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後眼中的香港制度問題及未來挑戰
——希望在於世代合作
作者 魁罡 2019年6月
香港物價的變遷
我是1994年出生的，正是香港回歸的前三年。當時中英談判接近尾聲，但是還沒有回歸，身邊一起成長的同學好多人是在回歸前後出生的，對回歸以前的情況、中英談判之前的情況，可能不是很熟悉。我組織過香港學生奔赴內地，去參觀、訪問、學習，當中大部份的學生還會回到香港完成學業，並且將來支撐香港未來的就是他們，所以香港的年輕人對歷史要有基本的瞭解，有一些可能不是我們專業所涉及到的問題，但是有一個基本的瞭解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在親自組織青年工作的過程中，我和身邊同學分享對香港的看法，都是以歷史脈絡展開的，主要分成三個部分。
一、“六七暴動/反英抗暴”的影響大大推動了香港的制度變革與經濟繁榮
今年正好是“六七暴動”五十二周年。無論是在香港，是在大陸，也無論是在英國，對“六七暴動”諱莫如深。為什麼這件事情這麼重要，可是沒有人願意提起？因為這件事情，其實對英國政府構成了一次非常沉重的打擊，同時對中國政府也構成了沉重的壓力，但對香港市民確實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偉大起點。今天的香港老百姓過得非常現代舒適，可能無法想像五十二年前的事情。
五十二年前，香港大致的情況相當於我們今天看到的印度或孟加拉的狀況。有一件事情很多年輕人聽完了都很震驚：就是在1971年之前，香港還是一夫多妻制。因為在1971年之前香港遵循的（英國在香港是實行的是慣例法）是大清律例，所以，很多的法律制度是非常非常原始和落後的。另外，因為人口增長過速，在1949年之前香港只有50萬人，此後，迅速膨脹到200萬人，將近一半的人（約100萬人）是住在山上的鐵皮屋裡，甚至是簡易的木屋裡，沒有空調，很多沒有電，沒有水，沒有衛生設備，是非常糟糕的狀態。
暴動之後，英國政府才開始重視這樣的問題存在。開始出現當時是英國管殖民地事務的叫殖民事務部—後來把它改成國協，在1968年併入外交部。就是在“六七暴動”之後，才把管殖民地事務的部門放進外交部。為什麼會這樣做？因為香港整個的土地主權不是歸英國政府的，是英女皇的，所以基本上港督屬於英女皇派遣。1968 年之後，英國政府才深度介入管理香港事務，也是因為那場暴動深深的觸動了中國政府。當時中國政府在北京、在各地都舉行了聲援香港的遊行，那會兒叫“五月風潮”。
“暴動”這兩個字，這個詞彙是後來給它定義的。我不同意把1967年的“五月風潮”叫做暴動，因為真正的暴動應該是戰爭行為，但此次的暴動只有十個員警殉職，大概有五十個平民殉職，受傷的有800多人，小於今天的一般的恐怖活動。整個的運動（我把他叫風潮）還是相對比較平和寧靜的。但是，他的訴求是非常明確的，這個訴求實際上是我們爺爺那一輩人，五十二年前他們第一次提出，他們要求司法權，他們要求行政權，他們要求英國國民待遇，香港人不能接受像牛一樣的工作，像畜生一樣的生活，香港人需要對等權利。其實是一次香港同胞的反殖民運動。初始階段有些混亂，但隨著時間的進程越來越清晰。
我在港大上課的時候，教授問過同學：我們心中的這一百年來香港的英雄？有的朋友說李嘉誠，有的朋友說李小龍，說了很多名字。我告訴同學，在我心裡面，香港這一百年，只有一個英雄，他的名字叫楊光。他2001年獲得大紫荊勳章，後來去世了。他走了，平靜的離開。平靜的原因是因為大家已經都不認得他了，不知道是他領導了1967年的那場暴動，也不知道是他提出了一系列的訴求。伴隨著這一系列的訴求，我們進入了1971年。麥理浩是一個很偉大的總督，是他開啟了香港全面的改革。從1971年到1983年，進入香港輝煌12 年，12 年之內香港騰飛。香港由一夫多妻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直接進入到現代社會。
當然，英國人不會去宣傳楊光的，所以他們把1967年的這場風潮定義為暴動，定義為國內文革向外延伸，就是他們認為是文革延伸到香港出現的問題，而不把它理解為一場反殖民運動。其實我把它的含義概述為三層：第一層，他就是一次民主運動。因為老百姓太可憐了，香港年輕人不知道，所有立法會的議員是由港督指定，而且即便是黃色面孔，也不是港人，也就是說，香港土著或者本地居民沒有立法權。其實有立法權也沒有用，因為整個的香港法律，除了他們認為不動的部分，沿用大清律例以外，新的部分全部是由英國本土提供的法律依據。 司法權，到今天為止，我們也知道，香港的法官和律師，今天仍然是很多是外國人。那個時候，幾乎全部是外國人，主要是英國人。司法權沒有，行政是什麼狀況？貪官污吏遍地，警察是腐敗的事情最多了。當時的老百姓確實是非常非常的委屈。
我擔任議員助理在公屋工作的時候，見過好多老人，他們跟我講那個時代的香港人是怎麼生活的，我們很難理解。早晨起來，最糾結的一件事情是吃一個麵包，還是用這個麵包的錢去坐車，去上班；若走路去上班，就可以吃一個麵包，若是坐了車就得餓著，因為錢就那麼多。在戶外做體力勞動的人，早晨第一件事是什麼呢？是吃一粒鹽片，那會兒沒有空調，在戶外做工，很辛苦，不停出汗，若不吃一片鹽就會虛脫。他們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下苦挨出來的。暴動爆發以後，中國大陸的外交部反復向英國政府抗議，並與英國政府交涉，希望和平解決。同時中國政府也對香港的工人組織做了某種協調，希望能夠平靜下來，和平的解決問題。後來，這件事情趨於平靜。
“六七暴動”對香港人的意義深遠，它是香港現代史上的重要分水嶺，香港由此進入現代化。這個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是白給的，這是我們爺爺那一輩人爭取來的。暴動之後，香港進入黃金10年，也可以叫黃金12年。黃金10年，這是英國人的說法，因為麥理浩在香港呆了10年零6個月，所以我們要談黃金10年或者黃金12年，離不開麥理浩這個人。這是一個很神奇的人，香港歷史將會永遠記住他，因為他也是改變香港歷史的一個人。對於香港問題，我最深刻兩個人：一個是楊光，他的這場反抗刺激了改革的到來；一個是改革者，麥理浩。
麥理浩這個人很有趣，他跟中國有非常深的緣分。他1940年就在福州了，在福州工作了。他1940年在福州工作的時候，曾經有一度被日軍俘獲。當時日本人打過來，後來他又成功逃脫。1943 年，他在潮汕地區參加抗戰，後來獲得了勳章。1948年，他作為英國駐漢口的領事。1950年回國，參加執行馬歇爾計畫。這個經歷非常重要，第一，他非常瞭解中國，他可以流利的講福州話、廣東話和國語，他對中國的狀況非常熟悉；第二，在1950年前後，他參加了美國人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畫。馬歇爾計畫是一個歐洲重建的計畫，這個重建的計畫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財政重建和金融重建。馬歇爾計畫背後有很深的美國人治理歐洲，甚至治理全球的意圖，管理這個世界不再是通過殖民的方式，而是通過財政控制和金融控制來進行。馬歇爾計畫給各個政府背書，提供一筆美元，然後各國政府以美元為依據發行本國貨幣。麥理浩在英國參與了這個計畫。
這個事情對香港有什麼意義呢？這就要回顧香港的金融史。香港1840 年被英國人佔領之後，使用的貨幣是白銀。其後，到國民政府建立、取締白銀之後，就是1927年之後，香港開始發行港幣。那個時候的港幣是跟英鎊掛鉤，這個貨幣一直持續到1971年，香港黃金12年，跟錢有關。在1971年之前，港幣是跟英鎊聯繫匯率的，在1983年之後，港幣又跟美元聯繫匯率了。香港有12年，極度輝煌的那12年，香港竟然自己擁有一個主權貨幣—港幣。拿出我們兜裡的港幣，大家看一下，港幣10元的那是法幣。除了10元以外的，每張港紙上都有4個小字“憑票即付”。“憑票即付”的意思就是告訴我們，香港沒有主權貨幣了，這個是“兌換券”，它叫“美元兌換券”。我們拿著這張錢，不需要說太多話，如是渣打發的，放到渣打7.8換美元；如是中銀發的、滙豐發的，按7.8換美元。
在麥理浩的時代，香港人非常驕傲，它擁有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主權貨幣，就跟美元貨幣一樣。這上面沒有“憑票即付”，這上面只有一句話“in God we trust”，即以上帝的名義。我們為什麼會沒有主權貨幣，而一度擁有了主權貨幣，因為我們香港要發展，要成為金融中心，必須擁有自己獨立的主權貨幣，它意味著我們擁有獨立的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這件事情，麥理浩做到了。他並不懂經濟，只不過他1950年曾參與了馬歇爾計畫的歐洲部分，他是以外交官身份參與的，所以他對經濟，特別是財政金融是有深刻理解的。
1967年麥理浩做過駐越大使。1970年在殖民事務部對香港做了全面瞭解之後，決定對香港做全面改革，給予香港一定程度的國民待遇。派來了麥理浩出任香港總督，並且同時兼任三軍總司令。港督的權力極大，英國派出的港督是同時擁有三權的，所謂行政主導，就是他主導，立法和司法部門的主要的長官是他自己任免，所以他的權力極大。一個港督，那個時代的港督可以改變香港的命運。今天的年輕人分不清楚特首和港督的差別，今天的特首完全不是港督，他沒有立法權，他沒有司法權，他只有有限的、極其有限的行政權。所以在“占中”的時候，同學們在討論直選的時候，我說，你們要想清楚你們在說什麼，如果你的手機壞了，你的主要動作是應該找一間店，換一塊晶片，而不是去換手機套。香港出了問題，你把特首換了，就是換一個其它顏色的手機套，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你們為什麼不考慮制度呢？為什麼不考慮自己最核心的那塊晶片怎麼樣了？
麥理浩他共搞了十三個計畫。第一個計畫就是建屋計畫，很偉大的計畫。他的目標就是要給180萬人建房子，要給他們住進人居住的房子裡去。他走的時候完成了多少呢？完成了100萬套，其實沒有做完，但我覺得他已經很偉大了。他建的一百萬套房子讓香港的大部分的居民從山上走下來——耳熟能詳的那首歌，《獅子山下》，就是說這件事的。獅子山上，就是以前的鐵皮屋，從獅子山上走下來，一起創造新生活和新的未來。第二件事，就是廉政公署，他開始規範本地的行政權力了，他使本地的行政權力變得有效率，廉潔。第三件事很重要，對我們的父母那一代很重要，就是免費義務教育。第四件事也非常重要，就是免費醫療。麥理浩了不起，它做的這幾件事情非常重要。以至於我在讀《麥理浩傳》的時候，我覺得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因為他不像以前的港督。以前的港督關心兩件事，一件事是關心在華的英國人的利益，在港的英國人的利益（因為以前的香港總督兼任駐中國的總領事）。還有就是香港對英國政府的其他的意義，沒有一個人像麥理浩這樣以民為本，關心這個土地上生長的這些人，所以當他提供全面的社會保障，提供九年義務教育的時候，其實他是一個很偉大的治理者，雖然他是英國人，但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治理者。他還做了很多事情，如交通建設。香港今天我們所知道的主要的幹線，地鐵，他弄的。水源，水庫，是和中國政府談判，引進水。還有就是很重要的產業政策，他制定了完整的產業政策。
今天的年輕人不知道香港在1983年之前跟瑞士的產業一模一樣，甚至比瑞士做得更好，人口也一樣，700萬。我們的產業是什麼呢？我們的產業除了我們引以為驕傲的金融以外，我們有精密機械—手錶，精密電子—電子錶。電子錶錶芯在香港的最高峰的時候佔據全球產量 80%，只要有10個人戴表，8個是我們香港人生產的錶芯。製藥，香港的製藥業曾經很了不起的。化工，我們生產的洗髮水，各種各樣的化工產品。但後來我們的產業全部沒了。今天，這些產業在瑞士都還在。有很多人說，祖國經濟發展了，香港當然就沒了。問大家一下，德國經濟不發展嗎？法國經濟不發展嗎？瑞士就在他們旁邊。瑞士怎麼還有呢？我們應該深入思考這個問題。
麥理浩的貢獻一切是源自於“六七暴動”，而之後的黃金10年或者黃金12年是香港現代化的起點，值得大家深思。
總結一下麥理浩做的主要的事情。他做的主要事情回到制度層面，就是給香港人基本的政治權利。我們知道的，我們所聽到的、看到的所有偉大的人物，美好的事物都是在那個時候出現的，不管他是從事藝術的、商業的、文化的，都是那12年出現的，從此以後香港人才有資格可以做官，以前香港人不能做官，只能做吏；以前不可以持有上市公司，後來可以持有上市公司了；以前不可以住山頂，後來可以住山頂了，他擁有了政治權利，同時給予了經濟權力，可以創業了，可以開工廠，可以開公司，可以享受本土人享有的信用貸款，可以取得發展。權力是經濟起飛的第一要件，基本的人權。爭民主爭什麼？就是權力。如果我們連權力都沒有，出門都受限制。開公司不允許你註冊，因為我們的身份證不對，因為我們拿的是本地身份證。1967 年之前香港本地人沒有身份證，沒有戶口本的。註冊不了公司，又怎麼做生意呢？在這之後，真正賦予了全部的所謂國民待遇之後，經濟才開始起飛，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麥理浩了不起，他採取了低稅的政策。香港原則上，非戰爭期間不用向英女皇納稅，這是特許。但是香港有沒有向英國做貢獻？當然有，是以非稅的方式做的，而且貢獻是巨大的，因為香港的土地（九龍界限街以南的部分和港島）全部是送給英女皇的，是她的土地；界限街以北的部分是1997年到期租賃的土地。因為土地是英女皇的，所以英女皇通過土地獲得了大量的利益。因為那是她的土地，你要賣地，你要買地，你要去發展。同時，英資企業在香港具有絕對的壟斷權力，特別是基礎設施、水電，所以無論是英女皇，無論是英資企業，也無論是在港從事律師、會計，從事專業工作的這些人都獲取了非常豐厚的利益。以至於麥理浩的前任回英國的時候，要用整條船來運她的財富。那個時候還是上個世紀60年代已經是6000萬英鎊之巨，按今天算就是60億。低稅的政策保證了香港企業的快速發展。同時麥理浩還在新界地區和九龍地區大量批出工業用地，給開工廠的人提供方便，因此香港經濟得以迅速騰飛。
麥理浩還有一個偉大的貢獻就是香港的金融中心。香港的金融本身發展的不錯，原因是在1949年之前國民黨時期，因為大陸沒有一個穩定的貨幣，長期使用銀元，在與外部進行溝通和交往的時候，要進行兌換，香港就是提供兌換的主要的地方。今天的年輕人不知道滙豐銀行註冊在上海，它註冊的時候用的就是銀元，而滙豐的股東涵蓋了香港的每一個英資企業。每一個英資大企業都是滙豐的大股東，他們成立一個企業用的貨幣是銀元，然後形成了對整個中國經濟，特別是中國政府的信貸安排和兌換，所以他以前就是這樣一個金融中心。七年之後，香港開始成為一個製造業中心，同時也承擔了很大的一部分內地緊缺物資的中轉地，這樣由於貿易中心的存在和結算的需要，香港也迅速崛起為亞洲，僅次於東京的一個金融中心。
在第一部分裡，我非常衷心希望推動現今的年輕人認識這兩個人，一個叫楊光，一個叫麥理浩。因為有了他們，才出現了大家所喜歡的那些人，他們的成長，他們的出現。
二、中英香港回歸談判：留而未解的問題導致了“香港超級地租”
中英談判開始了，中英談判開始的原因是始於1982年，當時英國人跟阿根廷打了一仗，這一場仗打醒了很多的前英國殖民地的人，包括中國人，我們開始像阿根廷一樣跟英國人討論土地問題。戴卓爾夫人1983年4月份飛往北京，與鄧小平討論香港的前途。戴卓爾夫人提出主權交給中國，治權留給英國。這是香港本地居民的一個願望，香港本地居民覺得我們是中國人，這片土地是中國的，主權要交給中國，能不能治權留給英國人。這樣香港有兩個媽媽，好像更保險一點。這件事情被鄧小平一口拒絕，拒絕以後，這個1983年就進入了中英談判的起始年或者叫元年。1983 年這一年非常重要，除了打了馬島之戰之外，英國正在做一件大事，就是後來我們知道的戴卓爾改革。今天的年輕人不知道1983年的英國非常糟糕的，因為英國的國有化太厲害了，經濟極度衰弱，以至於很多很多的家庭買不起紙巾，就是他們擦屁股要用報紙，非常困難，他必須重振他們的經濟。
戴卓爾和列根的想法是一致的。戴卓爾夫人到美國訪問的時候下了飛機，沒有去總統府，也沒有去英國大使館。她直接去了芝加哥大學找到弗裡德曼，問他英國應該怎麼辦？高度的國有，其實英國走社會主義道路走的比很多社會主義國家極端。他們主要的經濟體全部被國有化了，公有了以後效率非常低，沒有競爭力。因為每一個在這個地方打工的人的待遇都極好。跟國內現在的兩桶油、電訊、銀行是一回事，待遇非常之好，也不需要努力。但英國的經濟垮了，振興經濟就要把東西賣掉。
在大學上課的時候，經濟學的課堂上經常聽到幾個關鍵詞，一個叫資本積累率，這通常是用在談企業的時候談的。從資本積累率看一個國家、看一個地區非常重要。中國從1949年到現在2019年，我們的資本積累率都是兩位數，除了最近這五年中國掉下來是個位數，在此之前中國都是兩位數，所以中國見一個超一個、見一個超一個。今天的年輕人不知道，像美國這樣的國家資本積累率就是 1%，好的時候到3%。 香港這20年為什麼經濟出現問題了？香港這20年一半的時間資本積累率是負值。香港這20年經濟增長加起來是78%，中國的經濟增長是1074%，1997年香港在全球排名第18位，現在是第34位， 1997年新加坡的GDP連香港的一半都不到，現在是香港的90%，人口比香港少的多。跟瑞士比他們是香港的三倍，那時候和我們一樣大。香港人哪兒做錯了呢？
所以我們必須回到起點，黃金12年在1983年結束了，我們開始進入到談判週期。談判的時候戴卓爾夫人太聰明了，她不是麥理浩勳爵，她做手腳了。1983年12月份，她率先取消了香港港幣的法幣地位，變成了今天我們手上看到的一張紙，這張兌換券。香港的金融主權由此而喪失。老百姓那時候不知道啊。到第二年1984年，中英談判取得了成果，就是取得了這個《中英聯合聲明》，它的全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這個聯合聲明裡有一個很麻煩的東西，就是《附件三》，它是關於土地的。
這個關於土地的《附件三》決定了香港的超級地租。當最糟糕的財政政策和最糟糕的金融政策匹配的時候，香港進入了一個非常麻煩的模式。沒有金融政策無法管理通貨膨脹，土地由《附件三》被控制。其實香港是很神奇的地方，香港三家地產公司開發了香港50%的土地，高度壟斷。而且，無論是土地儲備還是土地開發，貌似公有，其實裡面有內在邏輯。
我們大學畢業了以後掙10000塊錢，拿出來租樓或者供樓的錢不應該超過3000，3000是文明的極限。當我們拿5000 塊錢租樓或者供樓的時候，那2000塊錢不是我們應該出的，應該把它叫價內稅，給它定義的名字叫“超級地租”，因為它不合理。今天的年輕人很多很崇拜一些大亨，包括李先生，其實我心裡面很痛。香港彈丸之地那麼多世界級的富豪沒有一個造實業工業的，統統是透過超級地租吃利的。香港有兩個稅務局，一個是港府稅務局，在灣仔寫字樓；還有一個就是這些地產商開的稅務局，他們收的稅是香港稅務局的兩倍以上，我們每一個人在拼命的勞動，然後我們把大部分錢放在磚頭裡面，以價內稅的形式交了出去。
1983 年談判之後，兩件事情發生了，一件是港幣發生了問題；另一件是土地（即《附件三》）發生了問題。這使得香港的房地產價格反復攀升，反復攀升的結果使所有的本地資本被迫由實業轉入房地產，資本被榨取幹了。實業由於沒有足夠的廉價土地，本地資本全部得不到發展，逐步萎縮。瑞士今天有的產業，我們都有過，但是因為我們用了一個壞的制度、不好的政策，錢進入到房地產。進入到房地產之後會結束嗎？不會的。當香港的房地產價格遠遠高於全球其他地方價格的時候，資本又會撤離香港。
香港過去為什麼有十年資本積累率是負值？因為香港是大規模資本淨流出。因為香港的房子貴到一定程度，懂計算的人就會把自己的房子賣掉轉移到更便宜的地方去，或者是大陸或者是其他國家。從1983年到1997年，從香港淨流出的資本應該不低於5000億鎊；1997年到現在淨流出至少在5000億美元之上，折合應該是1.2萬億美元。結論非常簡單，我們香港的每一個家庭都應該是千萬富豪，跟今天的瑞士一樣，但是由於資本流走了，我們沒辦法，所以香港經濟向著一個很怪異的地方發展。有的時候我會感覺香港像“洗腳盆”，大量進入香港的錢洗過又走，洗過又走，為什麼樓會炒這麼高？他不停地進來洗，整個治理上的問題，就是制度安排上的問題，導致了香港在1983年到1997年實體經濟漸漸地萎縮。
《中英聯合聲明》是1984年，一直到1997年，一直在進行長期的談判。在談判的過程中我們國內在發生巨變，香港相對穩定。在國內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因為我們都是90後，對之前的事情不是很熟悉，但是我們深受這件事情的影響，就是“89六四”。 我和身邊同學會討論一下“89 六四”，討論一下“占中”。因為，我們並不比我們的前輩，我們的爺爺更聰明。“六七暴動”，他們幹的多好！但作為後輩的我們，“89六四”，“占中”，這些事兒沒弄利索，沒弄明白！
“89六四”它的背景非常簡單：通貨膨脹，劇烈的通貨膨脹，然後，人民幣同時劇烈的貶值，導致普通老百姓內心深處的不滿和積怨。國內經濟在 1983 年之後，發生過兩次“錢外逃”。其中一次是1988 年，為了應對，不讓它跑，就加息、加息，加到 18%。利息加到18%，國內房地產都崩潰了，國內股市都崩潰了。1988年，國內由於經濟快速發展，在財政約束和金融約束方面沒有經驗，過度發鈔導致通貨膨脹。那個時候，中央稱之為“闖物價關”。“闖物價關”的意思就是漲價，但是，中國的老百姓承受能力很弱，有些人先知道漲價，有些人不知道。比如在國家機關的公務員知道漲價，騎著自行車回去見了東西就買，住的旁邊的小賣部的所有東西，連手紙、鹽全部都買光了，搶購一空。貨架上沒東西了，老百姓開始緊張，開始出現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學生率先走上街頭。學生剛開始跟香港“占中”的狀況是一樣的，非常樸素，目的單純，他們要求打倒官倒。這一聽就知道這些學生沒好好讀書。這些事情是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其實與官倒也有關係的，但主要還不是官倒。到了中段，性質就變了，因為有美國人加入進來了，開始有人在做組織安排，喊出的口號就變了，開始有政治訴求，這時候就不是打倒官倒，是要共產黨下臺。性質一變，手法就變，因為參與的已經不止是學生了，也不單純是境外的人士，比如說美國和英國，還有境內的其他勢力。非常多現時的香港政治人物當時在北京，前港事顧問，前學聯秘書長H先生曾經親身分享他當年在北京的所見所聞，見證著香港立法會議員李卓人親自在北京派發大量現金津貼給天安門留守的青年人，不是外邊人以為的只有幾個學生在街上，不是的。為什麼要用坦克？為什麼要用軍隊？它不是對付學生的。但是，一些學生並不瞭解情況，他們成為了一個時代的祭品！
鄧小平做的對不對？以前是不太能理解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開始理解了。如果任由王丹、吾爾開希、方勵之這樣的人去奪取政權，他們是不能夠獨立行使或者將立法權還給老百姓，他們也沒有能力去行使立法權和司法權，也無法控制政府，因此中國將陷入整體混亂，就是蘇聯解體的那個狀態。
鄧小平目光如炬，他已經看到問題性質發生了變化，考慮到結果，採取了斷然措施。這裡有很多很多人受到傷害，他們是無辜的，他們是善良的，他們應該得到平反和國家賠償。但是，對那些在這個過程中起了反面作用的人，他們是國家的罪人，應該終身被追究。我們應該是非分明，因為有些人他們從中獲得了利益，他們走了，他們到境外去生活了，他們進了大使館，他們獲得了其他生活，而他們正是以一些孩子的血為代價的。“89六四”是中國人的心裡面的痛，尤其是我們父母那一代人的痛。我們父母那一代人那時候20多歲，剛剛踏入社會工作，有人在機關，在紅牆內，有人在拼命地改革，為這個國家做改革，而且改變的速度之快，史無前例。但是牆外的人不知道牆內的人在拼命的努力，他們所針對的敵人搞錯了，結果，他們採取了一種不適合天時地利的方式。我經常會思考：一個正確的事情，不是在哪裡都正確，也不是在任何時間都正確；一個正確的事情，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才叫正確；如果時間、地點不對，它就錯了。
“89六四”的教訓非常深刻。我的同學們不知道什麼是民主啊！大部分的同學沒有受過民主的基本教育和民主的基本訓練。我二十歲的時候，我也不知道什麼叫民主，我以為選票就是民主。民主的起點在哪兒呀？民主的起點在1215年，那個時候在英國爆發了大憲章運動。
大憲章運動是怎麼回事？是英國國王收了稅以後總是闖禍，他一會兒找女朋友，一會兒出去打獵，一會兒搶那個，他總是闖禍。英國的貴族覺得要管管他，所以英國貴族開了個會，這個就是所謂的大憲章運動。我曾經到過倫敦旅行的時候，去索爾斯波里大教堂，它裡面藏著一個羊皮卷，就是那些貴族在開會的時候討論了一些細則。這些細則的內容是：我們這些人把他殺了，換一個人上來當國王可能比他還壞，所以殺了他不是個好辦法。我們要共同管他，給他每年核定一次稅收，我們給他多少錢，然後我們查他的賬，不讓他亂花錢。為了防止他拿了錢找我們麻煩，所以，英國只有皇家海軍，後來有了皇家空軍，沒有皇家陸軍，陸軍是貴族的。去英國各地旅遊，可以看到，這是威爾士團，這是愛爾蘭近衛團、都是以地名命名的，還真是這個地方的老百姓子弟兵。它不歸英國國王管理，英國國王總不能派海軍上岸來，所以貴族能夠遏制住國王。
他們開的那個會，後來每年開一次。剛開始叫議稅會議，後來就叫預算會議，後來就把它改成議會。最初始參會的那二十五個男爵叫二十五男爵，他們就是現代文明的起點，就是參議院的起點，也就是由他們掌握了立法權，他們來規規定收稅的方法，稅的使用內容，稅的使用方法。後來他們覺得還不安全，就又給國王找了個行政官，就叫首相。民主就是這麼來的，民主是帶著寶劍，由一群人討論出來的；民主不是上來就選舉的，沒法選舉的原因是那時候大部分人是沒有選舉權的。
參議院形成之後，立法權開始把立法中的一些司法的權利也從國王的手上拿下，形成司法體系，建立獨立的行政體系，形成了大體上的憲政格局。1215年是我們的宋朝，後來到了1688年，英國人光榮革命，他們形成了完整的憲政體系。通常我們講現代的體系的源頭，從1688年講起。但是這張羊皮卷很重要。
民主是要解決人民的立法權問題，人民不能去奪取司法權和行政權。人民一旦去開始奪取司法權和行政權的時候，那就變成文化大革命，那就變成“89 六四”，那就變成“占中”。它錯了，因為我們根本不是立法訴求，我們不提立法訴求，當我們提出來的是全面的權力的時候，要的是國王的權力，我們本身就喪失了正義性。今後再經歷任何政治事件，都必須深刻的思考我們要什麼！
“89 六四”給中國人深刻教訓，因為有一個樣板，就是前蘇聯。“89 六四” 結束後很短時間，前蘇聯解體了。前蘇聯解體剛開始，很多人歡呼雀躍。以前這個世界有兩個最頂級的國家，他們是第一梯隊，一個是美國，一個是前蘇聯，那時候他們的GDP是萬億規模以上的。其他的呢？第二梯隊是日本、德國這些國家，第三梯隊才是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今天第一梯隊是美國和中國，美國是18萬億，中國是12萬億美元，我們都是10 萬億元級別的大個子。第二梯隊只有兩個國家，日本和德國，都是 5 萬億級別，第三梯隊，英國、法國、韓國，這是第三梯隊。俄羅斯，在第四梯隊，他現在的GDP只有1萬億美元，我們的十分之一，比廣東省還小，他的隊友是誰呢？是臺灣、菲律賓這些隊友。 解體是導致了民主了嗎？或者別人問，推翻了的蘇聯，變成了今天的俄羅斯，他們不是民主選舉了嗎？俄羅斯他們民主嗎？這是個好問題，結論是他們仍然沒有獲得民主，因為立法權這種東西，回到人民手上跟選票的關係不是特別大。
換一個總統容易，就像我說換一個手機套很容易，換晶片很難的。俄國今天是財閥專政，普京仍然依託大的財閥進行俄國的治理，選舉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所有的財閥一條心的來幫助他，而不是老百姓；老百姓也沒有辦法獲得俄羅斯的立法權，俄羅斯以極其糟糕的財政制度安排和金融安排，導致俄系資本瘋狂流出俄羅斯，以至於俄羅斯的資本積累率幾乎是全球最低。當他的有錢人以非正常手段獲取暴利之後，他們並不留在俄羅斯從事投資或者是科研，大部分轉向國外，通過什麼購買球隊啊，做各種事情轉走了，這個教訓是深刻的。因此，我們對“六四”的評價，要客觀，要中立，要公正，要給予歷史感。
三、回歸後的香港：當前正處在經濟危機的前夜
香港居民的廣義稅賦高達70%。什麼意思？我們有個基本的判斷，就是一個地方，當居民的廣義稅負超過60%的時候，這個地方就會開始陷入動亂。香港居民的素質極高，忍耐力極好，你知道是誰和香港的廣義稅賦一樣嗎？是突尼斯，是埃及，是敘利亞，這些國家和香港的廣義稅賦是一致的，但是香港還是很和平、很寧靜。有一個魔咒在香港人心裡邊，大家認為這個制度是最好的，五十年不變，沒有去想它裡面的問題，而且也不去想這個世界上有沒有可以五十年不變的東西。
香港的財政制度設計和金融制度設計是一個很不道德的設計，它基本的取向是通過間接稅，或者是價內稅，對香港本土的居民、本土勞動進行掠奪，並進行大規模轉移，這就是香港資本積累率奇低的原因，而且也是香港為什麼從排名
18到34，這個跟新加坡比，新加坡以前是我們的不到一半，三分之一多一點。現在跟我們比，是因為它的資本沒有逃掉，它在積累。雖然它也是家族性質的，而且是獨裁的，但它的資本沒走。瑞士最經典，瑞士是我們的三倍了，它的資本沒有走，我們的資本在走。香港的直接稅，我們只有一個，就是遺產稅，在2005年被取消了。我們沒有遺產稅，我們沒有贈與稅，沒有離境稅，所有從香港賺了的錢，願意給誰給誰，沒有人管，可以隨便的離境，資本怎麼走都可以，所以她變成了一個洗腳盆。我們也沒有針對資產和資本利得的課稅，我們所有的稅賦，來自於兩個：一個是間接稅，另外一個就是價內稅，隱形的價內稅。我不認為回歸做得很好，我經常在思考回歸的含義。今天的年輕人不清楚主權的含義嗎？主權，不光是一面五星紅旗，一支駐港部隊，一個特派員公署，主權包括了政治主權和經濟主權；政治主權，最核心的政治主權是立法權，我們有權力立法嗎？我們可以改變香港的財政制度嗎？我們可以改變聯匯制度嗎？這是最核心的政治權力。第二個是經濟權力，比如說香港有財政主權嗎？既然擁用財政主權，為什麼還有第二稅務局呢？還有被價內稅抽走了的部分呢？顯然我們的財政主權不在手中。我們有金融主權嗎？你們剛才看到那張紙了（憑票即付），我們金融主權已經拱手讓出去了。回歸了嗎？我們需要重建香港的政治主權、經濟主權，我們要回到1971年去，像麥理浩那樣的，重建我們的基本的民主和主權，是真正的主權。
其實，“佔領中環”是一個經濟現象，不是一個政治現象。一方面，香港內在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其實文章開頭所講，香港的經濟、物價，如此劇烈的通脹，而與我們的收入不匹配，大家心裡會有怨氣。而且今天的年輕人不清楚麥理浩時代做的事情到今天基本沒有動，我們沒有再進化，所以它有內在的一種壓力，導致學生走向街頭。同時有外在的影響，因為美國發生了佔領華爾街運動，香港的“佔領中環”，當初的佔中，年輕人沒有佔領立法會。年輕人沒有佔領特首府，更沒有佔領中聯辦。他們只是佔領中環嘛，他們提出的是經濟上的訴求。香港這個地方財閥太強大了，財閥都敢開稅務局了，每個財閥都是世界級富豪。他們也不好好的生產一樣東西，他們就是弄塊地，壘磚頭，壘磚頭。這樣玩下去就是永續的地產霸權。但是，後來我發現同學們的訴求是換手機套。這個訴求跟香港的經濟扯不上關係。同學們要求換手機套，就是只選一個特首。這個事和其他的事情沒有必然聯繫。但這件事情導致了一種激化和社會撕裂，雖然後面是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了學生回課堂的問題。但香港的經濟問題一個都沒解決。直到今天為止，一個都沒有解決。“佔領中環”的背景很像1989年的背景，形式也很像，就是它的性質在中途發生了變異。剛開始佔領中環，其實是向資本家宣示，向財閥宣誓：“我們要管你們了！你們不能再欺負我們了”，但結果卻弄著跟財閥沒什麼關係。其實佔領中環，年輕人應該說稅改，應該說要求財政改革呀。但是沒有人提這件事。結果性質變了，整個這個運動不歡而散，尤其沒有效果。我們應該在我們過去這52年吸取教訓，向楊光學習。那一次“反英抗暴”，他們用極小的代價，換來了香港52年的輝煌，給他們那一代人的兒子、孫子帶來了美好的生活。後來的我們雖然很努力，但是到了關鍵時刻經常發生質變，性質老是發生變化，事情老是解決不了。我們應該從中吸取一些經驗教訓。記著，永遠記著，任何一種運動，不管是工人運動，還是學生運動，都要有明確的訴求。這個訴求是簡單的，可行的，可操作的，不能是高大上的。總是想要把手機殼從黑的換成紅的，這解決不了手機任何問題。
我希望可以推動身邊的年輕人既要關心香港問題，也要關心中國問題，更要關心全球的問題。今天如果美國稅改順利的話，它將會是美國政府發出的第三箭。第一箭是加息，做了；第二箭縮表，做了；第三箭，就是稅改。美國將進入到一個資本積累率迅速提高的時代，美國的資本積累率可能會提升到3%以上。中國的資本積累率估算在5%，已經從10%掉到5%，因為中國這幾年大量的資本出逃，包括李嘉誠先生都在出逃。資本積累率在狂降。我們也處在一個大變革的前夜。香港也處在大變革的前夜，香港的地位在金融上就相當於中國金融的山海關，就是中國經濟遭到經濟攻擊或者中國經濟出問題，率先由這個地方而發生問題，由此而始。所以作為後輩的我們要高度關注本地的經濟，也要關注內地的經濟。
香港處在一個劇烈變動的前夜，可能也處在經濟危機的前夜，很快就來了，我們要思考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呢？香港未來的希望是需要世代合作，我希望可以推動身邊的年輕人把對香港歷史的認識帶給更多的同學，也希望把對未來的期許也帶給更多的同學。無論如何，我們要發起制度變革，要改變過去不合理的財政制度和金融制度。我們不要輕言民主，我們只從稅政開始，我們只談稅政，從稅政開始介入制度變革，不要輕言民主，從稅政入手，開啟香港的制度建設。香港制度建設的起點，在立法權。很多時候，老百姓不知道立法權到底在哪裡？是在立法會嗎？是在全國人大嗎？是在英國的外交部嗎？是大清律例嗎？立法這個過程，非常非常有趣。立法的起點，法理的起點，是倫理，是全社會的一個基本的道德判斷。不要小看了倫理，我們中國人老說一句話叫“半部《論語》治天下”，很多人是讀過《論語》的，說其中一句治天下的話也沒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不是拿《論語》中的兩句話，你學會了，就能治！《論語》裡講的是倫理道德，倫理構成中國一套的法律體系。是靠《論語》的道德規範，形成中國的法律體系。香港的立法權其實很麻煩，現在香港傳承的大清律例已經很少了，現在傳承的是英美的法系，它的基礎實際上是基督教新教倫理。中國大陸的法律，既有基督教新教倫理，也包含了一些儒家的東西，其中有一些是糟粕。香港要在其中尋找適應性，並創造性的發展出香港所獨有的一套立法的體系。
立法的過程，其實考驗的是這裡所有人的主體性。多數人不介意，就好像香港的每一個同胞去看到了每年的預算案，可能不介意。雖然在街頭會擺放，會派送，不是很介意。你們知道嗎？預算和決算過程就是立法過程，為什麼這個事情在立法會和參議院進行？這個事跟財政部或者預算司沒關係，他只是一個執行者，要行使你作為公民的權利。
我認為作為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年輕人，一定要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推進社會進步。我主張堅決的變革，但我反對不顧後果的革命。有沒有比較好的方式？當然有。因為我們進入到資訊時代了，進入到自媒體時代了。因為我們每個人都能發出聲音，並且能將每個人的真知灼見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識。並且能通過某種方式將這種共識形成立法。其實，我們能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