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小者，像青苔一样生长 | 疫病日记

今天一早看到豆瓣的日记功能被锁定，也许是感到钟摆正划向另一端，人们不断重复着“不要忘记”。我们本是社会中的一个个小齿轮，却被疫情打乱了生活节奏，不得不直面自然随意的残酷和人类故意的残酷。如下是我此时的回忆和想法，写给流泪愤怒的冬日，和无力抗拒的春日。

春天来了，夜风中却没有丝毫暖意。临街的门面有些还亮着，送出消毒水的刺鼻气味。彩色灯球勾勒出的道路向远方延伸，那是为庆祝春节准备的。现在看来，就像为走亲戚采买的年货，铺张的庙会长棚一样不合时宜。漫长的冬季不知何时会过去，短暂的窗口期已经行将关闭。还有什么会留在记忆里呢？

还有什么呢？我想起《万历十五年》的开篇，也是初春：

这天清晨，本不需上朝，文武百官却盛装出行，熙熙攘攘。原来，是有传言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禁卫军也以为举行大典，将他们放行。上千官员在平静的午门前等候多时，直到宦官宣布上朝为讹传，才四散而去。事后万历皇帝追责，竟然追查不到责任人，以处罚全体京官告终。庞大的帝国中心何以被一则流言耍得团团转？荒诞的景象警醒后人，貌似有条不紊的帝国中心，内部其实早已陷入停滞。这艘豪华巨轮可以凭惰性航行，但只需一则流言、几十名倭寇，就能摧枯拉朽它的虚弱。

《舆论》的开篇也讲了一个故事：

1914 年，一个小岛上住着几个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邮轮 60 天才来一次。当岛民们涌向码头查看新闻时，才知道6个星期前，英、法已经对德开战了。而在这6个星期里，岛民还与敌人像朋友一样相处着。李普曼借此说明：我们行动所依据的是脑中的世界。然而脑中的世界，常常不能反映出外部世界。

1月20日，我终于开始关注到中部重镇肆虐的传染病。就在前一天，我们还在逛年货市场，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品尝特产，和小贩讨价还价。很难想象，在这种新型疾病肆虐初期的一个多月里，我唯一关心的还是回家过年。此时，这些新闻还没有引起家人的注意，因此也就并没有真的发生，我们还是要走亲戚、吃团圆饭。这一切令人产生强烈的不真实感：即使面对相同的困境，人们也被自己所知的信息困在不同的世界里，或欢歌笑语，或挣扎求生。唯有无边的黑暗，和看不见的病菌，随着每一次顺畅的呼吸渗入心肺。提醒着你所过的每一分钟，都粘着他人的血泪。

割裂的状况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央视介入报道，全家的信息开始趋于同步爷爷拿出叠得方方正正的电话纸，一一给亲朋好友打电话，嘱咐大家少出门，勤洗手，戴口罩。初二我们出门散步，浅浅的雪地上只有几行脚印。看到对面有人走来，我们刚用眼神交流了一下，没想到对方远远地看到我们，已经戴上口罩贴近路的另一边了。种种迹象释放出熟悉的信号：整个国家都被动员起来了。虽然疫情没有得到控制，但我们已经放宽心，那是一种伴随个人成长而建立起的根深蒂固的安全感。

不走亲戚不出门，好像其实也没什么。原本用来待客的食材，轮番被端上餐桌。一家人围着圆桌吵吵闹闹，年龄从大到小、政治光谱从左到右同时发言。谁也无法说服谁，争到最后却是相同的茫然。不论怎么来解释，一切好像都没有改变，没有确诊，没有床位，没有物资。当我们信任地转交配置资源的权力，那个无所不包的系统却疲软无比。零星的民间捐赠，从应急变成医院和工地获取物资的常规手段。而说到底你能依靠的，只有家人。

然而，当你通过求助信息，看到太多满怀希望的人，在挣扎之后走投无路，很难不对“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叙事产生警惕和抵触。我们看到灾难中每个角色——感染者、医护人员、志愿者、官员……如何被系统化地去人性。铺天盖地积极的符号化：双手溃烂的医生，被感染的志愿者，捐出买命钱的工人……他们的牺牲匆匆被推上前台歌颂，让付出与回报之间巨大的不对等变得合理。还有消极的符号化：不作为的庸官也被匆匆推出来受审，承担起一切罪责。而那些不够格成为典型的大众，只能被数字化。日渐衰弱、死亡的个体不被看见，民间自救的努力也不被看见，甚至不够格成为疫情播报中跳动的数字。对力量和强权的崇拜，轻易默许了这种倒置。

就在这个裂口的间隙，公共记者奔赴前线，家属和志愿者奔走呼号，零星地为人们带来真实的信息。隔着屏幕的人们开始抑郁流泪，心慌胸闷，却不忍错过每一条真实的挣扎和哭喊，那是真正的生命力所在。在平常时期，我们都是大机器上的齿轮，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做好自己的工作上。然而，当灾难将挣扎与哭喊推至我们面前，每个人都自动脱落，独自面对一个个考验——要不要逃跑？要不要举报？要不要加班？支持什么、反对什么？……

愤怒的浪潮席卷过每个不同的回答。吃野味的人、武汉人、某+会的人、造谣的人……民众彼此的仇视、攻讦无休无止，直到董卿“枪响之后没有赢家”登上热搜——不，有赢家的。制度性暴力就是最大的胜利者，它源源不断地从人性之恶中汲取养料，将无告的少数划进“必须的代价”。必要的标准是什么？代价又是谁付出的？武汉及湖北死亡率的回答是：是那些最诚实勇敢、安分守己的人。在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承担责任就意味牺牲。

同时幻灭的还有集体记忆。疫情初期很多人都在问：非典时期的经验，为什么没发挥作用？参与实习报道时，我开始找2003年的资料，发现当时的信息更加稀少而混乱，很多细节经不起推敲。我们总结的究竟是什么经验？自己所受的教育，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

黄仁宇将明朝失败的原因之一，总结为缺乏治理庞大国家所需的技术手段。然而在这次救灾中，数字化技术不仅缺席了自上而下的分配，还造成个人信息的大规模泄露。大数据能够捕捉全城穿睡衣逛街的人，却无法精准匹配物资。作为社会进步象征的技术，在社会真正需要它的时候，表明自己只听命于权力。

愤怒、指责、悲痛成为主流情感，也许只是因为它们比较简单。真实的心情远为复杂和痛苦。在遥远的30天前，有人这样评论伊朗坠机事件：对于伊朗人来说，国家是他们不得不背负的原罪。对家族、民族、土地和国家的认同，本身就是混杂在一起的情感。这个社会，强大也罢，虚弱也罢，都是你的一部分。实际上你是在折磨自己。

而当我们不得不直面自然随意的残忍和人类故意的残忍，安稳表象下永恒的动荡也就显现出来：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终有一天要彼此分离。我们赖以生存的文明，其根基又是多么地脆弱，一张“鄂A”的牌照，就足以让它退化至野蛮状态。

在黑暗中，唯一能够给我们安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和互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求真、反思，寻求改变的潜流又一次开始涌动、遥相呼应。《对本次疫情的结构性反思：谣言、官僚与国家主义》中写道：

“哪怕时至今日，我们的意志仍然没有沉沦。我们仍然在屈服与觉醒的边缘抗争，我们仍然有动员并把自己组织起来的能力——最珍贵的是，我们仍未忘记同理心和对更好社会的想象，也仍未丧失为了这种想象而斗争的决心，这是留给未来的人们最宝贵的财富。”

立春之后，东风解冻，蜇虫始振，鱼陟负冰。会有人来安顿受伤的心灵，抚平历史的褶皱。有人倡议建立一个档案库，收录每一位受害者的故事，比接力“武汉加油”的口号更有意义。种种各异的努力表明，如果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还可以像青苔一样依附着墙壁和石缝生长，等待回暖的时刻再展绿意。

庚子年正月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