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防疫之名的強權時代
為防武漢肺炎疫情擴散，各地醫護人員都苦勸人們stay home，可惜有些人不但堅持外出，甚至不戴口罩。或會有人認為這些都是個人自由，但為了一時自由及方便，而增加自己和別人的染病風險又說得過去嗎？對於stay home，我本人是身體力行支持的（現時平均每周只出門一次），但假若這一切自願行為都要受到政府全面監控，你又是否樂意？
監控變得普及化
近月各地政府都頒佈緊急法例，把監控普及化和正當化，例子包括：
- 在中國200多個城市，民眾出入公共場所或上班復工，必須出示代表健康的「綠碼」才能通行，而計算方法並不透明。根據《紐約時報》對這款「健康碼」的分析，系統可判斷用戶是否具傳染風險，並有可能與警方共享訊息。
- 香港限制多於四人的聚會。此例似乎只針對黃店，藍店、鄉黑和馬場均不在此限。
- 以色列總理Benjamin Netanyahu授權安全局採用監視技術追踪患者，此技術以往只用於反恐（他還關閉法院，推遲他本人的出庭受審時間）。
- 智利出動軍隊前往曾被示威者佔領的公共廣場。
- 泰國總理Prayuth Chan-ocha有權實行宵禁和審查新聞媒體，記者可因批評政府對疫情的反應而受到起訴。
為控疫情，不少人都願意在非常時期接受或忍受非常措施，但這類監控之後會否變成恆常？《人類大歷史》作者Yuval Noah Harari於《Financial Times》撰文指，各國政府很多措施均未經深思熟慮，人們若習慣成自然，此後便會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而影響範圍並不限於公共衛生，還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
健康和私隱哪樣重要？
Yuval Noah Harari的答案是why not both，因為監控或可有助控制疫情，但不見得是唯一選項，並以南韓、台灣和新加坡作例子，這些地方雖有使用跟踪應用程式，不過更多地依賴廣泛測試、如實報告和公眾自願合作。
他認為當人們被告知科學事實，而人們又信任當局告訴他們的是事實時，即使沒有Big Brother在監督，公民也能做正確的事情。獲得資訊而自動自覺的人群，往往比受到監管的無知人群更為強大和有效率。然而這個模式要成功，其中一大重點是人們要信任科學、信任政府和信任傳媒。（弔詭的是，香港疫情未算最壞，正是因為港人對港府的不信任。）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Thomas Friedman指2020年是B.C.（Before Corona）和A.C.（After Corona）的分水嶺。權力易放難收，多少措拖會成為A.C.恆常，甚至成為打壓異見的手段？我們只能密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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