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多年前因为李慎之先生的推荐，购读了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王学泰分析《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认为这两部书是游民的经典，从社会理想、人际关系、组织形式，以及一部分礼俗而言，两者都是他们模仿的对象。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也还流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是这是因为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三国气和水浒气是多了呢，还是少了呢？

王学泰：中国古代游民社会真相

作者：陈寿文 提交日期：2014-5-17 0:03:00 | 分类:新知 | 访问量：121391

王学泰/文

反社会性、主动进击精神、强烈的帮派意识和角色意识的缺位，这四个特征构成了中国古代游民社会的基本面相，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走向。

中国古代社会是由垂直的等级序列构成的宗法社会，其基础是由士农工商四民组成的。他们的身份与职业是世代相传的，又有大致不变的固定居所，特别是农民，所以这四民又称石民。当人口增加、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而官府腐败时，往往会发生社会运动，导致社会震荡，这时就会有一部分“石民”被抛出四民之外，成为脱序的人群，其中有一部分就演变成了游民。 

游民是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他们缺少谋生的手段，大多数人在城乡之间流动。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有过冒险生涯或者非常艰辛的经历。在两宋以前，由于经济不发达，城市数量少，所以这个群体以农村游民为主，而且数量少。宋朝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城市数量多规模大，因此，大批的游民就集中在城市，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社会。 

鲜明的反社会性 

游民社会的第一特征是鲜明的反社会性。宗法农民的社会特征就是要求社会稳定，因为他们在宗法社会中生活。中国古代拥有土地的农民都是以吃饱饭为目的的，所以中华民族历史上很少有宗教战争，很少为了意识形态打仗。中国社会的反抗斗争尤其底层的反抗都是为了吃饭问题。所以当宗法农民、底层社会有饭吃的时候就不一定反抗，更不可能酿成大的农民战争。 

过去有一句很流行的话说“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反抗就有武装斗争”，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压迫已经好几千年了，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有了阶级就有了压迫，也有了剥削，但有压迫有剥削不一定就有很强烈的反抗，只要还有一口饭吃，能够生存下来，就酿不成很大的反抗斗争。最后凝结成为武装斗争，闹的乱子特别大的一定是有一个大的游民群体产生了。 

为什么秦朝二十几年就灭亡了？就是因为当时中国总人口只有大概2 200万人，却把好几百万的劳动力从农村调出来去修陵墓、修长城，从事各种无偿的劳役，而且迟到了还要处以死刑。这样的一些人实际上就是从宗法社会里出来，没有出路服劳役是死，举大旗也是死，于是他们就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酿成了秦末的农民大起义。 

仔细看这些农民起义的骨干力量，实际都是脱离了宗法的农民。比如陈胜、吴广最初就是脱离了宗法，《史记·陈涉世家》说陈胜“尝与人佣耕”， “与人佣耕”就是出卖劳动力的雇农。陈涉在“与人佣耕”的时候就说“苟富贵，无相忘”，只有当他脱离了宗法才有这样的想法。从这些情况也可以看到，这些人就是因为脱离了宗法制度，又没有别的活路，所以就起义了。 

所以游民的第一个特征就是鲜明的反社会性，因为他们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想要生存和发展就只有求之于社会动乱，因为只有在社会动乱中才容易改变他们的处境。例如《沙家浜》中胡传奎就是典型的这种人，唱的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 

古代中国是个战乱频仍的国家，基本上是50年一小乱，200年一大乱。在社会动乱中社会阶层垂直流动很快，变动最大的两个阶层是皇室与游民，这在《水浒传》中有着生动的表现。为什么游民的故事会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喜爱？也跟这个有关系。因为它做了一种示范，一个最底层的人突然爬到皇帝的位置上，或者爬到贵族队伍，成为帝王将相，就是一些没有达到这些地位的看客也非常喜欢。  

改革开放以来拍的那些电视剧，比较受欢迎的作品也跟这种阶层的垂直流动变革有很大关系。《北京人在纽约》中一个北京痞子在纽约发了财，你没去纽约，也很喜欢。《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写的大概是一个上海女人，她在曼哈顿发了财，她的故事也有很多人喜欢看。这种非常态发迹的书籍和电视作品很多人喜欢看。 

它给人们灌输的思想，特别是底层社会的人们的思想就是渴望动乱。因为底层人士感觉自己在常态社会中不可能有什么改变，或者说不可能很快地改变地位，只有动乱中才可以做到。这些我们在《水浒传》里也可以看到，它认为向往动乱的想法是合乎道理的，所以就设计了一个“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情节，把这种动乱说成天命。中国社会的变革在古代如果能“上应天命”，就是合乎道理的。我们现在把这种变革的合理性称之为 “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这跟“上应天命”基本上是一个道理。 

可怕的主动进击性 

游民社会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主动进击精神。宗法社会里的人，不用自己代表自己，有人替他代表，所以他的个性就萎缩了，竞争精神、反抗精神、争取自己利益的精神都被抹平了，就没有主动进击性了。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包含的意义非常广阔，其中一个意义就是因为秀才是宗法里的人，他负担着宗法社会的思想意识，所以这种人第一造不了反，第二即使造反也不会成功，没有冲劲。但是游民不是这样，他们有主动进击精神。 

《水浒传》中的李逵就是典型的游民，他没有家室，自己犯了罪跑了，后来又给逮了起来，放出来以后就跑到城市里当个小牢子，相当于现在的狱警。古代的小牢子没有钱，只有从犯人身上敲诈。所以这种人非常可怕，他没有道德规范，天不怕地不怕，先打人后杀人。过去的文论家、文史家讲到李逵这个人物，从阶级分析法出发而一直在肯定这个人，但如果你身边坐着李逵，你就会受不了，你感到不安全，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打你。 

有的评论家还说李逵这个人特别真，有“赤子之心”。什么是赤子？就是刚生的小孩。我们为什么喜欢小孩？第一，当然因为是我们人类的后代，我们喜欢他；第二，他没有伤害力，他用小手打你脸一下，你还会呵呵一笑。但要是李逵打你一下，你就会受不了，他那个“赤子之心”会把你脑袋扇掉半个。 

这些分析都不是从社会行为角度去考证，都只是从自己的理想去阐发。受教育比较多的人都是有各种负担的，比如意识形态的负担、角色意识的负担等，平常都被压得不敢说真话。他们一看到游民没有任何负担，什么话都敢说的时候，就对这种人特别羡慕，或者觉得特别可贵。实际上，如果社会上到处是李逵这样的人，这社会就不得安稳了。  

 每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有自己一定的角色，这是所有文明的构成。文明的构成就是所有人应该有一定的伪饰，“伪”就是人为的意思。文明就意味着人为和人的改造，但文明的规范要掌握在一个度上，如果过度压抑，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解体；如果过度放松，一点规范也没有了，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动荡。中国儒家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中庸，中庸不是取中间的意思，中庸是一个动态的东西，是合乎某种规范的度。 

人性中既有善的一面，也有人们从自身角度出发的一面。所谓“私”就是自为，人作为一个生物体，如果没有这种自为性，人类就不会存在。任何一种生物体没有自为性，没有自我保护功能，没有一种从自我保护功能出发的意识，那这种生物就不会存在。因为自己受了伤不会自我保护，却要为了别人，那人类就会被淘汰。但是如何控制自为性和为他性的度，这就需要一个中庸之道。 

主动进击精神是游民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所以游民在社会动乱中取得的利益最多，因为他们没有约束，没有角色位置，没有角色意识，敢于“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而相反地，负担社会意识和角色意识比较多的人就很难在激烈的动乱中取得上风。 

 非理性的帮派意识 

游民社会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强烈的帮派意识。这种帮派意识往往是非理性的，甚至超越了社会道德和法律的底线，游民社会“只讲敌我，不讲是非；只讲利益，不讲是非”。因为作为一个个体，游民一无所有，他为了在社会中生存，必须跟与他相同命运的人结成同伙，否则很难在社会上生存。士农工商四民可能有钱、有地位、有文化或者有其他附加的东西，而游民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唯一有的就是勇气。他要有主动进击的精神，然后要跟同他一样的人结合起来。这些东西游民早就意识到了，而真正发展起来则是在北宋时期。 

最简单的结合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根据历史文献研究发现，唐代在讲述三国故事的时候是讲诸葛亮和刘备的关系，故事的主题是讲刘备和诸葛亮的君圣臣贤，讲君和臣怎么样互相信任才构成了蜀汉的大事业，这是文人士大夫讲述的三国。等到了北宋的时候，故事的重点转移了，转成了刘、关、张的故事，这是游民眼中的三国。游民把刘备、关羽、张飞写得都跟自己的地位差不多。 

 当然，从历史上看来，刘备确实在社会底层生活过，所谓“织席贩履小儿”；关羽也因为在家有了人命官司而流浪于江湖；张飞开过小店。的确，我们从历史当中了解刘、关、张的故事跟游民有点类似，但是在历史上刘、关、张并没有结拜。结拜这种形式发生在六朝时代，我们知道的最早的记载是当时教育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的记载，在社会动乱时经常有不同姓的人结合起来拜为兄弟，但实际上三国时候没有这样。 

我们从《三国志》的记载当中看到的只是他们君臣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恩若兄弟”。后来说的“桃园三结义”这个故事的文本就是北宋时期产生的，因为里面用乌牛白马祭天地的方式，这是当时辽国契丹人的祭拜方式，从祭拜的方式就可以看出这个故事定型于北宋时期。而且因为故事形成的时候恰恰是游民大量形成的时期，是江湖艺人产生的时期，所以这个故事是江湖艺人最早讲给大家听的。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到结拜对于游民是第一位的事情，所以游民要维持这种关系，因此就不能把是非看得那么重要。  

《水浒传》有个主轴，也就是它的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是以梁山的是非为是非。梁山做的事，只要做了全都对，别人做就是错的。杀人的事情，只要是梁山杀的也全都对，其他人做的话不是贪官污吏，就是强盗。 

比如《水浒传》中生铁佛崔道成也是抢劫，但是梁山的抢劫就是好汉的行为，而崔道成就成了强盗淫棍。同样地，梁山给宿太尉很多钱却不是贪污受贿，但是高俅贪污就是坏蛋。因为宿太尉替梁山说话，所以他就是清官，他就是好官。 

这种判断，我们可以从《水浒传》里面鲜明地感觉到它的帮派性，而缺乏一般的理性精神。 

没有角色意识的游民 

游民社会的第四个特点是游民没有角色意识。儒家所构造的社会意识、文明规范在游民那里被冲垮或被冲淡了。古代中国没有其他文明形态，只有在宗法制度中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宗法文明。游民在脱离宗法网络的同时，也脱离了在宗法制度下所形成的文明。  

游民在社会中没有了角色位置，更缺少社会的尊重与监督，这样他们就不需要社会文明的规范，从而表现出赤裸裸的残暴与野蛮，毫不掩饰地追逐眼前的物质利益，容易流于极端主义并把传统文化非规范的一面推到极端。当求生存成为第一要义的时候，人性中的“恶”被充分调动了出来。那种因为追求赤裸裸的“利”所表现出的野蛮往往是不加掩饰的。  

当游民把这种文明否定的时候，那就成了一种野蛮，所以清代的史学家、汉学家钱大昕说，“以杀人为好汉”成了游民对生命的态度。 

反社会性、主动进击精神、强烈的帮派意识和角色意识的缺位，这四个特征构成了中国古代游民社会的基本面相，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走向。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传统的宗法体系和建国后形成的单位体系在底层解体，一些游民社会的特征也开始出现。因此，了解游民和游民社会，对了解中国历史的真相、中国社会的真相和趋势有着特殊的意义。 

 王学泰，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著有《游民文化和中国社会》。本文是王学泰先生2009年1月17日在《中欧商业评论》与“传习社·实践管理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系列人文讲座中的演讲节选，文稿未经本人审阅，标题为编者所加。

李慎之：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序

中国社会是一个什幺样的社会？中国文化是什幺样的文化？中国人的思想、心理是什幺样的思想、心理？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然而对开放、改革以来又热了二十年的研究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学者来说，可能还不会离开所谓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框架太远，认为中国大体上是孔孟教化下的“以仁为体，以礼为用”的礼仪之邦，是“亚洲价值”的摇篮与基地。……这些当然都不是错的，但是如果看了王学泰先生的这本书，可能会有一番新的思考。原来中国还有一个历来被文人学士忽视的游民社会，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但与官方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对立，而且还支配着半个中国，半部历史，还时时冒出头来一统天下。要如实地了解中国与中国社会，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思想，不看到这一些，不能认为是完整的。

学泰把这样的中国社会称作隐性社会，以与大家熟悉的显性社会相区别。我以为能把这样一个隐性社会发掘出来，使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研究，努力使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消解，是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而且也是我们无可回避的责任。这项工作无异乎“发现另一个中国”。

虽然学泰用力甚勤，搜罗极广，但正如任何一门学科开始建立时一样，还只是开了一个头，对中国游民社会的起源历史，特征与作用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发掘与发挥。当然，正是由于游民的性质，它所传世的文献，与历朝的官书不一样，是极其稀少的，所以研究的困难也是极大的。正如学泰所考证的那样，虽然游民的历史很悠久，活动很广泛，但是主要只有《三国》、《水浒》、《说唐》这几部书才能成为箭垛子式的作品，各朝各代进行各种活动的游民都把自己的经历、志趣、情怀往这几部书上堆。其它如关于瓦岗寨、薛仁贵、刘知远、赵匡胤……等的著作虽然也属于类似的套路，价值却低得多。要了解游民，要研究他们，就非得像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那样一砖一石、一点一滴去搜罗，去组织材料不可。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然而是大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它蕴藏着中国两三千年历史所谓一治一乱的谜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还指向中国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

近几十年来，出土文物之多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代，与游民问题有关的，如1973年在南通的一个墓穴中发现了一部明朝成化年间刊印的《花关索出身传四种》的唱本。其在文化上的价值（正统的文史学家或许会称之为“负面价值”）实在并不亚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花关索出身传》讲的是，汉末刘关张聚义之初，关羽、张飞各自到对方家里杀光了全家老小几十口人，以杜绝自己的“回心”，只是张飞还是手软放走了关羽的已经怀孕的妻子胡金定，后来生下了小英雄关索。关索长大后到荆州找到关羽要认父归宗，但是关羽不认，关索大怒便翻了脸威胁父亲，如果不依他，他就要投奔曹操，起刀兵来捉拿关羽等五虎上将。这个故事大概很刺激了学泰，因为这是完全违背中国人古往今来一体禀遵的“孝”的道德观念的。过去历来认为孝道是上下各色人等一无例外都不敢公开声言违背的，而游民意识之强烈竟能达到与正统意识完全对立的地步，也使我大吃一惊。但是后来与一些老同志说到此事才知道，就在刚刚过去的我们这场革命举事之初，也曾有过许多完全可以与之相比的“大义灭亲”的事例，目的也就是为的“绝了回心”。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这些使我懂得了与所谓儒家道德完全相反的思想与行为，实际上就存在于我们身边，我们这些拘拘小儒也迂腐得太可笑、太可怜了。

不能排除今后还会在什幺地方发现《花关索出身传》这样的材料的可能性。它肯定可以大大增进我们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认识。然而，守株待兔总不是积极的办法，我看今后要深入广泛地开展对中国游民文化的研究，除了注重文献以外，恐怕还要注重活材料的采访。我知道学泰最重视的是“游民意识”，我相信这样的意识还肯定地存在于我们的民族心理中。过去的学者没有足够重视，因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现在学泰已经有了一部著作，有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参考系，也就已经有了一个耳聪目明的优势，再进行发掘与研究，应该可以容易许多了。

学泰起了一个新名词叫做“游民知识分子”，有无数无名作家都可以归进这一类。只不知到现代才克享大名，而身世至今查不清的罗贯中、施耐庵、关汉卿这些人与之关涉到什幺程度。总之其中的品类是很不齐的，有的更多倾向于正统文人，也有充满游民心态，恨不得像李逵劫法场那样，抡起板斧排头向围观的老百姓头上砍去的。不知为什幺，这个名词使我想起现在已名满天下的敝同乡瞎子阿炳。从现在的电影上看，他已经是被套进了“革命加恋爱”的框框的进步人士了。但是六十多年前我做中学生的时候还能在无锡的崇安寺（相当于开封的相国寺和北京的隆福寺这样的地方）经常见到他，穿着极其破烂的衣服（无锡人叫做“拖爿挂块”），由一个烂眼边的老婆陪同，拉着二胡说唱故事。我倒没有听他讲过什幺“朴刀杆棒”，听到的全是通奸乱伦之类的新闻，形容入微，辞旨淫秽。因此，家里大人是不让听的，怕孩子坏了心术。但是他则因为听众多，当时物价又便宜，半天作场下来，不难得一醉饱。看了学泰的书，我几乎认为他就是一个游民知识分子。我总觉得这样的人现在还有，倘能细心访求，也许对研究古代的和现在的游民文化会大有裨益。

学泰把中国游民文化形成的上限定在宋代，因为他认为只有到了宋代，游民才大量产生。他当然要根据材料说话（即胡适所谓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而且他对唐文化与宋文化的差异，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唐文化是贵族文化，而宋文化是平民文化。但是我总觉得，既然《礼记》首着“游民”之称，《管子》又有“游食”之说，商鞅都慨叹“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中国游民的出现，其来源是否还能追溯得更远一些？陈胜吴广、黄巾赤眉到底只是纯粹的农民起义，还是也夹杂得有广泛的游民成分？即以宋代以前的五代十国而论，其开国之君几乎都是游民（简直不妨称之为流氓或痞子）的渠魁，他们造就了一个被欧阳修称之为“天地闭，贤人隐”的时代。再往前一点的黄巢，杀人如麻，也是一个游民之雄。虽然这些人就个人而论，都是“其兴也暴，其亡也忽”，然而他们的社会基础与心理背景依我猜想，都应该是“其来有自”。也许通过持续的研究，我们竟能开发出一部源远流长的中国游民谱系来，那对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意义就更大了。

我为什幺对游民问题这幺感兴趣？大约十年以前，“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有一股海外来的思潮，说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我们称做“极左思潮”）即导源于1919年“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但是我总觉得不会是如此。中国的老话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几个主流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能出头造反，领导革命已经很不容易了，难道还有能量把这种激进主义思潮推进到远远佚出一般社会常态之外，推进到三十年、六十年之后吗？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更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仅仅根据常识推论，中国革命的主体本来是农民战争，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最后成功都要靠一批游民勇敢分子和游民知识分子为其领袖。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会党”的力量，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会党不过是有组织的游民而已。当代的中国农民革命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斗争过程中，是不是也受到了根深柢固的游民意识的侵蚀与影响呢？

尤其刺激我的是：1971年林彪在温都尔罕坠机殒命以后，毛主席亲自出来批判。毛主席过去一再讲自己超过秦始皇百倍，这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了。这一次他老人家却讲到：“林彪说像我这样的人，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怎幺能这样说呢？不是有陈胜、吴广吗？不是有洪秀全、杨秀清吗？……”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只肯定陈、吴、洪、杨，许为同志，给我的印象极深，而且因此认为极左思潮的来源只能到中国社会的深处去找根子，单把眼光盯住几个知识分子，或者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的思想影响上都是远远不够的。

要研究游民问题，实际上不能不研究整个中国社会与全盘中国历史，学泰在这方面是下了大功夫的。他辨明农民、流民与游民的区别。然而因为游民实际上来自农民，而农民历来在中国要占到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他就不能不接触到在完成现代化以前中国社会变化一个不能逃避的问题，即人口增加与耕地不足的矛盾。这是中国历史所以脱不了二三百年一治一乱的大循环的根本原因。虽然学泰力图分清游民不是作为人口的主体的农民，而是完全被社会抛弃的“脱序”农民，然而游民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也许竟不在圣人贤人以下，因为按照五十年来流行的“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看，作为农民运动的先锋与渠帅的恰恰正好是游民中的勇敢分子与领导人。他们当上了太祖高皇帝以后不是一样要上“圣文神武”的尊号吗？

学泰对所谓农民革命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革命的精义在于进步，因此只有经济是否发展和社会是否进步才是衡量革命的尺度，并非只有暴力流血才是检验革命的试金石”。因此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富革命性的并不是如李自成、张献忠那样揭竿而起的造反者，而是江南一带勤劳致富和追求发展的农民。这样他就不但解释了杜亚泉所说的“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的原因，也指出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所在。这些都是极其精辟的论点。

学泰还研究了中国农业社会中的城市与市民同西方农业社会中城市与市民的差别，认为中国中古城市的存在与发展主要是由于存在着能够维持高消费的政治统治者，是以剥削和牺牲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为代价的，因此，中国的“城里人”与欧洲的自由城市的“靠工商业维持生存，享有特别的法律、行政和司法”的“市民”不能相提并论。“这种城市的发展必将迅速地拖垮整个的社会，并带来经济的崩溃”。因此，决不能“像某些历史学家那样一厢情愿地认为：它将使中国‘缓慢地走进资本主义社会’”。

这些都是学泰的重要结论，有助于澄清近年来流行的“中国在明末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糊涂观念。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进行更广泛深入的比较研究，从游民问题入手将可以大大地拓宽研究的视野。

学泰在本书中做了许多极有意思，也极有趣味的研究。游民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称做江湖。不过这个“江湖”与文人学士“处江湖则忧其君”的“江湖”是完全不同的，那里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朝不保夕，因此轻生忘死，所追求的只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有朝一日能“发迹变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他们没有原则，“有奶便是娘”就是原则。他们与法制完全是对立的，更不用说法治了。他们一方面显得很英雄豪迈，一方面也鱼肉良善，全不觉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们醉心的是无法无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组织起来，忠义堂上交椅却不容有丝毫差池。其纪律不但严格而且残酷，所谓“欺师灭祖，三刀六洞”。入盟都要发重誓：“五雷轰顶”、“万刀砍杀”。他们的最高规则，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义气”，有时也叫“忠义”或“仁义”。既然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幺朋友靠得住靠不住，全要看够不够义气了。代表义气的尊神就是“义气千秋”的关羽。这个本是游民出身的普通武将因为被历代游民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理想不断往他身上堆而地位越来越高，虽然也曾遭同是游民出身的赵匡胤与朱元璋两度贬黜，还是最后在顺治九年被皇上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后历代加封，名号越来越显赫，简直可以凌驾大成至先师孔夫子而上之。这在正统士大夫看来完全是荒唐无稽而不可理解的事情，学泰都一一令人信服地予地分析论证。

十来年前，我初闻大传统与小传统之说于台湾李亦园院士。我同他说，中国大传统的代表是孔夫子，小传统的代表是关王爷，他也很赞同。但是读了学泰的书，我自己却有些疑惑了。我们这个大传统底有多大，小传统又到底有多小呢？中国人今天得闻孔孟之教的真是凤毛麟角，但是崇拜关公的却不知凡几。倘到海外看，只要有华人处就不能没有关公。我到过澳大利亚的悉尼。华工开采过的金矿早已废弃无人了，唯一中国文化遗迹只有一座关帝庙。开放改革二十年来，中国人移居海外的越来越多，他们带向世界的，我怀疑也是关公多于孔子。研究中国，了解中国人的社会与思想，如果不理睬游民文化这个还活着的传统，能了解真正的中国吗？

学泰分析《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认为这两部书是游民的经典，从社会理想、人际关系、组织形式，以及一部分礼俗而言，两者都是他们模仿的对象。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也还流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是这是因为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三国气和水浒气是多了呢，还是少了呢？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即将出版）

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232-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