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不要谈政治？
最近在读两本书，一本是《魔术师时代：哲学的黄金十年：1919-1929》，第二本是陈纯的新书《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去年在“有声书”（Audio book）的帮助下读完了一本英文书，瑞秋·马窦（Rachel Maddow）写的《喷涌而出：腐败的民主，俄罗斯政府，与世界上最有毁灭性的工业》（Blowout）（从石油的角度来写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历程，写过2000年的故事，以及2010年和美国的正面冲突）。鉴于其中的两本，在华语圈中的影响力都不一定很大，在这里挑出来稍作讨论，希望对Matters上的讨论空间做出一点贡献。
第一本书中，写了一位叫做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和著名的数学家——埃瓦里斯特·伽罗瓦有的一拼，伽罗瓦在20岁的时候就为现代数学的群论写出了决定性的根基，传说在决斗前三夜奋笔疾书的写完了他的著作，随后决斗失败与世长辞，留下了一个传奇一般的故事。熟悉分析哲学或语言哲学的人们必定不需要我来赘述维特根斯坦给整个哲学界带来的冲击——他几乎宣布了哲学的死亡，这个宣告几乎是决定性的——哲学在目前基本已经死亡了（“死亡”的意思是人们不再让哲学家告诉他们如何生活）。一个哲学家的成就在于他能做出多少跨时代的预言，维特根斯坦在100年前就预言了哲学目前的存在状况。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书中最后一句话：“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这句话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作为哲学家，他写的话如同谜语，需要翻译一下才能进入大众视野——这句话的意思是，凡是无法用“逻辑符号“表达（维根斯坦的”言说“）的内容（命题），我们就不要去讨论。逻辑学里有一种概念叫做命题，通过一系列的逻辑运算符号，从小到大的进行命题构筑，最后带入值后，逻辑规律会告诉你命题为”真“或者”非真“。如果这样解释起来还让人犯迷糊，那么更浅显易懂的解释便是：凡是没有办法用科学（符合逻辑）手段去客观认识的事物，就没有讨论的必要。
这一点在政治讨论中尤为实用——你说中国要完，我说中国不完。你说民主体制好，我说集权专制好。无论再怎么举例论证，这样的命题没有办法用自然科学的手段进行认知。激烈的争论只能增加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维根斯坦利在《逻辑哲学论》里说的很清楚，这里请允许我摘抄一段维基百科的论述：
因为逻辑语言只能反映这个偶然的世界，位于世界（实在）之外的、任何非偶然的神秘之物的讨论，都是无意义的。这暗示了很多传统的哲学领域，比如伦理学和形而上学实际上是被无意义的讨论着的。讨论它们的任何尝试立即就失去了所有意义。而这些讨论与疑问只能在其自身的消去中找到答案。
伦理学就是价值观的讨论，形而上学则是物理世界之外的虚幻的东西。我想要把这段话延伸到任何关于“价值观”的争论——如果我们是完全理性的个人，用符合逻辑方式进行理性辩论，那么我们的所有讨论都没有任何意义。从更直白的话来讲，你不能证明你的言论（命题）是真的，你也不能证明我的言论（命题）是假的，我们谁也不能说服谁，大家不欢而散，隔阂更深。这也是我不想和任何人在价值观上产生争论的主要原因。
但这就引向了另一个问题，那这么说一切关于政治的讨论就没有了必要？这样做是不是陷入了政治虚无主义？这个时候，就需要请出第二本书，陈纯的《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
陈纯在这本书里写到了中国当局通过对“整全性学说”（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基督教、儒家、女权主义）等等的否定，让人们陷入了一种“强制性的虚无主义”中。在我看来，对于知识分子或者乐于思考的人而言，”强制性的虚无主义“是认识到无论我们做任何事，中国都不会改变，也不需要改变。因为它这样就很好了。无论你是表扬它也好，还是批评它也好，你都没有力量去改变它。腾讯媒体实验室《大家》栏目不久前发表了一篇文章，谈论某些公司，经营多个营销号，同一个爆发性事件，每个公众号用不同的角度来收割受众，一个公众号专吸引小粉红，一个打着理中客吸引中间人士，另一个打着擦边球吸引公知和自由主义青年。每篇文章都是有智识有才华的精英大学生，甚至是研究生写作的，文采飞扬才能吸引到广大受众，但当一个国家的知识界的精英雏鸟们，都以愚弄民众为生，传播极端情绪，放弃任何追求，只向”钱“看齐的时候，这才是”强制性虚无主义“的顶峰。
维根斯坦利从哲学的角度论证了讨论政治没有必要。从事实经验角度来讲，因为“强制性的虚无主义”的存在，讨论政治的现实意义也不存在——这样的讨论既不能阻止在家门口建设化工厂，也不能让交通红绿灯被更好的设置和规划。在中国的政治讨论，换言之，是一种个人实现，在高谈阔论中享受虚拟力量（五毛和粉红），或者对现实不满的一种发泄（自由派、反建制派）。我认为这样的讨论是无意义的，从哲学上和从生活上达到了双重的无意义。
但是，有一种努力我认为是有意义的：在西方社会生活的人可以把真实的西方呈现给中国读者。中国读者也可以把一个真正的中国呈现给中国以外（香港、台湾或西方）的读者。
这一点上我贡献了一点很微薄的力量，翻译了加州一个疫情中让人隔离在家的法令。西方国家的优越性不只在GDP，而是在这些中国民众很难接触到的细节上。有一种说法叫做“民主的细节”——正是这些细节才是让民主发挥作用的地方。
这里就要提到第三本书了，瑞秋·马窦的《喷涌而出》。瑞秋是也是一名传奇人物，目前是MSNBC的一名晚间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全美收视排名第二。有趣的是，她在采访中曾经说，她从没想过自己能活过30岁——她之前是一位示威者（activist），参与了很多激烈的反对美国政府的游行示威。这样一位“反政府”人士，后来被精英大学录取，又获得罗德学者（Rhode Scholar）奖学金这一荣誉。这样一位“边缘”又“反美”的人士能一次又一次的被美国社会接受和热爱，最后还担任了主流电视台的王牌节目主播。
她的新书《喷涌而出：腐败的民主，俄罗斯政府，与世界上最有毁灭性的工业》，是她对石油工业的挑战书。只有在美国，“反政府”人士也能是最热爱美国的爱国者——瑞秋·马窦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本很有趣的书涵盖了很多主题，横跨30年俄罗斯、美国和石油工业的历史，从洛克菲勒谈到了普京，从乌克兰谈到了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我这里只摘取其中对本文最重要的片段——关于《富足的矛盾》（资源诅咒）的部分。
特雷西塔·卡尔教授有时会告诉人们她研究石油，以及写出她的第一本书《富足的矛盾》，为什么通过石油致富的国家，没有外力的干预，通常会让人民更贫穷。通过对世界上数十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分析，她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石油带来的利益会落在少数当权者手里，而不被分享给无权力的人民。她说：多年前，我正在寻找一个博士毕业论文题目，于是我前往委内瑞拉和欧佩克(OPEC）的创始人胡安·阿方佐（Juan Pablo Perez Alfonzo）聊了一次。他说：“特雷西塔，你看起来是个很聪明的年轻人。为什么你要研究欧佩克？你有没有看到石油正在对我们这些输出国做的事？”我问：“这是什么意思？”胡安说：“石油是魔鬼拉出来的粪便（Oil is the excrement of the devil）。”
这句赋有见解的话让卡尔教授开始了她长达20年的研究——为什么石油把委内瑞拉、安哥拉变成了废墟，而没对美国或挪威产生影响（美国在19/20世纪也是由石油立国，通过洛克菲勒的石油帝国建立了世界级的影响力）。“石油本身其实什么也不是——它只是团黑色液体。”卡尔教授坚称。但她很难忘掉胡安的话。另一个欧佩克成员，通过石油发家致富的亚曼尼酋长（Sheikh Ahmed Zaki Yamani）也一语惊人，他公开表述：“总的来说，我希望我们挖掘出来的是水，而不是石油”。
特雷西塔教授的研究显示，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的国家，突然发掘的巨大财富，通常会带来分配的不公，石油所带来的金钱，有着腐化效应，无论是不是石油，都会让贫穷的人民更加贫穷。中国靠着共产党员的党性和高度自觉，曾经在巨大的财富面前抵挡住了诱惑，让人们走向小康。美国靠着健全的司法体系，用最高法院的判决，在1911年强行拆分了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避免了一家独大，以及洛克菲勒的金钱帝国对美国制度的腐蚀。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要平白无故的相信共产党员的崇高党性和高度自觉，和相信梵蒂冈天主教神父能自觉的禁欲一样，都不太现实。近年来天主教神父卷入一个又一个的性丑闻（通常和儿童有关），与之类似的，很多共产党员也陷入了贪腐的丑闻，哐铛入狱。过去几年，梵蒂冈天主教会提出要实行内部改革，同一时刻，共产党员们也提出了要“建立制度”，“完善法制法规建设”（链接）。如果我们能相信天主教会的决心和行动，那也应该给共产党员们更多的信心。
所以，谈政治，谈的其实是一种对美好社会、美好生活的想象，以及对未来的警惕——这点不仅是中国人民要警惕，美国人民也要警惕（对资本家的侵蚀）。让人们知道，道德、公平、正义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虽然不存在，但在某些环境下，我们可以不顾一切的去追求。我们要培养出“社会责任感”——这个责任不是自发的去维护强权，而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人的悲惨境遇感到痛苦，进而迸发出我要为这个世界做贡献的决心。
瑞秋·马窦这本书里的大反派——虽然看似可能是普京，但其实是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e，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
当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在2009年向石油公司们质询他们对赤道几内亚共和国独裁腐败的贡献的时候，这些公司开始顾左右而言他，纷纷表示他们有“严格遵守反国外腐败法令”，也执行了“最高规格”的商业和道德准则。
事实证明，理性而又可以理解的，为了获取最多的利润，以及让他们的股东开心，石油公司的外交政策必定是基于稳定、控制。政府来了又走，但石油公司必须把目光放得更长远——正因为他们先期必须进行极其昂贵的探测，他们必须保证日后能进行稳定的开采。如果一个当地的独裁者愿意从公司拿钱，石油公司就不会去关注这个独裁者在他的国家干的丑恶行径。如果那个国家的人民开始反抗，独裁者的家族（以及他们慷慨支付的军队和公关部门）就会来摆平一切。
美国总统换来换去，但石油公司资助下的独裁暴行却继续进行。但偶尔，这样的代价也会变得过于高昂。2009年，两位美国政治家，一位共和党议员和一位民主党议员，决心不再忽视忽略这样的行径。他们在2010年的华尔街法令中加了一节：1504节（Section 1504），上面规定美国的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开采类型的公司必须公布他们对外国政府的支出。
埃克森美孚的CEO，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震怒了。他亲自飞到了鲁格（Lugar）议员的办公室。蒂勒森尝试着解释，告诉鲁格，逼迫美国公司公开这样的支出，会让埃克森美孚失去与世界其他国家石油公司竞争的能力（世界其他国家的公司也有这样的行为）。当鲁格告诉他，他不打算去掉这个条款的时候，蒂勒森做了一件非常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他开始愤怒的争辩，以至于面红耳赤。
谈论西方的政治或是西方的生活，可以告诉中国人民政府和社会本来应该是什么样——为什么美国议会会迫害美国的民族企业，为什么政府必须要和企业对立。能够告诉中国人民，西方民众对强权的永恒抗争。这个强权有时是资本家集团，有时是政治精英，有时还是学术领头人。这种抗争有时会赢，有时会输。这种抗争将国家置于一个永恒的争斗——进步者与保守者的争斗，被歧视者和歧视者的争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争斗，男人和女人的争斗，顺性者（cisgender）和跨性者（transgender）的争斗。这样的争斗，是美国核心的“自由市场”理论的政治延续，是“强者获胜”的延续。这样的永恒战斗，让人能珍惜每一份争夺而来的权力，更能让人得知权力不是被给予的，而是主动抢来的。
美国在过去经历了无数场这样的战斗——每一场战斗都以绝望开场，以希望结束：无论是解放黑奴，妇女解放，反抗美国越南战争的暴行，还是同性运动。因为每个人都玩的是同一场游戏，最有毅力的一方一定会获胜。虽然这个世界不美满，但人民被赋予了能改变它的权力——而改变，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活力。这并不是“喧嚷”和“吵闹”，这并不是“崩溃”与“混乱”，这是“毁灭”与“新生”。在一次又一次的毁灭与新生中，美国社会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更新换代。这样的迭代并不一定是每个社会都能承受的，比如发展中国家也许就承受不起，权力极易滋生腐败的国家这也可能做不到。但讨论西方政治，是因地制宜的去客观的看待另一个国家强大的原因，不羡慕，也不照搬，只是在不“抹黑”的前提下，惊艳于它的美和合理性。理性的告诉本国人民另一种可能性。
仅仅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谈政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