如聊天室、在线游戏、对等网络（peer-to-peer technologies）的利用产生出一个万花筒，用于检视中国网民网络中无数社会力量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Qiu 2004，p. 102）。

中国线上抗议的表现最先出现于1996年，那场由北大未名BBS协调的抗议是针对当年9月日本占领钓鱼岛事件。自此，重大的线上运动批评对象有印度尼西亚（1998年夏）、北约（1999年5月）、台湾（1999年7月）、日本（2000年1-2月和2001年2-3月）和美国（2001年4-5月；Qiu 2004， p.116）。这些线上活动通常在危机发生的一周内出现，以协调线上运动中的动员与激进举措。耐人寻味，比线上爱国者联盟形成更迅速的是其迫于谨慎的国家权力机关的压力而蒸发的速度。迅猛的出现和快速的消亡暗示了，中国赛博空间的草根民族主义仍旧是短期的政治痉挛（political spasm），而非有组织的公民参与模式或可持续的社会力量。然而，根据邱林川：

国族主义话语在互联网上弥漫中国的政治舞台，在个人层面上是塑造文化身份的核心，这是由于，和左派的或右派的现代意识形态不同，它是唯一受国家推动的叙事框架并且吸引了多数网民。（p. 116）

除开聊天室和博客上的论辩，互联网使得文本、图像和声音的组合成为可能，并产生出超越基于文本的再现的网站。录像、播客和小视频不断被生产、混合、剪切粘贴和消费，以至于模糊了政治激进行动与娱乐之间的界限。2005年反日游行期间，互联网上羞辱日本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短片激增扩散。在这些短片中，“日本鬼子”或“鬼子”成为日本人的普遍称谓，这与早期的表述截然不同。正如我们所见，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大部分时期，人们试图审慎地区分日本帝国主义者与日本人民。而后社会主义的大众民族主义所推进、煽动和混淆的，是之前不同的日本类别。“日本鬼子”不再是帝国主义者本身，而是作为民族仇敌的日本人民。尽管早期的“鬼子”是用于加强抗日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性，现在的“鬼子”则是指向并且反对明确的敌人，即日本和日本人民。

试举两例。网络游戏“打鬼子”遵循流行电子游戏“打地鼠”的常见模式。（http://www.51windows.net/game/index.asp?fileid􏰁77）。当提示开始，用户会看见四行四列、形如地道的网格，动画日本兵像地鼠一般从地道钻进钻出。用户被指示通过移动并右击鼠标来重击士兵。在继续游戏前，主页的左边显示有日本兵被绳索挂着来回晃动，绳子系在代表中国的红星上。主页右边的文字解释了游戏的逻辑依据。它说道，抗日战争以巨大的生命代价和物质损失——3500万人伤亡——换来了民族独立的胜利。然而，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如今正目睹一个新现实——日本咄咄逼人的军事建设、无耻地宣示钓鱼岛主权、拒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等等。接着，它宣称“一个个的无耻事件，使我等普通人终于认清了日本普通国民的‘支那人心理’，认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不同于齐心协力将日本军国主义从日本人民中区分，今天的反日主义让两者混合成一个共同敌人。

英文标题为“Kill Them Together”的小视频“抗日打鬼子”提供了另一个在赛博空间将“鬼子”等同为日本人民的实例 (http://flash.dm.sohu.com/comic/ show_44923.html)。结合动画与说唱，短片恳请中国人报复日本人民，以表达他们的爱国热忱。四分钟的片段反映了悠久历史中日本在中国中心世界的屈从地位、日本侵略中国、南京大屠杀、以及战后日本对美国的依赖。它讲述了势不可当的龙之崛起，还有中国巨龙对复仇的准备。说唱歌曲愤怒地唱到，两颗原子弹投向日本，这惩罚太轻了。然后，它提到了战场从军事转变为“文化”。它呼吁中国人民抵制日本公司和大众文化之类的日本“垃圾”，并将消费日本流行文化的中国青年视作背弃历史意识的叛徒。

鉴于技术本身的形式和结构，很难评估互联网反日主义的影响。上述事例中，民族主义明确地连接着游戏和说唱，与此同时推动着民族主义议程。今日中国的赛博世界，对于集体认同化（identification）的过程，两种趋势至关重要：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Qiu 2004, p. 114）。 由于其再现形式，这种“消费者民族主义”的有效性极难估测。但显而易见，民族主义还将在赛博空间继续繁荣（尽管受到约束和限制），因为它是国家唯一认可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令情感和激情得以凝结、缓和与平息。更为重要，正如莫里斯—铃木（2005）在多媒体时代的历史编撰学所观察到的，数字化的超文本（digital hepertex）非常适合呈现那些连接着简述／图像／短片的集合，它们对同一事件表述多种观点。然而，超文本是零碎的而非综合的，无法用于解决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战斗的错综历史所提出的更加广泛的概念问题。此外，正如斯拉沃热·齐泽克（2006）观察到的，在想象上纯粹的、无拘的赛博空间，当管制我们“现实生活”交往的规则暂时中止时，用户能“自由地”表达他被禁止的冲动（inadmissible impulses）。因此，互联网身份并非只是对现实生活无力感的一个想象的逃离。相反，在虚构的伪装下，关于他本人的真相得到清晰表达。在这个网络空间蔓延的，乃是久缠不去的不确定性（lingering uncertainty）：

我从来都不确定他们何许人也：他们真的是他们自己所描述的那样子的吗？屏幕角色（screen persona）背后有一个真实的人吗？屏幕人物是公众多样性的一个面具吗？还是说我仅仅是与一个不代表任何“真实”的人的数字化存在打交道？

尽管互联网上民族主义情绪普遍存在，但考虑到媒介和使用的不确定性，衡量其实际影响是很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然而，关键在于认识到在这个历史节点，大众民族主义采取了反日主义的形式。

我认为，中国的反日主义代表了意在阐释中国在东亚的相对位置的多样历史性尝试，通过面对它和日本这唯一的非西方（非白种）帝国主义势力之间变化的关系而实行。因此，反日主义与其说是针对日本，不如说是针对以自身在区域内外位置为背景的中国的自我形象。通过在四个历史时期——衰退的帝国，新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国族建设和资本主义全球化——分析“鬼子”作为反日的煽动性言语的运用，我认为“鬼子”的含义已经从一种将日本军国主义从日本人民中区分的努力，滑向了将二者模糊与混合。我表示，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创造出一种新形式的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同一时刻下这种情绪既是具体的亦是闪躲的、既是趋同的亦是分散的。

关于作者

荆子馨，杜克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主任、副教授。目前他致力于完成一部关于反日主义在亚洲与在大众文化的作品。

参考文献

Callahan, W. (2007) ‘Trauma and community: the visual politic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heory and Event, vol. 10, no. 4.

Callahan, W. A. (2010) China: The Pessoptimist Natio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en Duxiu (1937) Kang ri zhan zheng zhi yi yi [The Meaning of Anti-Japan War], Shanghai, Sheng huo chu ban she.

Dirlik, A. (1991) ‘‘Past experience, if not forgotten, is a guide to the future; or, what is in a text?’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in Chinese-Japanese relations’, Boundary 2, vol. 18, no. 3, pp. 29-58.

Ko, Y.-F. (2003) ‘Consuming differences: ‘Hello Kitty’ and the identity crisis in Taiwan’,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 6, no. 2, pp. 175-189.

Mizoguchi Yuzo (2005) ‘Hannichi demo: doyu rekishi no me de miruka [Anti- Japan Demo: Through What Historical Lenses]’, Gendai Shiso, vol. 33, pp. 144-151.

Morris-Suzuki, T. (2005) The Past Within Us: Media, Memory, History. New York, Verso.

Qiu, J. L. (2004) ‘The internet in China: technologies of freedom in a statist society’, in The Network Society: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ed. M. Castells, North 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pp. 99-124.

Sakamoto, R. & Allen, M. (2005) Hating ‘the Korean Wave;’ Comic Books: A Sign of New Nationalism in Japan?’. Japan Focus.

Spurr, D. (1993) The Rhetoric of Empire: Colonial Discourse in Journalism, Travel Writing, and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Sun Zhen, ed. (1995) Kang ri mingqu 100 shou [One hundred anti-Japan war songs], Zhejiang, Zhejiang wenyi chu ban she.

Takeda Masaya (2005) ‘‘Guizi’’ tachi no shozo [Portraits of the ‘‘Devils’’], Tokyo, Shueisha.

Xu, G. G. (2007) Sinascape: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Zizek, S. (2006) Is this Digital Democracy, or a New Tyranny of Cyberspace,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06/dec/30/ comment.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