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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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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访谈:我们已经在末日中了

王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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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末日就是末日的一部分。

我们已在末日中了




斯拉沃热·齐泽克/文

王立秋/译



译自Slavoj Zizek: “Wir sind bereits mitten in der Apokalypse”, Frankfurter Rundschau, 16.06.2023. https://www.fr.de/kultur/gesellschaft/slavoj-zizek-wir-sind-bereits-mitten-in-der-apokalypse-92346380.html。采访者为迈克尔·赫斯(Michael Hesse)。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斯拉沃热·齐泽克,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我们时代最出众的思想家之一。著有《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等。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齐泽克先生,世界快完蛋了,我们还在只谈不做。我们是不是需要更多美德,才能拯救自然?


卡尔·马克思曾经写过: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他们还是做了。彼得·斯洛特戴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中对此做了一个很好的改写: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他们还是做了。今天,我们正在经历某种恋物癖式的否认:言不由衷地说一些东西。


怎么说呢?


看看威尼斯双年展或卡塞尔文献展上的各种项目吧。我不喜欢它们。你能在那里发现所有种类的政治正确:啊我们反欧洲中心主义,啊我们反殖民主义,啊我们都是资本的奴隶。但这意味着什么呢?没有任何意义,认同的政治/身份和取消文化是排除机制。确切来说,这些双年展恰恰代表着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事情,那就是,人们只说不做。我给你举个例子。


请讲。


你知道,我是强迫症的典型。我想避免一些事情,不让它发生。我做过一次精神分析,一共和分析师见了五、六次。我疯狂地说话,表现得极为亢奋,为的只是不给分析师时间向我提出真正的问题。我说话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如果你还记得2021年在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的话,那么你会发现,情况一模一样。说得很厉害,却什么也没变,我们在不做出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大说特说。甚至最激进的自我批评,也成了一张免费门票:只要你骂自己几句,那你就可以和以前一样该干嘛干嘛。


如果你是对的,那后果将是致命的。


我们正走向一场全球性的灾难。我看到了末日四骑士:AI、移民、全球变暖、战争会带来什么?我的悖论就在于此:面对末日的正确方式不是说我们还有选择,而是把末日当作事实来接受,因为如果我们只是观望、等待的话,那我们就输了。所以,我们应该行动。


听起来很悲观啊。


我在历史中看不到进步。我们不能再随波而流了,我们要踩刹车。达成目标的方式不是反资本主义,但必须有控制,就像在战时资本主义中那样。


受控制的资本主义?大国算是个榜样吗?


不。但你说到了一个深刻触动我的东西。大国在以错误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在一代之后,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活力充满热情,但(它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让人望而却步。怎样才能把活力和稳定结合起来呢?二代相信,他找到了答案。但许多人说,他从共走向了法。在二代垂死时,有人问他: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他说,是那个事情,派对必须掌权。他就是这么干的。大国能挺过金融危机因为它不完全民主。五代下,大国变成了新极权主义。但对于问题,他们看得比我们更清楚。今天的主要任务,是以一种非法西斯主义的方式控制资本主义。


关于民主,我比你更乐观。


我不再相信多党制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公权力来摆脱气候陷阱。我相信这点。


在历史上,那样的情况更常见,比如说罗伯斯庇尔的“美德的恐怖统治”。


“自由的敌人不配有自由。”对,我很欣赏罗伯斯庇尔。令人惊奇的是,在上断头台两个月前,他就知道自己完蛋了。我最近读到,实际上丹东真像罗伯斯庇尔一直声称的那样被英国佬收买了。这惊到我了。


回到末日。你在你的书中写到,实际的灾难已经发生,那就是我们,人民。海德格尔把人描述为灾难。


不止他,黑格尔也想到了灾难。你得这样想,在猿猴发展的过程中,有什么东西搞错了,这才有了我们。那是一场意外。不过,在这点上,我依然是一名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真正的出路是灾难。对我来说,灾难依然具有某种净化作用,它把我们归零,还原至某种零状态。与其说改变我们的行为,不如说改变我们自身。


所以,行动是必须的?


有时候什么也不做会更好,但有时候,你得用尽全力,这时,小的、精确执行的行动才是最好的。会带来奇迹。把目光转向美国,我欣赏伯尼·桑德斯。他代表包容的观念,他通过自己的政治获得人心。相较之下,取消文化和认同的政治/身份政治在排除人。但我们需要更加激进的措施。看看伊朗,女性的起义,那是个奇迹。那里爆发了某种非常特别的东西。这是真正的女性主义,不是那种使我们极化对立的女性主义。伊朗的例子说明了我们可以做什么。


你在书中不断呼吁要建立全球制度。


我称之为战时共产主义。别误会!我们不需要新的中央委员会。不应该搞鼓励腐败的全球性世界国家,我们需要真正的全球合作。在美加,气温升到了50度以上,不是因为在那里生活的人,而是因为不受这些国家直接影响的,极地漩涡的干扰。我们必须控制市场,就像我们在紧急状态下在其他领域做的那样。在英国,有鉴于该国的医保紧急状况,据说,应该像对待战争一样来应对这个危机。应该使用市场,但要有所管制,在国家的控制下用。


在你的书中,你谈到可能有一个充满恶意的精灵,有一个恶灵一直在欺骗我们。是他通过伪装组织我们行动吗?


对,像笛卡尔在谈到他的根本怀疑的时候说的那样,我怎么知道不是一个恶灵在欺骗我呢?我们在世界上的处境就是这样:我们怀疑大他者、科学、智慧、宗教。我们需要一种象征性的集体自杀。当黑格尔描述主体性最深处的内容的时候,他说到了世界之夜,意思是神秘主义。末日的威胁一直伴随着我们。黑格尔说,精神一开始是在空无之中。我们的理性绝望地试图把握真理之核。黑格尔的推测就是我们的现实。对他来说,是疯狂,在基本的本体论层面上构成了每个人的精神。今天我们到处都可以体验到这样的疯狂。我们必须直面失去理智的危险,跨过零点。我们必须继续走到头,因为为了活下去,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迄今为止一直美丽的生活。


政治气候也变了,要贯彻好的气候政策更难了。


我和斯洛特戴克关系不错,我们道不同,但他真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个右翼思想家。几年前他创造了一个奇妙的词:客观的社会民主。在被问到在他看来,二战后的最大成就是什么的时候,他回答说:客观的社会民主。这意味着以某种社会契约的形式确立的成就——社会民主的规范变成了我们宪政现实的一部分,比如说,医保系统或自由教育、福利国家。没人能挣脱它。今天做不到。我记得在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败给奥洛夫·帕尔梅领导的右翼党后的几年里,基本上什么也没变。右翼依然在这条客观的社会民主道路上走,依然采取同样的福利国家政策。民主需要社会契约。问题是,在一个反民主的时代,怎样拯救这些成就。你们危险了。


怎么说呢?


川普说的相当清楚了,要是他输了以后的选举,他是不会认的。他公开使用内战的语言。你还记得布什跟戈尔在弗洛里达州计票后的争端么?当时每个人都接受重新计票后的结果,而在今天,这种情况不再可能了。意识形态家班农想从右翼那边突破美国体制,他把自己描述为今天的列宁。大政治场域中的边界也在变化。莎拉·瓦根克內希特为普京的行动正名,然后,AfD很快就邀请她加入了。如果你认为风马牛不相干的就凑不到一处的话,那你就错了,因为他们就是凑到了一起。不管怎么说,我是不太理解。


真是糟糕的时代。


人们声称自己有权利为了自己祖国所谓的利益而把灵魂卖给恶魔。川普说选举是非法的,我们有权利拯救宪法。如果以后选举的结果不合他的意,他就不想承认。普京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认为为了赢得战争,必须做好实施暴行的准备。


所以(一切都变了,但)只有末日还在?


我们已经在末日中了。等待末日也是末日的一部分,因为它让我们动弹不得。末日这个术语本身就与启示概念相关。末日会迎来真相,知识中的启示。有些人说,东欧阵营的崩溃是末日,因为现在真相大白了:社会主义行不通,但自由主义可以。在冷战期间,哲学家君特·安德斯在面对核战威胁时谈到光秃秃的末日。和战后不会有新的帝国出现。那是纯粹的毁灭。有的只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的湮灭。等待我们的不再是福山的信条,历史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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