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个体户，我生产一些观念｜接力访问040 葛宇路
文｜杨樱
葛宇路现在在北京一个基金会做一份很难定义的工作，他有报酬、有预算，但要做什么都是自己决定。这种事情之前也发生过，那一次是一个合肥的软件开发商，希望葛宇路可以帮他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理论上这件事涉及一款 App，但是葛宇路什么具体事务都不用做，只需要把握“意义”的那一部分。这些葛宇路都理解为“赞助”，主要说明：一，他的影响力被肯定了；二，影响力可能会以一种偶然的方式帮他解决生活问题。
那会儿是 2017 年，那块叫做“葛宇路”的路牌刚被摘下不久，知乎和微博上还挂着一大堆关于他的讨论，《好奇心日报》问他为什么会在作品里做明确的社会议题表达，他的说法是，“你在什么样的时代，就会做出什么样的作品”。现在媒体一如既往爱他，在我们坐在武汉光谷大悦城花坛上聊天之前，一家艺术媒体刚刚用 5 篇文章的规模探讨了葛宇路，而他那天下午的任务，是和弦子探讨权力不对等时女性和弱势一方的“共同感知”。在那一系列文章里，他对创作有一个很艺术家的回答：“进入系统内部，然后让系统不舒适。”
什么时候可以用“艺术家”这个身份，具体得看葛宇路在干什么。开顺风车的时候不能。“司机是个艺术家”和“一会儿车开河里去”的想象很可能连在一起。他会说自己是搞设计的、做策划的，还有做玩具的。做打工人的时候也不能。葛宇路当年考央美的研究生，第一年没考上，上一年班再考。纪录片公司，做特效。同事关心他考研专业，他说实验艺术；什么方向？行为艺术。同事幽默感上身：那你今天怎么穿着衣服来上班？
这就导致葛宇路轻微的应激，认真解释，我是一个观念艺术家。如果非要仔细讲讲，他会说到实践艺术和行动艺术，不是行为艺术，那叫 performance art，直译就是表演艺术。有人这么问他就这么答，挺老实，很少油嘴滑舌。
不过这些对他妈妈来说都没有用。他妈妈不太理解葛宇路到底是啥的，唯一的肯定是他毕业之后就没问家里要过钱。这还是通过来采访的媒体表达出来的。可能他妈妈也觉得葛宇路没个正形还没流落街头也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葛宇路估计也没为此作更大的努力。他本能希望离家远点儿。这次回武汉，妈妈问葛宇路想吃什么，回答是热干面。不想尝尝“妈妈的味道”？葛宇路当时就一激灵，啥是“妈妈的味道”？报了几个菜名。那不就是几个菜吗，不用那么煽情是吧？
他不适应这种爱意表达方式。父母对他来说，就是从小打到大的矛盾体，与此同时，各自的性格以一种难以描述的方式汇入了葛宇路的人生态度。葛宇路的父亲是 77 届高考生，华东师大毕业之后当了老师，又慢慢转型做了公务员，进入了教育系统；葛宇路的妈妈出身农村，极为要强，高中毕业之后来武汉奋斗，在某个学校的小卖部里当售货员，然后嫁给了葛宇路的爸爸。葛爸爸拒绝去深圳下海，拒绝奋斗做特级教师，在安逸的体制里遭遇中年危机，而解决中年危机的方式就是打麻将，一打一星期不回家。葛宇路小学的时候经常睡到半夜，听到家里的打砸哭喊，有一次他过于崩溃，冲出去一边大哭一边说你们别打了，然后打开了家里靠里的那扇木门，把自己夹在了木门和外面的防盗铁门中间，继续哭。
即便没有遭遇这种暴力时刻，父母从生活审美到脾气性格都很难对口。葛宇路家有个插座坏了，带电的零线和火线往外探出好长一段——他比了一大截手指——而他就睡在线的正下方，每天起床就得摒住核心，绕过电线，保证自己不被电死。如此这样来回，持续了三年。这件事仿佛是葛宇路家种种状况的浓缩：妈妈觉得这事理应爸爸解决，爸爸说着好的明天但明天继续明天，而葛宇路不知道为什么，是一个忍受者、问题承担者，而非解决者。
不过葛宇路爸爸的拖延症有一个例外，就是在老师家访之夜打麻将回家，会立时三刻把睡梦中的葛宇路拎起来跪搓板。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希望利用身处教育系统的优势，给葛宇路安排最好的学校。葛宇路读过好几个小学，加上家庭危机，到了初中，已经觉得制度化的教育是个骗局，而他进的是当时最好的初中。作为一个不良少年，他高中进入了职高，因为是从好初中过去的，又变成了那里的异类。葛宇路说，他始终不是一个“最大公约数”。而且，他在父母极为割裂的价值观里已经养成了判断自己处于什么位置的习惯。如果要选择一条稳定的人生轨道，他可以有一系列选择，比如找个学校混着当老师，但这时候爸爸过早的中年危机就浮现在他脑海里。没意思。没意思就会整个礼拜打麻将。一直从三十岁打到现在。
因为觉得学校是个骗局，葛宇路自己补上社会演习的方式是打《魔兽世界》。省钱去网吧。《魔兽世界》教会了他团队协作和责任感，让他觉得自己有了归属、目标和观察别人的视角，也对时间有了观念：晚上到点没上线那就相当于没上班一样。
在接受父亲的安排去职高学画画之前，他试图证明过自己在真实社会的价值，结果以心有余悸告终。没考上高中之后，他对父母说，我肯定牛逼，我出去到哪儿都牛逼。作为一个初中生，葛宇路跑到各种店里去问有没有适合自己的职位，结果遇到的都是惊慌的店主，说不能雇佣童工。只有一个餐厅老板想了想，问他是不是假期，葛宇路心想自己可能永远在假期了，就说是的。于是葛宇路被带到后厨，说可以去洗碗。
“我的妈，盘子泡在水里都看不见，那就是一个粪坑，盘子从里面捞出来洗。又热又臭又闷。”
这份工作之所以没有影响葛宇路日后在外吃饭的食欲，主要是他当时说需要回家说一下，然后就回来好好干。他言出必行，但是回来的时候老板说很抱歉，刚刚有一个阿姨来应聘，她比你更稳定。
这是葛宇路遭遇到的人生第一次挫败。但他没有罢手，继续找。在一个大排档里，有人问他，小孩，想不想学做菜。想的话可以去汉阳一个酒店找我。葛宇路答应了，回去跟妈妈说，妈妈问他你知道在哪儿吗？他这才想起来查一查。电脑上的地图告诉他，这个传说中的酒店太远了，并且看着荒凉。他返回排档再去找人验证说话人的身份的时候，没有人记得这个人了。
于是葛宇路就去学了画画。他在职高里遇到了好的老师，以某些要到很多年以后葛宇路才能意识到的技巧重建了他的自信、对人的信任和进取心。作为一个从名校来的好学生，以及事实上也是一个上进人，葛宇路和职高的同学混得不错，被人欺负的时候有人出头的那种。葛宇路受邀参加同学生日会，看着几个人吸粉笔灰一样的粉末，还问人家难不难受，人家跟他说，你别管了，你别玩。传说中的差生和处于鄙视链下游的学校，给葛宇路的人生留下的都是那些看似光耀的东西没有的爱意，人的质量和身份标签并不可以划等号。葛宇路说他的作品总被人说“市井”，他对“市井”的理解有一部分就来自于此。
葛宇路后来到了湖北美术学院，专业是影像媒体，因为被社会毒打之后牢记找工作的技能重要性。结果老师松弛，热情地讲了当代艺术，自此开启了葛宇路的新世界：这也行？这也是可以学的？这也是大学会教的？
于是他过上了两种生活，一面是去不同班级上课，把老师列出的书单和艺术家作品列表全部看了，一面是到外面学软件课，学影像后期处理。到这一步的葛宇路还是十分稳妥，“两条腿走路”，直到他开始在网上自学教程，觉得厉害，去问软件课老师原理是什么。
“他说你不需要掌握原理，又花时间又不讨好，你只需要掌握模版，到时候给老板看让他们选，这事儿就完了，你就能接活赚钱了。”葛宇路说，这话非常有道理，非常有效率，但是他非常不喜欢。
于是他的生活热情只剩下了当代艺术。在琢磨了很多艺术家之后，他问老师，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回答很高级，做艺术作品。那如何才能做艺术作品？回答更高级了，做了就是做了。葛宇路说，那我现在就做，我能做吗？能成吗？老师说，你现在做，你现在就是艺术家。
葛宇路作为艺术家的第一个作品就这样出现了。他每天从学校工地里捡一块石料，带着去上课，带着去食堂吃饭，带着去学生会开会，总之到哪里都带着，然后郑重其事地把石料放在一个地方。
“这块石头砸开了一些不一样的状态，所有人跟你的生活交集一下子就发生变化了，你会看到不同的人对它的反应。还有嫉妒和恨，你就会看到那种很浓烈的情绪。”
“还有嫉妒和恨？”
“一个同学，唾沫星子横飞，很激动。‘葛宇路！你每天带个石头，你以为你是谁？你觉得你带个石头就能成为艺术家了？’”
葛宇路觉得太好玩了，一个石头居然会激起这么多声音。
然后他对老师说，虽然做了，但不知道它的意义，没想明白。老师说，没关系，没意义也挺好。
这种松弛的教育方式对葛宇路非常有效，后来他总结，原因是它不干预，而只是保护了一个人的特殊性。
“特殊性没法教。每个人都是特殊的。如果我教你一种特殊性，其实那就是我的东西，等于摧毁了你的特殊性。”
“你自己得有一点苗头，然后把它呵护起来就行了。”
“有些人如果有一点特殊性，他会马上把自己的特殊性给摁掉。我可能做问题（小孩）太久了，我在那两个学校一直很特殊，就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大不了你们都不理我，批评我，再怎么着也没人打我。”
然后我们就说到了他的那个“系统”。石头让“系统”不舒适，路牌让“系统”不舒适，如果你去检索葛宇路做过的作品，你还会发现丢到武汉东湖里的糖，靠自然风吹向北京的一张纸，给一个美术馆所有工作人员放的假，凝视监控摄像头的眼睛……都让“系统”不舒适。
“系统是什么无所谓，就是你融入了某个环境，随着你的变化，环境的形态也会变好。”葛宇路的答案和我原本想的不一样，我以为他会说乔治·奥维尔式的系统，“老大哥”的系统。
“就好像一个花坛，你是里面许多花里的一朵，你看上去不出彩，没什么特别的，这就是我理解的进入系统。”
“不舒适其实是有很多种程度。更多的时候是，首先我不舒适，然后我要告诉它我怎么才能舒适，而我的舒适让它不舒适了。”
“但我又会觉得，我的不舒适是一个个体真实的感受，一般我会考虑这个不舒适是怎么来的，如果是我的问题，我改进；但很多时候我发现它来自对人的压抑，那不好意思，我就不乐意了。”
我很诧异葛宇路进过学生会。一个凝视监控摄像头的人不应该是学生会积极分子。对此葛宇路跟我说了一道番茄炒蛋的故事。
职高毕业那会儿，葛宇路和同学在东湖农家乐请老师吃谢师宴。点菜的时候，老师学生都说随便随便，然后菜单就到了葛宇路手里，他人生第一次负责点菜。“这就说明我是多么不社会化。”他从前看到后，对服务员说，番茄炒蛋。
“如果我同学那时候有一点社会意识，大概也会觉得我是傻逼。总之当时老师就把菜单拿过来，说算了我来吧，然后一边点着菜单对服务员说，臭鳜鱼，一边对我说，哎，葛宇路，你呀，你后上社会要吃亏的，你知道吧？”
“搞得我特别害怕。不知道这个亏会怎么吃，什么时候吃。”
葛宇路说，这就是他进大学很积极申请学生会的理由。而且竞选了两轮，一个是整个美院的学生会，另一个是系学生会。他觉得学生会还是教会了他“什么是社会”，进入一个系统，了解其中的规则，知道这套规则可能对人造成的影响——这是我的抽象概括，葛宇路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没有像很多人一样变成了规则的一部分，而是抽离出来，观察系统本身。
这就要回到他的那块石料。
在他随身带着石料去学生会开会的时候，会遇到各种书记干部，会遇到官僚系统——无论规模大小官僚系统都有一样的气味——大小领导看葛宇路把一块石头正儿八经摆上，质问他：干嘛？
“我会找一种方法去解释。”
“怎么解释？”
“比如，这是我的作业。”
葛宇路说，只有他们都接受了，那份作业才成立。这是葛宇路布置的作业。这种小型胜利给他带来了一些错觉。“就是那段时间我以为我跟大的系统还居然能兼容，能共存。”
“其实现在也是某种兼容，这个兼容很膈应，越来越膈应，那个时候我还能把事情摆到明面儿上来求同存异，说法上尚未调整一下，‘这是作业’。现在（要是这么做），只会遭遇‘少来，我们什么没见过，有这样的作业？’现在变成这种了，你知道吧？”
这些变化发生在 2017 年以后。也就是他的路牌占领社交网络热搜的那一年。也是从那个时候，他从自己做的一些作品里更多感知到公众情绪，这也是他在专业评论之外看到的回应。
“也就是说艺术应该有社会介入性？”
葛宇路说“应该”这两个字要拿掉。“可以有社会介入，也可以没有。因为人在社会中，你自然就会做一些动作，有一些思考，然后公共性就产生了。那种你们觉得公共性很弱的作品，是因为他先把自己给摘出去了。所以我并没有带着强烈的对抗意识去创作，而只是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摘出去而已。”
这又回到了他对《好奇心日报》的说法，时代是什么样子，作品就是什么样子。
他警惕仅仅靠卖作品维持生活也与此有关。“如果真那样做，我就跟社会脱节了。就想着刷新拍卖纪录什么的。”就连团体和机构也是要保持距离的，即便自己认可其中一些人的价值观，葛宇路说，他也只会有短暂合作，而不是长久地被雇佣。他的身份是个体户。
“我只能定义我。我只能做到对我自己真诚，没法做到对人性真诚，因为人性是什么我不知道，那样的话容易变得虚伪——预设了一个在你之外的课题，然后去倡导这样一种理念。”
团体让他的自我触觉不再敏锐。“感受不到社会情绪，我就不会活着了。在我的意义上说，很大一部分触角就被砍断了，那就不好玩了。”
Q：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
A：太多了，我不知道该把哪些相对没意思的东西摘掉……好吧，女朋友种的花开了。
Q：这事儿的特殊之处在于？
A：我就负责浇水，我每天看一个破盆子，这一堆草——叫铁线莲——一天早上突然开花了。感觉有点像是桌上放一杯子，然后突然杯子开花了。“这东西还能开花”，你知道这种感觉吗？它不开花之前我不会有这种感觉，我也不知道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吧，但就是有趣。以前从来没有过。
Q：你会推荐什么人来接力？
A：在基金会里面做残障项目的 Sally。她的一些认知很让我刷新，比如一个关注残障人士的展览，出发点是好的，但它本质上带来的问题是可能相反的，一场专门为残障人士做的展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跟我们是不同的，这种展览不知不觉就把残障人士切割出去了。这个事情 Sally 看到了。第二个是，她具体处理工作中的艰难程度超出我的想象，是我根本不知道要如何处理的那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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