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7：抉擇
俗語說：「好了傷疤忘了痛」。當傷痛過去，一切恢復老樣子之後，人就會把過去的傷痛忘記，至少是擱一邊，甚而提都不願意提起。因為提起也是挖傷疤。「忘了痛」往往不是自然地「忘」，而是有意識地忘的。
麗儀和大女兒似乎有意識地想忘記那一段傷痛。我雖間接受害，卻無法忘記這一次重擊。因為我要主持一份刊物的筆政，因為我要繼續寫作，我不能忘記自己半年前寫的這段話：「我們幾乎每一天都不可避免地面臨抉擇：走怎麼樣的道路？做怎麼樣的人？跟隨哪一種趨勢？」並且說：「盲從太危險」。
中共對所有的文化事業，報紙、雜誌、書籍出版、電影、戲劇、音樂等等，都歸類為宣傳工作，他們不僅認為自己的文化事業如此，而且認定西方的、世界的，所有的文化事業都是宣傳。中共毫不隱諱地由「中央宣傳部」來統管所有的文化事業。對報紙雜誌的編輯採訪和副刊寫作的要求，第一是立場，第二是觀點，第三是方法。最重要就是立場，也就是站穩中共黨的立場。但中共的立場是會變的。比如向蘇聯一面倒的時期，如果對蘇聯有任何質疑，都是站錯立場；而當中共與蘇共翻臉後，如果對蘇聯有任何肯定，或對來援助中國的蘇聯專家有任何正面說辭，也被認為立場有問題。文革時，林彪事件發生前後，中共立場大翻轉。文革期間和文革後，「愛國」陣營許多人的思想都「跟不上形勢」，因為形勢是黨的立場不斷大轉彎。而只要你是在中共卵翼下的文化工作者，不管你是否中共黨員，都要緊跟黨的路線，不可以有自己的主張和看法。於是，從事文化工作的左派，就要不斷否定自己的昨日，不斷扭曲自己，在自己都不理解的情況下去為黨的政策宣傳。中共有句話，叫「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意思就是鼓勵盲從。
那時我深受魯迅雜文影響，魯迅說，自己雖然也算是寫「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因此，「遵命文學」不是遵他人之命，而是遵自己之命。編輯與寫作者，如果不遵奉自己相信的思想意識，一味跟隨聖旨去寫去編，絕不會產生真情實感的文字。這就是當時（以至現在），在極左思潮之下的中共文宣產品都無法吸引讀者的原因，即使是左派讀者。
創辦《七十年代》的立意，就是在當時左派文化被極左思潮捆綁，以致無法向讀者提供任何有點人味的產品的情形下，嘗試從「遵奉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中走出一條路。
在那一場傷痛後，我更認識到我不能夠放棄「盲從太危險」的準則。
當事情過去，麗儀學校的領導，就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但她已經非常鄙視領導和那些附從者了。香港的領導人在我面前，也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我沒有鄙視他，只是我知道他的局限，因此我在編政上更要相信自己的判斷。
但我沒有從左派陣營走出來，即使在思想上，也沒有覺悟到要決裂。相反，我覺得事情終於有了好轉，也許可以說明，不合理的、違反事實的、荒謬的施政，終會改變。我不能因為個人的原因，而左右了對形勢的判斷。
更現實的是，我妻子女兒還在大陸，我自己也還在左派陣營工作。若脫離這個圈子，我的家庭怎樣？我哪裡有適合的工作？我和一家怎麼存活？今日回想起來，那時或許是在為自己的軟弱找藉口。
（文章發佈於2021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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