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日记（四）：开学第一周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记录我开学第一周的各类感受，以及遇到的不同的人：包括老师、同学和朋友。为日后的反思与创作提供参考。

在我们的博士课程中，每周每门课都需要完成大量的阅读，教授们总要求我们在课堂上讨论对这些阅读材料的见解与感受，说实话，这和我的私人阅读习惯是很符合的。

让我先来谈谈教授们吧。

A教授的风格主题词是亲和力与感染力。他的课是最趋近于哲学的一门基础理论课，这种课一般在所有专业课程中都被认为是枯燥无聊、难以理解、且脱离当今社会最新现实的。在这门课中，我们会接触到该学科历史上所有重要的经典理论知识，而基本上所有的理论都发表于上个世纪。这门课的目的是建立我们对这个学科的宏观体系理解，以便日后更清楚地发现自己的研究兴趣，以及找到自己在学科中的位置。

他说话的速度中等，标准美式英语发音，讲话的时候经常笑着，就像一个娓娓道来的播音员或主持人。他曾这么说：

我知道你们中有些人的第一语言不是英语，而你们现在却需要用英语完成复杂的阅读与写作，这一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自己根本无法想象…

学术氛围和生活环境比起来给我一种这样的感受，就是至少从表面上，教授和学生更尊重国际环境中那些英语不是母语的人。至少他们会认真听那些学生说话，尽管他们说得很慢、带有浓重的口音和奇怪的腔调、经常犯语法上的错误。在生活中，如果你说出一种很不连贯的英语，没有那么多人有耐心去琢磨或理解你究竟想表达什么，但是至少在我们的学术环境中，这个问题没那么严重。

A教授的授课方式是用ppt列出一些他要讲的bully points，然后就每一点在课堂上阐述详情，最后再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不得不说这种方法非常利于学生集中注意力。在我们这个小教室，一堂课分神的时间不超过10%。

他说：

我并不要求你们百分百理解每篇文章的内容，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那些经典著作，即使是我自己，在读过很多遍之后，到了今天，每次当我再读一遍，也总会有新的发现，发现自己过去理解不够全面的部分。而我们每个人的视角与经历是不同的，每个人读这些文章都会有各自不同的发现。我不能说我的发现一定是正确的、或者比你们的更好。在这门课中，我永远只会做一个引导者，引导你们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找到自己的问题、推翻自己的假设… 我不作出价值判断，不判断正误。这门课没有对与错，它只是开放讨论。

A教授的课在周一，开学第一周，是我在美国上的第一堂正式课。周一日落前，我在A城美丽的夕阳下漫步放学回家，在心里回忆着这堂课，觉得美国教育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我的精力几乎从来没有在课堂上如此集中过，有很多原因，也许是因为我过去学习着数学、代码、算术和工程，也许是因为本硕阶段的每堂课甚至超过100人，你没法保证自己聚精会神每分钟都在关注教授说着什么，但我今天的确每时每刻都在认真听A教授如何阐述他的每个point，且觉得他的阐述内容对我有帮助，我在我的note中写了很多，其他同学也是。

B教授的课开设在周二，这门课比较特殊，这不是我自己的课，这是本科生的课，我只是作为助教出现。说实话对于我的助教工作，我既紧张又期待，因为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做好，我知道这非常重要，这是学校给我发工资的理由，是我可以得到经济资助的重要理由，我必须做好。从课程名称看起来，我对它是感兴趣的；但我不确定我能不能胜任。

B教授也非常具有亲和力，但她的亲和力和A教授完全是不一样的。

A教授来自一个知识分子世家，他的母亲和父亲都是教授，这是一份他从小到大就熟悉的职业，因此他的亲和力中也满是一种学者、知识分子的气息。他的五官是棱角分明的，体型看上去没有多余的脂肪。但是B教授不同，她看上去并不会让你立刻猜出她的职业，她过去是一名DJ。她看上去并没有花什么时间精力考虑雕琢自己的样貌或体型。她的课堂开始前放着轻松有趣的音乐，让你好像忘记了你在大学的阶梯教室上课，你还以为你在酒吧或电影院，尤其像是置身电影院。

就像电影开始放映前，在屏幕上滚动播放一些观影提示。B教授的课也是这样的，她总是晚五分钟开始上课，在屏幕上滚动播放上课提示，比如：选择一个你最舒服的座位、我们的课程将在五分钟后开始、每个座位都有一个插座可以充电（配图）…

课堂开始后，她除了做自我介绍，也让我和另一位作为助教的芬兰高年级博士生、以及美国本地博士生做了详细的自我介绍，介绍我们各自的研究方向、兴趣、经历，并把我们的名字图片和邮箱在大屏幕上展示。我是我们三个中最紧张的，我和教室里的学生一样是新生，而她们两个都是高年级博士生，似乎对这份工作胸有成竹。

然后我发现，B教授的前半堂课只是放了一些有趣的图片，增强学生对这个学科的感性认识。并且反复告诉这堂课的学生，how lucky you are，这门课很有趣、很轻松。她用一幅类似于苹果手表App视图的图片展示了这门课的学生构成，从图片中我们看见，这堂课的学生来自于全校不同的专业，从工科到文科什么都有，大多是一些一年级新生。

轮到学生提问，你会发现学生都关心一些特别实际的问题，比如，作业什么时候交，作业有什么要求？这门课有没有考试？

B教授回答这些提问的方式非常幽默，她会先说：你明天就得交！然后在对方保持沉默的时候她说哈哈，我骗你的。

这是我第一次观察美国的本科生，他们是B教授课上的学生，我观察他们表现，内心一直在想，他们和中国的同年龄段的学生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些刚满18岁的孩子，遗憾的是，我自己的18岁已经过去很久了，所以我只能从回忆中调出自己18岁时的样子，以及当时的同学。我们的表现和今天出现在中国大学里的那些年轻人已经不那么完全相同了。    

有一点很明显，就是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各种种族的人，黑人白人，以及他们肤色内部的一些区别。不是所有白人都长得一样，不是所有黑人都一样。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细微区别。比如法国的南部和北部人面貌特征就有明显区别，甚至瞳孔的颜色也不同。还有拉美的人，还有亚洲的人。但在美国亚洲人的数量和比例明显比在澳洲少很多。

在中国大学课堂，这一点对比很明显。所有人都是同样的种族和肤色，同样的文化背景，以及都使用中文作为第一语言。

他们身上有一种大学新生气质，那种羞涩与礼貌的气质。一个戴着眼镜的白人女孩，举手回答B教授的问题，怯生生地说话。声音小到只有周围的人才能听见她。

下课之后，一个亚洲女孩找到了我们，她说她不太能听懂老师讲话，尤其是语速较快的时候。我不确定她来自中国、新加坡还是日本或韩国等亚洲地区。但是显然比起旁边那两位芬兰与美国籍博士生，我更能理解她作为国际学生语言问题上的处境。我告诉她这很正常，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她可以向语言中心寻求口语和写作上的帮助，也可以录音，课上尽量try to listen and understand more。她非常礼貌也对我很感谢，实际上她的英语发音还不错，几乎没什么浓重的亚洲口音，只是说得很慢，且明显词汇量不足。

我很高兴我能帮得上这些学生中的一些人。但并不总是这样。在课堂讨论的时候，教授让我们去观察学生们有没有积极地在和旁边的同学讨论问题，鼓励他们互相自我介绍。我这么做了，可是发现一些学生还是很害羞，他们答应了我，但并没有进一步继续和其他同学交流。我感觉有点尴尬，感觉有点无措，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点什么，为自己的经验不足而恐惧。我忧心忡忡地问教授这种情况我能怎么办，而B教授似乎觉得我不安的模样很有趣，她笑着说，那该怎么办呢？她想想，再告诉我。她看起来非常轻松，根本不在意、不担心学生不按照规则行事，也对我没有什么负面看法。

实际上她后来也没有告诉我。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事根本没有人在意。学生们在为自己的看法与表现担忧，根本不会把精力放在关注你这个助教的表现身上。至于教授，她也不是一个监工，她只是希望我们鼓励学生交流，他们实在不交流，也不会受到惩罚或者责备。教授在意的只是营造一种轻松快乐的学习氛围，她不需要严厉地监视每个人都按照具体的要求行事。这是和我在亚洲接受中学教育、以及在中国工作时的本质区别。我总是回想起我们过去的工作，我们活在严格的绩效考核和KPI中，甚至还有末尾淘汰机制，以致每个人内心都有很强的危机感。中学教育的压力就更不用提了。

我最近经常想起来中小学住校的时候，我们总是被要求把被子叠成豆腐一样的方块，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做过了。可是我现在的床看起来也挺好看的，只需要把被子全部铺上，或者只是铺一半，既简单省事又好看。而我们过去对于叠方块的练习，除了让我们感到痛苦、不便与耗时以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唯一的意义就是用来证明你是一个整洁有秩序的人，然后精神胜利、然后自我感动。

我意识到，虽然我是一个助教，但是我在课堂上的工作并没有被量化和严格评估。就像我们对于A教授的论文研讨不会得到对与错的评价一样，因为他们的教育理念就是开放式的。

在B教授的第一堂课结束之后，我对她说，我现在是你的粉丝。我从来没有上过这样的课。教授在讲台上说话的语气，就好像是在和她的老朋友们说话，而不是学生。她从来没有紧张或急促的时候，她说所有的话给人的感觉都像是在聊天，在开玩笑。

B教授对我说，她一直认为教学模式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教学方式也可以很多元，可以颠覆传统。我在心里想了想她的话，我一直对于自由和多元的美式价值观非常警惕，因为这十分容易让人陷入自由主义式政治正确的感动。但是我觉得她的话说的有道理，至少在教学方式上的多元创新是有价值的。教学不是必须向我们所熟知的那样僵化。也可以是苏格拉底式的街边谈话，也可以是B教授这样在音乐与聊天中进行。

虽然助教是一份工作，不管是高年级的博士生还是社交媒体上的博士生，他们都总这么告诫PhD新生：在助教工作上能少投入就少投入，TA工作量越小越好，你要把精力主要放在自己的课程和研究上。但是在第一年我认为不算太忙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份工作是helpful而且能帮助我更了解美国本地文化的。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也许这种不同的课堂也是我的研究思考中的一部分主题。事实上我真的非常开心我能坐在这个教室里，虽然我的身份不是学生。

我们知道，因为经济因素，大部分的中国学生都无力承担在美国完成本科学习的费用。而无论是特权阶层还是富有的商人，你会看到很多人都选择把他们的孩子送往这里受教育。就和大部分的中国学生一样，我也没有足够幸运到在美国获得一个本科学位。但是我今天却以另一种方式坐在了这里，看美国的本科生是如何塑造他们对行业和世界的认识的，看他们如何讨论问题。— — 尽管那些问题对今天的我来说太过基础、已经没有任何困难去思考那些问题。我觉得无论是那些本科的孩子还是我，都很幸运坐在B教授的教室里，她颠覆了我对于上课这件事的认知，不是内容，而是形式。她的课对我来说是新的、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我觉得上她的课我就像在弥补自己的过去，我就像在完成我一个新的美国本科学位。我获得了一次重新做本科生的机会，一张体验本科生视角的门票。我在那么一些时刻，把自己当成和教室里的本科学生一样，一样好奇地听她讲课。我学习的不仅是她讲的内容，还有她阐述这些内容的方式。

其实总的而言我接受的本科教育也还不错。我本科接受的是英式教育，大部分教授来自于英国，我已经明显地发现了英式的授课和我在B教授课堂体验上的明显不同。还有我在澳大利亚上的课。

此外，我大学第一年就读于数学系，是因为我高考数学考得很好，作为一个高中生，我并不想在我对自己能力认知不够明确的阶段，过快决定自己日后去哪一个非常专业化的领域工作，我当时对此还没有太多想法，对所有专业化领域都没有了解和见解。所以我那时选择数学这样的基础学科，因为我觉得作为基础学科，它可以在硕士阶段和很多其他的专业化领域结合起来，因而对我来说有更大的灵活性。而且我本科学校的数学系很不错，是个王牌专业。

就数学系而言，我们大一的教授是从top2退休的一些中国知名老教授，他们的名字被印在很多大学通用的课本上。数学课是我们唯一会用中文学习的课程，考试仍然是英文的。可是我当时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学好数学、以及找到自己的兴趣，以至于我在一年后转去了炙手可热的商学院。

作为18岁和19岁的学生，那时我刚从一个传统的小城市解放出来，获得了消费、审美和恋爱关系上的多重自由，这些自由来得太快以至于你来不及对自己的身份发生深入思考。外卖平台兴起，社交媒体兴起，流行语和大学生话题在我们这群人之间传播，对于新的世界我们应接不暇，对于遇到的人、关系和发生的事情有太多的困惑，我的精力花在这些事情上，花在两性关系中的挣扎里，因而从来不认为那些数学教授或他们的知识能够解释我的生活，或解释我身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但从今天看来，不得不说，我学过的数学知识至少其中的一部分是对我有益的，不管是数学还是技术，都有助于我构建我在社科问题和人文哲学问题上提出的问题。

总之，在当时，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我和教授们之间有太深的距离感，我无法接近他们，我对他们的认知还停留在对中小学教师的恐惧层面。我不认为他们能为我提供什么有用的建议、启发我，或者带给我什么新思考。

而今天在B教授下课之后，我看见她的讲台边排起了长龙，很多学生排队和她说话，甚至他们没什么特别的学术问题，只是向她介绍自己而已，握手，说自己的名字、兴趣爱好，然后和一旁作为助教的我们同样打招呼。他们对于教授没有恐惧，并且在建立一种积极的沟通。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我愿意告诉B教授我自己的感受，我和她分享我的情绪，我主动和她感叹，我有多享受她的教学方式。教授们对我来说，不再是一个脱离生活的高高在上的形象。

还有前面提到的那个亚洲女孩，虽然她说话声音很小、表现得很腼腆，而且遇到了一些大部分人所没有遇到的挑战因此会让一些刻薄的人觉得她不够聪明。但是至少她能够把自己的困难与需求说出来，能告诉我、以及告诉教授，并寻求帮助。这已经就好过了很多人。因为我过去见过太多人遇到语言障碍时的做法并不是积极向外寻求帮助，自己也不能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解决，因此只能在他人面前想尽办法掩饰自己的语言水平，或忘记这个问题，不懂装懂，这种人才是真正愚蠢。承认自己的无知，这在任何时候都是聪明的做法。

有关B教授这个人的行事风格，还有另一个例子，就是她很喜欢和我们开展一些small talk，聊一些生活上的、和学术无关的话题，或者教学上的感受。比如A城有哪些值得探索的徒步路线，这是我们三个人的共同爱好，我、芬兰博士生和她都热爱徒步旅行。

对于教学上的感受，有时我并不能百分百地理解她们在谈论些什么，就像很多人遭遇的那样：就算你语言上没有障碍，她们使用很多缩写或者特定语境下的称谓的时候，比如电视剧名字或比赛、明星、游戏名字，你不可能知道她们在说什么。

但我发现，尽管她们在谈论一些和教学有关的事情，但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分享私人感受，说这些话没有任何目的，不是为了布置任务。所以我每次会问到，所以我需要做点什么，或者：还有两分钟就到上课时间了。B教授会觉得我是一个有条理和计划的人，因为她们显然不是这样的。她们太随心所欲，很多时候只是随便聊聊。但不得不承认，我亲眼目睹，在这种行事风格之下，她仍然能上好她的课，做好一名教授，解决所有的问题。

C教授，他的课紧接着B教授，都在同一个教室。我同样只作为他的助教出现在课堂。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B教授还在和留下问问题的学生说话，C教授见了问她，Hey，你是刚下课还是即将上课？我要去XX教室，是我走错了吗？

B教授保持了她一贯的幽默感，她对他说，我是要上课。没错，你走错教室了。

我以为，C教授能听出她是在开玩笑，可是他没有。

他真的以为自己走错了，立刻提起电脑包，转身打算去隔壁的教室。

Wait！… B教授这才告诉他实情。他长舒了一口气，说还以为真的是自己走错了，他看起来就像我一样紧张。

C教授是个和B教授完全不同的人。他是个加拿大人，是个新教授。这是他教的第一门课。他讲话语速很快，且讲的话都非常务实，上课按照既定的agenda讨论各种问题，明确地告诉学生本学期需要提交些什么assignment，以及这些作业需要在什么ddl之前提交，把所有学生关心的那些问题都事先回答了。甚至他在开始之前已经把我和另一个助教的grading任务已经分好了。划分的规则是按照学生姓名字母，一个人负责为名字首字母为A-M的同学打分，另一个负责N-Z。他也会明确告诉我们需要在什么时候之前批改完学生的作业，以及在批改学生作业的时候通过创意、语法、逻辑等多个打分维度来给出评价。一切都非常具体，这令我很舒适、很习惯。

我可以看出来C教授讲课的时候是有点紧张的，尤其是一开始。就像我一样，我们总是以较快的语速来掩饰这种紧张。而完全不紧张的人，常常会像B教授那样轻松地吐字说话。但在认真听过他讲课的内容之后，不得不说，虽然风格不同，但他讲得都还是挺好的，至少我全都听进去了，而且觉得他的逻辑非常清晰。

我觉得虽然我是助教，但把自己当成学生一样听他们讲课，让我感觉自己特别赚。因为我没有交学费，他们的本科学费那么贵，他们花钱在这里上课，而我反而还有钱拿。一想起这件事令我更开心了。

也许是因为C教授和我本人讲话做事更类似，我和他说话以及上他的课反而显得更自在一些，没那么焦虑。可能是因为他的紧张和快速的步伐衬得我反而是放松的那个人。

他也没有像B教授一样让我们对学生做自我介绍，只是简短地说，我们两人叫什么名字，这学期会负责批改他们的作业，所以如果有问题可以问我们。

他的课堂上也会要求学生们互相讨论，但是不像B教授一样侧重鼓励他们随意聊聊、互相认识熟悉，而是建议他们讨论课上提出的明确问题。C教授也并没像B教授那样主动和我们聊一些生活话题，但他仍然非常务实地helpful，比如课堂一开始，我就不小心把我的macbook pro屏幕摔坏了，他在表示so sorry to hear about this的同时，告诉了我可以把电脑带到学校哪个地方的it support去，并且可以报他的名字，他说如果staff知道我是工作人员可能会提供更多帮助。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在我对it staff说我是C教授的助教之后，他们免费借给了我一台一模一样的mac，并说我可以keep它一学期，为我留足了时间购买一台新mac。    

在上课之前，我担心我自己的学术水平不足够做这两门课的助教，但在上过两堂课之后我至少在学术上有信心了，就他们讨论的那些basic问题，我随时随地都可以给他们来个三十分钟即兴演讲，我对那些话题非常熟悉且有很多个人看法。那是这个学科中最基础的概念与定义，以及市场上一些相关的产品，要么就是学术写作的基本规则，例如如何引用合适的文献，如何批判论证，等等。这些太简单了。不是看他们学习的内容，我都意识不到我过去思考长进了那么多东西。

我也有思考在A教授的课堂上如果学生不积极讨论，我可以说些什么来改变这样的局面、让他们做得更好？我想，或许我可以问他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然后评论其中的某个点，并鼓励他与旁边的人就这个点展开讨论。这本来应该是我擅长的，因为这只是一个沟通问题，如果我想，我一直是个很会找话题的人，只需要换一种方式应用在这样的场景。

D教授的个人风格强烈到出乎我的意料。

她是学院新聘的教授，来自印度，没有人了解她，因此当高年级学生问我本学期都上哪些课的时候，他们和我介绍了不少有关众教授个人风格的事情，唯独没人知道D教授这个人如何。

那天，我是教室最后一个到的，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漫长的下午，因为我刚上完B教授接着C教授的课，肚子实在饿急了，在学校里忙乱地找着吃的、填饱肚子，然后马不停蹄卡着最后一分钟到了D教授的教室，进去之后发现所有人都在等我，这堂课一共就五个学生，是我上过规模最小的课。所有的教学计划、大纲、作业设计，都是只为这五个人而制作的。

而这门课的内容是我本学期所有课中最感兴趣的。它没有A教授的理论课那么艰深和works as infrastructure and fundamental，也不像另一门课那样需要结合量化方法学习计算机语言。

它包括大量的阅读，讨论了当今世界的很多问题，媒体，政治，公众，资本主义，东西方，文化，性别… 一切，作为一个社科学生关心的一切。在每堂课中，D教授都会要求我们讨论我们的阅读感受，还会邀请一个guest speaker。D教授用她私人强大的学术关系网，在每堂课邀请一个不同的、美国各所顶校的明星教授，轮番来和我们分享她们的出版物，包括出版书籍和学术杂志文章。

我对于声誉没有灼热的崇拜，但是无疑来说，这样的课堂会帮助我这样初入学界的人了解关于美国学界的更多。比如这些被认为厉害的学者们，每天都在关心什么、研究什么、以什么方式研究。我看见她的邀请名单上面不少人其实都是我在PhD申请套磁阶段关注过的教授，知道他们的人非常多。

对于D教授这个人本身，我必须仔细地描写一番，但是你仍然很难从我的文字中真实地感受到D教授个人风格带给听众那种强烈的冲击感。

她是一个学者，她说话的声音是沙哑的，虽然没有戴眼镜，但她暗沉的皮肤会让你自然而然地联想起旧书的那种深沉颜色，尽管你没有google过她的背景，但她说话的时候你不会质疑她的学识。她一个人远远地坐在讲台电脑背后，没有开灯，而不是像A教授一样坐在方桌尽头的明亮处。    

她的声音不是那么大，所以教室非常安静，你必须小心地屏息听她说话。她那沙哑慢条斯理地声音，就好像来自于一个古老的世纪，她的声音让你想起了灰烬、尘土与坟墓。就好像是从寂静的墓地里传来的一种遥远的声音。她在讲课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她的阅读量巨大，我好像在脑中看见了她的卧室。那是一间密不透风的屋子，从脚下到天花板都堆满了书，而她终日住在这样的房间里，不见天日，她现在和我们说话，只是从她读书的日常中抽空抬起头来说话，她的思维和灵魂似乎还停留在书页中那些死去的文字，停留在印度的源头。

在她要求我们读的众多文章与书籍中，其中不少文章也来自她自己之笔，但她在布置作业的时候却略过了自己的著作。她说她不想把自己的文章作为作业。她在说话的时候，每一个英文发音，给你的感受是她好像念这些字的时候也在阅读，而不是在交流。她不像B教授一样是个DJ，如此阳光和活跃，总是说一些生活中有趣的事情。她的世界仿佛是一个古老和神秘的世界，堆满了她研究领域的书，以让她看起来并没有成为一个外向的美国多元自由型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但仍然让我感觉很好，因为我发现她的领域都是我也感兴趣的，我不会对一种无法确定真实性的外在友善产生好感，因为我自己也很难那样，因此总能发现自己和各种层面上的非主流群体更能产生类似感受。

D教授要求我们每个人选一篇文章，作为自己本学期会被考核的演讲题目，而这时我们没有一个人读过这些文章，只能通过阅读题目来判断自己的兴趣。

非常不幸的是，我很快发现我选中了最难的一篇，那篇文章阅读门槛非常高，涉及了太多世界政治的黑话，太多有关帝国主义、国家政治比较的哲学性批判分析，以至于其他人都谨慎地避开了。而我在没有仔细研究的现在暂时无法就它侃侃而谈，我过去并没有专项研究过这个领域，但我希望轮到我演讲的时候我已经攻克了它们。

         
E教授是我本学期最后一门课的教授。她是一个年轻的印度裔女性，进教室之后立刻坐到了我们中间。我那时很想问，你是老师还是和我们一起上课的学生？

她来自印度，但是没有一点印度英语的口音，我甚至怀疑她就是在美国长大的，我觉得她身上有强烈的亚裔移民气质，除了口音，证据还包括她的审美，她喝的饮料，以及拿饮料的方式。

坦白说我们中的所有人都对这门课比较恐惧，因为这主要是一门学习量化的课，我们要在课程中学到和研究相关的计算机语言，这对于大部分质化方向的PhD学生来说都是不情不愿的。

在第一节课中，E教授要我们分享：【你与数学之间的关系】。然后我发现，在这些众多美国长大的同学之中，在这么一个不强行要求你学好数学来改变人生轨迹/命运的环境下，我是在座同学中最有数学基础的人了。

她们在年轻时候如果学不好数学，可以放弃这个学科而学习别的内容。但是我们过去没有那么多选择，作为中国学生，我们必须学会数学。否则你的高考分数会非常糟糕而不被任何稍微像样的大学录取。而在高中毕业后，我曾经在数学系，我学习过编程，学习过Python和Database，这些和今天要学的语言是类似的。    

How about you Cloudy? what’s your experience? You must have a lot of thoughts about this. Because you said you’ve studied finance and math, there are lots of figures in the subjects…

我和数学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开学第一周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除了我在这篇文章早些时候所提到的，我对她说，我当时选择了数学系，因为我大学准入考试中数学考得很好，我对自己的数学能力有信心。但我并没有享受学习数学，或者说很少。我在中国的中学学习了很长时间数学，可那是被迫的，因为它是必修科目，如果你不学好数学，你就没办法实现上大学的心愿。我不曾在数学中找到过乐趣，也许曾经有一些瞬间我很享受那种推理和钻研的感觉，可是我不认为那些感受是重要的，我忽略了它们。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学好数学，如果我必须这么做。但是如果我有选择，也许我会选择学习一些别的东西。

E教授对此评论了很多，且对我的感受表示理解。他们尽量减轻我们对这门课的担忧，告诉我们，这门课是为社科学生设计的，了解所有人的背景并且设置了合理的教学计划。也许在课程结束后我们会从中发现一些新的乐趣，也许以后我们不会继续应用这些方法，但是学会这些至少能帮助我们阅读和理解他人研究中的量化部分。

另一点，不管是在她的课上还是D教授的课上，我能明显地感受到她们的关注重点和举手投足中和其他美国白人教授之间的不同。她们更关注全球化、而没有把美国的主流叙事放在话语中心、从内心深处更能理解国际学生遭遇的问题而不是口头上。

下课后E教授和我们一起步行回家，她说，开学第一周你们过得还好吗？是不是正在尝试建立自己的daily routine?

这句话说中了我目前的状态，我正在试图建立自己生活的秩序。包括适应使用新的Calendar App，规划平时和周末的日程安排、规划通勤路线和饮食安排等等。也许有时候我们和一些人有共同话题，就是因为我们曾遭遇过相似的挑战、相似的人生阶段转变，就像现在这样一个PhD新生的入学阶段。

F教授是我本篇文章谈到的最后一个教授。她是我的导师，是我来这所学校最主要理由，是对我而言这所学校里最重要的一个人。也许我们会在未来有很多合作，也许我们会建立一些超乎想象的深入沟通。

我们的第一次1v1会面schedule在周一第一堂课前的早些时候。我向她介绍了自己，分享了初到A城的生活状态，描述了我遇到的一些挑战，主要问了她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我问了关于国际交换的机会，我希望在未来四年的美国学习中有机会交换到其他国家待一段时间，我在来美国之前就知道学校提供这样的机会，但不确定是否适用于博士学生。F教授的研究背景主要集中于另一个国家，所以她告诉我夏季的时候去那个国家是可行的，她认识一些那里的人，可以为我提供一些帮助。

第二方面，我问了她一些有关她自己研究的问题，以及我对研究的思考。

我说，作为一个质化研究员，我们一定要对与人谈话感兴趣吗？我感觉似乎我有时候对别人的观点并没有那么感兴趣，我对大众不感兴趣，对社会不感兴趣。我觉得我不需要那么多的数据来证明什么。很多数据都不具备那么多参考性，很多假设没有意义。不仅仅量化是那样，无法得出有用的发现，质化研究经常也给我同样的感受。我不认为大众能带给我什么新的有趣的东西，大部分人都在重复和模仿，大多数人的行事方式都太过于愚蠢以至于早就被那些理论解释了。我有时觉得社科的质化方法不足以解释我的问题，我觉得社科的方法有时过于表面，最后得出的结论，只是直觉上的、解释性的，而没有一层一层深入到事情本质。

F教授一下就抓住了我的问题，至少她可以理解我的感受，理解我在谈论什么，并迅速把我的困惑放在一个更大概览图的对应位置。她说我的问题不是量化方法与质化方法之间的分歧，而是社科方法与人文学科研究方法之间的分歧。当然，在我们的博士项目中，三种方法我们都会接触到，而我可以以自己的方式把人文方法与社科方法拼接起来，而不必遵循我不相信能解决问题的模式。

我很喜欢目前的博士项目的一点是它具有一种很灵活的交叉性。所以学科之间的界限不是森严的，如果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解决问题，比如解决一个人身上的疾病，那不可能把它分割给各个科室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所以我觉得需要这种学科交叉的理念，来整体性地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我还问了有关她自己的研究。她谈到了一个东亚国家与一个欧洲国家，她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两个国家的文化背景。我问她，你的研究是想要解释这两个地区的一些经验与现象吗？她说不是这样的，她想要研究的是人在某种环境下的决策和互动方式，地区只是作为参照。这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相信作为东亚女性的经验不只局限于东亚语境，而是人类在某种特定环境下会作出的行为、会产生的想法，是可以被普遍地理解与解释的。

A城的夕阳每天都很美，每天都会按时出现，因此不那么珍稀。每天傍晚，深黄色的光晕洒在我回家那条满是电线杆、塑料袋的破街上，你都像是走在一幅画里面。而今天我突然想起了D教授要求我们读的某篇文章中的观点“文化游客”：

作为一个喜欢西班牙的游客，我怀念20年前在那里看到的文化差异— —餐馆里的不同食物和商店里的商品（没有“汉堡包”），日常生活的不同节奏（“西班牙时间”，电视少），传统文化实践的生存差异— —磨刀匠的排箫音乐，曾经无处不在，现在淹没在交通噪音中，但是，虽然我哀叹这些差异的消失，我知道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一个"欠发达"的西班牙— —一个含糊不清的术语，但它引入了一个必要的唯物主义纠正文化浪漫主义。因为，当然，我发现在异国情调中具有吸引力的实践往往与农村贫困文化密切相关。当地守夜人— —塞雷诺— —的生存与例行公事的繁重劳动并存--妇女在溪水中洗衣服。因此，我们有什么权利哀叹这些变化呢？毕竟，我们只是游客。正如康奈尔·卡斯托里亚迪斯所说，文化不是你可以选择的菜单，即使旅游业可能使它看起来是这样。

“我发现在异国情调中具有吸引力的实践往往与农村贫困文化密切相关。”

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且我对这篇文章立论的角度提出了很多批评。不过我确信这个观点的确描述的是我现在所看见的这场夕阳，诸如此般的景象。尽管这是在美国而不是拉美或非洲，尽管城市的另一头消费高到你无法想象，你没有故意为这种破败赋予浪漫主义色彩，只是不得不承认这幅画面满足了一种审美。

下篇文章谈论第一周期间的同学、朋友还有citywalk旅行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