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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解决方案 03 | 卢旺达大屠杀,3个月杀害全国1/8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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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卢旺达种族灭绝发生在位于东非的卢旺达,是胡图族人对图西族人进行的卢旺达大屠杀,从1994年4月6日至7月中旬的100天里,卢旺达700多万人口中约有50万到100万人被杀,约占卢旺达总人口数的八分之一。

在1994年4月份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疑似被图西族暗杀,在卢旺达国内引发暴力冲突。胡图族人开始大规模屠杀图西族人(其中也包括支持和平的胡图族人作为叛徒被杀)。这次种族大屠杀由胡图族组织阿卡祖(Akazu)策划,这个组织中的许多成员是政府高级领导人。

卢旺达政府、军队、官员和当地媒体都支持屠杀。除了军队,对大屠杀负主要责任的还有两个胡图族民兵组织:联攻派(Interahamwe)和同一目标派(Impuzamugambi),大量的胡图族平民也参与到了大屠杀中来。停火协议随之终止,北部的图西族卢旺达爱国阵线重新开始了进攻,最终击败政府军,控制了卢旺达。两百万胡图族人因为害怕图西族人的报复而逃离卢旺达,成为难民。


时间线

胡图族和图西族人口比例为85%和14%。

图西人(政府) 20世纪60年代以前,仅占人口10%—15%的图西族在卢旺达占据统治地位,88%的政府官员都是图西族人,并拥有绝大部分可耕地。

胡图人(政府)1962年7月1日,卢旺达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独立后,图西族和胡图族多次发生冲突,战事持续不断。1991年6月卢旺达实行多党制。总统被杀,报复,开始屠杀。

图西人(政府) 1994年7月19日,爱阵取得军事胜利,夺取政权。他们建立了新政府后强调「大和解」 ,以族群团结为目标。


背景

卢旺达在1890年到1918年期间为德意志帝国的殖民地,1918年到1962年为比利时殖民帝国的殖民地。少数民族图西族(约18%)始终统治著占约80%左右人口的胡图族。在比利时人离开后,政权交还给占多数人口的胡图族。在1962年卢旺达独立后,政府也未妥善处理民族之间的对立问题。在20多年的时间里,卢旺达政府一直对图西族实行种族歧视政策。

卢旺达内战是1990年10月1日至1994年7月8日卢旺达发生的大规模内战,交战双方分别是政府控制的卢旺达武装部队和卢旺达爱国阵线叛军。战争源自该国胡图族与图西族两大族群间旷日持久的争端,而卢旺达内战也是卢旺达大屠杀的起因之一。在1990年由图西族难民组成的反政府集团卢旺达爱国阵线从乌干达攻打卢旺达北部,旨在推翻由胡图族领导的政府。在卢旺达内战期间,非洲法语国家和法国支持胡图族,乌干达支持图西族。这加剧了卢旺达国内种族之间的紧张气氛。在卢旺达政府控制的媒体鼓吹下,许多胡图族人开始着迷于名为“胡图人权力”(Hutu Power)的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宣称图西族希望奴役胡图族人,因此胡图族人应当不惜任何代价来平定图西族的骚乱。

由胡图族人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领导的卢旺达政府迫于国际压力,在1993年签订了停火协议,这个协议也叫作《阿鲁沙协议》(Arusha Accords)。在大屠杀前的三年里,国家控制的媒体甚至把图西族人视同为国家的敌人,大力加以挞伐和煽动,引起对图西族人的恐惧和仇恨,一家受到党政军多名要人支持的RTLM广播电台在大屠杀前九个月,甚至公开宣布须被处决的名单。

1994年4月6日,载着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和东非国家布隆迪的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的飞机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附近被击杀,两位胡图族总统均罹难,有传闻指出是图西族游击队计划了这件暗杀事件。

屠杀从首都基加利开始扩散到全国每个角落;从4月6日到7月初的百余天,共约有100万人被屠杀,其中大部分是图西人,另外还有200万人流离失所。

1994 年 5 月,坦桑尼亚难民营中的卢旺达难民。

直至6月下旬,邻国乌干达见情况危急,紧急派兵与图西族的卢旺达爱国阵线(RPF)合力,一起反抗胡图族的血腥屠杀。7月,反攻进入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击败胡图人政府。共200多万的胡图人由于害怕遭到报复 ,便逃到邻国布隆迪、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萨伊(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数千人由于霍乱和痢疾死于难民营。

据BBC报导,在大屠杀期间,RTLM电台“几乎每天都播出号召令,要人们寻找和杀死被诬称为蟑螂的图西族人”。

RTLM广播的口号:坟墓还未填满

杀人方式

胡图族极端分子召集了联攻派和胡图平民的聚会,指挥官责怪卢旺达爱国阵线(RPF),宣布了总统的去世,然后命令群众“开始工作”,并“不留任何人”,包括婴儿。

民兵通常用砍刀杀死受害者,尽管有些部队使用步枪。胡图族团伙搜查了躲在教堂和学校建筑物中的受害者,并对其进行了屠杀。

卢旺达的总统卫队在首都设立了路障,每个经过路障的人都必须出示国民身份证,其中包括种族,任何持有图西人身份证的人都应立即被屠杀。民兵还开始搜查城市中的房屋,屠杀图西人并抢劫他们的财产。RTLM的电台DJ也通过广播来煽动和鼓励他们的胡图族听众们去杀图西族人。在1993年期间,进口砍刀的规模远大于农业所需的规模,以及其他可以用作武器的工具,如剃须刀,锯子和剪刀。

1994 年 8 月 20 日,卢旺达难民儿童恳求扎伊尔士兵允许他们穿过一座将卢旺达和扎伊尔分开的桥梁,在士兵关闭边境之前不久,他们的母亲就穿过了这座桥。

在农村地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等级制度也是执行种族灭绝的指挥系统。每个县的州长都按照基加利的命令行事,向公社领导人(布尔梅斯特人)分发了指示,而公社领导人又向其公社内各部门,牢房和乡村的领导人发出了指示。在领导人的命令下,农村地区的大多数实际屠杀是由普通平民实施的。胡图人被教导将图西人视为危险的敌人,不服从权威的文化,拒绝执行杀戮命令的村民经常被贴上图西同情者的标签,他们本人也被杀害。根据卢旺达政府的官方统计和调查,卢旺达大屠杀的受害者中37.9%是被开山刀杀,16.8%是被棒打死。

强奸被主要犯罪者联攻派用作工具,以分离有意识的异类人口并彻底耗尽对方。在种族灭绝和针对性别的暴力中,宣传的使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胡图族的宣传把图西族妇女描绘成“与胡图族的敌人同居的性诱人的'第五纵队'”。性暴力异常残暴,以及胡图族妇女参与袭击,这表明利用宣传有效地利用了性别需求,动员了男女参与。大多数图西族妇女,均被卢旺达解放军和卢旺达国防军的士兵(包括总统卫队)以及胡图族平民强奸。图西族妇女也遭到破坏其生殖能力的袭击。强奸后有时会发生性切割,包括用砍刀,刀子,尖锐的棍棒,沸水和酸液切割阴道。

在恩特拉玛教堂祭坛求避难的5千图西人被杀死于手榴弹,弯刀,步枪,或被活活烧死。教堂的墙壁上还有打死婴儿的血迹。

与胡图族温和派一样,与图西族结婚或藏身的胡图族妇女也成为目标。联合国特别报告员雷内·德格尼·塞吉指出:“强奸是系统性的,被用作武器。”一位名叫玛丽·路易斯·尼耶布洪格罗(Marie Louise Niyobuhungiro)的妇女的证词回忆说,当地人民,将领和其他的胡图族男子一起看她每天约5次被强奸。强奸导致很多活着的图西族女人患上艾滋病。胡图族极端分子从医院释放了数百名患有艾滋病的患者,并将他们组成“强奸小队”。目的是感染并造成其未来的图西强奸受害者受到“缓慢,坚不可摧的死亡”。研究表明,几乎所有12岁以上的女性幸存者都是强奸的受害者。雷内·德格尼·塞吉说:“强奸是规则,但没有例外”,并估计,被强奸的妇女和女孩人数在25万至50万之间。他还发现,医务人员对每100次强奸中有一胎的估计不包括被谋杀的妇女。

1994 年 6 月 3 日,卢旺达,一名身份不明的图西族男子在他的脸上和头部展示了斜线。


后续影响

只有30余万图西族人幸存,还造成了95000个不知名姓的孤儿。学者Bijleveld,Morssinkhof和Smeulers估计有354440名妇女被强奸。他们检查了受害者的证词以及被强行浸渍的人数;然后将它们添加到已知数量的被强奸但被杀害的人中。他们说:“几乎所有幸存的图西族妇女都被强奸了。

1994年的卢旺达内战和种族大屠杀,给卢旺达带来了巨大灾难,使这个原本贫困的国家雪上加霜,大批劳动力丧失,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大屠杀还使这个国家的人口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国14岁以下的儿童约占总人口的40%,许多妇女成为寡妇,大量逃亡邻国的胡图族极端主义分子渗入邻近国家,给这些国家的安定带来负面影响。

据估计,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请求下,总共有7万人获救。屠杀过去后,数万名流离失所者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救助,并通过“重建家庭联系”项目澄清在卢旺达屠杀中失踪人员的命运,在1994年到1998年期间,约有48000名儿童与家人重聚。

如今,这个特殊的群体已长大成人,由于年幼尚不记事,不少卢旺达的遗孤时至今日对自己的生日、姓名、亲生父母、家庭住址等一切一无所知。在慈善机构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部分遗孤幸运地融入新的大家庭。在卢旺达,一些公益机构效仿国外的互助模式,设立了如同“青年村”一类的公益场所、专门接纳孤儿,村内一些家庭有十多个孩子,他们将养父母称为“爸、妈”,在“兄弟姐妹”的相互慰藉下抱团取暖。一些遗孤已经渐渐走出阴霾,树立了积极的人生目标: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

1994 年 7 月 20 日,一名卢旺达难民女孩盯着一个万人坑,那里安放着数十具尸体。


国际反应

早在1994年1月11日,大屠杀发生前3个月,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司令达莱尔就预感到可能发生大屠杀,并向联合国维和行动部发出警告,希望维和部队介入,收缴胡图族民兵的武器。但被联合国维和部队以“超越权限”为由忽视了该请求。

由于美国在索马里进行军事行动时出现意外“黑鹰事件”,因此美国并不想介入卢旺达内战。对此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8年3月访问卢旺达时,在基加利机场对大屠杀幸存者发表讲话时婉转地表达了歉意。

比利时政府以10名比利时维和军人遭到杀害为由,撤出了全部在卢旺达的部队,并带走了所有的武器。

美国难民委员会主任罗杰·温特的一篇关于卢旺达种族灭绝的专稿被美国各大媒体拒绝,最后在1994年4月14日的多伦多《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登载。

电影《黑鹰坠落》片段

联合国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事件中表现消极。大屠杀发生的第四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投票,决定象征性地在卢旺达保留260名维和人员,职责仅仅是调停停火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持续了近一个半月后,联合国才决定将联合国驻卢旺达援助团人数增加到5500人,扩大其行动授权,并说服其他国家参与救援。

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决定不用“种族灭绝(genocide)”一词来形容卢旺达大屠杀,理由很简单:如果将其定义为“种族灭绝”,美国和国际社会即有责任根据1948年联合国关于“防止和处罚种族灭绝罪行公约”采取援救行动,而美国对此不感兴趣。

5月3日,克林顿签发第25号总统令,对维和行动的范围、人数、期限、资金及危险程度都有严格规定。参议员西蒙和杰福兹于5月13日与联合国负责卢旺达事务的官员通话讨论卢旺达局势,随后要求美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批准派兵阻止正在发生的大屠杀。

纪录片中克林顿曾拒绝称此事件为屠杀

法国在基伏湖附近建立了野战医院,尝试收容难民。加拿大、以色列、荷兰和爱尔兰也提供了一些援助。红十字会、无国界医生等国际救援组织无惧炮火,到达当地,拯救平民百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大屠杀发生前呼吁相关各方尽一切努力阻止大屠杀发生,并在大屠杀发生期间力求保持中立色彩,设立医院,运送物资,减少平民伤亡。

2014年4月7日,卢旺达纪念大屠杀发生20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多个非洲国家领导人等出席纪念活动。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再次指控法国“参与”了1994年造成80万人死亡的大屠杀之后,法国周六决定取消参加纪念卢旺达种族大屠杀20周年活动。

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指控法国参与了1994年发生的那起大屠杀。

2020年5月16日,卢旺达大屠杀主要嫌疑人卡布贾在经历26年的逃亡生涯后,于近日在法国被捕。美国曾经悬赏500万美金,只为抓捕卡布贾,而他在被法国警方抓捕前,曾以虚假身份生活在靠近巴黎的小镇阿涅勒。

2020年5月22日,据法新社援引国际刑事法庭(MICT)说法,卢旺达大屠杀的主要嫌疑人奥古斯丁·比西马纳(Augustin Bizimana)已于大约20年前去世。

一名联合国检察官周五报告说,在刚果共和国发现了一名卢旺达种族灭绝主要嫌疑人的遗骸。Augustin Bizimana 可能自 2000 年以来一直在坟墓中。

2020年8月,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幸存者发起一项线上请愿活动,要求法国一家出版社停止出版《赞美血》(In Praise of Blood)。因为该书否定大屠杀事实的书籍。这本书法文版作者是加拿大作家朱迪·里弗(Judi Rever),预计由法国马克思·米罗(Max Milo)出版社于2020年8月底发行。

2021年5月2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承认,法国对1994年发生的卢旺达大屠杀负有责任。

2021 年 5 月 27 日,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在发表承认法国责任的演讲之前,看着基加利种族灭绝纪念馆展出的种族灭绝受害者的照片。


法国的责任

2004年,卢旺达政府授权了一支 独立调查委员会来着手调查在大屠杀期间法国的行径以及整起惨剧同法国之间的联系。委员会于2008年向世界公布年出具了一份长达485页的调查报告控诉法国行径:Mucyo report-the role of France in the 1994 Rwandan Genocide。

关于法国在 1994 年针对图西族的种族灭绝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些报告的封面

粗读报告可以发现里面所有的控诉都指向法国,其中包括“谋划和参与屠杀”、“在巴黎接待作为朋友的屠夫”、“提供军事和物资援助”、“帮助杀手逃亡国外”等。尤其是法方训练的胡图族民兵成为“大屠杀的利刃”这一点令法国难辞其咎。报告中指控33名法国人参与了大屠杀,包括已故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前总理巴拉迪尔和德维尔潘、前外长朱佩等政要。接下来对于大屠杀前的史实采取插叙方式,主要陈述大屠杀发生时法国政府的行为。

在1990年到1993年间,法军在按照协议训练卢旺达当地宪兵旨在保护西方人安全。这一“军事保护伞”不仅协助胡图族总统抵御图西族反政府军“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攻势,还训练胡图族民兵并“促成了对图西族的大屠杀”。自1962年至1993年8月,法国共向卢旺达提供援助2.8313亿美元,赠款3655万美元,免除卢债务1417万美元。哈比亚利马纳总统曾9次访法,法总统德斯坦和密特朗都曾访卢。1990年卢旺达内战开始,法国公开支持卢旺达胡图族政府,提供军费据称达1亿美元以上,使得卢旺达政府军在短短3个月内扩军3倍,并获得大量军火。

法国在大屠杀发生后,并未采取任何行动。直到6月底才开始“绿松石行动”, 25000名执行任务的法国干预部队开进卢旺达西部,将吉孔戈罗周围占卢旺达约五分之一面积的地区划为“人道主义和平区”,禁止任何武装力量进入。然而,以“维护当地稳定”,提供“人道主义帮助”,保护“所有受到威胁的民众”而抵达卢旺达的法国特种部队对胡图族军队的暴行视若无睹,甚至冷酷地将逃到自己驻地的图西族难民拒之门外,任凭他们被虐杀。

1994年大屠杀事件发生后,卢旺达爱国前线势如破竹地打垮政府军并掌控全国至今,两国关系也一直处于冰冷状态。

1994 年,法国士兵从卢旺达政府军的胡图族军队旁边巡逻。


美国反应缓慢的缘由

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波斯尼亚战争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力。克林顿上台就一直积极介入波黑内战,不仅有过绕开联合国组织“代顿协议”,甚至在1996年组建了一只31万人的慰问部队进驻波黑。

美国以联合国名义在索马里展开的“恢复希望(Operation Restore Hope)”行动,最终耗资25亿美元并且失败,尤其是在摩加迪沙行动失败。1993 年 10 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以人道主义干预的名义,派遣美军精锐部队抓捕索马里最大的武装头目,结果却因情报失误而失败,在战斗中,两架黑鹰战机被击落,一名美军士兵被杀,尸体还被武装分子拖着当街游行。这桩惨剧CNN播出后使美国民众对克林顿骂声一片。这使得克里顿政府认为这是一场失败的行动,其本人也遭到国会的一致抨击。“索马里阴影”笼罩着美军,使得在卢旺达事件上不敢轻易介入。

卢旺达国际地位低下,地理位置偏僻,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后,整个非洲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都急剧下降。因而美国对于卢旺达发生的事情采取了不重视的处理。

美国“新孤立主义(The New Isolationism)”抬头。新孤立主义在美国经济发生衰退的时刻就会抬头,其主张“美国便是一切,一切便是美国。反对向海外派兵,反对对外经济援助,反对大量向美国移民,提倡贸易保护主义,强调凡事都要“优先考虑美国的利益”。

1996 年 12 月 19 日,成千上万的卢旺达难民被坦桑尼亚当局强迫返回自己的国家,尽管他们担心返回时会在坦桑尼亚的一条公路上返回卢旺达边境时被杀害。


联合国反应迟钝的缘由

宪章的局限。《联合国宪章》一方面将“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作为其宗旨之一,但它也明确指出:宪章的任何规定均不得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项。这些约束使联合国在其成员国发生民族冲突时实施干预行动受到严格的限制,维和士兵没有首先使用武力的权力。

维和机制的局限。联合国部队,西方军队在第三世界国家不能首先开枪,只能自卫。那些手持弯刀,棍棒和AK47的卢旺达人在手中的凶器落下前是平民,在凶器落下后也还是平民,维和士兵若要阻止这样的暴行就会造成这样的“平民”的伤亡,这样的平民伤亡就会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这种“程序正义”无法面对突发的人道主义灾难。

当时策划和执行屠杀任务的卢旺达军人独裁政府本身就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其支持者如法国和吉布提等也是安理会成员,他们本身就否认有大屠杀的事情。

2014 年 12 月 9 日,来自卢旺达的联合国维和士兵在班吉巡逻。联合国维和特派团目前有 8,600 名实地人员,并计划将这一数字增加到 12,000 人。


中国的反应

中国在其中表现比较中庸。在1994年联合国表决维和行为中,中国在929和955号决议中投了弃权票,其他均为赞成票。

929决议是主张人道和平的“绿松石”计划。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陈健大使在安理会对该决议投票进行的解释性发言中说:“我们一贯主张,尊重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的意见,取得冲突各方的合作,是联合国维和行动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考虑到联合国在索马里维和行动的经验教训,中国代表团对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投弃权票。”

955决议是设立卢旺达问题的刑事法庭用以审判对屠杀富有责任的卢旺达公民。李肇星大使在安理会对投票进行的解释性发言中说:“在目前情况下,安理会将卢旺达政府尚难以接受的决议及法庭规约草案仓促付诸表决,是不够慎重的,对今后有关工作产生的影响也难以预料,中国代表团不能不对此表示遗憾并投弃权票。”

中国同法国是屠杀前卢旺达政府的主要军火提供方,这一点也成为了后来遭到诟病的缘由。

安全理事会投票决定将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UNAMIR)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1994 年 7 月 29 日。日期:1994 年 4 月 5 日。


审判

联合国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成立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审判高级政府官员或军人,卢旺达政府则自行负责审判较低层级的领导人或平民。根据卢旺达政府通过的法案,2004年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法国在大屠杀事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2006年11月,法国国防部同意解密一百多份与大屠杀有关的机密文件。

联合国大会于2003年12月23日宣布将每年的4月7日定为“反思卢旺达大屠杀国际日”。2019年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卢旺达大屠杀纪念日正式名称改为“反思1994年针对图西族的卢旺达大屠杀国际日”。

安全理事会修订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


联合国的后续R2P计划

大屠杀发生时,联合国内负责维和事务的是后来当了秘书长的科菲·安南。面对惨案现场,他发誓“永远不再”。1997年元旦,安南莅任联合国秘书长。在他和其他人士推动下,一个简称为R2P(国家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的新概念开始在国际政治圈流传即政府有责任保护平民,如果一国政府做不到,国际社会可以采取行动。

2002年,非洲国家在南非德班举行首脑会议,正式成立非洲联盟。接受了卢旺达大屠杀的教训,联盟通过的文件里,声明联盟有责任干涉,如果某成员国听任其人民遭受反人类罪行。非盟成了第一个将R2P纳入指导原则的地区组织。

随后,2005年9月,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180位各国元首无异议通过的大会公报里,正式规定了R2P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基本原则。

按英文原文的顺序,五个条件罗列如下。

(1)必须是集体行动,而不是单个国家对他国采取行动,以避免侵略之嫌。

(2)必须安理会授权。

(3)最可能受到军事行动影响(比如难民过界)的邻近国家必须愿意配合。

(4)和平手段试过了无效。

(5)某国政府明显地让民众受到反人类罪行的威胁。

2005年世界峰会合影,关于R2P事宜。


纪念日

卢旺达每年有两个假日来纪念卢旺达大屠杀受难者。2019年,卢旺达政府为纪念种族灭绝25周年而哀悼100天,在基加利种族灭绝纪念馆点燃了火焰。

卢旺达雅玛塔大屠杀纪念馆


纪念馆

自1995年以来,卢旺达的许多地方都有种族灭绝的纪念碑,共有六个纪念馆。在全国纪念周(4月的一周)中,设立了新的纪念场所,现有纪念场所用于集体哀悼和纪念活动。卢旺达国家将其工作集中在七个这样的机构上。在外国伙伴的帮助下,它们被扩大和培养为哀悼,记忆,反思,交流,学习和预防的场所。

这种类型的中央博物馆,即基加利种族灭绝纪念馆,于2004年在卢旺达首都开幕。该设施的社区坟墓容纳约25万人的遗体。该设施的一部分是全国种族灭绝文献中心。大约有200个区域性和地方性地点被添加到了七个中央纪念馆,其中包括穆拉比种族灭绝纪念馆。他们位于种族灭绝期间大批人被谋杀的地方。

纪念馆的设计具有政治和辩论目的。在许多情况下,故意显示数百根骨头。它们是暴力行为广泛的实质证据。以这种方式使种族灭绝的否认和琐事化变得更加困难。

2018 年 4 月 29 日,在卢旺达基加利的基加利种族灭绝纪念馆举办的展览中展出了种族灭绝受害者的肖像。


参考资料



The graves are not yet full. —— RTLM Radio

CC BY-NC-ND 2.0 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