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運的再想象
編者前言 鄭 煒 袁瑋熙
社會運動與庶民經驗
自2003年「七一遊行」起，標榜自發自主，由下而上的群眾動員，漸成香港社會常態。利東街、天星碼頭、皇后碼頭、菜園村、遮打花園、葵青貨櫃碼頭、公民廣場、龍和道、西洋菜街等場景，構成了一幅斑斕的抗爭圖像。市民前仆後繼的參與，既顛覆了港人政治冷感的形象，也推動了繽紛的公共討論。當下耳熟能詳的概念，如核心價值、公共空間、集體回憶、本土意識、地產霸權、公民抗命等，亦大抵緣於社運。可以說，這十數年來的香港，已經悄然走進了「社運年代」。
2014年的「雨傘運動」，更將這股抗爭浪潮推向高峰。傘運雖然有着劃時代的規模和形態，甚至在國際標誌了香港的「政治存在」[i]，但曠日持久的佔領，除了引發不少社會矛盾，更因政權的積極應對，最終以清場落幕。年青人的憤怒，卻沒有因傘運終結而止息。2016年初暴發的「旺角騷動」，使平日熙來攘往的市區儼如戰場。可是，這場踰越非暴力抗爭框架的試驗，沒有取得民間大多數的諒解，反而迎來了政權瓦解社運的契機。
從和理非的集會遊行、漫長的堵路佔領、奉行勇武的騷亂、到政權積極的壓制，不過是十數年間的事。香港是如何捲入了抗爭政治的循環？是中港磨合的陣痛，還是有自由、沒民主的宿命？浪接浪的動員對峙，其議題和劇目有何關連？這些不斷轉型、升級的群眾運動，是社會逐步走向激進，還是呈現「一國兩制」下的深層矛盾？
傘運過後，群眾動員難以為繼，政治的爭論卻沒有減退，選舉的投票人數更是不跌反升。我們又如何理解這些矛盾的現象？示威者、學生組織、公民團體、傳媒、政黨、政府、親政府團體在這些運動中扮演了甚麼角色，如何左右社運的形態？乘時崛起的抗爭路線如左翼、本土、自決等，如何編寫「一國兩制」的劇本？
脫離具體的政治脈絡和時空，空談革命無罪或鎮壓有理，不但無助認清事實，只會造成無休止的論述之爭。因此，本書著重梳理香港社運的軌跡，呈現抗爭政治的「庶民經驗」（plebeian experiences）[ii]，探討經歷抗爭洗禮後，香港社會何去何從。
抗爭政治的動態和場域
縱然香港的社會運動此起彼落，但社運研究卻一直滯後，亦鮮有走進大眾的視野。首要原因，是這些研究受制於特定學術傳統，如早期的結構功能理論以及受前者影響、聚焦政治文化的分析。自劉兆佳提出的「家庭功利主義」開始，無論支持者或反對者，其研究路徑都旨在分析社會結構如何塑造出某種既定的政治參與模式，成為整體的「平衡點」。因此，當社會缺乏或出現大型示威時，論者往往指向香港特定時刻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或是歸咎香港人某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iii]這樣不但忽略了社會在抗爭政治中如何演變，示威者也常被某幾類定型：意識基進但行動滯後的「積極旁觀者」、精於計算參與成本的「偶爾活動家」，或心懷家國卻服膺普世價值的「自由愛國者」。[iv]
後來興起的新制度理論，一度為抗爭政治提供了更完備的解釋。受這種理論影響的研究認為，回歸後接踵而至的社運，是源於沒有與時並進的「自由專制」政體。[v] 這套「急凍」自七、八十年代的政經秩序，既鞏固了前朝遺留下來的官商共謀制度，令政策持續向特權階級傾斜，又孕育了開放而進取的公民社會，要求落實普選以爭取政治平權。[vi] 然而，政改步伐在千禧年過後停滯不前，功能組別穩如磐石，導致殖民地年代行之有效的「壓力團體政治」，逐漸失效。於是，民主派政黨和傳統社運組織，唯有不斷訴諸體制外的街頭動員，為選民捍衛珍視的權利和價值。政府的認受性，也因而屢屢受創。[vii]換言之，新制度主義者認為社運只是表徵，管治危機才是根源。
雖然上述框架勾畫了社運的制度成因，但其缺點是「去抗爭」式的。香港社運的激化，要不是半威權政體的制度使然，就是公民社會動員的餘波。[viii]因此，他們著重分析單一關鍵事件如七一遊行、六四集會等的政治訴求，或是評論社運組織和政治團體的動員機制。不過，這套「去抗爭」的研究框架相對機械化，並有意無意間忽略了抗爭的突發形態、實踐經驗和文化意義。
有見及此，我們借用皮爾·布迪厄的「場域」（field） 概念，以便更準確描述這些異質多元的實踐經驗，並拿捏從中趨生的價值和邏輯。簡言之，「場域」是生產、競爭和交流各種社會、經濟、文化資本的生活空間。在抗爭政治的場域，行動者除了競逐這些資本的分配，亦會爭奪定義資本的權力。在這個互動過程中，抗爭者的個體行為和意志，除了受到該「場域」的政治體制和社會規則約束，還會受實踐的空間、衝突和論述所塑造。雖然抗爭未必能夠改變場域的構成和規則，但可能默默地影響抗爭者（及其他主體）未來的行為、思想傾向，締造往後的抗爭路線。換言之，「場域」視角能讓我們跨越結構和制度的藩籬，回到抗爭者的「庶民經驗」，了解社會運動中不斷變化的論述、議題、實踐及反響。這些場域的不同面向，構成本書的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社會運動的論述和架構
本書的第一部分，回顧香港社運的論述，繼而聚焦新興社運的組織架構、冒起的激進劇目等，如何改變抗爭論述、建構集體身份，並賦予政治參與一重新的意義。
馬嶽把過去三十年的香港民主運動，概括為一場「自由專制」下的防衛戰。這場持久的運動，以議會路線為主軸，街頭動員為輔佐；採取這種「又傾又砌」的策略，是希望通過選擇政治宣揚理念、服務市民，依靠群眾運動製造輿論，爭取政制改革。於是，運動的支持者主要來自中產階級，運動的領袖亦隱藏其「民主抗共」的策略。近年「庶民」式的抗爭，雖然屢屢帶來新的衝擊，但他認為在政制和文化的重重約束下，民主運動難言破繭重生。
當下飽受本土派批評的「民主回歸論」，是羅永生探討的主題 。這套香港民主運動的「總綱領」，以「香港中國人」的獨特身份，建立一套港人治港下代議民主的想像。前途談判的焦慮，變成動員中產階級參政的契機，並逐步通過政治參與，塑造他們的集體認知。但是，久而久之，民運卻變成依賴組織和割裂群眾的選舉政治。因此，傘運作為一場強調自主自發的街頭抗爭，顛覆的不只是社運的組織和主體，而是實踐經驗和身分認同尚待重建時，運動目標異化的問題。
接下來的討論，轉到運動的場域和劇目。鄭煒認為新興社運主體的經驗實踐，是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沒有大變的情況下，近年社運得以風起雲湧的主因。自佔領重后碼頭開始，年青人用佔領劇目、身體抗爭和網路渲染，觸動參與者的情緒認知，繼而顛覆議會和街頭的主次權力分布，為自發的動員提供了新的架構。可是，他們打破了傳統社運的架構，卻無法挪動政治權力的「天花板」。當社運潛力被約束，群眾動員雖然無以為繼，社會對峙卻日見尖銳。
相較上述三人，鄺健銘更肯定身分意識的轉型能量。他認為自二戰，中英談判到六四運動，香港人一直潛藏「本土意識」。近年來的群眾運動和政權打壓，只是將這種意識發酵，並賦予政治意義。當下部分港人「命運自主」的訴求，呈現的是其實是台灣、星馬等華人社會普遍存在，跟中國大陸的心理距離。這種本土意識的濫觴，不但質疑「中國情意結」自有永有，同時是弱勢社群，抵禦天朝大國吞噬的工具。因此，社運的未來，必然是一場身份的抗爭。
第二部分：異質多元的空間和議題
第二部分探討這波抗爭浪潮，怎樣跨越眾多議題，並延伸至不同的物質和虛擬空間。我們除了關注街道和公共空間，如何演變為佔領運動的動員載體，也不忘分析大眾傳媒和社運媒體的互動，如何令社運在不同階層和社區擴散，並賦予運動新生命。
首先，谷淑美透過兩場文化保育運動，解構文化、空間和政治的關係。運動藉著究問公共空間誰屬，去建立了一套反抗論述，顛覆具統識地位的發展觀。它們的意義，不僅是以文化保育抗衡商業發展，還在於公民社會如何學習透過政治動員、參與實踐和建構地標等方式，令政治訴求深嵌普及文化，撒下社運種子。
香港戰後最大的兩場工運，也剩時而起。陳敬慈回顧香港的獨立工運，如何在回歸後面對雙層危機——一邊是新自由主義的資本壟斷，另一邊是半威權政體對工商界的利益傾斜。雖然「職工盟」透過防衛性的政治抗爭，令工運取得組織化和社運化的突破；但是面對資源匱乏、意識形態分歧，加上去組織化論述的衝擊，獨立工運的發展依然舉步為艱。
豐富而艱鉅的同志運動，是曹文傑、 金曄路和賴婉琪勾勒的圖象。一方面，隨著二千年後大型抗爭的洗禮和公共領域的爭論，令同運的參與群體和表現形式，漸趨多元。另方面，透過修訂政策或法例，讓同志共享平等公民權利的策略，卻忽略了解放情慾和顛覆性別的面向。他們認為，這種性別政治和公民運動的不連結，不利拆解權力的邏輯，也無助發展一種把性別與階級、種族相提並論的社運抗爭文化。
在異質多元的政治參與中，藝術尤為重要。黃宇軒認為，藝術參與不應被簡單看成社運的衍生，而是抗爭的核心。所謂藝術參與並不一定是地標式、最吸引眼球的作品，也包括了平凡的群眾，如何在佔領區內消磨時間。通過創造和表達「佔領藝術」的行為，參與者建構了「集體歡愉」，令日常的互動，成為實踐民主的想像。
第三部分：實踐民主的經驗和束縛
第三部分則聚焦抗爭者的行動和實踐，目的不只是為了拼湊出一幅秩序繽紛、異質多元的圖象，更重要的是探究它們如何影響着「場域」的運作，左右抗爭政治的走向。
王潔瑩對比反國教運動和台灣的反媒體壟斷運動，指出媒體對社運的影響。媒體的巨大威力，令社運組織者傾向以「觀眾導向」的思維作出行動，以脫離傳統政團的權力脈絡。社運為了吸引群眾目光，會依賴社交媒體迅速地傳播訊息，並會刻意模塑「社運明星」和營造運動的純潔性。可是，在重要議題上，組織者難免要跟政黨保持曖昧的關係，原因是他們需要依賴政黨的人脈和資源。可見，媒介化下的社會運動，是一場爭取公眾資源與政治資源的博弈。
在社交媒體的「壟斷」下，傳統媒體又是如何塑造抗爭？從現場調查中，鄧鍵一發現電視作為公共熒幕有着巨大的動員威力，令警察施放催淚彈的畫面成為定義整場運動的「視覺事件」。正是這種「突如其來的怨忿」，激發了在電視機前、本來沒打算參與運動的觀眾上街，也因為這種偶發的動員形式，令這些「抗爭素人」與傳統社運參與者有顯著不同的面貌。他們在政治議題上相對保守，對民主自由等價值亦相對不太執著，反而對政治團體、「騎劫」等事宜戒心較大。
陳慧燕則考究社運的偶然性。透過雨傘運動的現場民調，她解釋突發的佔領，如何依賴社交網絡和佔據空間，將社會基礎薄弱的「佔領中環」行動，延續為長達79天的群眾運動。但是，突發不代表非理性和去組織，自發也並非事出無因；佔領者的義憤和創造的多元劇目，其實緊扣平等參與和重奪空間等社運脈絡。這場直接民主的實驗場，亦令參與者產生「雨傘世代」的集體認同，但這些基進的劇目，自始未能感染和說服保守派，因此沒有撼動「泛民-建制」的鴻溝。
雨傘運動的終結令和平非暴力的抗爭模式備受質疑。李祖喬嘗試分析勇武論述的起源和傳播，並指出知識分子在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公共空間的實踐中，勇武是一種既有叛逆性、也有克制性的抗爭方式，它雖然否定了非暴力原則，但是卻強調勇武是為了抑制暴力——所謂「以武制暴」。據他觀察，勇武作為一種傳播的觀念，娛樂觀眾是重要元素。因此，勇武並不是要獲取革命勝利，而是體現意志的表演。因此，勇武和非暴沒有想像中對立，雙方都是以身體傳達訊息，只不過一方展示的是「以武犯禁」的身體，另一方則是文明守法的身體。
第四部分：政權、組織和公民的回響
第四章處理抗爭政治對眾多參與者和受眾的影響。我們比較在不同時空領域，政權、公民社會和個採取甚麼策略和路徑，回應大規模且激烈的群眾運動。
葉健民對比了港英政府和特區政府在六七暴動和雨傘運動的處理手法。雖然兩者利用的壓制手段有不少相似之處，例如同樣以法治之名進行鎮壓、把抗爭歸咎外部力量等，但執行邏輯卻因著宗主國的角色和介入程度而有顯著分別。港英政府之所以採取了更強硬的手段鎮壓六七暴動的左派群眾，源於港督堅持向傾向對中國妥協的倫敦政府據理力爭。這種互動空間，有助平衡宗主國和本土之間的利益，為港府樹立威信。相比之下，特區政府雖然在雨傘運動中表現克制，但限於中央政府在政制問題上高度介入的姿態，導致政府無法就社會爭議與民間討價還價，促成了管治失效。
袁瑋熙則聚焦雨傘運動中的政權回應，指出特區政府在面對龐大的佔領運動時，礙於其半威權的政權特質，一方面無法持續鎮壓，另一方面亦沒有空間向示威訴求讓步，因而只好採取「消耗策略」。除了拖延之外，政權亦通過三種方式——維繫精英團結、平行動員和法律手段——試圖維繫政權穩定，並且增加抗爭成本。這個「權宜之計」雖然有效地令佔領運動失去了推進力，但長遠來說，卻可能加劇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進一步削弱政權的合法性。
李詠怡則探討雨傘運動後公民社會所面對的困境。她指出傘運展現的公民社會傾向通過建構新的集體身分進行社會變革，和訴諸「去中心」的連結動員，不利與專制政權討價還價。相反，在黨國體制發動的反制運動，加上一連串的打壓手段和去動員行動，令公民社會限於困局。因此，公民社會必須強化其政治行動能力，參考波蘭和南韓的民主化經驗，重建跟政黨的連繫、互信和合作基礎，為下一波的抗爭做準備。
最後，本書以周保松的「抗命者言」作結。這篇與別不同的論文，傳呼應本書的庶民角度。這個編排是希望透過一名知識分子的抗爭歷程，探討政治參與如何在個人層面轉化，並思考怎樣為何抗爭政治作道德辯護。
結語
由2010年阿拉伯之春、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開始，全球的抗爭運動繼八十年代末的民主革命再次崛起，呈現星火燎原之勢。可是，這一波抗爭浪潮後勁不繼，甚至有如學者所言，是「時刻多於運動」(more moment than movement)。[ix]它們展現了創新的抗爭形態和基進的訴求，吸引了世界的注目，但缺乏組織和執行能力，卻令它們無法把群眾力量轉化為實質的政治制度建設，亦未能推動長遠的社會變革。
這段充斥著希望和失落的「社運年代」，究竟是時刻，還是運動？它們有否從根本地帶來了改變？單從政治制度看來，抗爭政治間或阻擋了國家力量的滲透和進逼，但似乎又沒有觸動管治的架構和邏輯。曾經浮現的改革機會，也好像一瞬即逝。「有自由、沒民主」的半威權統治，還是如此堅韌，利益集團宰制下的新自由主論述，亦沒有絲毫動搖。過去十數年的群眾運動，是否徒勞無？
在瀰漫着無力感的時刻，潛藏於社會的轉變不易被察覺。《社運年代》一書，正是要審視不同場域的互動，去拿捏香港政治參的變與不變。這段脈絡呈現的不單是抗爭政治的力量和束縛，也期望以另一種角度，書寫香港特區的第二個十年。
[i] 吳介民：「傘運成果－香港的政治存在」《端傳媒》2015年10月16日。
[ii] Breaugh, Martin. The Plebeian Experience: A Discontinuous History of Political Freedo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iii] Siu-kai Lau,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Wai-man Lam.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Hong Kong: The Paradox of Activism and Depoliticization. Armonk: ME Sharpe, 2004.
[iv] Siu-Kai Lau and Hsin-Chi Kuan. “The Attentive Spectato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East Asia 14. 1 (1995): 3-24; Lee, Francis LF, and Joseph M. Chan. “Making Sense of Participati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Pro-Democracy Demonstrators in Hong Kong.” The China Quarterly 193 (2008): 84-101; Chan, Elaine, and Joseph Chan. “Liberal Patriotism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3.89 (2014): 952-970.
[v] Hsin-Chi, Kuan and Lau Siu-Kai. “Between Liberal Autocracy and Democracy: Democratic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Democratization 9.4 (2002): 58-76; Ngok Ma.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State, Political Society, and Civil Socie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呂大樂：《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32。
[vi] Hsin-Chi, Kuan and Lau Siu-Kai. “Between Liberal Autocracy and Democracy: Democratic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Democratization 9.4 (2002): 58-76; Ngok Ma.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State, Political Society, and Civil Socie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vii] Joseph Yu-shek Cheng. Ed. The July 1 Protest Rally: Interpreting a Historic Event.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K Press, 2005; Ming Sing. Ed.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Hong Kong: Crisis under Chinese Sovereignty. London: Routledge, 2009.
[viii] See Francis L. F. Lee, and Joseph M. Chan. Media, Social Mobilisation and Mass Protest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The Power of a Critical Event. Routledge, 2010.; Agnes Ku. “The Public Up against the State: Narrative Cracks and Credibility Crisi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8.1 (2001): 121-44; Ngok Ma. “Value Changes and Legitimacy Crisis in Post-Industrial Hong Kong.” Asian Survey 51.4 (2011): 683-712.
[ix] Donatella Della Porta. Mobilizing for Democracy: Comparing 1989 and 201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Todd Gitlin. Occupy Nation: The Roots, the Spirit, and the Promise of Occupy Wall Street.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