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失去的城市

古都西安建在一个纵横交错的水路通道之中，这些水路被中国最崎岖不平的山脉的守护着。城市位于巨大黄土高原的南侧，保护西安不受游牧部落的骚扰----它们从如今的蒙古国一带向中原侵袭。终南山像合拢的双手一样托起这个城市，这个山脉据说有大能的隐士居住，是他们把中国分成南北。这里远离海岸线，但水道带来足够丰沃的土壤，也让城市和中原连接。

古代，这些河流中名声最差的就是城东的灞水。直到今天，它还是悲伤的同义词：如果好友或爱人最后越过这条河，就意味着他们离开都城去了远方，且一去不回。八世纪的诗离灞写道：

灞水流浩浩

上有无花之古树

下有伤心之春草

今天这个地方有另一种伤心：中国城市那种单调的同一性。灞水仍旧浩然流淌，但岸上建起一排排十五层高的住宅楼，还围着铁丝网，楼下是破碎的人行道和停车场。有一条高架地铁通往这个地区，车站的瓦楞钢屋顶被九月的暴雨敲打得砰砰直响，江雪来到这里拜访一位友人。

她搭乘一个小三轮行驶几百米，来到一排建成才二十年的公寓楼，楼房显得很旧，水泥墙面到处是裂缝，油漆都褪色了。公寓的外观让人觉得再过几年就得推倒重来，就像之前被推倒的农庄和村镇。

某栋楼里住着一位六十五岁的老人，江雪称他为前辈：张世和，公民记者的先锋人物。1990年代和2000年代他在北京时，以拍摄内地短视频闻名。2011年他被驱离北京，彼时阿拉伯世界反对独裁者的动荡引发了一波对公民运动的打压。当局害怕类似的情形波及中国，官员们开始破坏当时独立作家、纪录片制片人和艺术家蓬勃生长的局面，这些人群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里逐步聚集在北京。张世和回到家乡西安，江雪也在这里读大学并定居。

张世和的公寓凌乱但舒适。桌子上是满溢的烟灰缸，脏兮兮的玻璃杯，很多摄影器材凌乱摆放在桌椅各处。一个封着玻璃的阳台奇怪的弯曲在外面，来访者可以从起居室穿过阳台走进卧室。走道上堆放着几箱饮用水、啤酒和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他曾骑着这辆车去过中国很多地方，并沿途采访拍摄。他收藏的宝贝就挂在起居室沙发上方：一个红纸糊的的灯笼上面写着四个字：公民社会。

另一件骄傲的藏品是一台超声波眼镜清洗设备，它放在桌子正中，周围是空的啤酒瓶和花生壳。在张志和坚持下，我们都把眼镜放进去几分钟，等待机器施展它的魔法。再次戴上后，他的公寓一下子变得明亮、璀璨起来。

江雪仰望着张世和，仿佛看着一位古怪的叔辈，他为了荣誉不惜付出一生贫困的代价。张世和生于1953年，来自某种高贵的血统：1949年建立人民共和国的红色贵族，他们的下一代正在习近平带领下统治着中国。张世和的父亲是公安部的高官，他家享受着早期共产主义时代的所有特权：巨大的公寓房，厨子、司机和勤务员----也就是前共产时代的仆从们。

但在1966年，权力变成债务。毛泽东发动了文革，部分原因就是要防止这些新寡头们的世袭罔替。张世和的父母都被关押，他也从学校退学。他被强制劳动，在“毛泽东的少儿劳改营”中，修建一条穿越山区的危险铁路。很多孩子都死了，一部分人相信他们正在为革命而牺牲，另一些则是被强征服役。

文革十年后结束，和习近平类似遭遇的人们试图追赶失去的时间，他们拼命往上爬，试图获取他们认为本来就该属于他们的位子。张世和和其他许多人则试图透彻理解这个体系，改变这个让毛泽东走上高位的体系。他在1980年代开办中国首家独立书店，但1989年的屠杀让他清醒意识到，他必须做点更加实际的事情。1993年，他离开北京加入了一个活动人士的社区，希望促成某些变革。

在2000年代中期，张世和为自己赢得公民记者的声誉----这是一群活动家，他们用新出现的数字技术拍摄采访并发送到互联网上，这样可以绕过传统形式的审查。他起了一个网名叫老虎庙，现在还有很多人记得。

北京是张世和骑车游历中国内陆的出发点。有一年，他花五个月沿着黄河骑行，拍了超过四十个视频，内容都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污染和腐败。其中有三十多个视频如今还能在大陆的网上下载。其余的被审查屏蔽，只能在youtube上找到。

“人人都爱旅游但很少人有这么多空闲时间，”张世和说道，“大家都在忙着赚钱。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有时间可没钱，那我就去穷游吧。”

这些影片让他名扬全国，之后整个2010年代对互联网的整肃让这样的作品销声匿迹。但这并不能让张世和停下脚步。回到西安后，他远离聚光灯，把晚年生活用于拍摄纪录片和口述史----做未来中国可能会阅读的漂流瓶。

西安可能是唯一能找到江雪和张世和这一类逆行者的城市。过去两千年中，这里曾是十个王朝的首都，在某个时代甚至是全球最世界性的城市。但近几十年，传统成为某种负担：很多人觉得中世纪的城墙、重工业、被飞尘和黄土包围让这个城市像是肮脏落后的中国内地城市的典型。

这样的名声被后毛泽东时代最著名的小说给固化了。贾平凹在1993出版的轻虚构小说把西安称为西京，他把西京描述成曾经辉煌的都城，最后成为臭水沟。这本书名字叫《废都》。

这本小说以性描写出名，也是它很快就被禁止的原因。但性仅仅是推动主人公愤世嫉俗的动因之一，小说的两个主角互相利用，冷酷无情，欲壑难填。男配角周敏是从县城到城里碰运气的混混，他说服一个不入流的小作家，帮他伪造一封某大作家的推荐信，去某著名文学杂志应聘。周敏得到这份工作，可他从没读过那些书。他决定要写一篇关于大作家的文章，这篇溜须拍马的文章里提到了作家的女性征服史，作家在提及这些女友时一脸不屑。这样的态度令当事人不爽，一纸诉状把作家告上法院。

这出法庭战争成为故事的主线，但读者们更关心的是主人公沉溺于床第、赌桌和酒精之间。唯一的规则就是只管自己不管别人，小说的结论是因为人际关系的崩塌。表面上这可以看作是早年经济改革岁月争先恐后造成的，当主角们逐步展示自己，读者们才发现他们早就在毛泽东时代的暴力革命中扔掉道德底线。那个年代，生存的唯一出路就是出卖朋友落井下石，至少主角们的故事这么告诉我们。正是那个毫无道德的时代造就了今天中国随心所欲的现状。

另一个关键主题是审查，表面上是因为小说的性描写。贾平凹告诉读者小说的一部分被删减，用空白格子替代----每个格子代表一个被他自愿删除的汉字（也许不是自愿，作者没说明）。空白格子的使用并非随机应变；在二十世纪中国写作中，作者们用空白格子来指代被删减的文字。在每一处删减的后面，贾平凹会告诉读者此处删除多少字：”作者删除多少多少字。“

但删减的文字似乎和性关系不大，因为每次都是在特定的场景。有推断认为是其他内容被删减。到底删掉了什么，作者故意含糊其辞。

小说的背景设在政治气氛浓郁的1980年代，文化界的各种运动一个接着另一个，直到发生1989年屠杀。这样的背景却完全没有在书中表现出来，实际上，政治以外的一切都被讨论，只有政治被一丝不苟剔除。不得不让人联想到，那些空白格子里写的是政治，而非性。

小说之后再次被审查，但以某种更隐秘的方式。2009年，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再版，这是成立于1953年的老牌出版社，也是中国最著名官方作家的大本营。这似乎在为贾平凹的社会评论背书----小说最终得以出版。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书中不再有空白格子代替被删减的段落，取而代之的是省略号，这在中文世界不代表删减。每段的文字也变成”作者此处有删节“，再也不提具体删减的字数。

正如学者托马斯-陈(Thomas Chen)所说，公众可以用空白格子（注1）来评估审查行为。格子本身就意味着审查，贾平凹还告诉大家删减的字数。新版变得很模糊：有删减，但原因不明----这段省略可能就是艺术的模糊性。审查工作退到幕后，几乎看不见了。

即便是在习近平时代持续的打压下，西安也比北京要有活力。北京原来那些亲近的街坊邻里现在都成为法西斯巨人，而西安的城墙和庙宇还是一个连续的都市空间。这里有中国密度最高的高校和研究所，远离首都、保留传统也让这个城市还保有一点偏差。

当我徘徊在张志和的公寓，浏览他的电影海报，旧自行车和摄影器材，我问他上面的解释是否成立。他拿走我的眼镜放进超声波机器，希望我能把世界看得更清晰。

他大笑道：”当然不是！我们能在这里做点事情，是因为这是一个傻瓜城市。这里的官员还没弄清中央政府想干啥。警察也都很傻。如果这里的警察去北京培训一下，回来就会更残酷！“

江雪和张志和争论了几个小时，交换毛泽东时代的故事，他是当事人，她是目击者的下一代。我问张世和他的作品是否让他成为一个异议分子。这个词并没有对应的中文翻译。一个比较累赘的词是“持不同政见者”。一个更精简的词是“异己”。“异”的意思是不同的，奇怪的，不寻常的，“己”的意思是自己。这个字可以是异议分子，也可以是怪物和外人----不是自己人。和主流人物比较张志和当然是个异己，但他个人并不喜欢这个词。

他认为自己被另一个同音字所激励：义，意思是正当的。这个概念贯穿几千年的中国，英雄、强盗、将军们，他们在各种场景下，他们有各自的毛病，但都为某个正当的理由奋战。这些人往往被迫退到中国地理意义上的穷乡僻壤，也就有了一个词叫江湖----字面就是河流湖泊的意思----也就是正义得以伸张的法外之地。在我们谈话过程中，张志和反复提到这个义字，或是大义，这是多年来在中国许多文化中最有力量的理念之一。

”政治？别提了。但大义........"他边说边想，试图给这个词下个定义，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我就是那种人，看到不平之事会真的愤怒。我必须出来说话。”

张志和众多项目中的一个是帮助当地学者谌红果制作视频。谌红果是著名的法律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他后来辞去教职成为自由职业者。他组建一个图书馆和沙龙，举办公共讨论会，参与者都是知名作家、学者和艺术家。

到2021年为止的六年时间里，谌红果、张志和和江雪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只要有一点点空间，就能做出怎样的公共作品。从一开始他们就知道这些工作是在和时间赛跑。所以张志和把每次聚会都录成视频，现在都发布到网上，成为一个档案，显示中国公民社会可以成为的样子----这是发往未来的消息，那应该是比过去和现在更有希望的岁月。2018年，我造访这个沙龙，和这个社交圈里的朋友们交流了一个星期。

午夜降临，大兴善寺门口的聚光灯照着四个大字：密藏宗风。公元六世纪的唐朝是这座大庙最鼎盛的时期，这里是传播外国文化的中心。从印度远道而来的佛教传教士住在庙里，把梵文经卷翻译成中文，并为帝王出谋划策，奉献来自佛宗的关于生命和社会的新鲜思想。

现在，寺庙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白天游客在各处自拍，上香祈求财富，晚间一片安静，只有被灯照亮的牌匾。2010年代后面数年，街对面的某建筑灯火通明。虽然不起眼，但有一个不寻常的标志：“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苏格拉底悖论翻译成中文就是知无知，这是2010年代中国最活跃的公共论坛的正式名字。作为一个艺术文化空间，知无知举办每日文学论坛，几十个读书小组，所有活动的现场实况广播（感谢张志和这些内容还能在海外网站如youtube上找到）。各个房间装饰很简单，它通过思想来吸引人们到访。

2018年一个雨夜，我曾路过这里，加入三十多个专心的听众，他们正在听一位大学退休教授讲莎士比亚的《李尔王》。

谌红果说：“李尔王有三个女儿，两个女儿只说他爱听的话，她们没有说实话。但他不愿意听另一个女儿的。”

雨水敲打着玻璃窗，汽车在街道上飞驰而过。更多听众来到现场，散乱坐在折叠椅上，沙发里，小板凳上。

很快座位就满了，人们都看着谌红果，四十五岁不安分的人，永远带着调皮的笑容，有热情略沙哑的声音，不停抛出自己的观点。他耷拉在台上的椅子里，用右手指挥着人群，左手拿着遥控器播放幻灯片，内容是电影截图，莎士比亚选段和各种观点。

“李尔王犯了什么错？他没有倾听他最诚实可信的女儿。他没必要这么做。绝对权力：李尔王面对的是一个政治问题，但他没意识到这一点。”

谌红果讲了近两个小时，没人不耐烦或退场。眼下是中国几十年来政治最压抑的时代，但许多人仍旧渴望更多，就在这个夜晚人们持续涌进来：一个失去理想的记者，又重新在知无知找到理想；下班的警察对道德性感到好奇；一位高校教师为自己学生的漠然态度感到伤心；一个成功的创业者觉得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才会持久繁荣。没人熟悉李尔王，但大家知道不管主题是什么，知不知都一样的生机勃勃。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谌红果说道，他马上要进入问答时间。“我们时代的政治是不是’盲人骑瞎马？‘”

2006年谌红果被发配到西安，他出生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一路考进北大。在北大师从知名教授，毕业后在西安的西北政法大学任教。对于想在学术道路发展的年轻人似乎还不错，2000年代的北京开放而有活力，西安则相对闭塞。谌红果邀请客座主持人，包括许多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比如他在北大的老师贺卫方教授，经济学家也是改革派的茅于轼，独立历史学家吴思，公民人权律师浦志强。

他还没满足。过去十年间，许多大学都建立远郊的新校区，这样有更大的空间招生。但学生们因此远离了教职员也远离社会。教师们坐着校车来往于校区和城区，只在上课的时候能接触到学生。

为了和学生联系得更紧密，谌红果成立一个读书俱乐部，他们开始阅读弥尔顿的《失乐园》，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还有《论美国的民主》。因为校方不愿意给他们教室，学生们只能到他办公室聚会。房间挤不下，他们就站在走廊和楼梯上。很快中国媒体就用同情的口吻报道了谌红果的”楼道文学社“。

公安部门反对他的这些活动。2010年，当他试图去香港参加一个会议时被短暂留置。2013年他辞去教职，让每个熟人都大吃一惊。

”没人支持我的决定“，他在知无知的讲座间隙告诉我。”我妻子？不可能。我们坐下来抱头痛哭。每个人都担心在中国的体制内我无法找到工作。贺卫方教授打电话给我：’别辞职。‘可我还是这么干了。“

那一年晚些时候，共产党发布九号文件，不允许高校传播外国思想和理念，包括宪政思想---那正是谌红果曾经传播的。“他们肯定会把我开除，还好我先辞职。”对高校的限制是整体计划的一部分，更大规模背离开放社会的步骤会接踵而来。谌红果思考自己该做些什么。

他在北京呆了一年，探索未来的可能性，然后又去香港住半年，2015年夏天他发起知无知空间。张世和和江雪当时也在西安，很愿意一起搭把手。除了对讲座录像，张世和还帮忙发布和各种线上联络，江雪负责举办活动。

虽然这个空间最后不得不关张，但谌红果一直继续讲课，张世和继续把录像发到网上，这样他们可以获得一些盈利。谌红果依然认为辞职搞自己的项目是正确的选择。

“在学校里，每个月我只能开很少几次讲座，所有内容都要经过校方批准。我每次搞讲座，学生辅导员都会劝他们别来参加，还要记录哪些学生参加了讲座。现在，我每周要开十个讲座。”

我问他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外国人总是想知道，通过做这些事情，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改变”中国，包括选举周期、民间基金等等。我问他要花多长时间中国社会才能变得更加开放，不管这个开放对他意味着什么。

“中国有句老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时间。有位学者用四个字形容我们的工作：精神重建。”

谌红果自己的精神生活包括宗教。2009年，他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成为这一波文化基督教浪潮的一部分。许多人是被权利来自永恒的上帝赐予这个概念吸引，这比来自反复无常的政府许可要更有吸引力。

谌红果不会定期去教会，但他说这些信仰的观念很早就出现他生命中。一则，他相信微小的行动会带来丰厚的成果。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引用一段路加福音。这是关于一个人播下种子的寓言：一些种子落入岩石，一些种子被鸟吞食，但总有种子落入沃土，萌芽成长待来日。

“一颗种子就能改变一切，”他说，“谁能断言它的未来呢？”

作为知识分子活动中心，知无知规模很小。从电梯出来，大会议室在左侧，右边是小咖啡吧在售卖野营用品----印着红胡子苏格拉底的手提包和印有知无知标识的咖啡杯。主厅有个略高一点的舞台，对面是书架和放满了椅子、板凳和沙发的开放空间。一面墙上是浓墨书法写的知无知三个字，这是谌红果的导师北大的贺卫方题的字。其他墙上都贴着主讲人的照片，大部分都是体制的批评者，比如郭于华，写过共产党如何残暴的治理，还有电影人胡杰和艾晓明。胡杰的木版画作品点缀其间。

知不知空间有几位赞助人，包括李涛，前新闻记者，后来是报纸的编辑。当报纸被莫名查封，他开始投资房产和煤矿。

“我已经和理想主义说再见，但谌红果还在追寻。”李涛告诉我，带着沉思的神色。“我必须支持他。”

每次我参加的活动都能遇见一个瘦瘦的四十多岁的男人，他自称名字是子佳。

“我是公安部门的，”我们私下交流的时候他告诉我。

“你的意思是保安么？和门口那些门卫一样？”

“不是，我是说公安，”他笑起来，指一下自己肩膀上想象中的肩章，用英语说到：“警察！”

“你是来工作的？”

“不是。我学到了很多。这里让我学会思考。”

“怎么会呢？”

“今天我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男人，书包里藏着一把大刀。我可以直接逮捕他。搞定，领奖，领导也高兴。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他戴着穆斯林的帽子。”他意味深长的看我一眼。中国正在兴起一场反对伊斯兰的运动，穆斯林经常被送进教育营，哪怕是因为一些最轻微的违规。“但我决定先和他谈谈。”

“所以我就和他聊天。他正要去上班。他开一家清真肉店。所以我就告诉他，‘兄弟，你真不应该带着刀上公交车，即便是为了上班宰羊也不行。你得把刀留在店里，别再带上公交车。’然后我们就笑着道别。”

“我也不知道。有时你就想和人聊聊，互相理解对方的观点。”

“你经常来这里么？”

“我觉得这个空间很棒。有人会说，‘这很敏感，‘但这不过是一些讲座。”

谌红果辞去教职那年，江雪也不当记者了。他们都认识到，来自高层的指令让他们的工作变得无法像之前一样继续进行下去。他们都很幸运，家庭和朋友们都很支持他们。

辞职之后，江雪靠积蓄过日子，给那些抵抗这个系统的人们写长篇传记。其中就有著名律师浦志强的妻子。她还写郭玉闪的妻子，郭是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创办人，这是一个私人创办的智库。江雪还着重描写人权律师们的妻子。但这些文字几乎立刻被封禁了。她还继续对《星火》杂志的研究，也和张志和合作录制她的采访并发布上网。

“我觉得我必须写她们，”她说道，“过去他们一直告诫你这不能写那不能写。现在我什么都能写。”

为了和大家保持联系，她一直在知无知当志愿者。她会推荐主讲人，也偶尔代替谌红果做现场主持人。知无知被关闭后，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作和拍摄，虽然发表的渠道越来越少。

张志和也更加内向。政府封禁他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的政治观察短视频----比如那些他沿着黄河骑行时拍摄的----这可以看作是习近平反对自由思考的运动的胜利。但封禁驱使张志和继续向更深处挖掘，拍摄时长更长的视频----这对于未来的中国人可能更有用。

他最大的野心就是做一个系列访谈，采访那些在毛泽东时代山区铁路修建时的奴隶童工。几千人因为艰苦的工作条件死去，但幸存者和死者家庭没有收到任何补偿或哪怕道歉。每过几周就有人来西安，一起去省政府请愿，要求纠正。他们会到张志和的寓所停留，吃顿饭或喝瓶烧酒。

张志和明白自己为这些人拍摄的视频在如今的中国不可能被放映。但他仍旧抱有希望，他为下一代创建某种记录，那个在大洪水中幸存的方舟。

“你不停问我为什么，我对这些理论问题不在行，”他告诉我，“我只知道我得一直做下去，这是我对历史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