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7 “不能说中国不好，不能说外国好”｜中国大陆出版业“逃避统治的艺术”

野兽按：身为曾经在北京从事出版与传媒工作多年的我，读到这篇端传媒的《“不能说中国不好，不能说外国好”：中国大陆出版业“逃避统治的艺术”》，百感交集。除了实名接受采访苏里兄以外，其他匿名接受采访的诸位出版界同仁也能看出来都是谁。

加上前段时间的“富察事件”和多年前的“铜锣湾书店事件”，有种内地香港台湾三地出版业的灯光在逐步熄灭感。忆起2010年张洁平还在《亚洲周刊》工作时写的一篇报道《中國沙龍熱潮推動公民社會啟蒙 》，宛如隔世。

2010/11/1-11/7 2010年44期 張潔平 亚洲周刊

中國沙龍熱潮推動公民社會啟蒙 （張潔平）

中國悄然興起沙龍熱，北京的三味書屋、單向街、傳知行、UCCA、雨楓書館，上海的讀品，廣州的凸凹酒吧與新媒體女性沙龍、成都的草堂讀書會、香港的Co- China、序言書室等，講題從社會改革到個人生活，常有突破性大膽言論，因此一些沙龍被當局監控，但雙方能達成默契。憲政改革、言論自由成為最關注話題，推動公共領域的公民內部對話，為中國正在成長的公民社會啟蒙。

週日下午，小書店的二樓擠滿了人，有的座位擠了兩三個人，更多人在書店預置的座位後一排一排站著，甚至整個樓梯都坐滿人，遲到的人連樓都上不去，只能在一樓購書區倚牆站著，仰頭聽樓上傳來的麥克風聲音。

大部分人會一直這樣站兩個多小時，而且每週如此。

這裏是北京小有名氣的單向街書店，每週末的「單向街沙龍」都如此這般，吸引了一兩百人來聽並且討論。從二零零六年書店成立至今，已經舉行了五百多場沙龍。沙龍策劃人小武說，之所以「單向街」稱為「沙龍」而不是「講座」，因為「這並不是課堂或說教，我們希望所有人都平等，可以公開討論」。

正在進行的是青年學者、作家熊培雲和日本留學生加藤嘉一展開的一個無比宏大的話題：「個人如何改造社會？」在半小時左右的演講過後，近兩個小時開放給現場，講者與聽眾展開熱烈討論，甚至爭論。熊培雲說，比面對社會更重要的是面對內心。立刻有女觀眾站起來反駁，她用悲傷的語調說這是怯懦，說你怎麼能眼看社會上那些不平事發生而無所作為。熊培雲又說，改造世界，只能從改造自己開始，「心中沒有敵人，只有想救濟的人」。另一名男觀眾站起來支持熊培雲。然後話題繼續，更多人開始講述他們的個人經歷，以及對社會現實的憂心忡忡。有人說上訪，有人說政治改革，還有人說自己從小到大「被改造」的經歷。

單向街的大部分聽者是八零年代生的年輕人，主持人現場統計，一半是在讀的大學生。也有中年人，頭髮已經花白了的婦人，坐在樓梯上埋頭認真地做筆記。

在外資銀行工作的沈雯也在現場，用她的話說，畢業了多年，她想來感受下這個「理想主義的氣場」，「我起初不覺得這個話題有意思，因為我覺得問題太大，沒有答案。但這裏的氣場很感動我，很溫暖，這樣的討論，讓我想起很多已經忘記了的話，或者平時根本不會去想的問題」。

沙龍成公民啟蒙課堂

並不只有一個「單向街」。

它只是京城每週都在進行的百餘場大大小小的沙龍的其中之一。

若把地圖再拉大一點，它是北京、上海、廣州、成都、杭州、香港等地日益興起的沙龍文化的一個小小地標。而這樣的地標，近年增加的速度，彷彿遍地開花。

每到週末，總有七八場以公民話題為主的沙龍同一個時刻在京城的各個角落進行，每場的聽眾都在百人左右；還有至少七八個咖啡館，同時在進行各類紀錄片的放映和討論；除了社會議題之外，讀書會、星座、靈修、科技、辦公室政治……舉辦更多生活化的公開沙龍，也成了咖啡館時下最時髦的選擇。

北京的三味書屋、單向街、傳知行、UCCA、雨楓書館，上海的讀品沙龍，廣州的凸凹酒吧與新媒體女性沙龍、成都的草堂讀書會、香港的Co-China論壇、序言書室，都已經是各地小有名氣的民間沙龍地標。

前幾年中國曾風行「大講堂」，從「嶺南大講堂」到「燕山大講堂」，一般是媒體主辦，邀請知名學者，就公共議題公開向社會講座，一個講堂下來，聽者數百上千人，早已漸成品牌。「大講堂」仍在繼續，而如今，從「大講堂」到「小沙龍」，一種更豐富、更開放的公共話語空間也在社會深處抽枝發芽。

在媒體人郭玉潔看來，這樣百餘人積少成多的民間沙龍，無論是關注社會的宏大議題，還是關注個體的幸福生活，只要是自由、獨立、各自為自己的觀點負責任的討論，都是在為公民社會的形成貢獻薄力。

單向街的小武覺得「沙龍」相比「講堂」，最重要的意義在「平等」，「沒有講者高高在上，大家都是抱著討論的心態來的」。

國人最需要學習對話

而最老牌的書店沙龍、「三味書屋」的主人李世強、劉元生夫婦則認為，辦了近二十年沙龍，從一直以來的孤身上路，到近幾年的氣候生成，這裏最難得的精神氣質就是「對話」：「在我們這個公共交流平台上，不是提倡一種聲音壓倒另外一種聲音，而是要讓所有聲音都發出來。對話，這是中國人最需要學習的。」

創辦於一九八八年五月的三味書屋在中國的民營書店裏輩分極高，兩位主人李世強、劉元生夫婦是老派知識分子，一九九二年在書店二樓開了茶室以後，就領風氣之先地辦起了講座沙龍。與單向街不同，這裏的聽眾多是三十到五十歲，職業分布廣泛。

三味書屋演講時間是一個小時，討論時間是一個半小時，演講不可長，討論不可短，因為話題常常關注底層社會、憲政改革、言論自由，書屋常被看作「自由派」的民間陣地，也常引起激烈爭論，不同意見者面對面就辯論得面紅耳赤。

法律學者蕭瀚上週在書屋講「司法獨立與政治改革」，強調除了上層改革，民間必須要做好準備：「沒有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都沒有意義。」聽眾問：公民社會倒逼改革的力量源泉來自哪裏？蕭瀚說：「言論自由，而現在正是迫使政權改革的最好時機。」緊接著，就有一位激進的聽眾站起來，高喊對政權和知識分子同樣失望，認為知識分子是走狗，如蕭瀚這樣的溫和縱容了政府的腐敗；蕭瀚耐心解釋，為什麼要溫和改良，而不是走上街頭激進革命，話音剛起又被中年人打斷，說他感到絕望，大聲質問大家「怎麼還能忍下去」……

動人的狀況是，蕭瀚還未反駁，現場的李世強也還未及勸說中年人安靜，更多的聽眾已經自覺與激進者爭論起來：「你可以不同意別人的觀點，但你不應該隨便打斷別人的述。」「你可以先聽完，再討論。」

在現場看著這一幕，激進者並未因為言論刺耳被趕出會場，其他人也並未因為其激烈態度而指責謾罵，「政治改革」這樣的深度敏感議題，討論的各方都克制而理性，書屋主人所期望的「公民對話」，氛圍果真漸漸形成。

在北京，不少外國人聽完單向街、三味書屋、風入松的沙龍，都會驚訝這種言論大膽的公開沙龍在中國出現。

作家野夫在單向街講「民間寫作」，提問卻幾乎全是關於溫家寶談政改，甚至有年輕觀眾站起來就問：「你怎麼看海外民運？」野夫猶豫了一下，笑著說：「我做過警察，我知道這下面一定坐著我的前同行。為了不給主辦方添麻煩，我想我就不要說太多……」

但他仍然給出了他的觀點，一字一句，平穩地。

剛剛過去的十月二十五日，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在三味書屋演講，書屋主人盡了最大的能力保證寬容度， 允許了有關劉曉波獲得和平獎的提問。洪博培最後說，全球領導者必定要承受各種批評，這是中國應該學習的，「今天，我們能在這裏進行談話太好了。

能討論這個事情，就很好。我相信這也是中國社會發展到這一個階段的好的象徵」。

在洪博培到訪的一週前，原計劃在三味書屋講政治改革的辛子陵，因為受到國保的壓力，以及劉曉波事件的維穩氣氛影響，沒有成功出行。書屋沒有取消沙龍，而是請了法律學者蕭瀚替班，話題換成「司法獨立與政治改革」。

書屋主人李世強說，這樣因話題敏感，臨時換人的情況偶有發生，但近年已經很少了。

「這麼多年的爭取，我們的言論空間已經和負責看守我們的部門，達成一種默契。」三味書屋每期沙龍，都必定有警車在書店門外不遠不近處停著，現場的聽眾裏，會有隱藏身份的國保，但並不會發生現場干預討論的情況。「像辛子陵來講政改，書店這邊，國保部門最後已經對我們默許了，最後是辛老那邊，壓力太大，無法出行。」

李世強說他從不在乎現場有「耳朵」在聽，「我們要的就是公開討論，自由必須從每個人的心裏開始，什麼話都應該放在䒷面上來說」。常在三味聽講座的大學生常豐說：「最好『耳朵』們還能跟我們公開討論，這是最好的！」

常常關注社會議題的民間討論必然會引來維穩力量的關注。但讓各個沙龍主人覺得有希望的是，如今，直接的干預越來越少，默許的寬鬆越來越多。即使是在敏感時期，如劉曉波和平獎期間，沙龍們收到的最多也是「招呼」，而不是「禁令」。

在香港做Co-China論壇，並通過新媒體方式在內地網絡直播的媒體人杜婷覺得，對於公民啟蒙而言，沙龍的方式無疑是「傳播手段中最直接的」，「它不像電視、報紙是單向傳播，不像網絡的虛擬性，沙龍極強調對話，這恰恰是我們的教育裏最缺少的，也是公民社會成長最需要的」。

而她個人的感覺，從二零零九年在沙龍上為營救許志永鼓呼，到現在劉曉波事件大家直言不諱地談論，僅僅一年的時間，「身為中國公民，我們討論敏感議題的恐懼感明顯弱了很多」，「大家都不那麼怕了」。

沙龍(Salon)一詞源於法語，本意是「客廳」，十五世紀開始，是風行歐洲的一種上流社會社交方式，慢慢發展到文化界、藝術界。主人在自家客廳裏招待圈中好友，天南海北地談論文學、藝術、哲學等一切話題。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民國時期，北平一批有留洋經歷的知識分子圈也曾流行過中國式沙龍。「北總布胡同三號」，梁思成與林徽因家的「星六聚會」，後來稱「太太的客廳」，是當時最著名的文化人沙龍。這個沙龍的常客，除了主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外，還有徐志摩、金岳霖、張奚若、胡適、沈從文、蕭乾、何其芳等一批文化學術精英，美國來華的學者費正清、費慰梅夫婦也常來疃趣，與中國學人們縱論藝事。同樣聞名的還有「地安門慈慧殿三號」朱光潛家的讀詩會。

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

另一個沙龍文化的高峰是在八十年代。從八十年代走過的學者與文化人，對那個年代的理想主義氛圍念念不忘。朱偉在自己的書中說：「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地聊文學的時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電影的時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樣『壓』著馬路，從張承志家裏走到李陀家裏，在李陀家樓下買了西瓜，在路燈下邊吃邊聊，然後又沿著朝陽門外大街走到東四四條鄭萬隆家裏的時代……」

單向街書店的主人之一許知遠在數次主持二零零六年之後的單向街沙龍的時候，曾大段大段地引用這段話。這是他理想中的民間社會，做沙龍，也是出於這樣的理想。他說，這是兩個時代的不同聲音，現在做沙龍，更大眾更開放，但是相信這樣慢慢啟蒙的意義，「很多年後，常來單向街的年輕人當中也會產生很多精英」。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成立的單向街，是書店沙龍的另一面旗幟。

許多老讀者還記得未搬遷前的單向街，由圓明園邊上一家廢棄畫廊改造而成，一個灰色石子鋪就的院子，高大的核桃樹層層包圍著，幾十張椅子圍成半圓形，文化沙龍就在這裏自然形成了。演講、公益畫展、詩歌朗誦到紀錄片放映，甚至話劇，無所不包；錢理群、賈樟柯、劉小東、阿城、顏峻、周雲蓬、林夕、廖一梅……嘉賓來到這裏，自然地坐下，就與周圍人們閒聊起來。

畫家劉小東曾評價單向街：「這個小書店，是我見過最美的」，他說自己曾在一個小雨濛濛的天裏去沙龍：「它在一片小樹林裏，人很少，非常美，非常有靈性，有點飲料，有點咖啡，有點書，但是沒有講台。聽眾們提的問題質量都非常高，我沒想到遠離東邊藝術區域的年輕人對藝術有那麼深入的看法，整個氣氛都充滿對知識的敬畏。」

在二百二十九場沙龍之後，迫於生存壓力，單向街書店搬至商業區「藍色港灣」。而這片歐式建築風格的購物廣場並沒有消解掉「對知識的敬畏」，週末的沙龍反而因為身處商業區而人氣興旺起來。在藍色港灣，沙龍又開了三百多場，章詒和、賀衛方、張鳴、梁文道、陳丹青、朱天文、羅永浩、張大春、莫言、野夫……許多嘉賓的到來，都會如文章開頭那一幕，讓這個小書店上下兩層擠滿了人，風雨不變。

沙龍的主人們更興奮地策劃接下來的活動。鳳凰讀書網的沙龍策劃曾憲楠找來香港、台灣一系列的博雅、通識課程提綱作參考，她覺得在中國的大學最缺的「公民教育」這一課，也許可以通過細水長流的民間沙龍慢慢補上。

北京大學博士生、在高校圈子裏小有名氣的沙龍策劃人劉道一希望在往後的民間沙龍裏找到古典精神的傳承：「沙龍裏甚至可以請嘉賓講拉丁語！」

在胡同裏的咖啡館，沙龍主人們激動地討論，長長的嘉賓名單在本子上記下，最著名的學者一網打盡，似乎一百場、兩百場沙龍已經近在眼前。

他們說得最多的詞，公民，公民，還是公民。

無所謂地點，因為「三味書屋」和「單向街」已經不孤單，越來越多的書店、咖啡館引入沙龍文化，只要有好的主題，每一個地點都能引起討論熱潮。

在單向街加盟之後，「藍色港灣」購物廣場，特地把書店所在那一條街改名為「左岸」。或者這是一個良好的願望，沙龍的左岸，理想的左岸，自由的左岸——而所謂公民社會，不也正是在這一個一個的「左岸」，厚積薄發？

上海讀品沙龍靜水流深

在上海徐家匯一家人滿為患的星巴克，三十歲的博士研究生梁捷皺著眉頭說，這城市太浮華太拜金，越來越像一個「文化沙漠」。

作為一個從小在里弄長大的上海本地人，梁捷的話像是「愛之深、責之切」，他說：「有才華的人在這個城市都變成白領、房奴，人們談論的只是房子、車子、錢、錢、錢。思想讓位給生存現實，沒有人關心公共議題。」

他和朋友們一起成立「讀品」，用他們的話說，像是在「沙漠裏養大一顆小苗」。

「讀品」是一個純公益性的組織，在上海知識圈裏小有名氣。他們出品讀書類電子雜誌，有網絡小組，二零零七年開始做實體沙龍。

《讀品》雜誌的主編周鳴之這樣解釋他們辦沙龍的初衷：「我們想營造一種公共空間，這在上海非常非常少。我們希望讓普通讀者有機會參與進來，與學者、作家交換想法，讓有深度的問題在消費主義的文化中有表達的機會。」

讀品沙龍的第一個系列有個詩意的名字，叫「今天，我們讀書」。他們與上海地標性的民營書店季風書園合作，第一期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六日，在季風的咖啡廊開張。梁捷是沙龍的第一任主講，討論的題目是《空間的記憶》。

梁捷說，第一次做沙龍，沒想到，小小的咖啡廊竟然真的滿座，而且有人站著聽完全場。沙龍就這樣一發不可收拾地延續下去，關注的議題從「身份認同」到「經濟學帝國主義」，從「哈貝馬斯」到「中國農民工調查」，從「高等教育」到「近代中國背後的蘇聯因素」，從「怪力亂神的中國人想像世界」到「世博會什麼是更好的城市」；在「今天，我們讀書」系列之外，還開拓了「三農問題」、「關注香港」、「鏡像歐洲」、「寫作現場」、「世界眼」五個系列。二零零七年至今，讀品共舉辦了七十一場沙龍。

沙龍並沒經費來源，季風書店老板嚴博非看重與這群年輕人的志趣相投，每期沙龍免費借用場地給他們；上海學者樂於享有發聲與討論的公共空間，外地乃至外國的學者、作家、年輕人則利用他們過路上海的契機，力邀做客沙龍——零成本，同時也幾乎零花費的純思想沙龍，就此開花結果。

「讀品」之前，上海並無類似的公眾思想性沙龍；「讀品」之後，沙龍在上海也小小形成了一股風潮，相似的後起者，有「外灘論壇」「書城沙龍」等等。

周鳴之說，上海沙龍無法與北京的「熱鬧」相比，感慨於北京沙龍話題的豐富與言談空間，但同時也感受到北京文化裏的那股子「江湖氣」：「有些時候就是流於熱鬧了，可能是有很多競爭者的原因，急於弄出點聲響來，形式大於內容，真正的討論，其實不夠深入。」

京滬沙龍之別

常年混跡在京滬兩地沙龍的文化記者曾有一個妙趣的比喻：北京沙龍列席之人，言談激烈，彷彿一群受傷的狼互相舔舐傷口；而滬上文人墨客交流起來矜持含蓄，彷彿一群精明的刺汢，在分享的同時停留在安全的境地。

“不能说中国不好，不能说外国好”：中国大陆出版业“逃避统治的艺术”

特约撰稿人 Michelle Zhang 发自新加坡

2023-04-24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下称《叫魂》）继续在北京万圣书园2023年3月的畅销书排行榜中占有一席之地。

自2022年5月登顶中国大陆这一最知名独立书店每月畅销书榜首以来，《叫魂》已连续上榜11个月。

《叫魂》于1990年首次出版，该书描写了清朝乾隆年间一项名为”叫魂“的妖术引发的社会恐慌，重点分析了事件背后从帝王到基层官员之间多层级官僚的运作机制，展示了恐慌与流言如何搅动”盛世“的王朝政治。对于这本书至今被读者追捧的现象，书评作者吴清翔评价道，这就是图书的生命力所在，“当然在有些人眼中，这也正是图书恐怖的地方”，他补充说。

与《叫魂》在万圣书园的霸屏截然相反，中信书店和西西弗书店这两家大型连锁书店早在2022年10月前后便已将该书悄然撤下。

而与有形的消亡相比，无形的消失更易蛊惑人心。

2023年3月，中国大陆一家专注图书行业咨询的商业机构发布《2022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大陆出版的新书品种数相较2021年减少2.5万种，其中原创新书减少5000种，引进新书减少2万种。

新书品种的减少对大众而言无从觉察，但获得出版资格的图书所传递的内核却在潜移默化中慢慢渗透进公众认知的肌理。

对于减少的新书品类，多位图书编辑总结称，近两年来，大环境所迫，出书的一大原则是“不能说中国不好，以及不能说外国好”。

万圣书园的创办人刘苏里将图书出版行业面临的这种境况形容为“水已经淹到了脖子”。作为万圣书园的创始人，他在竭力呼吁出版机构不要让一些书消失，“要让知识的池子、思想观念的池子、艺术文化的池子，保持一定的浓度，这样在有人愿意跳到池子里后，才不至于喘不过气”。

被垄断的叙事权力

“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踝骨的程度。”

孔飞力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在吴清翔看来，《叫魂》带给大众的情感共鸣根植于疫情三年公权力的肆无忌惮，只是人们苦于找不到新近发行出版的相关图书来进行知识情感寄托，转而只能在故纸堆里寻找现实的映射。

“对于疫情期间的所作所为，官方迄今没有任何反思，徒留大众自行愈合伤口。但是不反思、不追责，强行假装过去三年的种种事件没有发生，并不意味着这段历史可以荡然无存。《叫魂》的再次畅销，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便是公众的‘追责’。”

2023年4月1日，上海封城一周年之际，有读者指出此刻重读《叫魂》，可以将200多年前的历史与当代史无缝融合，并戏称这本书的现代名称完全可以改为《清零：2022年中国的荒诞社会》。

但这也仅是民间很小范围内、极具影射意味的“追责”。事实上，中国大陆的学者、作家在《方方日记》之后再无人公开写作出版关于疫情防控、公权力失控的书籍。这意味着，到目前为止，对于刚刚过去的三年，中国知识界没有成体系的记录文本留存。

在周晓看来，这是国家权力垄断公共叙述的一个鲜明例证，并表示：“那减少的几千种原创图书中，也许就有中国知识分子想要就疫情管控所做的公开表达，只不过他们被剥夺了叙述的权力。”

周晓是一家知名出版公司的图书编辑，在他的认知中，对国家权力的忌惮早已是中国出版业的传统。他对民营出版机构绝对不能触碰的禁忌随手拈来：“包括党史在内的近代史、国家领导人的传记、民族问题等等都属于绝对的禁忌。”

这些禁忌在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相关规定中有明确表述，其中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内容选题；中国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重大事件、重大决策过程、重要人物选题；专门或集中反映、评价“文化大革命”等历史和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选题；反映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经济、政治、历史、文化、重要社会事务等选题；涉及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时期重大事件和主要领导人选题等12个方向的选题内容被称为重大选题，需要向国家有关部门备案，未经备案批准的，不得出版发行。

与上述规定的明文训示相互配合，逐渐收紧的潜在隐形规则也在发挥着越来越震慑人心的作用。

李佳明形容这种收紧为“风声鹤唳”，“没有任何人告诉你出版的尺度在哪里，而是对所有可能敏感的题材采取‘一刀切’的政策，即一律不许出。”

李佳明同样是一名资深的图书编辑，曾着手策划过几本关于纳粹德国的图书，但在层层审核中，无疾而终。“从始至终都没有人告诉我不能出的原因是什么，给人感觉这就是审核部门的任意而为，所以有时候出书真的靠的是运气。”

在周晓看来，这种从不明确告知原因的做法，大概是审核部门害怕留下把柄，不希望相关审核意见被二次发酵，想要低调处理审查事宜的手段。“毕竟对文化产业的重拳出击折射出的是权力的狂妄、鲁莽与肆意，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不过在刘苏里眼里，对图书的“迫害”和设置的禁忌，更像是一种固有的“民族基因”，一种从“焚书坑儒”延续下来的权力对“求知”的恐惧。这种恐惧让审查暗箱中的手起刀落变得更加残酷。

周晓和李佳明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即关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图书越来越难出版了，“尤其是关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书。放在十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至于不让出的原因，我同样只能猜测，因为这些国家同样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其中很多国家甚至制度已经失败了，官方应该是害怕相关书籍会影射一些什么，比如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以社会主义之名施行的人道主义灾难。”李佳明指出。

作为中国最负盛名和影响力的出版品牌，理想国曾分别在2014年和2016年出版了“苏联三部曲”——《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这三本书被收纳进理想国译丛系列。但在2017年这几本书便沦为“禁书”，被从各大书店下架，并被禁止印刷发行。

对于出版这些图书的初衷，曾在理想国工作过的徐明生直言：“十年前，中国崛起的声浪非常大，而崛起的声音发出之后，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与之前不再相同。但世界究竟是怎样的，我们仍旧需要去解读、去了解。此外，世界上很多国家也都和中国一样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如何处理‘国家伤痕’（例如文革遗伤），我们需要去学习他人的经验，这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强大。”

如今，对于自己的身份定位，徐明生展示了出人意料的坦承：“就是一个图书贩子”。而理想国初创时，在对别人提及“理想国”这一名称时，徐明生会感觉不好意思，即使这个名字凝聚了理想国创始团队的情怀与抱负，他仍担心这个品牌难以承受这三个字所蕴含的社会寄托。

另一面，有台湾学者曾致电理想国编辑部，指出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是一个思想禁锢、封闭的世界，是苏联式的乌托邦，中国共产党也曾宣扬要建设一个这样理想国。因此，为摆脱这个名字可能的负面影响，在思考其相应的英文名称时，查阅大量资料后，理想国当时的负责人决定采用“Imagine”，“想象另一种可能”，徐明生说。

“此书不禁，恐危及国本”

“将国家与百姓对立起来，强调国家的富强必须建立在百姓的愚昧与贫穷之上，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理论。百姓越弱、越愚，国家就越强越稳定，这是商变法的核心逻辑。”

谌旭彬 《秦制两千年》

徐明生不喜欢“启蒙”一词。

“‘启蒙’预设了别人就是愚昧的，这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所以我们后来采取了‘退却’的心态，将理想国的编辑方针改为了‘点亮’。就像一根火柴点燃后，火光虽小，但是光亮却可以传递。这恰似那些书，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的力量，但光亮却从未消失。”

“苏联三部曲”在二手书网站已被炒到近千元的价格。不过周晓认为，愿意花上千块去买一本书的人终究是少数，在二手书网站围观的更多的是带着猎奇心态、想去一探“禁书”究竟长什么样的年轻人。

但所谓“禁书”正在从源头被扼杀，图书多样性的大门也正在被关闭。

中信出版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2022年出版社接到通知，被相关部门要求需提升原创新书的占比，这意味着从国外引进图书的数量将被缩减。

这一信息有数据作为支撑，2022年中国大陆原创新书的码洋（指全部图书定价总额）占比超过了30%。“结合2022年减少的上万种图书，这个数字并不能说明中国出版业原创能力的提升，而是图书引进在进一步收紧。”上述工作人员表示。对于这种操作的初衷，他坦言，国家层面想要宣传中国文化、提升文化自信，减少外国图书的引进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而李佳明在工作过程中也清晰觉察到美国作者与台湾作者的书出版难度在不断增大。“原因同样只能猜测，前者估计是因为中美贸易战，后者则是台海局势不稳定。”

这昭示着，在中国大陆，图书出版正在被国家情绪裹挟，步履踉跄。

一个例子是，美国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副教授Tobie Meyer Fong（中译“梅尔清”）撰写的《躁动的亡魂：太平天国战争的暴力、失序与死亡》繁体中文版已于2020年6月在台湾出版，简体中文版的版权被浙江大学出版社购买，但直至2022年版权到期仍未能出版发行。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态度并不明晰，多呈暧昧、纠结的姿态。包括太平天国运动在内的农民起义，一度曾被官方渲染为底层人民反抗暴政压迫的正面案例，这种说辞在一定程度上会烘托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农民运动夺取政权行为的合法性。但近年来，这种底层人民通过暴力夺权的事件不再被推崇，吴清翔认为这或许是《躁动的亡魂》一书难以被引进的直接原因。

“等国家再次需要通过农民起义来为政党正名或者宣扬共产党正面战场的作用的时候，或许这本书就能够出版了。”中信出版社上述工作人员表示。

而国家意志的展现相比于无法出版的图书，在已出版的图书上体现的更加赤裸。

2021年1月，美国作者乔治·帕克的《下沉年代》一书在中国大陆出版，在出版一年后的2022年火爆各大书店畅销书榜单。这本书描写了美国的经济衰退对普通人带来的影响，勾勒了华尔街、曼哈顿和好莱坞之外的美国底层社会。

对于这本书的过审及火爆，李佳明分析称，除了作者本人卓越的表达能力呈现出来的文本吸引力外，这本书阴差阳错的“迎合”了当下国家的主流叙事兼国人的心态，即“美国也没有那么好”、“美国不行了”、“美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美式民主已经破产了”。

但与充满民族主义论调的追捧不同，仔细阅读这本书不难发现，该书文字背后蕴含了一个文明的自我反思。而能够容纳自我复盘与调试的社会，本身便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但这种反思却被直接无视了。“我们现在的主流导向是将别人对自身的检视当做攻击对方的武器，这是本末倒置了。”李佳明表示。

“自省”在刘苏里看来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如果一个民族无法容纳批评，没有自省的能力，是无法提升自己的，更遑论迈入现代社会。”

而在当下中国社会，“包容”与“自省”恰恰是最为缺失的。在外国图书的引进难度加大及审核标准更具功利性后，它山之石再难以攻玉。

但这并没有阻挡知识群体求知的渴望。

同样在2021年，作家谌旭彬的《秦制两千年》出版，这本书一经面世，便引发热议。在褒贬不一的争论中，迅速挤进畅销书榜单。

这本书通篇讲述了从秦至清的中国封建王朝的帝王弄权与驭民之术，其中一个段落被很多读者在电子阅读平台上进行了标记：“最好的统治者会让百姓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因为他完全不搞事）；一般的统治者会让百姓喜欢他、赞誉他（做一些对百姓有好处的事）；坏的统治者会让百姓畏惧他（以严刑峻法压迫百姓）；最坏的统治者会让百姓恨他、骂他、诅咒他（以暴力控制、榨取、迫害百姓）”。

不喜欢这本书的人认为这本书的“二分法”过于简单粗暴，并没有将很多有必要告知读者的概念细化，取而代之的是先入为主的、笼统的输出了作者的个人判断；喜欢这本书的人则认为，该书直接明了的勾勒出了中国古代王朝的治国之道，而这种对国家和人民的治理手段放在当下毫无违和感。豆瓣上一则对这本书的高赞评论为“此书不禁，恐危及国本”，该评论现在已被删除。

逃避统治的艺术

“后斯大林主义时期，国家并不禁止唯我主义的艺术，国家要求每件艺术作品明确政治立场。禁止乃是一个预设条件：艺术作品须与它的社会背景相联系。它必须在御用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天鹅绒监狱》

对于《秦制两千年》没有被禁的原因，周晓猜测这本书在进行选题报备的时候，出版社应该是将其归纳到学术类图书了。“和《叫魂》采取的是同一个策略。当成学术著作出版的一大好处是，学术无禁忌，所有问题都是学术问题，都可以发散”，他强调，“这本书关注的是古代史，并没有涉及中国当代史，这也是其能够被‘豁免’的一个原因。”

在李佳明看来，这是图书编辑必须具备的包装技巧。这种技巧在很多图书背后都有所体现。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谢克耶维奇描写苏联解体后被长期洗脑的苏联人面对突如其来的“解放”所展现的迷茫、不知所措，以及精神支柱顷刻间坍塌后无助的图书《二手时间》在中国大陆出版，2022年3月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打响，此书再度引发热议。

对于这本书的“幸存”，李佳明认为这需要归功于出版机构将此书归类于“文学”范畴，淡化了其蕴含的政治意义。

在他看来，这就是图书编辑在灰色地带可以发挥的作用，“用一些小技巧模糊图书的敏感性，可以统称为逃避统治的艺术”。

而对图书出版机构来说，学习如何“逃避统治”是一个长期的课题。

2022年，李佳明经手编辑的一本关于女性成长的图书未通过审核，一如往常，没有人告知他们未被批准出版的原因。

在编辑团队内部进行了各种原因排查后，他们修改了图书标题，以迎合中国大陆当下鼓励女性生育的政策导向。不出意外，这一次该书获得了出版许可。但李佳明坦言，修改后的标题与书的实质内容毫无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读者会觉得有些书的标题莫名其妙，过审，一切都是为了过审。”

2022年7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的新书《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出版，引发极大关注。谈及这本书的写作初衷，罗新曾在多个采访中强调，他想关注历史中的小人物、关心弱者、为边缘人发声，而不想再将笔墨过多的停留在帝王身上。

但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豆瓣上很多读者对于他提及的“关注小人物”提出了质疑，原因是，细读这本书不难发现，标题中的北魏宫女鲜少出场，作者更多着墨于北魏王室的血腥杀戮，父子、君臣及王室诸多成员之间为了权势的互相倾轧。整本书的笔调暴力且残酷，揭示了在不受控制的权力面前，中国古代王朝倚仗的儒家思想及其所提倡的“仁、恕、诚、孝”荡然无存。

“这是否又是在影射什么？”有读者提问。

在表达不自由的世界，“影射”成为了读者寻求思想自洽的一种途径。

在刘苏里看来，联想是读者在阅读时的一种本能反应，但不能预设作者写作的初衷就是为了影射。“坏的东西本质就是坏的，放在哪里都是坏的。不能认为一个东西放在别的地方是坏的，放在你这里就会变成好的。这两者之间的唯一差别就是，一个制度放在别的地方可以被批评、可以被唾弃，但放在你这里，却不能被批评。”

刘苏里认为，图书的本质是对事物进行的研究，其任务就是揭示事物复杂的面向、内在的机理和逻辑，给与之前没有观察到这些面向的读者以启发和引导。“好的作品就是研究这些东西的，而不是歌功颂德的”。

但这也对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困难时期，守住底线，争取出更多的好书，不只是读者的需要，更是一个文明国家的需要。这就是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如果这一点没有做好，没什么可说的，就是知识阶层的失职，不能将责任全部推到时代身上。历史上有很多黑暗时代，很多人选择站出来说话，因此被关进了监狱，甚至被绞死、被烧死。虽然现在不能这样要求中国的知识阶层，但他们就是吃这碗饭的，责无旁贷。”刘苏里直言。

在徐明生记忆中，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光时刻发生在2012年及以前。在那个时候，任志强还能出资租赁场地，请朱学勤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公开讨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并探讨革命与中国的开放社会等话题。

如今，朱学勤已不被允许出书及公开发表意见。2020年4月，任志强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司法机关判处了18年有期徒刑。但相对于他被指控的罪名，外界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他对中国国家领导人及相关政策的公开批评而引发的政治报复。

“通过阅读获得解放”

“由于政府开始进行动员，并要求公众遵循国家支持的制度和规范，人们逐渐在不同程度上与政府共谋，镇压了他们自己。”

杨·格罗斯 《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

作为1989年天安门抗议的学生，刘苏里曾被捕入狱，出狱后创办了万圣书园，它被公认为是中国大陆收纳了最全思想类图书的书店。

首次出入万圣书园的人均会被高悬于书架之上的“通过阅读获得解放”几个大字震撼到，这一大胆且极具政治意味的标语与当今中国的文化环境格格不入。

对于如何定义“解放”，刘苏里解释说，一个人有了自我意识后，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解放，而解放在很大意义上是指思想不断觉醒的过程，即不断变得自由的过程。在他看来，与社会和文明的进化一样，人的进化也需要不断的破除禁忌。

但当禁忌不但没有被消除，相反还在不断发挥作用的时候，一个社会的文明及身处其中的人也会走向相反的方向。

“在大时代面前，个体太过渺小，只能被碾压”，但刘苏里同时指出，如果有更多人一起努力，也许会抵挡洪水滔天，甚至改变潮汐的方向。

事实上，有很多人确实在努力，只是没有成功。

豆瓣上流传着一份名为“有版权，但无法出版”的图书清单，其中包括理想国译丛的《人民的悲剧：俄国革命的历史1891-1924》《俄国革命史：1891-1991》《日瓦戈的孩子：俄国最后的知识分子》；甲骨文丛书的《浩劫之地：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欧洲》《斯大林：权利的悖论1878-1928》《伊万的战争：苏联红军的生与死1939-1945》《前朝旧人：俄国贵族的最后岁月》《崩塌：柏林墙的意外开放》《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宫廷》等；以及其他多家出版社包括《遥远的的目击者：阿拉伯之春纪事》《列宁的坟墓：一座共产帝国的崩溃》等书在内的大量社科图书。

对于这些无法见到天日的书目，徐明生表示：“中国现有体制承袭苏联，从这个层面来说，他国即是我们的镜子。他们走过的路，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当然多是失败且反人类的，都能为我们打开一扇认知自己的窗户。但是很遗憾，现在，这些窗户都被关上了。”

作为图书编辑，周晓认为自己及很多图书出版行业的从业者都是有情怀的，但同时也坦承已越来越习惯于自我审查，并将其内化为了一种能力。

“我们清楚读者想要看什么书，但在中国，图书出版与其他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商品不同，供需关系并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相反，作为出版商，尤其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民营出版公司，我们只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去迎合更多一般受众的需求”。

他曾做过一道算术题：一本拿到了版权但无法出版的书，会对出版社带来多大的损失？“大概十几万人民币，其中包括1至2万美金的版权费用，2万人民币左右的翻译费用，以及相应责任编辑大概两万左右的工资。”

周晓所在的出版公司已经上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选择余地被大幅缩小。出版可以盈利的书，以在资本市场对股东负责，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任务。

那么什么样的书安全且可以盈利？

“十年前，‘启蒙’是社会主流导向，现在，爱国生意如火如荼，就看你愿不愿意做了。”徐明生表示。

曾有相关部门向徐明生伸出橄榄枝，问他愿不愿意接下一项国家重大选题的图书编撰工作，并对他表示，这项工作的收入足以让他和他的团队在一年内赚得盆满钵满。但他拒绝了，“我还没堕落到那种地步”。

对当下这种导向，李佳明感到忧心忡忡，“国家并不想让大众接触更多有深度的图书，相反，却乐于见到大家被垃圾短视频包围，鼓励娱乐消费，希望更多的人醉生梦死。换句话说，思想混沌的群体更容易被控制与操控，这也是图书被消失后，作为受益方的国家最喜闻乐见的地方。” 根据统计数据，美国人2022年的平均阅读数量为12.6本，中国在2021年的最新统计为4.67本。

在徐明生眼里，“资深”在图书出版行业并不是一个好词。“‘资深’意味着曾经经历过荣光的洗礼，也正是因为这样，太多的人容易沉溺于过去，变得期期艾艾。”

更为现实的选择是，同周晓一样，依托当下除“爱国”以外的市场需求去制定出版目标，“我经常逛小红书和抖音，想要了解年轻人在想什么，他们需要什么”，徐明生说。

但刘苏里选择不妥协、不迎合。

作为一家没有商业推广，纯靠口碑进行传播的书店，刘苏里对万圣书园颇有自信，“很多年轻人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这里，他们在这里体验到了之前从未有过的书店经历，然后他们就再也没走过。而即使这些年轻人走了，还会有新的人补充进来，他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读者基础。”

荒诞的是，与万圣书园同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的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在官方公布的2019年至2021年图书馆借阅排行榜中，《毛泽东选集》连续三年位列榜首。清华大学新闻学院2022年开学典礼中，学院教授李彬直接表示毛选文章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

对此，吴清翔感慨：“现在的学生太可怜了，想要寻求思想的突破，却只能寄情于毛选。”

应受访者要求，吴清翔、周晓、李佳明、徐明生为化名。

囚禁盗火者：大陆版铜锣湾书店事件|旧闻记者

端传媒记者 苏昕琪 发自香港

2017-02-17

一切都很突然，戴学林从被抓捕到被判刑，事前几乎没有任何征兆，事后很久才被外界获悉。但一切又都波澜不惊，无论是被捕还是被判刑，大陆媒体没有任何关于其案件的报导。

这个八零后年轻人，原为大陆著名图书品牌“理想国”的营销部编辑。该品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是近年来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机构之一，出版、推广了诸多重要思想作品。

2月10日从网络上传出的戴学林判决书部分内容显示，戴学林去年5月19日在北京被捕，当局指控他在2015年5月到2016年5月，通过名为“禁忌的游戏”的个人微信号出售《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下称《红太阳》）等港台书籍，构成“非法经营罪”。戴学林至迟已于今年2月10日前被宣判有罪，获刑5年有期徒刑。

戴学林案与此前备受港人关注的铜锣湾书店事件，以及去年被抓捕的深圳网上书店“壹仁网”负责人杨海玲案有紧密联系。

负责“理想国”办公楼所在片区的民警说，抓戴学林“不是北京公安的事儿，是浙江来人抓的，我们是带他们去。”

祸起铜锣湾书店

相关知情人向端传媒透露，“壹仁网”是“禁忌的游戏”的主要供货渠道，而铜锣湾书店是“壹仁网”的货源之一。去年香港《苹果日报》有报导称，2016年4月，“壹仁网”住在深圳的女负责人被捕，其官方微博“壹仁文化”在当年4月5日之后停止更新。

截至目前，“壹仁网”仍不能正常打开，“壹仁文化”上留的联络电话也显示为空号。

戴学林的案情细节就包括，从“壹仁网”负责人杨海玲处，购买了超过17万元的港台书籍，由杨海玲邮寄给通过“禁忌的游戏”购书的人，其中被认定为“非法出版物”的书籍的金额超过9万元。与戴学林同案处理的张晓雄，则被指控负责为戴学林购入港台书籍，再邮寄给买家，两人合计共出售了超过1300本港台书籍，其中被认定为“非法出版物”的书籍金额超过23万元。

“这个圈子其实蛮小的，”通过网络主营港台书已近10年的曲汉田（化名）向端传媒记者说，“壹仁做得可能比较大，单独做了一个网站，后来出了问题，（杨海玲）被抓了之后才有人跟我说壹仁出了事，我才多方打听到，壹仁的进货渠道是铜锣湾（书店），铜锣湾（书店）出事了，就把壹仁牵扯进来了。”

2015年10月到12月，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人陆续失踪，震惊舆论。（详见端传媒专题“铜锣湾书店”）2016年初，当事人桂敏海、林荣基、吕波、张志平，被大陆警方指控涉嫌“非法经营罪”，当局称他们向大陆380名购书人，邮寄4000多册书籍，目前案件未有开庭审理的消息传出。

2016年4月深圳的杨海玲被捕后，至目前其案件进展情况亦无进一步信息传出。

“理想国”的办公地点是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兴化东里26号楼，端传媒记者2月12日曾致电负责该片区的民警。民警在电话中确认，去年5月的确有抓捕戴学林一事，“但这不是北京公安的事儿，是浙江来人抓的，我们是带他们去。”记者追问是否浙江宁波的公安、为何要抓戴学林、抓捕当时情况如何，该名民警不断表示，事情过去太久，他记不清了，让记者去问浙江的公安。

在铜锣湾书店事件中，林荣基、李波、吕波、张志平也都是由宁波公安抓捕和处理，桂敏海原籍浙江宁波。

“壹仁网出事之后，我还跟戴老师在微信上聊过，当时他说担心壹仁的老板，不知道会不会受苦，还说自己要低调一些。”

戴学林被带走后，其家属保持低调，未接受过媒体采访。截至目前，端传媒记者尚无法获知戴学林是否有聘请律师、是否提出上诉。

戴学林被捕后不到一周，2016年5月22日，广西检方公布消息，对“理想国”所属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前董事长何林夏决定逮捕，理由是涉嫌受贿罪。何林夏的案件亦尚未开庭审理。

2015年11月，该社曾出版《红太阳》作者、大陆著名历史学家高华的遗作《历史学的境界》，被大陆当局要求下架。

妻子的朋友圈里，他好像一直都在

“壹仁网出事之后，我还跟戴老师在微信上聊过，当时他说担心壹仁的老板，不知道会不会受苦，还说自己要低调一些，但之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戴老师的朋友圈不更新了。”正在广东省某高校读大四的陆静曦（化名）对端传媒记者说。

陆静曦通过微信认识戴学林已有两年。平时，戴学林会用自己的同名个人微信号处理“理想国”的事务，也很注意切割其与“禁忌的游戏”的关系。陆静曦印象中，“禁忌的游戏”有书卖不出去的时候，“戴学林”才会转发一下，而且会说是“帮转”。

2016年6月，陆静曦在微信上问戴学林的太太“贝塔”（微信名），“戴老师怎么不用微信了？最近怎么联系不上了？”当时“贝塔”告诉陆静曦，“戴老师还好，我俩有时工作忙，见不上面。”后来陆静曦才知道，实际上那个时候戴学林已经被捕了。

戴学林的朋友、大陆文化界人士西木向端传媒记者表示，看到报导称2016年5月戴学林失联，到9月确认被公安带走，这之间他们有过一次联系。具体日期西木已经记不清了，应是网上传出“理想国”总编辑刘瑞琳“被辞职”之后不久。西木向戴学林询问此事，戴学林很快回复，“虽有风波，但一切安好，勿挂，勿念”。西木再追问，戴学林便不再出声。

在“理想国”的社群页面“理想家社区”，8个月前有这样一组问答。网民“彼此”问：“理想国运营官戴学林同学到哪去了？好久不见他的消息，一切顺利平安否？他还在理想国工作吗？”“River”回复称：“学林最近家里有私事，暂时不在一段时间，过阵子回来，多谢关心！”

2月12日，知名作家章诒和通过个人微博透露，2016年末曾收到“小D”从看守所寄来的信，问章“不知你当年狱中日子如何度过”。

戴学林被判刑的消息被公开报导之后，2月12日，知名作家章诒和通过个人微博透露，2016年末曾收到“小D”从看守所寄来的信，说当年3月份与女友登记结婚，原计划9月办仪式，请章做证婚人，没想到5月“自己进去了”，并问章“不知你当年狱中日子如何度过”。

新婚不过两个月的丈夫被捕，之后“贝塔”的朋友圈里还不时出现“秀恩爱”的帖子，“就是打引号的那种秀恩爱，”陆静曦说，“感觉好像戴老师一直还在。”

2016年10月31日，“贝塔”发了一张她和戴学林的自拍合照，戴著红色毛线帽子的“贝塔”在戴学林身后，抱著他的手臂，戴学林短发，戴著长方粗框眼镜，照片中阳光明亮，蓝天白云，两人对著镜头温和微笑，“贝塔”的配文是“会一直爱你。”

今年1月16日，“贝塔”发了三张戴学林的照片，说“三张照片分别是2011年，2014年和现在的他”，并打趣道“他同事说跟我在一起以后，这穿衣品味上升很多，嗯，是帅了很多，哈哈哈。”那张被指是“现在的他”的照片中，戴学林穿著衬衫、毛衣，还戴著那副长方粗框眼镜，但难以从图像判断拍摄时间。

此后不到1个月，2月10日，戴学林被指出售非法出版物的文件照片流出，陆静曦说，那天“贝塔”的朋友圈对她就不可见了。

2016年夏，网购港台书籍成当局严查对象

“好生气，好难过，好冤！”这是陆静曦得知戴学林被判入狱5年之后的连串反应，“这真的很黑色幽默，戴老师在中国卖中国人写另一个中国人的书，竟然被判刑了。”

虽然被大陆视为“禁书”，但陆静曦的观察是，现在得到这些所谓“禁书”的途径很多，相比高价的实体书，电子书则传播得更广。“以前看到豆瓣上经常有人用‘百度云’什么的分享这种书。所以，看到戴老师因为这样的不算很小众的‘禁书’被判五年，觉得好冤。”

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专研版权法的曾律师向端传媒表示，理论上说，在中国大陆，只要不是中国政府批准的出版单位发行的刊物，均不能在大陆用于营利性发行。“非法出版物”一般分三类，一类是盗版侵权，一类是内容色情暴力，一类是涉及政治问题，比如内容有颠覆国家政权、破坏民族团结等内容，“如果书中的内容，用一个文革时的词来形容，是‘反动的’，与现在的政权、政治非常对立，这肯定是（属于非法出版物），无论是买卖、携带还是持有，都涉嫌违法。”

曾律师称，电商平台上的港台书店本身，在大陆司法界是一个模糊地带，“跟海外代购是一个道理”，如果淘宝店主自己通过非法的方式，将大批非法货物带入大陆，再进行集散营利，店主是有责任的，“但这个过程非常难界定”。

据端传媒记者了解，去年3月初至7月初，大陆已有多宗个案，个人由于拥有港台出版的书籍，而被警方上门要求收缴、或召唤约谈、或要求拍照备份、或要求协助调查、或被指“涉嫌购买贮存非法出版物”。他们的书大多是通过网购或代购所得，有的涉及政治，或不能在大陆出版，有的则不过是文艺小品，风花雪月，在大陆亦有版本。这些个案中的当事人，被问到港台书惹来公安的事件时，都非常谨慎。

程先生说，2016年夏天，警方循“壹仁网”顾客名单在全国多地进行传唤询问，“前后有一个多月吧”，“书友圈里都有在说，好像是宁波警方在办”。

2016年3月4日，宁波市江东区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和公安共5人，进入律师袁裕来的办公室。来人带进一个包裹，并现场拆开，里面是14本袁裕来通过淘宝网购的港台书籍。来人指袁裕来“涉嫌购买贮存非法出版物”，现场做了笔录，14本书被作为“证据”扣走。

7月4日，网民“茧斋桑农”在发微博求助：“刚才有警察上门来收缴我在淘宝买的这本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董桥所著的《夜望》。7月6日中午，“茧斋桑农”再发微博称：“我刚从派出所回来，书以学术研究需要和善意第三方权益得以暂时保留”。

7月7日凌晨，“茧斋桑农”有关这次“收书”事件的微博消息全部消失──页面显示是作者删除的。当日上午，端传媒记者电话联络上“茧斋桑农”，他一连说：“事情已经解决了，我也没什么要说的，好吧……”

7月5日晚，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公司普及出版部总编辑林道群，在微博上转发另一网民“-aller-”的消息：“说是淘宝等处有不少卖港台书的店主被查，然后按电脑的购书记录来找买书人收缴，派出所出马，京津沪粤都有，要波及全国的架势。”

同在7月5日，中午1时，网民“Te5la”发微博：“刚才派出所来电话，一个手机号打来的，说我去年某月某日买了本书（日子说的应该还是挺准确的，我的姓名，以及派出所地址说得都很清楚），卖书人已经被处理了，要我拿著书去派出所好像是要备份拍照留存资料。我想了想，应该是那本牛津大学出的《储安平传》和余华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

浙江衢州的程先生也向端传媒记者讲述了相似的情况，但警方名单来源更具体到了“壹仁网”。程先生原本在广州开书店，2015年初结业，后回到老家衢州，但仍有为朋友熟客代购图书，包括2016年初从“壹仁网”购买了“二三十本吧，具体数字记不清”的书籍。

程先生说，2016年夏天，警方循“壹仁网”顾客名单在全国多地进行传唤询问，“前后有一个多月吧”，“书友圈里都有在说，好像是宁波警方在办”。当年7月6日，衢州当地警方致电程先生，要求他到警局说明情况。

程先生说，警察态度很客气，没有特别提到具体书目，因为他的图书已经转手，也没被没收，整个过程“可能就半个小时”。程先生不愿多讲当时的具体情况，“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我这里是小地方，没什么说的，别还惹了麻烦。”

被抄过家的书商：自我审查，完全不碰政治和历史

数年前，在大陆经营港台图书的曲汉田就曾经被迫向执法人员交出买书人的名单。

那是一个上午，7、8个身份不明人士，敲开他的家门，之后把家中所有书籍，连同他的电脑都抄走了。曲汉田被带到了当地文化局，那时才被告知，“执法人员”中包括工商部门、文化执法部门的人，曲汉田估计其中还有国保或国安人员。他在文化局被扣了5个小时，“做调查，说我卖港台书，非法出版物，上了一堂‘普法课’，现在看完全就是恐吓，大陆有一个罪名叫煽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当时我还不知道有非法经营，就说这个煽颠可以判多少多少年”。

获释前，曲汉田被迫交出了买家名单，“我电脑都被抄走了”，“不可能对著干，轻则罚款，重则……估计就可以判了。”

曲汉田被没收了大约一千多本书，其中港台书大概几十本，当局只给他看了一份有关没收这些财物的书面证明，但没有让他保留这份文件。被没收的港台书中有关于毛泽东的书——但他已记不起名字，还有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改革历程》。曲汉田说，当初入行做这门生意，就是看了这本书，“大陆学的历史和港台书里面介绍的，是比较错乱的，想一是能赚钱，而是能把信息传递过来。”

“要不是我自己的一点所谓情怀和理念在里头，有这心思和时间，我早他妈干其他活了。”

被抄家之后，曲汉田仍然在网上主营港台书，但开始改卖一些“比较平和的”，虽然不卖紧俏的“禁书”每月可能少赚了四五千人民币，但他搬离了那个城市，至今也没有再被当局找过。

他说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明显感觉到紧张，“紧张的其实并不是外界给我的，而是我自己心里比较紧张，毕竟是同样做图书的，走的都是一个灰色地带，虽然一直想往白色地带靠拢，这个东西弹性非常大，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事情。”他说，打算“完全不碰政治和历史了”，“用一种自我审查的方式来做呗，选书的时候，稍微有苗头，涉及中国政治的，就不做了。”

戴学林没有“及时转身”。2015年11月“禁忌的游戏”在朋友圈里说道：“要不是我自己的一点所谓情怀和理念在里头，有这心思和时间，我早他妈干其他活了。”

2016年5月，戴学林被捕，2017年2月，戴学林被判刑，大陆媒体上却搜不到只言片语。

而“作案现场”——已经许久没有更新的“禁忌的游戏”朋友圈，最底写着：“丫却无声。”

声音

到处都是敏感字符，简单的一个帖子弄得格外敏感。

戴学林豆瓣日记，2009年4月22日

传播黄色短信者，一律 河 蟹 你。恶心，需求什么理由吗？从发展的眼光看，恶心的事将接连发生。

戴学林豆瓣日记，2010年1月19日

在这里，我也许下一个小小的心愿：只要我知道某本作品内地版是“阉割本”，哪怕已出港台版，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购买，尤其是那些有追求的出版社，只因你们戴着镣铐跳舞。

戴学林豆瓣日记，2010年5月6日

如果是在一个法治的社会，侠客就不至于那么多；换句话说，如果侠客流行，那这个国家一定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在现今状况下，传统的侠客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我也看到，真正的侠客“行”少，侠客“气”是越来越多。

戴学林豆瓣日记，2010年11月11日

妈妈，我的肚子饿了，该用什么去填饱肚子，冰箱里是空的。 爸爸，我的喉咙难受，想大口大口喝水呢，可剩下的水只有那么一点。

戴学林豆瓣日记，2011年5月26日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中国历史学家高华（1954-2011）通过十余年研究，写出毛泽东在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尤其细致地解剖了“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以及这场运动中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如何“在1949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研究200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经重印数十次。出版社介绍此书为“目前海内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著作”。 该书在大陆没有获得出版，但在大陆做港台书生意的行内人说，顾客对此书需求一直旺盛。据称“原价165人民币，卖到近300（人民币）都有人愿意买”。 2002年，大陆律师朱元涛在北京首都机场入境时，其携带《红太阳》被海关没收。朱为此告上法庭，称此书是严谨的党史著作，不符合“非法出版物”的认定标准。一审败诉后，朱继续上诉，北京高院终审判其胜诉，但理由是海关作出处罚的手续不清，未涉及对该书性质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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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囚禁盗火者：大陆版铜锣湾书店事件》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217-mainland-daixuelin/?utm_medium=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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