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3 专访“二大爷”邓海燕：从刑警到反贼｜王局播客
野兽按：昨天在油管上听了王局播客的《专访“二大爷”邓海燕：从刑警到反贼》，想起多年前就有读过二大爷的文章，但不知道他有这样的经历。
二大爷：《致命中国》︱美国贸易战的策略之源
2018-04-22 二大爷 二大爷Courtyard
PS：在中兴被制裁之后，被惊吓得惊慌失措的国内媒体普遍还没有弄懂，中美之间的画风何以突变至此，甚至也没有搞清楚，这场贸易战美国人到底要干什么。我将以两篇文章，简单谈谈川建国为了准备这场贸易战，在策略和法律两个层面的选择。
《致命中国》是一本2011年美国出版的政经类书籍，英文原名很长： Death by China：Confronting the Dragon – A Global Call toAction，副标题是号召全球对付中国龙。作者是经济学家纳瓦罗与奥特瑞。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谈中国如何利用贸易优惠对美国以及全球造成威胁。这本被定性为“恶毒的反华著作”的书2012年被改编为同名纪录片，诸多美国政要甚至包括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都在影片中受访，名噪一时。
谈论中国威胁的书籍和电影多如牛毛，并不新鲜，为什么说这一本是美国贸易战的策略之源？
一、《致命中国》对川建国的致命影响
2016年底，川建国在确认当选后，随即就给予了《致命中国》极高评价，“清晰的论点，周密的研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很有远见地记述了全球主义对美国工人造成的伤害，并为复兴我们的中产阶级指明了一条路。”
川建国还特地为纪录片写了推荐语：“《致命中国》说得很对，这部重要的纪录片用充分的事实、数据和洞察力，描述了我们与中国之间存在的问题。我强烈推荐大家观看”。
川建国并不是2016年才读这本书，却在隔了几年后，当选了总统才发表对这本书的看法，而且极力推荐，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国内的媒体热衷于报道川建国推特治国，满嘴跑火车——却对如此重大的关乎中国命运的表态视而不见，我相信读者君肯定也是第一次听说。
喜欢一本书，就说明川建国一定会执行书中的观点吗？
请注意这本书的两个作者：纳瓦罗与奥特瑞。在川建国竞选过程中即被纳入竞选团队充当经济顾问。2017年1月，川建国宣布成立“国家贸易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贸易争端策略问题，担任主席的就是作者纳瓦罗。另一位作者奥特瑞亦被委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负责交接工作。
两个作者都被川建国委以重任。其中一个就是今天中美贸易战的直接策划者。现在，你可能想了解《致命中国》到底说了些什么。
二、《致命中国》的主要观点
《致命中国》开宗明义，认为中国“快速变成全球最厉害的刺客，不道德的中国企业家用致命的产品淹没世界市场，中国采取非法保护主义，掠夺美国的产业和工作机会。”它认为，中国优势来自八项不公平的贸易手段：
非法的贸易出口补贴；操纵人民币汇率；仿冒、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大规模环境破坏；忽视工人健康和安全标准；不合理的进口关税和配额；以掠夺性定价将外国竞争对手挤出关键资源市场，然后以垄断定价欺诈消费者；筑起贸易保护壁垒，阻碍外国竞争对手合法进入。
大家仔细读一下这8点，是不是和如今贸易战中美帝的指控惊人一致？
书中最后一章在个人选择方案、企业管理层决策、政府的政策措施三个方面提出的详尽的解决策略。其中政府的政策措施层面就包括：推动国会立法，要求与美国进行自由贸易的任何国家，须放弃所有非法出口补贴，货币汇率需反映实况、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符合国际规规范的环境保护及健康与安全标准，开放能源和原材料的全球进出口市场、提供“包括媒体和互联网服务在内的自由与开放的国内市场”……
在具体执行方面，这本书的提出的措施包括：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5％关税，制止中国公司窃取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缩小中美贸易逆差，弃用”中国制造“商品，将中国列为货币汇率操纵国……
看到这里，诸君是不是觉得如此熟悉，大汗淋漓？这些措施有些我们已经或者正在目睹，有些还有没出鞘……
三、鹰派执掌下的贸易战走向
如果仔细扒一下，这个纳瓦罗，其实还有更猛的关于中国一些著作：《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卧虎: 中国的军国主义对全球意味着什么》，光看名字就知道内容有什么。
在《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中，纳瓦罗认为中国正在“寻求全球经济霸权”。他建议“应该与中国进行直接的经济对抗，包括制裁和边境控制──必要情况下，以军事行动作为支援……”
这么一个赤裸裸的鹰派，算是我们印象中的反华分子吗？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纳瓦罗在《致命中国》的结尾特别强调，热爱中国文化，跟很多中国人是好朋友。他甚至专门在书的扉页留下一句话：
“献给所有的中国朋友们。希望他们有一天能自由地生活。在那一天到来之前，请大家多保重！”
这种来自所谓敌人的问候，读起来五味杂陈、意味深长。
我这里要多八卦一下的是，影响川建国对华政策的幕僚中，除了纳瓦罗外，还有一个和对中国极其了解，渊源很深的重要人物：马修·波廷格。
二十年前，《华尔街日报》的一个年轻驻华记者，在中国的8年时光中，曾经做过一系列的报道——但很遗憾的是，他的报道因为涉及敏感内容，曾经被神勇的警察围堵在一个小旅馆，被迫删掉自己的采访内容后才得以脱身。他调查商业腐败案件时甚至被不明身份的人员殴打……这个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的年轻人倍感屈辱，后来脱离了记者行业，投身美国海军陆战队，奔赴阿富汗作战……退伍后投身政界，迅速崛起。
没错。这个人就是马修·波廷格——总统特别助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高级主任。
我们经常吹嘘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是很显然，对于美帝决策层智囊如此清晰的战略部署，国内媒体除了空洞的叫喊，可谓鼠目寸光，贻笑大方。更要命的还在于，已经可以预见，这场贸易战绝不是我们经历过的所谓贸易争端，低个头认个罪让个步就过去了……王炸还在后面。
2018/4/22
二大爷：“不信谣，不传谣”是典型的逻辑悖论
科发大讲堂 2020-03-04
作者：二大爷
导读：美剧神作《切尔诺贝利》有两段发人深省的台词：“但我的经验是当人们提出的问题，无助于自身最大利益的实现时，只要简单地告诉他们，集中精神努力工作，把国家大事交给国家解决。”“当事与愿违，我们用谎言编织谎言，直到我们忘记真相的存在，可真相就在那里，我们每撒一个慌，就欠真理一条债，而这条债，迟早是要还的。”
这其中困扰我们的真正问题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在动机，促使人命关天的重大时刻，施政者不是想法设法解决问题，而是千方百计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又是什么样的语境，让你可以“亩产十万斤”而我说话要小心？
关于“谣言”是怎么在民间话语体系中演变成“遥遥领先的预言”这件事，完全可以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舆情课题。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这几年来民间信息发布者悲催命运的背景板。武汉警方抓所谓“造谣者”余波未平，转眼已经到了封城的严重程度；青岛警方更进一步，1月21日刑拘，22日凌晨即旋遭疫情信息的打脸。
我们在无数味同嚼蜡但是意味深长的舆情发布中已经熟悉这样的话语：“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于编造、传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警方将依法查处。”
这句话有两个问题：
第一，所依的法是那个法？国法还是家法？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这就包括说真话和说错话的权利，不管在哪里，用什么方式发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看法，都是行使公民权利，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公民义务，跟网络是不是法外之地并无关联；
第二，谣言的标准是什么？由什么部门来定义？所谓造谣、传谣，必然有违规违法的利益动机。在重大疫情官方信息发布缺失，专家和权威媒体都屡屡被打脸的前提下，一般民众在专业知识有限、知情权也有限的情况下，求证、转发、评论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看法，合情合理合法，和谣言动机风马牛不相及。什么样的权力，可以将谣言定义的随意化、宽泛化？
中国人从来不学也无从学逻辑，所以生活中经常存在一些前后冲突、毫无逻辑可言的悖论。比如开会唱“人民的大救星”，闭会就唱“没有什么救世主”。前一句提倡“实事求是”，后一句告诫“保持一致”。
如果是“不造谣”尚可理解的话，“不信谣、不传谣”连在一起就是上述的前后矛盾的逻辑悖论。因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源，产生的信息是不是谣言，必须通过一定时间的交叉对比才能让读者获得自己的判断。“不信”就不可能有思考和分析，“不传”就不可能有质疑和实证。
事实上，一个人只要参与公共事务，就不可能不信或者不传任何非权威的消息。针对公众所关心的事物，提出的一种未经证实的消息、猜测或者事由，这跟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恶意中伤、凭空捏造完全不搭边。这也是“真理越辩越明”的意义所在——真理不是谁能指示定义或者从天而降，没有经过充分质疑和辩证，就不可能有真相和真知。
因此所谓的“信谣”和“传谣”，是作为普通民众在面对重大社会突发情况、关切切身利益时候必然的反应。它更多的是折射出公共权力部门在信息发布上匪夷所思的迟缓和延误，后者才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根本原因。抓捕言者本末倒置、行为愚蠢。
而事实又一再地证明，善良的民众所信所传，都成了打脸打得啪啪响的预言。那些用“谣言”这个口袋罪去封杀舆情的杀伐话语，才是真正的谣言、谎言。它们表面好像在维护社会稳定，实际上成为堵塞言路、防民之口的幌子，为惨重的社会代价埋下了伏笔。
去年美剧的神作《切尔诺贝利》，如实地记录了前苏联当局在灾难发生后，刻意隐瞒真相，只愿意相信乐观报告，毫不犹豫地选择封锁消息，封锁城市，坐等灾难步步升级。由于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才最终导致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最惨重的核灾难的产生。它以本国人民无数的尸骨作为铺垫，更加导致整个欧洲范围持续数十年的生态灾难。
这个剧有两段发人深省的台词：“但我的经验是当人们提出的问题，无助于自身最大利益的实现时，只要简单地告诉他们，集中精神努力工作，把国家大事交给国家解决。”“当事与愿违，我们用谎言编织谎言，直到我们忘记真相的存在，可真相就在那里，我们每撒一个慌，就欠真理一条债，而这条债，迟早是要还的。”
这其中困扰我们的真正问题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在动机，促使人命关天的重大时刻，施政者不是想法设法解决问题，而是千方百计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又是什么样的语境，让你可以“亩产十万斤”而我说话要小心？
粪坑往事之：干部的安排
2023-03-16 12:26
来源: 推特
作者: 二大爷
中共的干部，其职位安排取决于什么？个人能力还是关系？我曾经在中共广州黄埔区委组织部工作过半年，其间负责过一项工作，就是军队转业干部的安置。
解放军本质上是党卫军，越往上出路就越狭窄，在军队内部到了一定年纪无法升迁的大量干部就要面临“转业”，就是转入地方体制内，继续为党看家。
实际上能够转业的都是中层以上的军队干部。小兵只能叫复员，自谋生路。我在组织部负责的是副团级以上的干部转业。这些在部队带兵上千、呼风唤雨的干部，一旦面临转业，落差是非常大的。担任正团实职三年以上，转业才能安排副处待遇，担任副团实职三年以上，才能安排正科待遇。一般都很难有实职匹配，实际上就是从头开始了。但是即便是重新开始，在不同部门、不同级别开始那显然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转业的档口，这些部队老油条们就开始大显神通，到处找关系，托人介绍，以期能够进入好一点的城市、区域或者油水足的实权部门。那么，什么东西决定了他们的愿望能不能实现呢？
很简单，推荐人。
每个地方政府都有接收军队转业干部的指标，但是指标虽在，但愿意接收什么人，那就是地方领导说了算。转业干部需要打通的，就是这一层关键的关系。
我的工作是什么呢？也很简单，就是把拟接收的转业干部按照推荐人职务的高低排序，按照这个优先顺序来安排。一般领导是没有资格推荐的，至少得是政府层面的副职。具体的说，比如我所在的广州黄埔区，转业干部要想捞到地方实职，至少得找到副区长以上的人推荐。你得推荐人职务越高，你得到的安排自然就越早、越好。
很多低层次的转业干部找不到推荐人，就到处发简历，说明自己的荣誉、能力等等，但说实话，那是没有一点卵用的。组织部根本看都不看。
所以，决定这些军队干部命运的，不是他们几十年军旅生涯的荣誉簿、军功章，而完全取决于他们所能找到的关系的分量。
我父亲本身也是军队转业干部，所以我那个时候才理解，他这种生性淡泊，不会找关系的书生，为什么当年转到了一个糟糕的部门。
其实这种事，广泛的存在于中国体制内。不仅是军队、政府，甚至是国企、事业单位也一样。决定你人生起点和路径的东西，根本就和你的能力无关。在一个大粪坑里面，你的才华和努力，很多时候无济于事，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失败在哪里。只有权力背后的那些面孔，在偷偷的发笑。
PS：我的人生经历没有什么惊天的大料，都是这种平淡如水的边角料。但是对于体制外的普通人来说，可能这些边角料更有利于加深对于中共体制的理解。所谓“管中窥豹，时见一斑”。
祭母文：人生归途，至此徐行
2023-05-15 00:22
来源: 二大爷
作者: 二大爷
母亲是童养媳。贵州风俗里面的童养媳，就是在两家约为婚姻之后，女孩子就已视为男方家的人呢，可以前往男方家居住、生活，等到成年后再正式结婚。在六十年代的贵州乡间，这样的风俗还是普遍的定例。
外公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汉，不识字，年轻的时候除了有点颜值，本身不名一文。民国时代自己没有土地，到处帮佣为生。也许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某次他去邻县的一个地主家帮佣的时候，雇主看他长得帅，干活又卖力没什么小心眼，特别喜欢他。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最后居然把自己的姑娘许配给他。
外婆是坐着大娇子来的，还带着两个陪嫁的丫鬟。嫁妆虽然丰厚，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并不足以改变外公的境遇。随着子女的增多，让外公家的生活确实日渐窘迫。等母亲出生之后，又遭遇一场大火，烧光了家里的一切，生活之艰难，难于言表。
贵州自古穷山恶水，民风彪悍，重男轻女尤甚。无论家境，女性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母亲七岁的时候，外婆病逝，家中境况更为窘迫，被迫到临近的乡小帮忙。别人家的孩子去上学，她一个七岁的小孩去做饭。回到家中，还要替大哥照顾小孩……对于一个过早失去母亲的孩子而言，生活早早就变成了一场苦旅。
十来岁母亲就搬到了父亲家。包办的婚姻让两人小小年纪就成了一家人，但是很长时间都是陌生人。爷爷一生彪悍，矢志不渝要在家族中培养一个读书人，父亲就承载了这种希望，好在他也天资聪慧，一路突进，最终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县城里的中学。
去县城读书对父亲来说其实是一种解脱——因为他并不喜欢自己的婚姻。他和自己的一个女同学青马竹马，却最终因为可笑的八字问题被否决。这对母亲而言就是一种隐忧。父亲为了省钱，每次回家都是徒步，几十公里的山路要走一天。这个时候，爷爷就会安排母亲去送他。这段每周一次的漫长路途，对母亲而言并不轻松，因为父亲并不愿意说话。父亲因为心疼自己的鞋子，总是光着脚去，母亲的任务，就是抱着他的解放鞋……
对于那一代人而言，各自承受着命运的欺凌，并没有选择的权利。各种挣扎，只是为了好好活下去。
等到母亲十八岁结婚之时，适逢大饥荒，全国上下，哀鸿遍野。饿着肚子的外公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卖了，凑了５块钱，买了一对枕头送给母亲带走。他很愧疚，老实人过了一辈子，女儿出嫁也拿不出像样的嫁妆。送走母亲的时候声泪俱下，父女两抱头痛哭，无法言语。
父亲的读书梦随着文革的到来而破碎，上学无望，回家艰难……走投无路的他只能从军。母亲一个人在家，带着刚刚出生的大姐，完全像一个男人一样，下地务农，操持生计。各种苦楚，只堪自况。
曾祖母年轻时候丧夫，矢志守节，独自在匪患横行的恶劣环境中带大了我爷爷两兄弟。她的示范效应，深深的影响了这个家族。母亲最敬佩曾祖母，耳濡目染，暴烈要强的性格，也许随着生活重压之下，慢慢的形成。绝不允许别人看轻自己。家姐出生之后极为孱弱多病，大家都觉得带不大，母亲绝不放弃，终日把家姐抱在怀里，唯恐意外，以至于手臂受损，落下终身病患。
等到父亲即将奔赴越南参战之时，母亲恰好怀上了我。当时计划生育正在推行，父亲遭遇极大的压力，极有可能背上被处分的风险。母亲对此却毫不在乎，决不放弃，顶住压力东躲西藏，最终生下了我。她一个人带着三个乳臭未乾的小孩去重庆随军，为了给父亲减轻负担，自己去卖冰棍，一根冰棍两分钱，卖一箱，赚一块钱。即便如此，她总是不会卖最后的拿一根，因为是留着回家给我的。她在给我缝衣服的时候总是把前面的口袋做得很大，因为这样就可以在里面多塞几根甘蔗，防止我口渴。
为了让我活得长，母亲按照风俗，从小就把我当做女孩来养，俗称“假姑娘”。我发蒙上学的时候，正式剪发，母亲把那束头发一直留着，压在箱底。对我的溺爱，一以贯之，即便我成人之后，亦是如此。我们母子之间往往没有太多的话，因为无论我多大，在母亲眼里都是孩童。也许对于传统的家庭而言，向来如此。我们之间最常见的表达，就是每次我回家静静的听她唠叨，离家的时候，又默默的看着她流泪。她总是后悔：你小时候我希望你有个好前程，而今觉得宁可你没有出息，守在我身边！
是的。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愿意做个没有出息的人，终老于那个散淡的小城。这样也许就不会有那个碾碎在车轮下的意外。在机场的嚎啕大哭是我成年后第一次无法自制的悲恸，当我知道即便我赶回去也见不上母亲最后一面的时候。人生有很多意外的离别，但原谅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种。穿越一千多公里的山水，在凌晨的太平间，看见母亲静静的躺着，我总觉得她还会有什么话对我说，而她终于没有开口；我终于有些话可以说出口，她却再也听不见。
整理她的遗物，发现我给她做的皮包，崭新未用。父亲说，这个包，她就是在有客人来的时候，拿出来给别人看一下：这是我儿手艺！
从那以后，我就放弃了这个手艺。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再做下去。也许在每年荒草丛生的坟前，我们还能见个面，我还能叫一声妈，但也仅此而已。
人生归途，至此徐行。
@Suyutong:我与妈妈十余年不能相见，如果只说「母亲节快乐」是何等苍白。
我从小倔强调皮，在学校对抗缺德老师和同学，总是惹事。妈妈遗憾没有温婉的女儿，但她总是相信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
感谢她让我随了自己的心意而活。当年我从电台辞职，没有迎来她的唠叨；从2005年我被国保喝茶直到2010年离开中国的5年间，我们从来没有触碰到话题，都怕加重彼此的担心。
2010年5月，仿佛提前预知了分离的命运，我请父母吃火锅时，不停的给他们夹菜。与父母挤在一张床上聊天到天明。
不久后，我自己的住所被查抄，我被国保和公安带到北京朝外北大街派出所问讯，幸得网友和律师们相助。匆匆别离北京，将可以被定位的手机放在家中，路上用公用电话打电话给父母，说我会去旅游。
敏感如我妈，罕见埋怨我：你总是帮别人，出了事，谁会帮你啊！我说，很多人。
我出国后，知道他们的压力，他们不说，我也听得出来。不想自己的父母变成人质，我在推特上表明立场：我不会发与父母断绝关系的声明，血缘的关系谁能切得断？但如果当局以他们为人质，我会去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前放投影……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我与父母的远程联系，总是充满温情，我像极了一个温婉的女儿，直到武汉病毒爆发后，一次在电话中，我妈妈突然说：你不要总是乱做报道，病毒来自美国。
我爆发了，然后摔掉电话。他们教我诚实，公义，保有常识，可是他们为什么失去常识？是身不由已还是在井中迷失方向。
有很长时间我没有再联系他们，后来我们和解了。我没有追问妈妈说那句话的原因，未来我们相见时，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我，每天爱惜自己的身体、灵魂，希望我们相见的那天，我还是她眼神清澈、倔强的女儿。
朱珠是个姑娘的名字
2023-06-18 00:32
来源: 二大爷
作者: 二大爷
朱珠是个姑娘的名字。不是小名，是真名。我儿时最爱的运动是羽毛球，但是毕节那个小县城条件有限，正规的室内场地几乎没有。大部分时候我都是和死党们在自家大院里面用粉笔画个线，支起竹竿，挂上网就开打。
偶尔放暑假的时候，我也会去人民公园仅有的两块露天羽毛球场打，我就是在哪里认识了朱珠。小县城里爱好羽毛球的人不少，男女老少都有，但是像朱珠这样的鹤立鸡群的美少女，很少见。所以每次她去打球，总有一大堆大叔、大爷围着，争着跟她搭档双打。
我当然也是想的。但是一个高一的文艺少年，脸皮薄，不好意思去抢。大部分时候只能干坐在场边，静静地看着朱珠打球。偶尔有目光交汇的时刻，也会特别的不自在，赶紧转移视线，假装思考人生。
大概是因为少年的我总还算比大叔好看，朱珠还是注意到了我。姑娘可能早就看穿了我的小心思，所以有一次她主动找我，要跟我搭档。我受宠若惊，整得拍子都握不稳。但自从那次之后，我们的交流就变多了，很多时候，心照不宣，都会等对方到来才一起上场。
朱珠跟其他姑娘最大的区别在于，不装。用贵州话来说，就是特别耿直。我小心思比较多，很多时候欲说还休，她是有啥说啥，从来不藏着。所以大部分时候，都是我在听她说。安静的当一个听众。
我们虽然是同龄人，但是并不在一个高中。所以除了打球几乎没有见面的机会。过完了暑假，没有时间打球，就很难见面了。在暑假结束之前，朱珠破天荒的邀请我去她家玩。儿时对待朋友最高的礼节，就是请对方来家里玩了。尤其是异性，非常难开口。因为那个年代父母的视角里面，不夸张的说，贪玩如犯罪、早恋如吸毒，能得到一个女孩子这样的邀请，非常难得。
作为回请，我也生平唯一一次请异性来到了自己家。为此我还破天荒第一次要求老爸老妈那天出门散心。那天朱珠带了两个闺蜜，我们坐在我家的阳台上，比赛讲笑话。轮到我讲的时候，朱珠正好在喝茶，一个爆梗出来，朱珠突然爆笑，嘴里的茶正好喷了我一脸。她连忙拿出自己的手绢，为我擦拭。那种第一次被异性触碰，脸红心跳的感觉，没齿难忘。
但可惜的是，过了几个月，因为朱珠的父母调到省城贵阳，他们举家搬迁。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话，临走之前，朱珠写了一封信给我，约我去爬山看日出。
那是我们第一次单独相处，也是最后一次。去爬一座叫做纱帽山的高山。
我知道她要走了，心里不怎么痛快，所以爬山路上闷闷不乐。爬到一半的时候，朱珠有点生气了，站在原地说，我累了，不走了。
我一个大蠢驴，不知道她什么意思，反而一个人走了很远才想起回头问她，那要怎么办啊？还爬不爬啊？
朱珠大喊，你过来拉我一把啊。她主动伸出了手。那是少年的我第一次拉异性的手。我强作镇定，但是难掩心跳，一贯大方的朱珠也罕见的红了脸，平时话很多的她剩下的路程一句话也不说了。我们就这么默默的牵着手，爬上了最高峰。即便是彼此的掌心都是汗，也没有放开。
那一天的日出并没有什么特别，隐约的雾气中全是少年的兴奋与伤感。
她离开后我们还写过一段时间的信，但距离终究是无敌的存在，最终还是奔向属于各自的未来。有些想说的话，彼此终究没有说出口。
我今天打羽毛球，突然看见一个很像朱珠的姑娘，凝视了很久，想起了那两个牵手的少年。最好的时光，依然不曾遗忘。
从体制内人士变中共眼中“反贼”
2023-01-13 00:44
来源: 大纪元
在网路上绰号“二大爷”的专栏作家邓海燕，分享他从体制内到成为中共“反贼”的心路历程。（受访者提供）
一名原中共刑警、体制内人士，出于对中国历史的研读和兴趣，在网路上针砭时事，得罪了当局，遭到“双开”，辗转来到美国，成了中共眼中的“反贼”。在网路上绰号“二大爷”的专栏作家邓海燕，与大纪元读者分享他的心路历程。
邓海燕出生于军人家庭，毕业于中国公安大学，拥有7年刑警生涯，10年政府部门的资历，2019年底“润”到美国，仍然维持大量的写作、发文，揭批中共和针贬时事，帮助人正确认识历史。
在体制中反思与行动 最终被逐出体制
2008年，对年轻的邓海燕来说，是生命出现转折的一年。当时他已经干刑警工作干了一段时间，他决定重拾儿时对历史的兴趣，开始大量地研读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在深入挖掘过程中，历史真相逐步展现在他眼前，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
同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死伤惨重，中共救援不及，但随之而来却耗资3000亿举办北京奥运会，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说：“我开始反思，这国家发生了一系列问题，是不是由于它的体制所导致的？”
他表示，一方面思想发生转变，另一方面加上自己工作上的经历，从刑警工作中接触到社会底层，再被提拔到政府部门，参与应急、保密、组织等工作，“接触到了权力核心，使我对于共产党整体的权力运作体系十分了解，我百分之百地笃定这是一个极权体制。”
为此，他决定与年少时受到共产党洗脑教育下的自己做决裂，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从2012年开始，我下定决心，做自己喜欢而且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开始写文章。”
邓海燕开始用不同笔名在网路上撰写系列文章，一开始是比较温和、没有太多针对性，主要介绍历史、介绍常识，文章在中国社群平台上引发反响，“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最缺乏的东西，当然我也明白去做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我愿意尝试。”
随着撰文越来越深入，他的账号也陆续被封号。2018年，中美关系恶化，他直言批评当局的失策与蛮干，结果触怒了政府高层，包括中共纪委、国安、监察委联合对他进行为期一年的审查。
2019年，在拒不配合、不认罪的情况下，当局对他进行了双开（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在一份红头文件上清楚地载明了他过去种种的“错误事迹”，以及开除他的理由，从此，他成为当局眼中的“反贼”。
受使命感驱动 “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我入行当刑警的第一天，我的师傅，、一个二十年资历的老刑警问我，你知道干警察这行最要紧的是什么吗？我说业务能力吧。他笑了，说你记住啊，业务其实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站好队。”在一次刑警的晋升考核中，他因为没有去“拜码头”而落选。从那时起，他知道自己刑警生涯干不了多长。
而且，他也深知背叛体制会有什么下场，“其实我内心也是害怕的，因为我太了解它们（中共）了，它们能对一个普通人采取什么手段，这些我在体制内已经见过无数遍了。”“但是那种对于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渴望，以及对于它们（中共）这种颠倒黑白的愤怒，压过了我的恐惧，促使我十来年，在国内坚持写作。”
历经双开、两次被抄家，邓海燕感受到自己和家人生命受到威胁，便举家离开中国，“润”到美国。持续以“二大爷”的笔名在传媒上投稿，笔耕不辍，还开油管、电报群，利用脸书、推特等各种社群平台发声。
“简单地说我觉得这是一种使命感。我们出来就是为了奔向自己心中的自由，为了更好地发声，所以我来美国之后，一刻不停地继续写文章，比在国内写的还要多、说得要更透彻一点，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
尽管来到海外，偶尔也会心生感慨，和他同龄的公安大学同学，如今95%都在公安系统，而且位居高位，有时遇到同学翻墙出来和他聊天，说他这样远走他乡未免可惜，但他并不感到后悔，“在美国我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活成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的普通人，我真的从未后悔。”
“民众愤怒的火种一旦点燃不会熄灭”
去年11月，当“白纸革命”在中国各地风起云涌，民众甚至喊出“共产党下台”的口号，邓海燕在自己脸书上写道，“在当前的环境中，不仅是勇敢至极，更代表了三年来看清中共防疫面目的全面觉醒，这可能是‘六四’之后，国人最激烈的一次爆发。彭立发播下的火种，正在燎原。”
12月初，中共结束“清零”政策，邓海燕认为，不是因为“白纸革命”，而是迫于极其严峻的经济形势和财政压力，讨薪潮、失业潮接踵而至，“这些都对它们（中共）构成致命威胁，保经济其实也就是在保其政权”。
他说，根据他所研读的历史，中共防疫三年，与历史上的三年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极为相似，现在中共又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非人的封城到完全没有准备的放开。
“在我的朋友圈里，很多人曾经是亲共的小粉红，经历这两个极端化的防疫措施后，也开始慢慢地在醒悟，开始质疑共产党当初的封控是否真的为了人民好，透过这些血的代价和教训，正在快速地唤醒中国人，看清中共的面目。”
邓海燕认为，尽管中共放开，但是这场防疫闹剧并未结束，越来越多人站出来，用不同方式表达不满，“它（抗议）不会偃旗息鼓的，还会以别的方式产生，这种反抗情绪一旦点燃，它不会那么轻易地熄灭”。
洗脑的真实故事2023-03-01 21:32
来源: 脸书
作者: 二大爷
要将一个智商正常的普通人彻底洗脑，需要多久？答案是4个月又7天。2005年一个来自山东菏泽的老头，60岁的老冯来到了刑警队。他怀疑自己21岁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儿被同学骗来广州搞传销。女儿打电话回家要过五千块钱“作为事业启动资金”，之后却失去了联系。老冯是个明白人，觉得不对劲，就千里迢迢的赶来广州找人。
按照程序，这类案件一般都归类于人口失踪，不算刑事案件，归派出所管。老头找了好几个派出所，没有任何准确信息，大概率是传销案，都不愿理他。最后盘缠用尽走投无路的老冯，找到了刑警队。那时已经接近过年。
这类案件其实并不是我们的业务，但我知道如果不帮他，估计没人会帮了。尽管当时我还没有成为父亲，但是完全能理解一个老父亲的心情。我们根据他提供的信息，就在本地的几个菜市场蹲点——因为一般的传销窝无论住宿还是饮食都很糟糕，捡菜帮子下饭是很多被骗做传销的生活常态。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3天的蹲守，某天小姑娘跟着同伙出来捡菜叶的时候被老冯认出，我们逮个正着。但令人揪心的事情随后发生了：喜出望外的老父亲看见女儿，老泪纵横，抱住痛哭。可女儿却是一脸冷漠，拼命推攘。她喊出了一句让我至今都记忆犹新的话：
“我没有爸爸！不要挡住我发财！”
如果那天不是我们几个刑警在场，单凭老父亲，根本劝不回她。
那天距离她被骗到传销窝只过4个月又7天。来之前她是一个正常的刚毕业急着求职的大学生，而几个月后，面对风尘仆仆的老父亲，她没有丝毫激动，只有百般的嫌弃。在和她简单的交谈中，我发现她脑子里剩下的，只是一个又一个暴富的神话。即便是在几天后略有醒悟同意跟随父亲回家的情况下，她还自豪的对我们说：在里面我们生活得就象一家人，我很怀念哪里的生活……
这个案子在我的刑警生涯中微不足道，但是它给我带来的震撼，却完全不亚于很多大案。传销洗脑模式我并不陌生，但是我从来没有料到其洗脑的效果如此显著。它何以能达到如此的功效？有特别的催眠法门吗？其实没有。
洗脑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完全的环境封闭，绝对的信息堵塞，不断的强化灌输。简单的说，关你在一个和外界完全没有信息联系的环境中，在打手们的看管下，每天给你来两节成功励志课，杜绝报纸、电视、电台……包括娱乐。你只能做笔记写心得，除了发财，不能和其他人交流别的信息。不出一个月，当你的世界干净得连一条垃圾信息都不存在的时候，在集体的癫狂之中，你的智商和情商会明显下降，判断力急剧衰退，最终接受那个唯一的信息源——升级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最要命的是，成了信仰！
这是一个特例吗？我想并不是。
对比一下过去73年来中国人生活的环境，有什么想法呢？一本书、八部戏、一个领袖、一种声音、红色理想，白色手段，集体疯狂，闭关锁国……你活着一个彻头彻尾信息经过过滤和审查的环境中，如圈养的猪一样等待着新闻联播的投喂。根本无从得知墙外真实的世界。但最可怕的是，至今还有人在怀念这样的圈养。我们经常会听到那些老一辈的人感叹：哪个纯洁充满理想的年代啊，充满了干劲……
你看看每年跪在韶山冲的那些精神病人，跟传销窝里出来的山东姑娘有区别吗？还不如！
73年来，中国不就是一个超级传销窝吗？所有中国人，无一例外都要从出生洗脑至死。普通传销不过是贩卖发财梦，他们给我们贩卖的却是打着共产主义、均田均富、当家作主、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在这个梦里，你最好沉睡至死，不能随便醒来。如果有那么一些无法接受洗脑的，就跟传销组织的手段一样，杀鸡儆猴、打死打残。
小传销害的不过是一群人，大传销害的则是整个民族，甚至整个世界。诸君今天如果能读懂我的文章，就意味着我们终有一天有携手打破这个世纪传销的可能。
鲜为人知的习近平的“民主事故”
2023-03-12 13:45
来源: 推特
作者: 二大爷
昨天中共人大的总理选举，在疫情期间制造了上海惨案的李强获得了3张反对票。这在如今中共强力控制下的“走过场”中已经算很罕见了。但其实在中共假模假式的“全过程民主”历史上，是出现过很多鲜为人知的意外事故的，这些事故的主角，也包括习近平。
众所周知，中共完全操控下的人大选举，其实都是自己人选自己人，帮内走个形式，一般不会有意外。所以在过往为了掩人耳目也搞过“差额选举”——就是一个职位有两个以上的候选人。通常在这样的选举中，中共提名的第一人选往往事先已经跟代表们打过招呼，也就是所谓的“组织意图”。陪跑参选的通常都是名不见经传、资历和声望都相差巨大的候选人，一看就知道是充数的花瓶人选。
但即便如此，只要是真选举，就会出意外。
1993年1月，中共在十四大前后制定了省级人事调整方案，随即各省市召开了新一届人大走过场。浙江省省长指定的人选是葛洪升。他已经当了两年多的省长，这次是准备第二任期。陪跑的花瓶是前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刚刚交流到浙江任排名最后的副省长，万学远。论资历论人脉，都是一目了然。但是意外发生了。
因为葛洪升当省长的两年政绩和声望都很差，很多代表早就不满。结果在选举投票后，外来和尚万学远居然得票超过葛洪升，按照法律，万学远当选！当时中共组织部门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惊慌失措，票选结果出来后把浙江省的人大代表们封控在会场，不准离开，美其名曰放电影休息。
在上报中共高层后，经过4个小时的紧急会议，最后同意了选举结果。当选的万学远知道结果后不仅毫不高兴，反而惊慌失措，以为自己违反了组织纪律会遭到处理。
仅仅在三天后，贵州省竟然出现了更神奇的剧本！
贵州省当年的省长选举是定额选举，唯一人选是王朝文。他从1983年就开始当贵州省长，树大根深，是真正的地头蛇。但王朝文也是民望、口碑极差，所以在选举时，贵阳市和遵义市代表们联合发出动议，联名推荐陈士能作为省长候选人。陈士能是谁呢？
陈士能，和上面提到的万学远一样，是外地干部，他从轻工业部副部长的位置空降贵州，任副省长，完全是混资历的，根本不在组织意图中。
但是根据中共的人大选举法，10名代表以上就可以联名提出新的候选人，所以陈士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得足够的代表支持后，成了正式候选人！而且在之后选举中，击败王朝文，当选省长！
贵州代表们同样在选举后被封控在现场，等待中央的决定。反正都是自己人，虽然是意外，但中共最后还是确认了结果。
但这两位意外当上省长的人，后面的仕途都很不顺，基本上就是干完一届就被打入冷宫任闲职去了。
由此可见，中共只要搞真的选举，哪怕是内部选举，都会有很多打脸的情况产生。最丢脸的故事中，当然包括习近平。
我们都知道习近平1982年靠着父荫最早去河北正定县当县委书记。但是他的政绩和口碑极差，尽管习家极力活动，但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高扬极为反感习二这种胸无点墨的纨绔子弟，顶住压力坚决不予提拔。高扬甚至在省委常委会上公开了习仲勋为儿子跑官要官的事情，令习家极为难堪。
迫于无奈，习家通过上层关系，1985年把习近平调到福建厦门当副市长，但是在厦门，更丢脸的事情发生了。
由于名声不佳，习近平1987年居然未通过厦门市长等额选举所需的50%选票！连一半的选票都拿不到，这在走过场的选举中极为罕见。这一点习近平确实前无古人。在厦门混不下去，习家又活动把他调到福建宁德当书记。
尽管无德无能，屡屡丢脸，当习二在强大的家庭关系网的庇护下，还居然就在辗转腾挪中步步高升。但即便如此，习二的“民主事故”依然没有结束！
1997年，习近平已经被内定为中央候补委员，但在党代会投票时，知道他底细的党代表们很多不买账，他的得票全场最低！差点就达不到当选及格线。但可惜的是，在强大的“组织意图”下，他还是混进了中央，成就了今日一地鸡毛的中共和中国。
习近平的升迁之路，完美诠释了中共逆淘汰的权力生态。
我相信绝大部分人是第一次得知这些故事。看完了，你对“全过程民主”有什么新的看法吗？留言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