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会在什么情况下罪己诏？
当国家发生天灾人祸、政权危难之时，历朝历代的帝王都会沐浴斋戒，祭祀天地神灵，自省“罪己”，忏悔自己的过错和失误，有时会对全天下颁布“罪己诏”。
人非圣贤，即使帝王也难免会犯错。古人讲天人感应，推天道以晓人事，灾异即是上天的谴责警示，施政过失与人心不德是产生灾异的根本原因。所以当四季不明、陨石地陷、旱灾洪水频现、瘟疫横行之时，天子必躬身自省，或下诏罪己。
《轮台罪己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正式的“罪己诏”，自武帝之后，后代帝王纷纷效仿，如汉明帝、唐太宗、宋理宗、明思宗、清康熙等。
汉武帝：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汉武帝刘彻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在位期间，汉朝疆域扩大将近一倍，华夏民族威名远扬。但武帝晚年，因连年征战、大兴土木等导致国库空虚，民怨沸腾，寇盗四起；“巫蛊之祸”害死了卫皇后和太子，牵连了数万人；后期倚重的大将李广利临阵投降匈奴。
这一系列打击令他深深悔悟。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三月，武帝封禅泰山后，对群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同年六月，汉武帝驳回了桑弘羊等人派士卒到西域轮台（今新疆轮台县）去屯田戍边的建议，并下诏反思自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罪己诏”－－轮台诏。
“秦皇汉武”并称，秦始皇和汉武帝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但汉武帝“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司马光语），是因为他能及时反省自己的过错，并痛改前非，从而避免了像秦朝那样迅速败亡的命运。
唐太宗：为民受灾，何疾之避
唐太宗在位不过23年，却颁布了28道《罪己诏》。时大将军党仁弘因贪污巨资被判处死刑。但唐太宗倚重党仁弘，认为他是难得的有功之才，便下圣旨，将死刑改为流放边疆。
事后，唐太宗认识到自己是出于私情而罔顾法令，于是召大臣：朕徇私乱法，理应受惩。现去南郊，身居茅庐，沐浴斋戒，向上天谢罪三日。
然后他下“罪己诏”，说自己在处理党仁弘这件事上，有三大过错：一是知人不明，错用党仁弘；二是以私乱法包庇党仁弘；三是奖罚不明，处理不公正。
贞观二年，长安大旱，蝗虫猖獗。唐太宗视察灾情，看到很多蝗虫，便抓了几只蝗虫在手，对它们说：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
左右近侍马上劝唐太宗不可入口，说蝗虫不干净，吃了恐怕会生病。太宗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
不过，唐太宗这场秀做的过头了。即便发生蝗灾，堂堂皇帝也没有必要着急到生吃蝗虫的地步，而是赶紧部署扫蝗的工作。好吧，就算想吃蝗虫，吃也就吃了，还要停顿来下给左右侍从劝阻的机会，然后再发表一番高论，最后不顾龙体安危，吞食数只。
崇祯帝：任凭贼人把我五马分尸，只愿不要伤及无辜百姓
崇祯帝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时值内忧外患，他的罪己诏有五次之多。最终崇祯自缢，留下遗诏说，“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
崇祯的天赋算不上优秀，也没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只能靠后天的勤奋去弥补。崇祯的一生，就像一位低等级、烂装备的菜鸟，进入到了史诗级别难度的游戏当中。
但历史不是玩游戏，没有存档读档重新开局的机会，既然摸错了路，失败即是亡国。
天谴于上而不悟，人怨于下而不自知，天地不佑，人心不归
罪己诏，更多的是帝王的忏悔检讨。古人对天道的信仰是儒家道德基础，也是帝王治理国家的基础。帝王敬天信神，遵循天地运行之法，上合天心、下安黎庶。
在皇权至上的时代，皇帝能自省其过，已殊属不易；进而下诏罪几，拜谒天地，颁告天下，更是难得。
权力这东西，一旦长久沾染上它，所有人格都会被重塑，你认为你掌控着一切，实际上，是被背后的这股力量幽默的控制着。
“罪己诏”是帝王们的“魅力型统治”。古代帝王发布“罪己诏”的做法，是与君权对举的。“罪己诏”是帝王们的“自我批评”，是一种“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具体操作。
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到了最后关头（死与亡），有功摆的就摆功，没有功摆的就骂自己，这都是名垂青史之作。最不易的是后者。
天灾，与帝王们关系不大，而人祸，则绝对是帝王们的“自作孽”。包括因天灾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激起的反民，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悍将叛乱，奸臣谋大位，皇族窝里斗，乃至于所谓“外患”等等，究其祸源，几乎都可追溯到帝王身上。
比较而言，天灾不可抗拒，人祸却可以防范。防范之法说来简单：时刻保持警惕，留心苗头，杜于始萌；紧盯患源，防于未然。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道理谁都明白，但是，实际行动起来，却往往任皇权若野马脱缰，恣意妄为。
权力的自信过剩症必致拒谏饰非，一次又一次失去改过的机会，终于大祸酿成，大错铸成。大祸临头，帝业动摇，甚至危及帝王头颅时，帝王也会“罪己”的；不过，这样的“罪己”，除了警戒后人之外，对那个皇帝、对那个朝代，是一点作用也没有的。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新旧两唐书》《贞观政要》《明实录》《春秋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