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社会不同变革的根本原因

在一般人看来，中国接触西方比日本要早。中国在1842年因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日本1854年国门为美国海军少将佩里所打开。之后，大家看到的是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不断抗拒，而日本则很快发生了倒幕运动，随后便进行了明治维新。而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先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进行洋务运动，实行器物层面的变革，直到甲午中日战争洋务运动破产后，才勉为其难的进行戊戌变法，结果很快就失败了。直到受了八国联军的攻打后，才在1901年进行有限的新政。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可出版后一直不受国人待见，此书传到了日本却极受欢迎，几年间书价上涨了三倍。据学者统计，江南制造总局三十年间所翻译的著作发行约1.5万部，而日本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于1866年出版后，立即在国内卖出25万册。由此看来中国人之保守守旧比之日本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中国先进时，日本学中国，西方先进时日本学西方，日本之善于学习差不多成了中国人的固定印象。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提到民国时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是“短小精悍，长于模仿，勇于进取”。中国人对日本的另一印象便是日本人的勤奋、纪律、守秩序等。这些优秀特质表现出来就是日本政府的廉洁高效、军队的纪律与专业素养、企业员工的勤勉工作。

  同为落后的封建国家，日本能够崛起而中国不能。似乎这就是中日之大不同的原因。

传统学界的看法

   未能找到足够的资料，这里以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下卷》为例。对于近代中日变革成败的原因，作者进行了对比，列举了以下理由。1.日本土地制度禁止买卖，不如中国的地主制有弹性。2.中国的中央集权强于日本，所以较易镇压反叛。3.日本除幕府将军外，还有天皇这一权力中心，而中国只有皇帝。中国皇帝的统治地位较幕府将军稳固。4.日本的门阀制与世袭制不如中国的科举制有弹性。5.清王朝太腐败。6.日本的传统文化负担没有中国重。7.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国。8.日本有一支新生的革新势力。9.日本所受到的侵略小于中国。

  专家学者的观点比之大众的看法要平实许多，少了情绪化。尤其是第7点与一般大众的看法相反。对于以上所列理由，我认同其中的第2、3、5、7条，反对其他几条理由。其中第2条、第3条可以归结为日本的集权专制不如中国，第5条则是集权专制的结果。第7条该如何解释呢？同为落后地区为什么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国？当然，总体自然环境来说，中国的北部、西部自然条件差，比不上日本。但我认为即使是在自然条件好于日本的江南地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低于日本。日本此时社会经济的相对发达不是偶然的，正是其分权式封建制度的必然结果，犹如西方的市民阶层诞生于中世纪一样。至于8条是果不是因，是日本分权的社会结构与新兴的商人、豪农发展壮大的结果。

  其中第1条与第4条是从旧制度的刚性来论证的，此种观点在中国史学界广为流传。厉以宁的《资本主义的起源》先是列了一大堆的经济史史料，然后用西欧制度的刚性、中国制度的弹性来说明资本主义为什么起源，这不是他的原创。这个理由貌似有理，实则本末倒置。世界历史上属于刚性旧制度的国家不是只有西欧、日本，阿拉伯国家、奥斯曼土耳其、俄罗斯、印度也是，资本主义怎么就不从他们那里起源呢？制度缺乏弹性，毫无疑问是会阻碍一个社会的发展的。而旧制度的弹性为什么能够支撑旧制度，其原因在于有弹性的旧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容纳力，其情况犹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第6条的所谓传统文化云云，中国与日本统治意识形态都是理学，文化传统既可以是一个国家的包袱，也可以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就看你怎么利用了。第9条则不值一驳。日本身处大海，更易遭受资本主义帝国势力的入侵，可日本所受侵略小于中国且很快就反过来侵略中国，这是日本自强的结果。而日本能够自强，佩里的入侵是一个刺激。中国若不是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刺激，后来的中日战争可能败得更惨。如不是得益于洋务运动与商业开放，清政府甚至有可能在太平天国中就倒下了。如此看来，西方对中国的入侵未必全是坏事。

 中国近代应对西方的缓慢

  中国近代的遭遇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对于近代清朝面对西方时的反应、面对外敌入侵时的抵抗，闻者莫不痛心疾首。清王朝太腐败无能了，太愚昧了。我读近代史的一大感受就是清政府的动作迟缓，一件简单的事情迟迟不能够解决。在研究近代中国的失败时，一个不能忽略的大背景是—清政府经过近两百多年的统治，已经到了一个传统王朝的衰亡期。嘉庆时的清王朝，腐败无孔不入，蔓延至社会的各个角落；军事废弛，许多炮台还用明朝的火炮，军事力量比之康熙时期大大下降，90余万军队几乎没有能够打仗的；经济萧条，据学者研究，清末时的农业生产率比明代还低；人口过剩，流民横行。清政府的行政效能也极为低下了，地方欺骗中央、中央压迫地方，官僚结党营私、鱼肉百姓，暗税激增。思想界了无生趣。末世之态已经显露出来。对此，龚自珍、陶澍等有责任感的士大夫已经意识到了危机，知道清朝政局每况愈下，以至不可收拾。对外交涉的失败，清政府的衰朽比其天朝上国的优越感要负更多的责任。

  假设中国在康熙时期就遇到了鸦片战争，又或者此时的中国政府如唐宋那样开放而又有行动力，那中国的境遇是不是会有根本的改观呢？中国的发展是不是就能与日本一样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对中日两国来说，能否顺利转型，关键在于其国内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程度。设若中国不闭关锁国，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学习西方文化。毫无疑问，这些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会有很大助益。但中国的根本状况却难以改变—中国仍然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官僚阶层居于社会统治地位。像日本三井、鸿池、小野、住友这样连幕府将军都要依赖他们的特权商人在中国是不会有的。庞大的官僚机构，缺乏地方自治的政府，在官僚机构的自我扩张的趋势下，农民、商人的税收压力越来越重，且其私有财产难以得到保护。工业资本也就难以积累。庞大的贫穷人口，每当天灾人祸，流民汇集，大规模的起义就难以避免。

更像西方的日本

  日本虽是一个民族高度单一的国家，但岛国面积不大却山岭密集，只在海边有少量平原，同时又孤悬海外，不易遭受外敌入侵。日本虽孤悬海外，但朝鲜海峡较窄，易通过朝鲜半岛与大陆交流。这些特点使得日本难以形成中央集权的帝国，同时人民又有较高的国家认同。

 1.封建制度的形成

  公元500年前后，日本处于部落王国割据时代，后来形成了统一的大和国。但其统治还很薄弱。到其七世纪时，日本经济发展很快，部民组织开始解体，大和国统治出现危机。此时法制完备、中央集权的隋唐帝国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日本开始效法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经过两次政变，日本进行了两次改革，建立起了律令制国家。改革后的日本实行土地国有和授田法，同时赐予贵族官僚私有土地。此时日本虽建立了律令制国家，但贵族阶层还保存完好，又没有实行察举制、科举制，不存在作为官僚后备的士大夫阶层，其中央集权的程度远不能与中国比。律令制国家建立不久就开始动摇。为发展经济，日本政府鼓励垦荒，随着荒地的开垦，土地私有制不断发展。政府也在743年颁布“垦田永世私财法”，承认了私有土地的合法性。各权贵势力积极垦荒，到8世纪末，各种私领庄园开始建立起来。皇族，中央贵族和大寺社的拥有“不输、不入”（不纳税，不受地方官管辖）的特权。后来一般领主为了获得此等特权，将自己的庄园寄进给特权庄园。到10世纪，寄进系庄园普遍发展起来。

  庄园最初以私垦地建立，到后来，领主纷纷分割公领地建立庄园，形成庄园公领制。为了抑制国有土地被侵占，朝廷实行知行国制，将某国（行政单位，相当于县）的支配权授予皇族、公卿或寺社。此做法无异于分封，很快知行国主变为世袭。庄园发展后，政府权力衰微，地方秩序混乱。为了保护庄园，庄园主组建自己的私人武装—武士。武士势力由此迅速增长，成为与西方骑士相类似的阶层。于是在日本形成了与同期西欧采邑制类似的封建庄园制度。武士势力的发展形成了力量强大的武士集团，武士集团势力向中央发展，进而控制天皇，形成了日本独特的幕府政权。

2.战国时期的发展

  幕府制下，幕府将军是实际的统治者，武士与将军结成主从关系，与西欧的封君封臣制类似。相较而言，日本武士的权利地位比西欧的封臣要低。

1336年—1573年是室町幕府时期。室町时期，将军权力虚弱，各守护大名不断扩张势力，形成独立的地方诸侯。整个室町时期，战乱频仍，中小领主破产，农民从庄园里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经营的小农。日本庄园的解体与西方差不多处于同一时期，但日本农民的独立性不如西欧的自耕农，他们仍需向地主缴纳实物地租。1467年因将军继嗣问题，日本爆发内战，史称“应仁之乱”，日本从此进入了战国时代。战国时代，幕府统治瘫痪，大名成为了完全自主的统治者。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在很多方面表现得与西欧极其相像。

  在行会、自由市、乡村自治、农民起义这四个方面，最能体现出日本与西欧的相似性。最初，日本的手工业者、工商业者组成自治的行会“座”。“座”与中世纪西欧的基尔特相似，是一个封闭的圈子，又有专营某一行业以及免税的特权。后来大名为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废除行会特权，免除工商税收、免除关税，鼓励自由经营。日本的自由市是通过抗争取得自治地位。自由市由民主选举的议会（会合众）进行管理，并且自由市拥有自己的法庭与雇佣军。日本的村社向来是自治的。战国时代，出现了“惣”和“惣村”的组织，有时“惣”发展为几个村乃至全郡的联合组织。如此强大的地方自治力量使得农民拥有反击大名压迫的力量，因此日本农民的维权起义很成功。这样的情况下，日本的农民起义与中国大不相同而与西欧很相像。中国的农民起义实际上是流民起义，目的是夺取政权；而日本农民起义多是维权行为，成功了也不占山为王。1485年，山城国人民起义，迫使大名放弃统治权。山城国人民选出议会进行统治。这可以说是亚洲最早的共和政体，虽然只维持了8年。

3.江户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

  日本的市民力量与商人力量虽大，但却不能像西欧那样与国王进行结盟打击贵族（大名、武士）。而且，日本的武士集团没能像西欧的土地贵族那样转化为工商业经营者。在战国后期，各大名强化统治，一度非常兴盛的自由市衰落了，为大名控制的城下町所取代。十六世纪末，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丰臣秀吉建立起了以武士为基础的中央政府，通过以大名家属做人质的办法控制了政治权力，通过检地控制了财政。后来的德川家康继承了丰臣秀吉的政策，建立起了比较健全的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江户幕府的集权统治虽然比较有效，但幕府的直辖领地只有全国的四分之一，其余由“藩国”统治。这时幕府虽集权，但集权有限，也不为市民工商业阶层服务，而是为武士服务。这与同期西方社会的演化正好相反。西欧此时国王与市民的权力一同扩大，中央集权开始发展，贵族势力与封建割据开始消亡。

  集权的幕府把人民划为四等—“士、农、工、商”，武士（士）居于统治地位，农、工、商阶层的法律地位依次降低。另外，幕府和各藩在思想上推行理学，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在经济政策上，幕府禁止土地买卖，强迫农民种植水稻。最后，江户幕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一切都将战国时代发展起来的商业势力给扼杀了。但是，由于日本毕竟没有建立起中国式的中央集权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只能获取实物地租（主要是禄米，由将军发放）的武士很快陷入了贫困。同时，大商人的势力却发展起来，出现了三井这样的特权商人。

  幕藩体制下的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压榨远不如中国，外加长期的和平环境与农业技术的积累，此时日本农业发展很快。农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刺激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到18世纪末，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家作为资本主义萌芽象征的手工业工场在日本各地已普遍开花。农村中有所积累的农民兼营手工业，慢慢转化为工商业者。由于没有活跃的海外贸易，日本的资产阶级主要来源于农村，在农村活动。农村的资产阶级与新兴地主，在日本被称为“豪农豪商”，显然他们已经相当的政治经济实力。此时日本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中国江南地区。如果说中国明清时期的资产阶级一直处于萌芽状态，那么此时日本已经出现作为新的社会阶层的资产阶级。

  前面说到过武士的贫困化。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不少武士已经从事商业经营或者与商人联姻。还有一部分武士弃武从文，改行教师、医生，其中一些人向兰学家学习，了解到西方思想，成为思想启蒙者。与武士的贫困化相伴随的是大商人势力的崛起，现在日本的几大财团就在此时发展起来，他们贷款给大名，甚至贷款给幕府，控制了幕府政权的财政。商人势力能发展到这样的水平，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

   正是在上述条件下，外加外部的刺激，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

结语

  论及中日，人们总是喜欢谈其如何相似，说是同属儒家文明圈。可是，日本自有其自己的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日本的社会结构一直以来是类似西欧的封建社会而与中国大一统的官僚政治相异。五四运动前，陈独秀看到明治维新的日本到处在反封建（建立现代中央集权国家），于是以日为师，认为中国要强大，也必须要要反封建才行，将传统中国各种不好的现象统统冠以封建之名—“建意识、封建专制、封建地主、封建迷信、封建军阀、封建官僚、封建帝王、封建礼教、封建糟粕”。到后来，以至于大家几乎将封建当成落后的代名词了。

  然而在世界历史上，现代文明正是从封建社会中诞生的。日本之所以能够在面临西方入侵的危机时刻崛起，正是由于其社会结构与西欧的相似性。日本的发展程度也是与其与西欧的相似度成正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