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

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在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

昨天接到一位老朋友的一封信，他报了一腔爱国的热忱写了好多篇幅，大意是说:“现在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掸族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某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志不在小。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我们务当于短期中使边方人民贯彻其中华民族的意识，斯为正图。夷汉是一家，大可以汉族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的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百越、黎、苗的血统。今日之西南，实即千年前之江南、巴、粤耳。此非曲学也。”

我在这一个多月来，私人方面迭遭不幸，弄得奄奄无生人之趣，久已提不起笔管来。读到这位老友恳切的来信，顿然起了极大的共鸣和同情，使我在病榻上再也按捺不住，今天一早就扶杖到书桌前写出这篇文字。

我在西南还没有多走路，不配讨论这个问题，但西北是去过的，满、蒙、回、藏各方面的人是都接触过的，自九一八以来久已有和我这位老友完全一致的意见藏在心里。在西北时，也曾把这些意见说出写出，但到了西南之后还没有向人谈过。去年年底替《益世报·星期论评》写过一篇《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在篇末说：“还有‘五大民族’一名，它的危险性同‘中国本部’这个名词一样，让我下次再谈。”现在就趁这位朋友我的的刺激，写出如下。

“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是敌人用来分化我们的。“五大民族”这个名词却非敌人所造，而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从文化来说，那时的文化中原高而地方低，所以那时的执政者期望用同化的方法：“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研究《春秋》的学者也常说“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孔子一方面称赞管仲，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为的是怕中原的文化堕落了下去；一方面又打算住到九夷去，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为的是想把边民的文化提高起来。在商朝，西边的周国本是夷人（或是羌的一部），但等到他们克商之后，承受了商朝文化而更把它发扬光大，于是不但周朝成了文化的正统，连商王的后裔孔子也要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他并不想说“你们是周民族，我们是商民族，我们应当记着周公东征的旧恨”；他却爱慕周公到极度，常常梦见周公，以至于把不梦见周公当作自己精神衰老的表现。墨子也说：“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后来《礼运》的作者也把这话抄了进去。试想这都是何等的气度，那里存着丝毫窄隘的种族观念！

孔墨的态度既是中国人一般的态度。春秋时许多蛮夷到了战国都不见了，难道他们都绝种了吗？不，他们因为文化的提高，已与中原诸国合为一体了，再没有种族问题了。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就生根发芽了。从此以后，政权的分合固有，但在秦汉的版图里的人民大家是中国人了。举一个例罢。我姓顾，是江南的旧族，想来总没有人不承认我是中国人或汉人的了；但我家在周秦时还是断发文身的百越之一，那时住在闽浙的海边，不与中国通，实在算不得中国人。自从我们的祖先东殴王心向汉朝，请求汉武帝把他的人民迁到江淮之间，其子期视受封为顾余侯，他的子孙姓了顾，于是东汉有顾综，三国有顾雍，我们再不能说我们是越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了。晋朝五胡乱华，虽说大混乱了多少年，但中华民族却因此而扩大了一次，现在姓慕的和姓容的便是当时慕容氏之裔，姓连的便是当时赫连氏之裔，至于姓刘的，姓石的，姓姚的，姓苻的，更分不清是汉还是胡了。宋朝时辽、金、元和西夏迭来侵夺，然而到了后来仍然忘记了种族的仇恨，彼此是一家人了；元灭了金，把金人都称为汉人了，《辽史》、《金史》和《元史》都成了我们的正统的历史书了。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种族的成见，只要能在中国疆域之内受一个政府的统治，就会彼此承认都是同等一体的人民。“中华民族是一个”，这话固然到了现在才说出口来，但默默地实行却已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

中华民族不组织在血统上，上面已说明。现在我再进一步，说中华民族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上面说过孔子不愿意被发左衽，似乎他老人家嫌弃夷狄的文化；其实不然，他只是希望人们过着较好的生活，并不是要人们非过某一种生活不可。现在汉人的文化，大家说来，似乎还是承接商周的文化，其实也不对，它早因各种各族的混合而渐渐舍短取长成为一种混合的文化了。试举一些例子给大家看。商周时的音乐，最重要的是钟、磬、琴、瑟，其次是鼗、鼓、笙、萧、柷、敔、埙、篪之类。但到了后来，这些东西只能在极严重的祭仪中看见和听到，且而听了之后也毫不会感觉到兴趣。除了笙箫和鼓之外，其他的乐器在民间是早淘汰了。现在民间的主要乐器是胡琴、琵琶和羌笛，这分明是从胡人和羌人那边接收过来的。再说，我们坐的是椅子，北方人睡的是炕，椅子原称胡床，也是从匈奴方面传进来的，炕则是辽金人带进来的。我们骑的是马，不消说得，自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始有单人匹马，以前都是用马拉车的。古人上衣下裳，裳就是裙子，无论男女裹着一条裙子就算了。没有穿裤子的，裤子之起也是为的骑马的方便，可见裤子即是胡服的一种。现在人家死了人，就向纸扎铺里定做许多纸制的房屋和用具，在空地上焚化给死者收用，然而我们知道从唐朝以前都是用实在的东西或泥制的东西埋葬在坟墓里，纸制明器乃是辽国的风俗传播进来的。我们现在穿的衣服，男人长袍马褂，女人旗袍，大家一定记得，这是满清的制度，而且旗袍还是清帝退位之后大家开始穿起来的。中国古代的女子装饰容貌只有涂一种膏，至于涂脂抹粉也是学的匈奴女子的风尚，所以匈奴人在失败之后会唱着“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歌。像这一类的事情不知有多少，细细考究起来可以写成一部书。我们敢断定地说：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取于非汉人的一定比较汉人原有的多得多。汉人为什么肯接受非汉人的文化而且用得这样的自然，那就为了他们没有种族的成见，他们不嫌弃异种的人们，也不嫌弃异种的文化，他们觉得那一种生活比旧有的舒服时就会把旧有的丢了而采取新进来的了。所以现有的汉人的文化是和非汉的人共同使用的，这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

岂但汉人文化不能称为汉人文化，就是这“汉人”二字也可以断然说它不通。从前因为我们没有中华民族这个称呼，在我们外围的人们无法称呼我们，可是说话时没有一个集体的称呼总觉得不方便，于是只得用了我们的朝代之名来称呼我们，把我们唤作秦人、汉人、唐人。其中秦字衍变为支那，成为国外最流行的名称；汉朝享国最久，汉人一名成为国内各族间最流行的名称。然而我们何尝自己开过一个全国代表大会，规定汉人或汉民族是我们的正式称谓，我们应该承认这个名词！我们被称为汉人的，血统既非同源（可以说国内什么种族都有，亚洲的各种族也都有），文化也不是一元的，我们只是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我们决不该在中华民族之外再有别的称谓。以前没有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时，我们没有办法，只得因别人称我们为汉人而姑且自认为汉人，现在有了这个最适当的中华民族之名了，我们就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的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致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我们的正理！也是我们的大义！

我们既有这样不可分裂的历史，那么为什么还有“五大民族”一个名词出现呢？这只能怪自己不小心，以致有此以讹传讹造成的恶果。本来“民族”是nation的译名，指营共同生活，有共同利害，具团体情绪的人们而言，是人力造成的；“种族”是race的译名，指具有相同的血统和语言的人们而言，是自然造成的。不幸中国文字联合成为一个名词时，从字面上表现的意义和实际的意义往往有出入，而人们看了这个名词也往往容易望文生义，于是一般人对于民族一名就起了错觉，以为民是人民，族是种族，民族就是一国之内的许多不同样的人民，于是血统和语言自成一格单位的他们称之为一个民族，甚至宗教和文化自成一个单位的他们也称之为一个民族，而同国之中就有了许多的民族出现。一方面，又因“中国本部”这个恶性名词的宣传，使得中国人再起了一个错觉，以为本部中住的人民是主要的一部分，本部以外又有若干部分的人民，他们就联想及于满、蒙、回、藏，以为这四个较大的民族占有了从东北到西南的边隅，此外再有若干小民族分布在几个大民族的境内，而五大民族之说以起。此外再有一个原因，就是清季的革命起于汉人从满人手中她夺回政权，当时的志士鼓吹的是“种族革命”，信仰的是“民族主义”，无形之中就使得“种族”和“民族”两个名词相混而难别。恰巧满清政府是从满洲兴起，他们所统治的郡县则为汉地，藩属则为蒙、藏（清末仅有这两个，中叶以前多得很），从藩属改作郡县的又有回部，从政治组织上看来确有这五部分的差别，于是五大民族之说持之更坚。所以当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政府中就揭出“五族共和”的口号，又定出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来。这五色旗是再显明也没有了，全国的人民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深深地印在脑里，而且把“红、黄、蓝、白、黑”和“汉、满、蒙、回、藏”相配，就使得每一个国民都知道自己是属于那一种颜色的。这种国旗虽只用了十五年便给国民政府废止了，但经它栽种在人民脑筋里的印象在数十年中再也洗不净了，于是造成了今日边疆上的种种危机。

这恶果的第一声爆裂，就是日本人假借了“民族自决”的名义夺取了我们的东三省而硬造一个伪“满洲国”。继此以往，他们还想造出伪“大元国”和伪“回回国”，自九一八以来，他们不曾放松过一步，甚至想用掸族作号召以捣乱我们的西南。此外也有别的野心国家想在我国边境上造出什么国来，现在不便讲。倘使我们自己再不觉悟，还踏着民国初年人们的覆辙，中了帝国主义者的圈套，来谈我们国内有什么民族什么民族，眼见中华民国真要崩溃了，自从战国、秦、汉以来无形中造成的中华民族也就解体了。从前人的口中不谈民族而能使全国团结为一个民族，我们现在整天谈民族而翻使团结已久的许多人民开始分崩离析，那么我们岂不成了万世的罪人，有什么颜面立在这个世界之上？

当第一次欧战以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喊出“民族自决”的口号，原要使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者的羁绊而得着她们的独立自由。那知这个口号传到中国，反而成为引进帝国主义者的方便法门。满洲人十分之九都进了关了，现在住在东三省的几乎全为汉人，然而这个好听的口号竟给日本人盗窃了去作为侵略的粉饰之辞了。德王在内蒙起先提倡高度自治，继而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出卖民族和国土，然而他的口号也说是民主自决。我游西北，刚踏进某一省境，立刻看见白墙壁上写着“民族自决”四个大字。我当时就想，在这国事万分艰危的时候，如果团结了中华民族的全体而向帝国主义者搏斗，以求完全达到民族自决的境界，我们当然是大大的欢喜和钦佩；但倘使他们只想分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求达到自身富贵的私图，对于我们统一的政府喊出这个口号来，那么这位领袖人物就不免成为溥仪和德王的尾随着了，这不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吗！唉，民族，民族，世界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所万不能容忍的。

然而民族究竟是一个新名词，只有上层分子才会使用，一般的人民是不懂得的。我们去年在西北，常有和民众谈话的机会，这个对谈者如果是回教徒，他便说：“我们是回教，你们是汉教，再有草地里的人们是番教。”这回到西南来，偶然游了几个县，也听人说：“这家是汉教，那家是夷教。”我听了觉得他们不称族而称教是极有意思的一件事。所谓教者，就是文化的别名。因为文化不同，生活有异，所以彼此觉得虽是同国之民而不是同样过日子的人，正像行业的分为军、政、学、农、工、商一例。他们着眼之点可以断定它绝对不在血统上。然而知识分子表示自己能用新名词，随口就把“汉民族、回民族、藏民族、摆夷民族”乱嚷出来，自己的心理上即起了分化作用，外人的谋我者也就得到了一条下手分化我们的捷径了。

我现在郑重对全国同胞说：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因为种族以血统为主，而中国人的血统错综万状，已没有单纯的血统可言）；如果要用文化的方式来分，我们可以说，中国境内有三个文化集团。以中国本土发生的文化（即在中华民国国境内的各种各族的文化的总和）为生活的，勉强加上一个名字叫做“汉文化集团”。信仰伊斯兰教的，他们大部分的生活还是汉文化的，但因其有特殊的教仪，可以称作“回文化集团”。信仰喇嘛教的，他们的文化由西藏开展出来，可以称作“藏文化集团”。满人已完全加入汉文化集团里了，蒙人已完全加入了藏文化集团了。我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在北平，很有机会和满人同住，看他们的生活真是举不出一点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来。当民国初年，女人的服装还有不同，满人梳髻在顶上，穿的是旗袍，汉人梳髻在脑后，穿的是上衣下裙；但过了几年，满人也梳汉髻，汉人也穿旗袍了，到国民革命之后，大家都剪发，再也分不清是这是那了。满和汉在清朝时禁止通婚的，但到清末已破例，民国以来这个界限就绝对不存在了。彼此见了面，说的是同样的言语，吃的用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大家是中华民国的人民，大家涵濡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还有什么畛域芥蒂可言。再看，日本军阀建立了伪满洲国，有智识有志气的满人曾有几个去做官的，连清末的摄政王也舍弃了皇父的尊荣了。可见满汉一家，已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蒙古和西藏的关系也是这样。元世祖封西藏的高僧八思巴为国师，又尊为帝师，蒙人接受喇嘛教到今已历六百余年。明初宗喀巴创立黄教，他的第三个弟子哲布尊丹巴远到库伦去传教，因为得到蒙人的热烈信仰，他的后世也就渐渐成了蒙古的最高统治者，记得民国初年外蒙古独立时还推举他做皇帝。所以蒙古和西藏，除了语言之外，其他文化早己沟通为一。即就语言而论，也正在融合的道路上进行，例如青海蒙古河南亲王所属的贵德四旗的蒙民已只会说藏话而忘记了蒙话，连亲王自己也是这样了。倘使我们到了那边，要替他们强生分别，说你是蒙族，该说蒙话，他是藏族，该说藏话，他们一定嫌弃你的多事，因为文化的力量本来可以超越种族的界限，只要文化联成一体，那就是一个不可分解的集团了。

有一种人小心过甚，以为国内各种各族的事情最好不谈，谈的结果适足以召分裂之祸。记得前数年就有人对我说：“边地人民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历史时还好驾驭；一让他们知道，那就管不住了。”但我觉得，这是讳疾忌医的态度，我们不当采取。要是讳疾忌医之后而疾病会好，那也值得，无如其病将日深何！试想那班眈眈逐逐的侵略先锋早在中国境内下了百余年的功夫了，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做的工作他们会做，我们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我们表示谨慎，闭口不谈，他们却会侃侃而谈，而且谈得诪张为幻。我去年游番地时，眼见许多黄发碧眼的人们在那边混着，他们已住了十余年二十余年了，说的番话纯熟得同番民一样，而且他们男的穿了没面羊皮的番装，女的头上梳了数十条小辫，表示其道地的番化。到了番地里，挨家送礼，表示其亲善。听说他们又替番民照相，检出鼻子高些的，眼睛深些的，便说：“你本是和我们同种，只因流落到中国来，才比我们差些了。”我又曾看见他们画的地图，把我们的行政区域改变了，他们要西藏地方扩张到怎样远，界线就画到那里去。这次我倒云南来，又听说这些侵略的先锋为了当地的夷民笃信诸葛孔明，又在捏造故事来装点自己，说耶稣是哥哥，孔明是弟弟，他们是一母所生的同胞了。我们还不敢谈真的历史，他们却大谈其假的历史；我们只想平静无事，他们偏要兴风作浪。我们只知道日本人有特务机关，那知道别国的有实无名的特务机关也是星罗棋布。要想对付他们，唯有我们自己起来，向边地同胞讲实在的历史，讲彼此共同光荣的历史，讲全中国被敌人压迫的历史，讲敌人欺骗边民的历史，讲全民族团结御侮共同生存的历史。惟诚可以感人，边地同胞的性情是最真挚的，我不信他们听了不会感动。

知识青年是推动时代齿轮的人，国事到了这步田地，不知道有多少青年热血腾沸，欲报国而无所适从。我现在敢对他们说：我们所以要抗战的是要建国，而团结国内各种各族，使他们贯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实为建国的先决条件。你们应当不怕艰苦学会了边地的言语和生活方式，到边地去埋头服务，务使一方面杜绝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把野心家及其流毒一概肃清出去；一方面可以提高边地同胞的知识，发展他们的交通，改进他们的生产，传达内地的消息，搜集了他们的历史材料而放到全国公有的历史书里去，使得中原和边疆可以融为一体，使得将来的边疆只是一条国土的界线而不再是一片广大的土地。青年们应当和边民通婚，使得种族的界限一代比一代的淡下去而民族的意识一代比一代高起来；更吸收了各系的新血液，使后裔们的体格日趋健壮。能够这样，中华民国就是一个永远打不破的金瓯了！

为了篇幅的限制，即此煞住，让我们共同喊几句口号来结束这篇文字：

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只有民族的伟大胸怀而没有种族的狭隘观念！

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

我们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但我们仍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和各地原有的风俗习惯！

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二八，二，九。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