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礼：在白纸上绘制未来(第6集) - 托尔斯泰还是张献忠？不…
欢迎回来！这里是第6集。
如果您错过了前面的内容，可以在下面看到：
- 《年终礼：在白纸上绘制未来 (第1集) — 我们”伊朗了”吗？》
- 《年终礼：在白纸上绘制未来(第2集) — 火炬已点燃，之后呢？》
- 《年终礼：在白纸上绘制未来(第3集) — 要与统治者竞争智商，而不是与公众》
- 《年终礼：在白纸上绘制未来(第4集) - 是的，有一种很难被镇压的起义》
- 《年终礼：在白纸上绘制未来(第5集) - 砸烂闭环》
Q：白纸最初时网络上就开始传非暴力教父吉恩·夏普的作品译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事，如果你知道你面对的镇压者是谁的话，你现在应该赶紧找个防弹背心穿上吧，还有头盔，而不是去读什么非暴力理论。 我并不是说非暴力没用，我也绝对不是任何暴力爱好者，我深知仅仅暴力可能很难解决问题，但现在的状况是，参与这个辩论的人都是在试图把论题拉到所谓的道德的层面上来，各式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不论如何这都不对劲，我不懂理论，但我知道在跟土匪过招的过程中道德无法决定输赢。 一半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另一半是张献忠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主张暴力还是非暴力？你们说的“基于战略的考量” 是个结论吗？这要如何说服托和张们？
iyp：托尔斯泰主义者和张献忠主义者只是一体两面。虽然我不觉得 “说服” 其他人的必要性有多大（这里的重点在于活动家自己的认识，而不是与观众进行争论），但本文将尽量列举一些研究资料，您可以用它们来反驳其他人，也可以进一步研究。
暴力还是非暴力这一划分本身是错误的。但争论并不奇怪，长期以来，全世界的活动家们一直在争论哪种策略更适合于提升反抗效用 — — 破坏性的还是和平的。您说的没错，道德论在此有点跑题了，但议题很重要，值得加入，我们可以转向运动社会学来进行评价。
近几十年来，已经有许多研究论文表明了破坏性抗议策略的有效性（此处仅举几个例子：McAdam 1983年的经典之作，Biggs和Andrews 2015年，还有Shattuck 2013年的研究等等）。
另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了非暴力抗议策略的好处（比如 Chenoweth 和 Stephan 2008）。
这似乎是一个矛盾，但只是乍看上去而已。
事实上有三类战术
并不是 “暴力” 和 “非暴力” 两种战术，而是三种。
在此您应该了解：
1、“破坏性战术” —— 这个概念本身既包括暴力方法也包括非暴力方法，尽管很多时候人们往往不加以区分。这包括任何扰乱机构正常运作的、或阻断社会日常事务的战术。例如：即使不使用暴力，设置路障封锁街道也能做到扰乱一个机构、甚至一个地区的日常事务（比如 西班牙卡车司机封锁高速公路反对油价上涨，等等）。
2、暴力战术可被视为破坏性战术的一种极端形式。
3、非暴力破坏性战术可被视为破坏性战术的一种温和形式。
“The Use of Disruptive Tactics in Protest as a Trade-Off: The Role of Social Movement Claims” by Wang and Piazza 这份研究中确认了这三类战术：非破坏性、非暴力破坏性和暴力破坏性。
是一个权衡的结果
破坏性战术更能吸引媒体、公众和政府的注意（Amenta 2009；Snyder and Kelly 1977；Mueller and McClurg 1997；Tarrow 2011；Gamson 1975），更容易彰显运动的决心（可以影响对手的决策），能够通过扰乱社会某些部分的功能来引发习惯性社会结构和常规做法的连带转变（Koopmans 2007; Sewell 1996）。
但通过使用破坏性战术，可能导致抗议者疏远基层的支持（Feinberg, Willer and Kovacheff 2017; Haines 1984; Haines 1988; Elsbach and Sutton 1992; Johnson, Dowd, and Ridgeway 2006），而基层支持更容易增加运动成功的机会（Ohlemacher 1996; Chenoweth and Stephan 2008; Meyer and Whittier 1994; Van Dyke and McCammon 2010; Heaney and Rojas 2014）。
这意味着，在选择战术时，抗议者需要在两方面做出妥协：一方面，要利用破坏性方法所提供的 “政治有效性奖励”；另一方面，尽可能不要失去支持。
一些论文显示了这种 “战术权衡” 是如何形成的（比如 Wang and Piazza 2016; Feinberg, Willer and Kovacheff 2017）。
活动家的选择
这些战术之间的权衡可能取决于以下参数：
1、抗议的对象 —— 政府、企业、或非国家机构。当抗议活动以政府机构为目标时，使用破坏性战术的可能性总体上变得较小，但是其可能性会随着抗议活动的规模而增加（Wang and Piazza 2016；Walker, Martin, and McCarthy 2008； Martin, McPhail, and McCarthy 2009）。
2、当专业的正规组织加入抗议活动的时候（Wang 和 Piazza 2016；Kriesi 等 1995；Meyer 和 Whittier 1994；McCammon 2003；Staggenborg 1988）。当专业组织进入一个运动时，他们打开了获得更多资源的渠道，这使得游行和示威等公共破坏性策略不太可能被使用（至少在政治机会结构相对开放的国家是这样），而是会倾向于谈判。
3、警察和反示威者在抗议活动中的存在（不同的研究结果不一）。
4、抗议议程对不同受众的覆盖范围的广度（Wang and Piazza 2016; Piven and Cloward 1977; Scott 1985; Van Dyke, Soule, and Taylor 2004; Tarrow 2011; Heaney and Rojas 2014; Jung, King, and Soule 2014; Grant and Wallace 1991; Jenkins and Eckert 1986）
现在我们只看上述最后一点。请注意，我们现在不考察某个议程动员支持的能力，而是考察将抗议主张扩大到更多受众的过程。
以下是该研究的主要结论（仅总结）：
1、抗议团体的议程越是边缘化，就越有可能采取破坏性的暴力战术。
2、抗议团体的议程越广泛，就越有可能采取破坏性的非暴力战术。
3、非破坏性的战术在大多数抗议活动中都有使用，而且几乎与议程的范围无关。
4、抗议活动的反政府重点或正式组织在抗议活动中的存在，通过增加使用非破坏性战术的可能性从而抑制了抗议议程的广度与使用破坏性非暴力战术的可能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使用破坏性的暴力战术的可能性仍然与狭隘的抗议要求有关。
5、在反政府抗议活动中，使用各种类型的破坏性非暴力战术的可能性急剧下降，而暴力战术则更有可能被使用。
6、最边缘化的群体最有可能诉诸暴力，但即使他们使用的抗议议程的广度只是略有增加，也会大大降低暴力的可能性。
看来，使用覆盖范围最大的议程的抗议团体会倾向于采用非暴力破坏性战术（如公众游行封锁道路）来提高抗议的有效性，但会避免采用暴力破坏性战术（如武力占领关键建筑物），因为这可能会疏远现有和潜在的公众支持。
文章引用了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湾区地铁系统的员工在2013年7月为加薪进行了罢工。导致四十万名乘客失去了使用该服务的机会。然而，在发现工人的平均工资超过8万美元 — — 远远高于该地区的平均工资后，当地社区就不支持这次罢工了。人们认为，对这样的要求来说抗议活动所造成的不便太大了。因此，如果抗议的战略目标不能证明抗议的破坏性程度是必需的，那么破坏性的抗议形式就会疏远潜在的支持。
非暴力需要一个平衡点
但上面的数据并没有直接测试这些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它只显示了哪些解决方案更经常被采用。可以假设，当抗议议程被广泛接受时，使用破坏性的非暴力战术将是一般情况下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事实上有许多研究支持这一点。
非暴力运动更善于吸引支持（Chenoweth和Stephan，2008年；Orazani和Leidner，2019年），更有可能引起权力掮客、官员和企业的忠诚度转变，并且一般来说，赢得的次数是暴力运动的两倍左右（Chenoweth和Stephan，2008年）。
但这并不是说非暴力的破坏性战术是普遍的答案。这种权衡总是由具体的战略背景决定的，并取决于政治环境和抗议者自身的能力。战术之间的选择始终都是灵活的；它更多的是一个破坏程度和暴力程度的问题，而不是在三个选项之间跳跃式的转换。请牢记关键词：抗议者在不同参数上找到利弊的平衡点，以达成战略妥协。
如果一个参数的值是刚性固定的（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怎么做，运动都不会获得或失去支持）或多余的（比如说几乎所有人口都支持该运动），那么在另一个参数上的选择就会比较自由（即 可以使用更多的破坏性战术而不受到 “惩罚”）。
复杂系统
以上是一个极简的框架。现在我们来补充一些可能使整体情况复杂化的细节。
1、抗议的扩大化和抗议的规模
Martin, McPhail, 和 McCarthy 2009年的研究表明，暴力的概率会随着抗议事件的规模而增加；然而，如果我们区分暴力的目标（针对当局的暴力、针对平民、针对公共或私人财产的破坏），就会发现，虽然某些类型的暴力概率在增加，但其他类型的概率却会减少。对于不同类型的事件和不同的集体来说，这可能会发生不同的情况。
在这里，指出事件的规模和暴力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 — — 可以看到与Wang和Piazza的研究结果有矛盾之处。如果允许对上述研究的结果进行比较（要认真地而不是以猜想的方式进行比较，就需要单独写一篇大的论文），人们可能会认为，在运动中不同类型的战术之间可能存在着相对复杂的权衡动态：当抗议活动扩大议程时，往往会采用破坏性较小的战术；大型抗议活动更可能涉及一些破坏性较大的战术；但适度的破坏性（而非暴力）运动则会吸引较多的参与者。
也许一个运动需要较少的破坏性战术来获得和维持支持度，但是，一旦一个运动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它要么允许有更多的破坏性战术，要么可能会激起这些战术的使用。这反过来又会缩小支持范围。
这一建议呼应了关于社会中继的研究，即，一个设法创造出更温和的形象的团体获得了当地社区的更多支持，并且事实上能够使用更极端的战术（Ohlemacher 1996）。
另一项与此假设有关的研究也值得关注。Jasper 2004年的研究以美国的反核运动为例表明，当抗议者通过形成战略联盟来扩大他们的要求时，会给抗议活动带来更多的组织资源，最终增加使用破坏性抗议战术的能力。
2、专制国家的动态
Paul Almeida 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用于理解专制背景下的抗议活动的动态。国家的自由化刺激了社会运动中正式组织的出现和发展，这些组织将运动推向破坏性较小的抗议形式（“自由化激起的动员”）。但当国家再次收紧螺丝时，公民社会就会利用自由化时期积累的组织资本，转向更极端形式的抗议活动（“镇压激起的动员”）。
3、激进侧翼效应
研究人员描述了激进的侧翼效应：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极端战术并传播更极端要求的团体可以为更温和的抗议活动的成功做出贡献。
4、暴力概念的碎片化：类型、目标、程度
在抗议活动使用暴力的整体动态中，重要的是要区分战略性暴力（活动家根基战略目标选择的暴力战术）和自发性暴力（例如被动的暴力反击 — — 对镇压者和反示威者的反应）。不同的类型可能更多的与动态的不同方面有关。此外，研究人员还区分了暴力的目标（当局、公民、私人财产、公共财产）和暴力的程度（例如，“非暴力” 往往是指暴力相对较少的运动）。
5、暴力倾向
暴力并不总是阻止公众的支持。重要的是暴力的性质。虽然抗议者的暴力会减少公众的支持，但是任何针对抗议者的暴力都会吸引公众支持。
一些研究已经表明，抗议者的报复性暴力，或镇压造成的暴力反弹（Earl, Soule, and McCarthy 2003），可能比抗议者发起的暴力获得更多的支持。
为了从理论上解释新的详细数据，将需要具有更大 “自由度” 的更灵活的概念。为了捕捉上述微妙现象背后的机理，Martin, McPhail, 和 McCarthy 2009年的研究确定了两个可以影响外部受众对抗议规模看法的参数：破坏性潜力和合法性。可以理解为 “道德资本”。
对暴力的偏见
综上，暴力的倾向与无政府主义思想无关。它只反映了一个边缘化的亚文化的状态。这是一个典型的情况：挫折感、社会孤立和资源匮乏，迫使一个小团体或个人诉诸于在短期内不需要投入太多就能产生明显“效果”的战术，尽管这些战术很可能使事情无法取得显著进展。
不论是托尔斯泰主义者还是张献忠主义者都只是在添乱。一种对情况的错误理解在与另一种错误放在一起对比时就会变得更加强烈。
在某种天真的思维中，极端的、吸引眼球的、快速的，似乎是更‘真实的’；简短的启发式思维暗示武装斗争的有效性。
但是，如果我们能开始从战略上看待“暴力”，就会得到一个非常不同的画面。
Q：能不能推荐一些入门的资料给对反抗运动一无所知的人？
iyp：可以读这篇论文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框架过程应该与资源动员和政治机会过程一起被视为理解社会运动的性质和进程的核心动力，对中国的情况来说，后两者已经被讨论过不少了。
框架化可以被看作是一场产生动员和反动员的思想和意义的斗争。
行动者不仅仅是意义的承担者，而且还与媒体和当局一起创造和维持这些意义 — — 符号的政治。
就如白纸。
Q：白纸可以说很幸运了，这么朴素的战术也能快速吸睛。是不是因为中国人大规模抗议的情况太少了呢？如果是，下次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好像有个悖论，抗议活动越多就越难以吸引人（俗称鸡肋化），动员能力和效用都会下降。要怎么才能更吸引人呢？是否有什么规律？ 对话好难。一定程度上异议之间也出现竞争关系，要么为避免吵架而拒绝评论，要么就是纯粹为吵架而瞎评论。交流的价值很低。一些圈子里设立的道德规章原本是为了避免吵架，可结果比没有更糟糕。我记得你们写过 "异议不懂爱"，在这个问题上要 "爱" 那就是客气，就意味着无法深入交流，这是矛盾的吗？
iyp：关于吸引力，的确有一点规律。但白纸还谈不上 “幸运” ……
📱 预告下集话题：
运动的 “吸引力法则” 和反对派的 “新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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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