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Matters的各位老朋友，新朋友，大家好。很抱歉，我消失了一段时间。中间有许多Matters的朋友来找过我，问我还好吗？我还好。在这段消失的时间里，终于把自己的生活安顿下来了，找到了一份还算稳定的工作，有了稳定的住处，可以自己支持自己，也终于有时间对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做一些整理和反思，写了一篇小文。希望看完后，能让新朋友和老朋友，都互相多多交流。同时，在消失的期间，我也画了不少画，希望之后能维持网络的稳定，继续把画发布到Matters上来。感谢。
Blinded by the glare
I was moving like I didn't care
But it was more than I could bear
<Pure Feeling> - Florence + The Machine
冬天的时候，杭州的行道树还有许多是常绿的，在办公室通向食堂的道路上参差地排成两行。
阳光透过树梢的缝隙，在柏油路面上投下影子。我在的校区比较老了，周围的许多建筑物墙体已经斑驳，但植物却有着某种原始的生机，硕大的芭蕉叶倚靠在淡绿色的墙面上，图书馆变得好像某南国酒店。
我走在去吃午饭的这条路上，迎面的建筑物已经褪色，几十年的风吹雨打在墙面上留下水渍，原本的墙体隔着时间透出一点点赭石的颜色。头顶的树叶被风吹动，发出沙沙的声响。冬天的日光明亮而寒冷，我裹着肥厚的棉白羽绒服，一步一挪地走着。
秋天的时候，我正式参加了工作。与想象中不一样，没有到点不下班的加班制度，也没有如影随形的竞争焦虑，更让人意外的是，还遇到了许多非常好的朋友，一起去重新探索了杭州的各个角落。他们带着我去了文博会，浙江展览馆，清波门，甚至还去闯荡了年货市场，在爷爷奶奶的汹涌潮流中穿梭。我意识到，人对城市的记忆不光随着时间，也随着人与人的关系折叠展开。当我在不同朋友的陪伴下去探索杭州，这个城市便在我面前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一日我们散步到柳浪闻莺。午后的西湖水波粼粼，游船往来，湖面浮光跃金。水面似乎有生命，有自己的意识，是不断流动的光晕。对岸的水杉在风中发出瑟瑟的声响。我走在路上，心中有一种久违的平静。
三个月前，大概八月一日，毕业后的第二个月，我没有找到任何工作，正在LAX机场等着上回国的飞机。每个人都大包小包，想着无论如何也要把自己与这片异域土地的微弱联系拉扯回国。我的朋友把她的大熊玩偶放在行李箱上，准备抱上飞机。我看着她的熊，想着我把我最喜欢的海豹玩偶留在出租屋里了，因为实在装不下了。当初来美国的时候，我信誓旦旦地向它保证，要带它也来见见世面。结果出租屋不是很干净，我身上过敏，它也变得脏兮兮的，中间给它洗了好几次澡。在最艰难的时候，我抱着它睡觉，它靠在离我的心脏很近的位置。而到了不得不回国的时刻，我竟然因为箱子装不下了，就这样把它留在了出租屋里面，也不知道是借口，是嫌麻烦，还是单纯想一把火烧光自己与过去这一年的联系。一起留下的还有一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本《玻璃球游戏》，每一本都是几乎全新的。但此时此刻，我一点、一点也不关心尼采和黑塞到底说了什么，就好像根本不关心知识分子如何定义和讨论很多问题一样，我只知道我伤害了一只陪伴我很久的海豹。它根本没有生命，没有自己的情绪，所以像海绵一样无条件地吸收着我的感情。到了该走的时候，我又把这块情绪的海绵弃置身后。这是不是一种暴力？一种对物的暴力，对感情本身的暴力。
在抽中回国的机票前大概一个月，我最后回了学校一次，把所有借来没看的书都还了回去。礼拜三午睡时刻，我穿着已经洗褪色的黑色裙子走在空无一人的校园里。所有建筑物都大门紧闭，倒流泉已经干涸，但路面依然非常干净，路边的凳子似乎刚刚才有人坐过。一切都显得好像很正常，又非常不正常，好像Rene Magritte的画。数统教学楼旁边的松树尖尖瘦瘦，等间距地排列着，扭动一般往上生长，远处的天空好似平铺的蓝，没有一朵云。一切都让人觉得，时间好像是突然静止了，似乎下一秒就会有一双手撕开这片天空，又或是松树就要长成一片魔山。我走在这块时间不再延展的空间里，七月的阳光照得人头昏，想起来这棵松树之所以看着眼熟，是很像《星月夜》里黑色的巨大柏树，而我的精神似乎下一秒就要崩溃，天空中出现无限旋转的旋涡。
这种崩溃是慢慢积累的。一开始是学业的不顺利，是不太好的公寓，是与导师日渐紧张的关系，后来是疫情，是弗洛伊德的死造成的骚乱，是半夜在住宅区上空盘旋的直升机，是日益上涨的生活成本。抱怨似乎能不断累积，不断自我重复。
在第二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似乎终于明白了人的尊严有多不重要，不是他人的尊严不重要，而是我的，一点也不重要。我开始面见不同的教授，背台本一样地讲述这一年的经历，把我对学科各种浅薄的理解暴露在他们面前，好像某种裸奔行为艺术。这段经历似乎让我更亲近了裸奔这种艺术行为，因为赤裸的人是会麻木的，但是事后回想起来，心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很多伤口。
印象很深的有两位教授。一位是中国艺术史的教授，我在学校的官网上看到她的课，给她写邮件预约了会面的时间地点。到那里的时候，我发现她误以为我是要报考她的博士，而这次会面其实是对我的面试。她很客气地请我进屋坐下，用中文对我说，“今天天气很好”，我说，“确实挺好的”，她打断我，告诉我我得说英语，因为她要衡量我的语言能力。于是我开始用英语和她沟通，但是沟通不太顺利，我时而觉得，她跟不上我说话。最后她提问我对近代历史的一些认识，我说了两句，不记得说了什么了，因为我确实没什么认识。她很快打断了我，告诉我我对近代艺术史的理解有很多问题，而这可能是我成长环境的局限。我很尴尬，我知道自己认识不足又懒惰有余，但就她说的这一点，我一直在努力突破自己地域身份的限制，也已经做了许多尝试。接着，她递给我一张她的课表，让我去旁听她的研讨课。
另一位是日本艺术史的教授，他的课主题是Time and Narrative。或许是从他的课开始，我才真正看到了时间。每周上完课之后，就立刻开始读下一周的阅读材料，和G讨论。平安时期的绘卷，描绘人物的一个特点是“引目勾鼻”，鼻子是一个折形的小勾，而眼睛是一条线。这一点启发了我，让我有模仿着试试的欲望。于是便开始动笔画了。白天读，夜里画。画画的时候，我穿着吊带睡衣，把脚搁在另一张凳子上，形成一种体前屈的姿势。把电扇打开对着头吹，所以除了脑袋之外哪里都在冒汗。面前的窗玻璃上一夜之间又会多出很多夏夜蚊虫的尸体。新冠已经蔓延到不可遏制的地步，楼下却还在不知死活地聚众狂欢。
加州的夏天很热。我的房间没有空调，每天早上，就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冰好的矿泉水，泡一袋从亚洲超市买回来的绿茶以解暑。床上太热了，就把地板擦干净在地板上午睡。夏天的到来也意味着自然对我房间的入侵，时不时就会有巨大的长腿蜘蛛出现在房间的各个地方。生活渐渐暴露出它琐碎的本质：重复做饭，重复洗碗，重复拖地，重复洗衣服。这种循环不断抽打着四体不勤的我，构成一种非常讽刺的现实：课上我们讨论着尼采的Primordial Unity，画幅中的时间，以及各种概念，人模狗样地对所有形而上的东西大发见解；而课下我根本无法拾掇好自己的生活，只能勉强收拾出一方干净的餐桌用来吃饭看书画画。在此之前，我一直把家务劳动看作是与读书相冲突却不得不做的事，很反感，很无奈。但从这时候开始，我意识到自己对家务劳动的逃避其实是一种特权：如果我不做家务，是谁替我直面并处理了这些每个人不得不面对的琐碎？可能是妈妈，可能是外卖员，可能是家政服务，总之不是我。知识分子在强调对学术，对脑力劳动的投入的时候，是多么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这已经是多大的一种特权，需要多少人支撑起这种生活。这或许是一种劳动分工的结果，但在脱离了简单的劳动之后，我们对于基层的认识是否还能接近真实？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对基层的讨论又是否足够尊重？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
说远了，回到加利福尼亚。进入夏天之前，洛杉矶显现出地中海气候的特质，变得温和多雨。有时候一早上起来，会发现刚刚下过一阵雨。而冬天比想象中要冷得多，冷到我甚至买了一个油汀。亚马逊上没见到尺寸，送到了才发现是个宝宝油汀，还没膝盖高。但功率十足。晚上缩在被子里，把脸朝向油汀沉沉睡去，早上起来就会觉得浑身很暖。疯长的植物在这段时间也被稍稍遏止了一下，缩回到泥土里去了。我隔着屏幕得知新冠在国内爆发了。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疫情会蔓延多广，多久，多影响人类的命运和生活，改变无数个体的命运，只是很担心国内的父母，让他们戴好口罩，不要出门。
疫情之前的洛杉矶是分外和平的。感恩节的时候，Rock还从芝加哥来找我。我们租了一辆车，载上树老师一起对洛杉矶展开探索。我图好看，穿得很少，结果经常在车里冻得下不来。有一天，我们开到Getty Villa的别墅群，一路盘山而上，一直开到一面写着“End”的路牌前面才停下。美国式的别墅群在夜色中发出昏黄的光，整座山好像一个成功学博物馆。冷风中吹来一百多年前Gold Rush的汗臭。我们裹着刚从黑五集市淘来的黑色大衣站在山顶，凝视着夜幕中的洛杉矶，脚底下的城市星光璀璨。过了一会，我们身边未来建筑物的主人回来了，我们也决定从the End开车下山，博物馆的大门在身后缓缓关闭。
事后当我回想，总觉得或许在那之前，这座博物馆就已经拒绝了我。在那琳琅满目的成功殿堂里，我的导师或许可以成为个好的展览品：学术成果显著，公司快速扩张，地位无可撼动。但这样的人物总是很忙，每次我只能通过他的秘书约到他十分钟的时间。在最后一次与他见面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现在的心理学实验，无论怎样都要调用起认知神经科学，扫个脑，连个大设备，连小朋友也不放过。我的导师，一个冷漠而成功的中年男子，平静地看着我，用一种略带愠怒的语气和我说，现在的研究环境就是这样的，就是需要经费，它发展了很多年，现在就是这样的，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而改变，你觉得它有问题又怎么样？它已经存在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刚刚受到了一段对天真本科毕业生的羞辱，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突然想起，过去曾有教授称呼我为，“a cynical person”，我还为此郁闷了很久。然而到了这个时候，我却觉得这是对我的肯定。毕竟为什么这么一段发言也能让你动怒？不就是因为我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吗？Then I must be pretty good at pissing you off.
而且，如果他得知我的统计课成绩，应该会更生气。在第一个学期的时候，我选了统院的数据分析，学得醉了梦了生了死了。那门统计课的班级被亚洲男子统治着，连教授也是中国人。每次走进那间教室，我就仿佛回到了初中，仿佛做了一场大梦，醒来的时候还在数学课上罚着站。身边的男同学因为不怎么好笑的笑话发出大笑，交头接耳，而我依然茫然不知所措。我和树师说，我没想到统计课还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学不好了。树师说，不会的，你很聪明的，努努力肯定能学好的。我说，我知道我很聪明，但是这些人想让我觉得我很笨。
在这层阴翳攫住我之前，生活其实已经给出了预兆。在新生研讨课上，就有前辈对我们发出过警示。大一级的学长学姐被请来给我们做讲座，每个人都一脸疲倦和不情愿。轮到一位学长的时候，他先是和前面几位一样，客套了一下，接着突然停顿，停顿之后像血液沸腾了似的大声说，All they care about is your academic production. If, if you are no longer academically productive, you means nothing to them。我和一群同是刚入学的血气新生坐在一起，大受震动，感到心里的一束火光，突然倏地熄灭了。
同样是这一天。导游向我们介绍倒流泉的历史，说每年期末的时候，都会有学生站在泉眼里边喝酒跳舞，和加州另一所高校到了期末就有naked run一样，是一种仪式。我不会喝酒，稍微喝一点就会头晕，也不会跳舞，肢体很不协调，但我能想象他们那种无所顾忌的快乐，不断提醒我，你很年轻，你才二十几岁，你有无限可能。就好像TED Talk里面那些不断鼓吹科技与人类进步的学者一样，他们想要我们相信，想要我们相信，模型是有效的，科技可以让未来更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让社会分配越来越公平，虽然所有的模型都是不完备的，虽然学科的壁垒越来越高，虽然大部分的他们只能做有经费的科研，虽然经费的分配权操于上，但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社会一定会不断进步，一定会的。
同时，我也明白自己无法加入他们，是因为无法对这种快乐感同身受。我一直无法理解美国白人的生活，无法融入，我不理解快乐为什么会这么简单，这么单纯而轻易。亚洲人的快乐背后似乎总是掩映着一丝忧愁，忧愁背后又有一丝焦虑。这种感觉过于微妙，是我在中国成长二十年的烙印，仿佛当我试图去忘记，去单纯地快乐的时候，我的身份，那些他们天天强调的identity，反而慢慢丧失了。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总是在抱怨这些不如意，难道生活没有好的一面吗？当然有。黄昏的时候，洛杉矶的夕阳烧得天空好像要坠落。秋天的雨后，图书馆旁边的草地散发出好闻的味道。学校咖啡馆的冰沙非常好吃。倒流泉很美。在芝加哥博物馆里，见到了梵高与Rene Magritte的真迹。院长理解了我的困境，同意了我换导师的请求。朋友们无论何时，都向我提供着无条件的帮助。但如果你说，难道这些还不能让你感到满足吗？不能。我已经厌倦了进步主义的叙事，难道一个cynical person的自白，就没有被听一听的必要吗？
在来到洛杉矶之前，在离开中国之前，在本科毕业之前，在认识G之前，在所有故事开始之前，一天，我突然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恭喜我已经被录取了。美国，加利福尼亚，洛杉矶，阳光，无垠的海，夏天，春天，冬天，像天上的雨一样向我落下来。在被录取之前，我一直傻傻地听一首歌，歌里说，it never rains in California, it pours, it pours。无限的可能把我浇了个湿透，时针和分针开始转动。在启程之前，G给我发来打雷的歌，记录着没有时差的最后一天。一切都闪着金色的光芒。我亲亲海豹，说，走，咱们去见见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