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中年失业模拟器后——科恩的另外一种社会

文｜萨法维

阿巴站在楼道后，冬日的寒风一刀刀割在脸上，吹拂着他吐出的烟圈飘上天空。显然，为空调房而生的羊毛工作衫抵挡不住户外的凛冽，阿巴的身体不听使唤地颤抖着。但他不为所动，因为他所承受的过于沉重。

阿巴为夏华市的一家互联网企业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大学毕业时的那一场热腾腾的火锅历历在目，但那原来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十多年里，阿巴时常在夜里喃自语，“你怎么又逃课”，阿巴笑道，可突然醒来，“哦那次已经过去七年了”，随后便是黑暗的恐惧——一种丧失时间感的恐惧。枕头上的头发越来越多，头秃了不少，身体也大不如前。

每天都十点多才下班，忙得手机都没时间玩。大学的时候想着以后下班能和朋友约个晚饭宵夜，周末找不同的人出去玩。但实际上，每天下班到家洗完澡就睡，第二天早上睁眼上班，开始看不到尽头的忙碌。朋友不理解，周末一定要约他出来，那时候阿巴真的没劲了，只想趁着周末睡个懒觉，收拾一下乱糟糟的房间，吃点好的一天就过去了。可怕的是明天又要上班。

阿巴喜欢旅行，倒不是说几天的走马观花能给他带来多少刺激，而是他喜欢坐飞机。他学过一点相对论，速度越快的地方相对于外面时间就会变慢，要是一直坐飞机，阿巴就可以比别人多出那么几秒钟的生命，虽然这几秒还抵不上劣质飞机餐对健康的损害，但这种感觉让阿巴觉得满足。他一直想活久一点，活到自己能够出头的那一天。

说到活出头，阿巴这辈子都在等着有那么一天。他不知道为什么，童年是学前班，跟着便是你死我活的做题竞赛，千军万马独木桥。在大学选专业的那一天，阿巴挺茫然的，他没有奢侈的梦想，别人学什么他也跟着选。一种窒息与服从的感觉伴随了他的前半生，而后焦虑占据了主导。他拼命的工作，为的是能有一套房子，能娶到老婆。他做到了，美中不足的只是自己头上多了一笔又一笔贷款。

就在阿巴觉得自己马上要活出头的时候，他失业了。

曾经的他月入两万，还掉一万多的贷款，给在家照顾孩子的妻子几千块生活费之后，剩下的钱他会去买烟。他喜欢自己卷的那种，为了在境外网站上买手工卷烟，他特地去办了一张维萨卡，每个月便满怀欢喜地等着快递。妻子不能理解他的乐趣，每每忍受不了二手烟的侵害之际便大发脾气，把阿巴赶到房子外面，顺便锁了卧室的门。

这便是阿巴失业前的全部生活。而在他失业后的第一天，他站在楼道外看着远处的天空。郊区的灯光和车水把远方的晚霞映成了红蓝交加的颜色，苍茫的大片建筑工地与天际线连城一片。

地球很大，自由很远。

这是对游戏《中年失业模拟器》的背景想象。这部小众游戏在steam发布之后得到了关注。有网友说它贩卖焦虑，把一切现实的困顿浓缩起来，流于表面而缺乏深刻，而游戏内置的机制也不免有哗众取宠的化妆舞会感。

但它得到热议与关注的原因却是真实的：人们活在担忧中年失业的恐惧中，人们活在贷款与内卷的压迫下。这并不是一天两天或者互联网企业的个案，在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宰制下，贪婪、自私与等级分化主导了社会的实际道德，而人本身则被资本当作了换取金钱收益的工具，并且被扼杀了想象力。你的辛勤工作让老板顺顺利利地拥有了豪车与房产，让放贷的金融机构赚走了利息。人们会说这叫必然之恶，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大局的过渡之举。但是，另外一种社会是可能的吗？

英国政治哲学家科恩（G. A. Cohen）举过一个例子。

一群朋友去野外露营，大家兴高采烈、载歌载舞。为了所有人的快乐，大家自觉地开始为集体贡献体力。张三去捕鱼、阿巴去扎帐篷、王五到处闲逛、而李四则是去收集田野里的苹果去了。这便是一个简化的小社会，劳动分工和协同合作可以让每个人在社会中各取所需，在得到生存保障和物质欢愉后达到精神的自由。捕完鱼的张三回来了，手里提着四条鱼，阿巴的帐篷扎好了。

张三天生喜欢钓鱼，而且是个钓鱼达人，他能比李四和阿巴抓到更多的鱼。拿着鱼回来的张三回到营地，此时他突然灵光一闪，说道：

“我们这样不太公平呀，要是你们去抓鱼，就没有这么多条了，作为让我去抓鱼的交换，我要享有品质最好的鱼！”

阿巴没想明白，“张三你捕鱼确实了不起，我们也不嫉妒你的才能，可是凭啥要我们拿东西来奖励你的好基因？”

此时李四回来了，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巨大的苹果树，上面全是硕大美满的苹果。阿巴很开心：“太好了，这样我们都可以吃到苹果，还能拿多余的来做点苹果汁、苹果醋、苹果派。”

李四笑道：“既然苹果树是我发现的，作为交换，你们就得帮我装饰帐篷、为我做晚餐，我还要比你们多吃一条鱼！”

……

王五什么也没做，他晃晃悠悠地走到一个水塘边，突然想起这个水塘就是上次和父亲一起郊游的地方。那个时候父亲为了方便下次来野餐，特地在水塘边藏了一大箱子的牛肉干。王五真的找到了牛肉干，跑回营地，止不住炫耀自己父亲的先见之明，“现在我能比大家享受更好的食物了！”

其他人或皱眉、或是虚伪地假笑。

而以上恰恰是当下社会的缩影，它以个人的欲望为创造物质的动力，以私有继承制合理化贫富差距，人际关系变得虚伪而脆弱，与此同时，个人也在雇佣工作中被异化。可是一个简单的野营应该如何组织呢？答案是：社会主义的方式。

在新的方式下，张三、阿巴、王五与李四对社区的贡献并不会以个人的报酬为目的。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自然原料生产成满足人所需的各种产品，这些产品在集体中被分享，而他们本人也合理地获得欢愉。在社会主义的组织方式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怀是真诚的——因为人不再被视为剥削和盈利的工具。

不过，这个设想也有很多批评。社会主义下集体大过个人是不是意味着每个人就没有自由选择的空间而只能选择服从了呢？这是不是多数人的暴政？社会主义的原则会不会“养懒人”呀？

社会主义原则的确要求平等，但平等并不意味着要消灭一切个人选择。实际上，相比于资本主义社会虚假的选择商品的自由，社会主义原则不仅可以提供选择工作与闲暇时间的自由，还有其他各种自由，而唯一需要牺牲的便是“选择社会不平等”的自由。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取代封建时代生产力的优势，依照科恩的解释，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便是私有制和贪婪的交换伦理为生产提供了道德动力。其次便是自由市场为商品交换提供了价格这一灵敏的信息反馈。社会主义原则便需要在这两个方面取得突破来改变“养懒人”的刻板印象。

在实际历史上，社会主义在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上并不差于资本主义。我为人人的社会理想和现代宣传机制能够用新的工作伦理和社会想象取代资本主义的新教思路。最大的问题其实是过去的社会主义过分依赖于笨重的官僚体系，以及缺乏调配资源的行政管理技术。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放弃探索新的社会模式的理由。

卡伦斯（Carens）曾经提出过社会主义税收计划。在允许追求利润的活动之后运用税收手段抹平一切社会不平等，这或许和二战后的福利国家制度略有相似。明治维新时期的北一辉曾经提出过“日本改造法案”，将个人私有财产限制在百万元，其超过额没收，土地所有也以时价十万元为上限，将资本金一千万以上的企业收归公有。在朴素的想象中，太平天国也曾提出过圣库制度，作战中缴获的金银统统上缴圣库，而人们的生活需要则由圣库等量供应。

在诸多方案中，最具有现代感的可能是1970年阿连德的智利所尝试过的“赛博协同工程”。为了保持智利的民主制度和工人自治权，而不是强加苏联式的自上而下的指挥和控制制度。500台电报机配置给工厂，每个工厂一台，由四个模块组成：经济模拟器、确认工厂生产情况的定制软件、控制室和连接至一台主机的全国电报机网络。在中心的控制室采用郁金香椅，类似美国科幻电影星际迷航中的样式。遇到原材料供应问题和工人旷工等，系统可以向工人事先发出预警。情况严重的情况下，系统也会向中央发出预警。中央同样也会将数据输入经济模拟软件，以预测经济决议的可能结果。管理者可在控制室观看经济数据，对紧急情况制定合理应对措施，并在预警情况利用电报机网络向企业和工厂发送指导建议。其主要目标之一是将工业企业的决策权下放到工人中，以便发展工厂的自我监管。

在1972年10月，该系统发挥出了巨大威力。当时约有40000名卡车司机罢工，封锁了通往圣地亚哥的道路。赛博协同控制工程帮助组织了200辆卡车向城市运输资源，减轻了由罢工带来的潜在影响。可惜的是，1973年9月11日，在CIA支持的皮诺切特政变后，赛博协同控制工程项目被取消，控制室也遭摧毁。

可以这么说，以市场为主导并和私有财产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主导了我们如今的社会现实。如此生产方式修筑在错误的道德基础之上，也正是这些道德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社会文化层面的压迫，破坏了人类本有的社群感，并加剧了社会分化。科恩的野外露营小社会和阿连德的“赛博协同”可能并不足以代替什么经济模式，但这些都是去除对康米主义的污名化的尝试——后者修筑在迥异的道德基础之上。总之，结论似乎不应该是选择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