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61）

      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的腐败滥权，导致一些日常工作都受到影响。这些事情（笑话）和医院管理者的滥权关系密切，尽管医院人员和患者心知肚明。这既与尚未肃清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等人的流毒有关，也是医院里苍蝇乱飞无人拍的现况所决定的。虽然医务人员合法收入减少，但靠洗脑管理暂时维持着医院的运转，尽管如此也无法掩盖对上级机构、保护伞及医院管理者失职的责任。在武汉市第四医院里，医务人员的讽刺牢骚实际上是容忍、顺从甚至协助医院某些领导极权管理的借口，因为，那些说笑话牢骚的与那些对医院受害者漠不关心、坐视不救的正是同样一些普通的职工。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的笑话牢骚是集体挫折感的自然释放渠道，也是对无休无止的虚假宣传的一种反唇相讥，日常生活的压抑积累集体挫折感，而对虚假宣传反唇相讥则带来自我满足。武汉市第四医院的一些笑话牢骚更让人们看到一个许多医院职工不愿承认的事实，那就是，许多医院职工其实都知道荒唐、可怕的事情正发生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但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讲笑话笑笑而已。一个人能对这样的乖讹作揶揄、讽刺，并对之发笑，一定是在认知上察觉并知晓了它的虚假、荒谬和自相矛盾。笑是清醒之人的行为，一个愚昧迟钝，彻底麻木的人是不会对乖讹发笑的。

       武汉市第四医院的犬儒者混迹于人群之中，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荒诞之事装聋作哑，顶多不过笑笑而已。他们以这种方式融入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的医院极权管理。他们这么做多半是为了自我保全。这是环境的力量所致，但也是他们的自我选择， “他们知道自己干的是些什么，但依然坦然为之，因为在短期内，环境的力量和自我保护的本能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二者都在告诉他们，只能如此。别人也都是这样，有的甚至更糟。”因此，“这种新的、融入型的犬儒主义甚至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或在作出牺牲，这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医院的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是压迫性制度的受害者，而不愿意承认，自己因为顺从而实际上是这个制度的合作和同谋者。所以，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对人性的败坏是长久的，让大家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习惯于口是心非，当灾难降临时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等。

书记：袁英红  院长：李文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